位於香港馬鞍山的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平日校規管理事無鉅細：校褲褲腳、校裙長度、至襪子顏色不對也會被抓；上課期間，學生如廁須攜帶「廁所卡」。這所被前教職員形容為「監獄模式」的中學，一個月前卻爆出令人瞠目的校園欺凌醜聞：課室裏，一名男生被數名同學用椅子困在地上，其校褲和內褲隨後被人脫下，露出臀部。這幾名男生一邊捂住被困男生的嘴巴，一邊左右扭他的耳朵，隨後又拍打被困男生的屁股。嬉笑聲不絕於耳，被打男生則發出狀似慘叫的聲音，扭動身軀，喊道：「別打了！」
2019年1月23日，載有上述畫面的影片被上載至Facebook，一時之間，輿論沸騰，質問「這究竟是一間怎樣的學校」。影片還陸續有來：類似的場境、相近的情節，同樣被按壓、擊打。警方拘捕涉案學生，年齡均介乎17至19歲，案件暫列「普通襲擊」。董之英校方則以書面回應，認為事件「不涉及任何欺凌成份，只是同學間過火的嬉戲」。觀者無不嘩然，紛紛質疑校方的處理手法。
董之英中學是香港有「學界巴塞」美譽的足球學校，同時又是一間Band 3學校（香港民間以中學收生成績分為三個級別，Band 1為第一級別，屬最佳），讀書環境口碑不佳。事後，來自學生的兩種聲音在媒體上互相交纏：曝光影片者、舊生葉杰鴻稱自己亦曾被片中同學欺凌；有目擊者則稱事件實屬嬉戲，不解曝光者動機。
處理校園欺凌是一個亙古難題，很多教育工作者、研究者都給出過不同理論和解決方案。在理論以外，端傳媒訪問了曾在董之英工作的教職員、「欺凌者」的同班同學及片段曝光者葉杰鴻等，希望將老師、學生在學校裏的生存實況，呈現給讀者。
教職員詩雨：董之英中學是一個「異世界」
「在董之英工作的那幾年，就好像去到一個『異世界』。我以前上的是好學校，人生中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世界。」詩雨笑著感歎。
詩雨曾在董之英中學當教職員。她年輕，笑聲爽朗，充滿活力，是那種可以與學生打成一片的人。
剛見到懷疑集體欺凌的片段時，詩雨並沒什麼感覺，她幾年前離開學校，不認識片中人物，在Facebook也不怎麼見其他舊生、舊同事討論這新聞。倒是身邊朋友感到氣憤：「『過分嬉戲』？校長你試一下讓我『過分嬉戲』？」她理解這份正義感，卻認為不能用「正常社會的標準」，來衡量董之英的世界。
「我會說，這是Band 3中的Band 3學校。」
對她而言，董之英中學的一天，應該是從忙著檢查髮型校服、以及打電話查問缺課同學開始的。襪子顏色不對，褲腳改成窄腳褲，裙子不過膝蓋……訓導組的老師們站在學生必經的樓梯旁平台處，一個一個仔細檢查。
捉到不符合著裝標準的同學，訓導老師就訓話：「喂！你又係咁樣嘅？下次唔好了喎！（你又這樣？下次別這樣了！）」「喂，講咗幾耐啦，搞咗咁耐都未搞到！（說了多久了，折騰這麼久都沒做好！）」學生則「嗯嗯哦哦」不耐煩地回應：「哎呀得啦，聽日就改啦！（好啦明天就改啦！）」然後老師回敬：「係咪呀！講咗成個月啦！（是不是真的呀！說了一個月了！）」
這樣《逃學威龍》式直白又帶點頹廢港味的對話，每日在董之英循環進行。師生之間並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般正經嚴肅，而是亦師亦友，話語中那種不耐煩其實又帶著些許親近的意味。
