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香港马鞍山的仁济医院董之英纪念中学，平日校规管理事无巨细：校裤裤脚、校裙长度、至袜子颜色不对也会被抓；上课期间，学生如厕须携带“厕所卡”。这所被前教职员形容为“监狱模式”的中学，一个月前却爆出令人瞠目的校园欺凌丑闻：课室里，一名男生被数名同学用椅子困在地上，其校裤和内裤随后被人脱下，露出臀部。这几名男生一边捂住被困男生的嘴巴，一边左右扭他的耳朵，随后又拍打被困男生的屁股。嬉笑声不绝于耳，被打男生则发出状似惨叫的声音，扭动身躯，喊道：“别打了！”
2019年1月23日，载有上述画面的影片被上载至Facebook，一时之间，舆论沸腾，质问“这究竟是一间怎样的学校”。影片还陆续有来：类似的场境、相近的情节，同样被按压、击打。警方拘捕涉案学生，年龄均介乎17至19岁，案件暂列“普通袭击”。董之英校方则以书面回应，认为事件“不涉及任何欺凌成份，只是同学间过火的嬉戏”。观者无不哗然，纷纷质疑校方的处理手法。
董之英中学是香港有“学界巴塞”美誉的足球学校，同时又是一间Band 3学校（香港民间以中学收生成绩分为三个级别，Band 1为第一级别，属最佳），读书环境口碑不佳。事后，来自学生的两种声音在媒体上互相交缠：曝光影片者、旧生叶杰鸿称自己亦曾被片中同学欺凌；有目击者则称事件实属嬉戏，不解曝光者动机。
处理校园欺凌是一个亘古难题，很多教育工作者、研究者都给出过不同理论和解决方案。在理论以外，端传媒访问了曾在董之英工作的教职员、“欺凌者”的同班同学及片段曝光者叶杰鸿等，希望将老师、学生在学校里的生存实况，呈现给读者。
教职员诗雨：董之英中学是一个“异世界”
“在董之英工作的那几年，就好像去到一个‘异世界’。我以前上的是好学校，人生中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世界。”诗雨笑著感叹。
诗雨曾在董之英中学当教职员。她年轻，笑声爽朗，充满活力，是那种可以与学生打成一片的人。
刚见到怀疑集体欺凌的片段时，诗雨并没什么感觉，她几年前离开学校，不认识片中人物，在Facebook也不怎么见其他旧生、旧同事讨论这新闻。倒是身边朋友感到气愤：“‘过分嬉戏’？校长你试一下让我‘过分嬉戏’？”她理解这份正义感，却认为不能用“正常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董之英的世界。
“我会说，这是Band 3中的Band 3学校。”
对她而言，董之英中学的一天，应该是从忙著检查发型校服、以及打电话查问缺课同学开始的。袜子颜色不对，裤脚改成窄脚裤，裙子不过膝盖……训导组的老师们站在学生必经的楼梯旁平台处，一个一个仔细检查。
捉到不符合著装标准的同学，训导老师就训话：“喂！你又系咁样嘅？下次唔好了㖞！（你又这样？下次别这样了！）”“喂，讲咗几耐啦，搞咗咁耐都未搞到！（说了多久了，折腾这么久都没做好！）”学生则“嗯嗯哦哦”不耐烦地回应：“哎呀得啦，听日就改啦！（好啦明天就改啦！）”然后老师回敬：“系咪呀！讲咗成个月啦！（是不是真的呀！说了一个月了！）”
这样《逃学威龙》式直白又带点颓废港味的对话，每日在董之英循环进行。师生之间并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般正经严肃，而是亦师亦友，话语中那种不耐烦其实又带著些许亲近的意味。