學校對學生有著非同尋常的管控要求，不僅體現在襪子顏色上，更體現在「廁所卡」——學生在上課期間如果要上廁所，須獲老師批准並領取一張「廁所卡」。「廁所卡」是學校自己印製的，普通卡紙燙上一層膠，蓋上學校印章，寫著「學校許可」。學校聘請退休的前紀律部隊成員，負責在走廊巡查，如果學生上課期間在走廊裏遊走被截查，須出示「廁所卡」才能免於責罰。「管得很嚴，可能怕同學去廁所抽煙吧。」
她形容學校是「監獄模式」。儘管如此，詩雨的同事們還是經常在經過廁所時聞到裏面的煙味。
還有一段時間，學校甚至在放學後集會期間給同學們念《弟子規》，以此進行訓話。學生們就這樣排好一條條隊，站在禮堂裏聽著台上的老師念古文。「學生根本不會聽啦！」
在如此嚴格的校規之下，欺凌的情況有否受到控制？詩雨說，在她工作期間，沒親眼見過欺凌事件，而且通常嚴重的欺凌事件也不會發生在老師面前，「他們看不到，所以不理。」
「捉襪子顏色、捉廁所抽煙，都是家長式的管理。他們可能覺得收拾好紀律就可以了，其他事情（欺凌）也會改善。對他們來說，設定規則就可以解決問題。」
詩雨認為，校內日常的打鬧，難以界定是否屬於「欺凌」。「之前學校不是說只是『過分嬉戲』嗎？其實學校真的整天出現這種情況，學生輪流玩來玩去。如果被欺凌的人覺得是欺凌，那當然是欺凌；但如果被欺凌的人覺得沒問題，那你可以說什麼呢？」
當被欺凌的同學同時也參與對別人的欺凌時，詩雨感到更動搖：「今天他在小食部買完東西被人搶，明天就到他去搶別人的小食。也試過全班一起圍著笑一個同學，可是第二天，全班笑第二個人時，昨天被笑的那個學生又會參與，一起去笑別人。」
除了難以界定欺凌行為，詩雨認為，老師介入欺凌事件的方式也與「好學校」不一樣。
「用『罰』的方式，是無法教育他們的。」詩雨說，「記小過、見家長、寫道歉信，對Band 1學生來說，好大件事。他們會哭著求你，能不能寫完道歉信就不要記小過。但對於董之英學生，罰他，又怎樣？」
「他在外面的案底，可能比你給他記的小過更厚。對他們來說，無牌駕駛上法庭，都比你說他打人記小過更嚴重。」
詩雨和部份老師都與學生關係較好，她選擇「搭膊頭」（賣交情）的教育方式。「知道有些同學可能被人欺負，我們會叫那些欺負人的學生：『哎你哋唔好蝦佢啦！（你不要欺負他啦！）』或者『哎你有冇幫我睇住佢呀？（你有沒有幫我照顧好他呀？）』」據她所說，這些學生會因為和她關係較好，知道她不喜歡他們欺負別的同學，而真的減少這種行為。這些同學會說：「得啦，好咯，唔搞佢咯（不欺負他咯）。」
與學生的熟稔關係，同時也影響她介入欺凌事件。有一次，詩雨遭低年級生呼喝，與她相熟的高年級學生看見了，先過來斥責不禮貌的學生，再告訴詩雨：「不用怕他，之前我們把他褲子脫光，抓住雙腳倒吊在垃圾桶上！」他還具體形容說，若對方回應得不合心意，就鬆手把他扔進垃圾桶。
詩雨既驚訝又不知該如何反應，當下只說：「幹嘛這樣玩別人！如果是你被戲弄可不可以？」
「事情是過頭了的。但在那種場景下，難道我報警拉他嗎？那一刻我可以怎樣呢？我那一刻是，我是沒什麼可以做的……因為他是看到我被羞辱，才告訴我。我再嚴厲訓斥他嗎？」
「其實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我真心這麼覺得。」她在訪問中重複了四五遍。她說，這些平時欺負人的學生，每次見到她捧著功課，都會衝過來幫忙拿、幫忙開門，閒時會協助她做壁報。這些學生當中，也有人想把英文學好，主動找她補習；她也曾寫信鼓勵不願來考試的學生，不要放棄自己。
她笑起來，說：「他們真是很可愛的人啊。」
同班女生莉莉：大家都知道其實是玩的
莉莉（化名）說她第一次看到新聞片段時笑了出來。
「如果不明白我們的語境，應該笑不出來吧。」她說，「你要和他們相處過，才會知道他們玩的方式就是這麼瘋的。」
片中男生不是在慘叫嗎？「其實他們很喜歡用誇張的聲音和表情，比如大叫『啊～我死了！』或者你推他一下，他就應聲倒地。他們很喜歡『扮嘢』，甚至淫叫一下那樣。」她咯咯地笑了起來。
莉莉今年19歲，3年前因為被同學欺凌，轉校到董之英中學，剛好成了班裏唯一的女生，被曝光影片裏的人都是她的同班同學。
「三段片都是同一班人，玩法都差不多，性質也都不是欺凌。」她肯定道。
莉莉在看到流出的片段後，立即去詢問同學發生什麼事。「大家說是玩的性質，完全沒有欺凌。被用椅子困住打的同學X也是這麼說的。X那天生日，大家才玩過火，把他褲子脫了。」
為證明她的話，莉莉出示一則據稱來自X的短訊。短訊裏，X自稱是「董之英疑似欺凌事件其中一條片的『受害人』」，他指希望澄清事件並非欺凌，而是「圍內相熟的同學一向都以這種打打鬧鬧的方式互相整蠱（戲弄）」，又指片段中大家玩到忘形，沒想引起如此嚴重後果。
莉莉解釋，因為警方拘捕了這些同學，怕妨礙司法公正，他們都不敢出來向公眾解釋事件。「現在保釋後，他們又不想再撩起事件熱度。但我自己想出來說清楚真相。」
影片中的那幾個男生，在莉莉眼中「沒有外面的人說得那麼壞」。當初剛轉到董之英的她，一度患上抑鬱症，但同學常常主動找她說笑。每日看他們打打鬧鬧，她的心情放開了許多。
「如果我沒有和他們相處過，沒有在這間學校讀過書，我也許也會以為影片真的是欺凌。」
她形容男生們每日嬉笑打鬧，有時老師見到覺得比較過份的時候，就會對他們說「喂！別玩這麼過火啦！收手啦！」
在莉莉的印象裏，曝光影片的葉杰鴻以前也曾和大家一齊整蠱別人，「玩得很開心」。有一次「射馬紙」（用橡皮筋射紙團），結果葉同學被射中的時候就哭了，大家都呆住了。
對於葉同學曝光片段，莉莉說，「他的做法沒辦法解釋，他的想法也很難令人理解。」
「這群男生真的不壞，他們只是貪玩而已。」
吹哨人葉杰鴻：再生活在這種環境裏，人都想要自殺
曝光片段的葉杰鴻，早已在一年多前轉去外國唸書。在莉莉眼中看來與大家關係不錯的他，告訴記者：「再生活在這種環境裏，人都想要自殺。」
在2016年秋天，葉杰鴻從一間Band 2學校，轉學入Band 3的董之英，希望成為一名職業足球員。轉校不久，葉杰鴻就觀察到班裏的同學以玩樂的方式欺凌別人。他曾見到同班男生隨機把其他班的學生拉進自己的課室裏，「用垃圾桶套住你的頭，不讓你知道誰打你，然後全班人一齊打你。老師進來的時候才停手，老師什麼都看不到。」他也見過同學欺負低年級學生，「用凳子困住他，之後踢打他。」
「周圍的同學會在旁起哄，有一部分人下手打了之後，其他人就會有這種慾望出來，最後發展成班上每個人都會參與。」
他不敢跟老師講，因為「恐懼」。「其他同學很快就能查出是誰講的。其實老師都比較縱容這些行為，不怎麼理。」
來董之英一個月後，葉杰鴻也成了被打的對象。
「那次被選中了。」他說，「那天打完所有要打的人之後，就剩我沒有被打過，就選了我。」
葉杰鴻說，自己被幾個同學抓住雙手，按在牆上，掙扎不得，就已經開始被打。「當我是個球，一腳踢過來。後來手腳並用。」拳頭飛腳落在身上，幾個打人者歡呼起哄，「像演唱會那樣」，班裏其他同學就坐在位置上，還有兩三個同學走近他，「望著」。
那一刻，葉杰鴻感覺自己「已經明白這家學校的潛規則」：「想在這裏生存就必須配合他們。」