学校对学生有著非同寻常的管控要求，不仅体现在袜子颜色上，更体现在“厕所卡”——学生在上课期间如果要上厕所，须获老师批准并领取一张“厕所卡”。“厕所卡”是学校自己印制的，普通卡纸烫上一层胶，盖上学校印章，写著“学校许可”。学校聘请退休的前纪律部队成员，负责在走廊巡查，如果学生上课期间在走廊里游走被截查，须出示“厕所卡”才能免于责罚。“管得很严，可能怕同学去厕所抽烟吧。”
她形容学校是“监狱模式”。尽管如此，诗雨的同事们还是经常在经过厕所时闻到里面的烟味。
还有一段时间，学校甚至在放学后集会期间给同学们念《弟子规》，以此进行训话。学生们就这样排好一条条队，站在礼堂里听著台上的老师念古文。“学生根本不会听啦！”
在如此严格的校规之下，欺凌的情况有否受到控制？诗雨说，在她工作期间，没亲眼见过欺凌事件，而且通常严重的欺凌事件也不会发生在老师面前，“他们看不到，所以不理。”
“捉袜子颜色、捉厕所抽烟，都是家长式的管理。他们可能觉得收拾好纪律就可以了，其他事情（欺凌）也会改善。对他们来说，设定规则就可以解决问题。”
诗雨认为，校内日常的打闹，难以界定是否属于“欺凌”。“之前学校不是说只是‘过分嬉戏’吗？其实学校真的整天出现这种情况，学生轮流玩来玩去。如果被欺凌的人觉得是欺凌，那当然是欺凌；但如果被欺凌的人觉得没问题，那你可以说什么呢？”
当被欺凌的同学同时也参与对别人的欺凌时，诗雨感到更动摇：“今天他在小食部买完东西被人抢，明天就到他去抢别人的小食。也试过全班一起围著笑一个同学，可是第二天，全班笑第二个人时，昨天被笑的那个学生又会参与，一起去笑别人。”
除了难以界定欺凌行为，诗雨认为，老师介入欺凌事件的方式也与“好学校”不一样。
“用‘罚’的方式，是无法教育他们的。”诗雨说，“记小过、见家长、写道歉信，对Band 1学生来说，好大件事。他们会哭著求你，能不能写完道歉信就不要记小过。但对于董之英学生，罚他，又怎样？”
“他在外面的案底，可能比你给他记的小过更厚。对他们来说，无牌驾驶上法庭，都比你说他打人记小过更严重。”
诗雨和部份老师都与学生关系较好，她选择“搭膊头”（卖交情）的教育方式。“知道有些同学可能被人欺负，我们会叫那些欺负人的学生：‘哎你哋唔好虾佢啦！（你不要欺负他啦！）’或者‘哎你有冇帮我睇住佢呀？（你有没有帮我照顾好他呀？）’”据她所说，这些学生会因为和她关系较好，知道她不喜欢他们欺负别的同学，而真的减少这种行为。这些同学会说：“得啦，好咯，唔搞佢咯（不欺负他咯）。”
与学生的熟稔关系，同时也影响她介入欺凌事件。有一次，诗雨遭低年级生呼喝，与她相熟的高年级学生看见了，先过来斥责不礼貌的学生，再告诉诗雨：“不用怕他，之前我们把他裤子脱光，抓住双脚倒吊在垃圾桶上！”他还具体形容说，若对方回应得不合心意，就松手把他扔进垃圾桶。
诗雨既惊讶又不知该如何反应，当下只说：“干嘛这样玩别人！如果是你被戏弄可不可以？”
“事情是过头了的。但在那种场景下，难道我报警拉他吗？那一刻我可以怎样呢？我那一刻是，我是没什么可以做的……因为他是看到我被羞辱，才告诉我。我再严厉训斥他吗？”
“其实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我真心这么觉得。”她在访问中重复了四五遍。她说，这些平时欺负人的学生，每次见到她捧著功课，都会冲过来帮忙拿、帮忙开门，闲时会协助她做壁报。这些学生当中，也有人想把英文学好，主动找她补习；她也曾写信鼓励不愿来考试的学生，不要放弃自己。
她笑起来，说：“他们真是很可爱的人啊。”
同班女生莉莉：大家都知道其实是玩的
莉莉（化名）说她第一次看到新闻片段时笑了出来。