他感覺很痛，心裏很害怕，叫同學住手，但不敢罵他們，怕被打得更重。被打過後，他去找班主任反映，說班上人打得他全身痛，請他幫忙和訓導主任說一下情況。班主任答應會找訓導主任處理，當下也沒有安慰他。等訓導主任了解情況後，整個班的人就被留在禮堂，聽訓導主任講話，叫大家不要再做這種事。葉杰鴻當時就想，為什麼自己要告訴老師，「好像這樣我更危險了。」
一段時間後，葉杰鴻卻和這些欺負自己的同學們關係好了起來，這源於一場「儀式」。
「他們當時在打人，過來問我，有沒有興趣一齊來打幾拳？我就做戲，裝模作樣打了幾拳。他們就開始把我當朋友了。」
「為了自保，雖然有一點自私，但為了不被打太多，還是要先合群。」他說。
和打人的同學們成為朋友後，葉杰鴻說，自己挨打的次數從一個月五次，變成一個月兩次。他會和他們聊天、吃飯，他們也會主動叫他一起吃飯。「我有想過，為什麼朋友之間要打來打去？他們會自己人打自己人，之後還有說有笑。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玩法。但在我看來，當你被當做沙包來打，這其實叫欺凌。」葉杰鴻不喜歡這種玩法，也曾對同學說「下次打的時候別這麼大力」，同學說「好啊」，但無濟於事。
不僅如此，他稱自己還要參與同學們的「打人活動」，但會用各種理由逃避，「說自己肚子疼，去廁所，不舒服。」有時候他會用話語鼓勵同學打人，「讓他們知道我是他們那一邊的。」
「迫於無奈才這樣做，完全不想在這種環境下生活。好像監獄，好想快點離開。」他說，「心裏不好受，好愧疚。覺得自己很軟弱。」
「我心裏很迷茫，既被打，又和他們是朋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葉杰鴻看到打人的同學和老師比較熟，「老師都知道他們做的事情，和老師講沒用的。」在他看來，「整個學校管理層都對這些事見怪不怪，老師上交報告，沒什麼用，不如安靜上課，教完功課就算。」他記得有比較正直的老師會向訓導主任報告，但一般老師都「不怎麼管」。「有的老師會很大聲責罵，說為什麼搞這些欺凌的事，但他又不是抓那些人出來罵，是連著整個班一起罵的。」
這次從國外回香港放假，葉杰鴻說，因為希望在大眾輿論壓力之下，學校可以正視欺凌問題，而選擇把在同學群組裏看到的打鬧影片公布。影片裏的八位同學隨後被捕。
記者問：「你覺得你和他們，算是真的很好朋友嗎？」
葉杰鴻：「不算。」
「他們會覺得你和他們算很好朋友嗎？」
葉：「他們當然覺得是啦。」
「會不會好恨他們呢？」
葉：「現在不會啦。」
「以前呢？」
葉：「真的好討厭。」
「有教職員說，覺得大部分同學其實都心地善良，是好人。」
葉：「其實她應該從一個學生的角度代入去思考。他們不會知道我的痛苦，只有我知道。」
「校園欺凌零容忍」，能接住被欺凌者嗎？
從董之英中學畢業多年的舊生鍾健華，憶起2008年剛轉入董之英時，仍見到有老師嚴肅處理欺凌事件，奈何沒什麼結果。
他曾目睹午膳時間，數名學生將飯盒倒進一名同學的書包裏，再把他的書包扔到樓下。同樣的情況多次重複，兩星期後，六名訓導老師掐準時間，衝進班裏，「人贓俱獲」。老師們當場詢問在場學生，有沒有看見誰是欺凌者，迎接老師的是一片沉默，無一人敢回答。健華內心也有掙扎，但想到當場指出「其實也沒什麼分別」，他寧願選擇事後再私下告訴老師。
在這段回憶裏，訓導老師們其實大概了解誰是欺凌者，會把他們叫去辦公室分別訓斥，但同樣的欺凌事件並不因此而停止。「當年的老師很想懲罰他們，他告訴我，最嚴重試過想報警。」健華說。後來，他感覺告訴老師也沒有用，便沉默下去了。
「董之英中學本來有很多機會去改變，但現在已經遲了，整個氛圍和體制都敗壞了。這是整個管理團隊要負責的。」有10年訓導經驗的Band 3中學老師郭錦強（化名）如此說。他認為，即使不談欺凌的定義，只要老師判斷學生行為屬於不恰當，就應該介入。「現在，老師在學校好像去打仗一般，同學回學校好像進修羅場似的。老師靠與學生熟絡的關係，讓學生『賣人情』，以此解決欺凌問題，學生從中學到的是什麼？就是如果今天說這話的不是這個和我熟絡的老師，那麼我就不用給面子。」端傳媒向董之英中學查詢跟進影片的情況及處理校園欺凌的機制，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2017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調查報告指出，2015年，香港15歲學生受到的校園欺凌情況在7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一，最為嚴重，有多達32%受訪者表示曾於一個月內被同輩多次欺凌。如此數字之下，教育局應對校園欺凌問題的工作情況如何？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事件曝光後稱對欺凌「零容忍」，端傳媒向局方查問處理校園欺凌的機制，發言人回覆，學校須按教育局流程跟進事件，有需要可向局方尋求協助，局方會按事件性質，決定需否直接調查、處理和跟進。端傳媒再追問教育局介入事件的機制，局方回覆承認，在「校本管理」下，需要為學生問題負責的是學校自己本身，學校也無需向教育局匯報欺凌個案的詳情。
換言之，教育局給出了處理欺凌事件的指引，但具體如何執行，制定何種流程，均由學校自行決定，亦無需強制性向教育局通報情況。
翻查教育局提供給學校處理校園欺凌的資源——《和諧校園齊創建之「校不容凌」》資源套，共35頁，最初在2004年由前教育統籌局推出。對於這份文件，防止虐待兒童會前總幹事雷張慎佳就向記者表示：「15年過去，我們這些紙上的內容，有否觸碰到他們真正的需要？」她還指出，教育局指引並沒提及校園欺凌的法律問題。「香港不是沒有法例，但是沒有專門針對校園欺凌的法條，只用關於人身傷害等法例去處理。」她表示海外已有國家發展出較完善法例，例如加拿大就有針對欺凌的專門法例，甚至在2013年推出針對網絡欺凌的Cyber Safety Act。
在「校本管理」、學校無需向教育局強制性通報欺凌個案的政策下，感覺曾遭受欺凌的葉杰鴻，選擇自己向媒體曝光同班同學平日打鬧的影片。
8名被捕的董之英學生，現已保釋候查。葉杰鴻收到來自自己所曝光的第一段片段的拍攝者的WhatsApp語音：
「……就算他們對你做了什麼，起碼我沒做過啊。你不要對我們這樣啦。其實本來想找你一起出去吃飯的，突然怎麼就這樣了……是你主動找我們一起吃飯，怎麼突然又這樣……」
葉杰鴻說：「這次爆料，連累了他（拍片者）……但他沒怎麼打過我。」
「有時候想，我是不是真的做錯了呢？」他在夜色裏問。
（尊重受訪者意願，詩雨、莉莉及郭錦強皆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郭芷甄、徐涵對此文亦有貢獻。）
其實是不同的視角,看到不同的景象。老師看到學生們體貼他人的時刻，卻沒看見/沒有認真去注視玩得過了火時的他們。學生們在嬉玩中模糊了與他人之間的身心界線，以「玩下啫」為由，不意間便過火到將肢體暴力也視為玩的一種儀式，未問過對方便自動以為這約定俗成人人都早已接受，以為不會造成傷害。一部份其實會介意的學生在此氣氛下，既無力反抗亦無勇氣道出心聲，只能表面順從，而內心一直厭惡。
所以是溝通不良與沒有教識學生好好尊重別人的問題：肢體暴力/一些近乎羞辱的行為有時的確未必有着惡意，的確可以是嬉鬧中所為，但前提是彼此其實尊重彼此意願，知道對方可以接受；但偏偏學校任由學生似有默契般肆意侵犯他人界線，不去教導他們尊重別人，其實責無旁貸。
不要以為只有 band 3 學校才有欺凌。Band 1 學校的學生更聰明，也更惜身，但欺凌本性困不住。因此很多時是精神上的欺凌。杯葛、冷言冷語、集體排擠等層出不窮，被欺凌者的痛苦不會比肉體欺凌小。但學校怕損壞校譽影響收生甚至殺校不願處理，文中女老師因學校沒有支援那種無奈甚至認同而未有介入令事情惡化，加上學生無知以為是玩（當然也是因為學校沒有教），眾多因素集合才會弄到這般田地吧。
欺凌一直存在，也随处都在。
越小的年纪，我觉得越能见到人性。曾经看到姐姐的孩子，因为和旁边的小孩争东西，尚不会说话的他直接就奔着眼睛打了过去。最终幸好最终没酿成大祸，孩子对于大人的教训也是一脸懵。
回想自己小的时候，欺负过别人，也被人欺负过。没有受到足够教育的孩子，也许真的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有多大的伤害。
长大了，可能肉身上的欺凌不会再有，反手就转到了职场和生活中。很无奈，也很现实。
這篇報導,令我對「校園欺凌」想了兩天。
其中一個自我提問是:「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街上,又如何？」
我相信受害者應會報警求助吧!(或相應地欺凌者不會那麼放肆吧。)
如此：「被欺凌者在班房被打，身體受傷害時,為何不會報警？」
或曰：「當身在校園、身為學生,法例對個人的保障可以係去到哪裏？」
「學生公民」這個概念該如何理解？
我能接受校園當中某些人會對另一些人冷待（總不能勉強人要跟另一人作朋友），當然我也不是否認精神暴力對人也可以有很大的傷害，只是這方面我暫且按下不表。
但起碼，當有人開始擅取屬於別人的東西來破壞（那是偷竊／破壞他人財物？），或是有明確的肢體暴力出現；受害者可以依賴甚麼來尋求公道、獲得保護，並使施虐者付上責任與代價？
在社會上通行的法律，為何不能成為他們的保護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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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確是一直都存在，但唔會凡香港土生土長的學生都一定見過和經歷過。band 1學校就算有欺凌也會做得乾手淨腳，唔會做一些違反校規的事，最多也就是集體排擠、杯葛某些人，老師要察覺也難。只要你不是讀最差的Band 3學校，根本唔會係學生都知道、認識這種事情。因為只有對升學和學習完全無興趣的學生先會有時間去做這些事情。稍為好點的Band 3學校，只要訓導做得好，根本唔會讓這種事情變成日常閒事。校內部分有心向學的學生還是能好好讀書，無心向學的要搞破壞也只在校外搞。無錯，科技發達會讓事情更容易曝光，但唔代表這種事是香港學生的家常便飯。事實上，只是少數最底邊學校才會這樣。這些非典型學生生活視之為常見的東西正正就是為什麼這間學校會這樣處理的原因。
這些事情根本一直都存在，有哪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學生沒有見過、沒有經歷過？任何學生都知道、認識這種事情，只不過科技發達，事情更容易曝光。好了，卑鄙的大人，出來面對吧。
似乎大学bully要少很多
在有得揀（即使不附和也不會有任何負面影響）的情況下選擇了這樣的校園生活，才能談論是否「自願」吧？
都已经成了修罗场，学生被脱裤子、被塞进垃圾桶、被拍摄裸露视频上传、被迫加入打人团伙，居然还说这只是自愿的嬉戏玩闹？肮脏的环境把人逼成疯子，并不代表环境和人都是正常合理，很明显学生都是为了自保才加入霸凌声称自愿，因为没有来自师长的帮助才被迫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师长反而说他们是乐在其中，这还算人吗？
大陆文革中被被镇压虐杀的人也做过检讨忏悔，土改被枪毙的地主死前都向人民谢罪，合着他们也是自愿被杀、心甘情愿吗？
在受害者的自愿情况下造成的伤害能否被界定为伤害？个人倾向于私密环境下不需要上纲上线，但发生在公开场合的话这就不仅仅是加害者和受害者私人协定或游戏的问题，因为这是有社会影响的。如果公然施暴并主张受害者也认可暴行就可以逃脱惩罚，那完全可以靠威胁受害者来逃脱所有惩罚啊……所以不应该说“受害者也觉得是打闹”就可以轻轻放过才对。
记得50度灰电影里有片段，玩“游戏”前要签个协议，声明哪些游戏可以玩，让被欺凌的同学事先在老师公证下签个协议，这就算正常游戏吧。否则就该有一起事件发生就严肃处理一起。
教职员认为难以界定“欺凌”，是因为她将人作为界定的对象，而不是对单独的一个行为进行界定。如果有学生认为自己受欺凌和欺凌别人是玩闹行为，那么很应该审视该校的规则。上厕所需要凭证？看起来苛刻，实则有些侮辱学生。如果一间学校不能尊敬其学生，如何苛求学生懂得尊己尊人？
在新加坡成长的我，觉得或许这点香港和新加坡有些相似之处 – 把学生，学校分级; 好学生好学校都分得清清楚楚，而资源和社会态度也跟着看学生看学校。这样是否让在不好的学校的学生更加觉得自己被社会遗忘？在积极忙着爬上社会阶梯的香港和新加坡是否也更加容易把这些孩子忽略，觉得他们的事情都是咎由自取？
如果是，那探讨这个话题是否也该延伸到我们如何看待所谓“不好“的学校？
有的也许真的是玩，于是有人就把夹杂在玩耍中的欺凌也当成了玩。
这不能称为朋友，这只是羊群在从众
不觉得受害者对行为认知会改变”嬉闹”和”欺凌”的定性。就像如果我们活在一个每一个十四岁以下的女性同学都会被猥亵甚至发生性行为的环境里面，同学也不会觉得这是过分的行为，那这是否意味着这些行为就不应当被制裁呢？我认为不意味着，因此我认为羞辱性，殴打性的行为就应该定性为欺凌，程度可就动机有不同判定，并在此基础上毫不手软地严肃制裁这些行为。
人性本惡，欺凌一直存在，分別只在於彰之於表以物理行為表達，或是行於暗中以言語，氛圍為表達。覺得校園欺凌是嚴重問題的原因，是我們預設了孩童是無知和善良？還是因為涉及肢體所以嚴重？我讀的也是好學校，甚少暴力，但不代表我們是善類，只是大家會計算後果。結黨、言語、杯葛、孤立、欺笑一樣會發生。有教化過才會懂得展現善良，善要比惡來得複雜，他們只是表現最原始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