“如果不明白我们的语境，应该笑不出来吧。”她说，“你要和他们相处过，才会知道他们玩的方式就是这么疯的。”
片中男生不是在惨叫吗？“其实他们很喜欢用夸张的声音和表情，比如大叫‘啊～我死了！’或者你推他一下，他就应声倒地。他们很喜欢‘扮嘢’，甚至淫叫一下那样。”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莉莉今年19岁，3年前因为被同学欺凌，转校到董之英中学，刚好成了班里唯一的女生，被曝光影片里的人都是她的同班同学。
“三段片都是同一班人，玩法都差不多，性质也都不是欺凌。”她肯定道。
莉莉在看到流出的片段后，立即去询问同学发生什么事。“大家说是玩的性质，完全没有欺凌。被用椅子困住打的同学X也是这么说的。X那天生日，大家才玩过火，把他裤子脱了。”
为证明她的话，莉莉出示一则据称来自X的短讯。短讯里，X自称是“董之英疑似欺凌事件其中一条片的‘受害人’”，他指希望澄清事件并非欺凌，而是“围内相熟的同学一向都以这种打打闹闹的方式互相整蛊（戏弄）”，又指片段中大家玩到忘形，没想引起如此严重后果。
莉莉解释，因为警方拘捕了这些同学，怕妨碍司法公正，他们都不敢出来向公众解释事件。“现在保释后，他们又不想再撩起事件热度。但我自己想出来说清楚真相。”
影片中的那几个男生，在莉莉眼中“没有外面的人说得那么坏”。当初刚转到董之英的她，一度患上抑郁症，但同学常常主动找她说笑。每日看他们打打闹闹，她的心情放开了许多。
“如果我没有和他们相处过，没有在这间学校读过书，我也许也会以为影片真的是欺凌。”
她形容男生们每日嬉笑打闹，有时老师见到觉得比较过份的时候，就会对他们说“喂！别玩这么过火啦！收手啦！”
在莉莉的印象里，曝光影片的叶杰鸿以前也曾和大家一齐整蛊别人，“玩得很开心”。有一次“射马纸”（用橡皮筋射纸团），结果叶同学被射中的时候就哭了，大家都呆住了。
对于叶同学曝光片段，莉莉说，“他的做法没办法解释，他的想法也很难令人理解。”
“这群男生真的不坏，他们只是贪玩而已。”
吹哨人叶杰鸿：再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人都想要自杀
曝光片段的叶杰鸿，早已在一年多前转去外国念书。在莉莉眼中看来与大家关系不错的他，告诉记者：“再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人都想要自杀。”
在2016年秋天，叶杰鸿从一间Band 2学校，转学入Band 3的董之英，希望成为一名职业足球员。转校不久，叶杰鸿就观察到班里的同学以玩乐的方式欺凌别人。他曾见到同班男生随机把其他班的学生拉进自己的课室里，“用垃圾桶套住你的头，不让你知道谁打你，然后全班人一齐打你。老师进来的时候才停手，老师什么都看不到。”他也见过同学欺负低年级学生，“用凳子困住他，之后踢打他。”
“周围的同学会在旁起哄，有一部分人下手打了之后，其他人就会有这种欲望出来，最后发展成班上每个人都会参与。”
他不敢跟老师讲，因为“恐惧”。“其他同学很快就能查出是谁讲的。其实老师都比较纵容这些行为，不怎么理。”
来董之英一个月后，叶杰鸿也成了被打的对象。
“那次被选中了。”他说，“那天打完所有要打的人之后，就剩我没有被打过，就选了我。”
叶杰鸿说，自己被几个同学抓住双手，按在墙上，挣扎不得，就已经开始被打。“当我是个球，一脚踢过来。后来手脚并用。”拳头飞脚落在身上，几个打人者欢呼起哄，“像演唱会那样”，班里其他同学就坐在位置上，还有两三个同学走近他，“望著”。
那一刻，叶杰鸿感觉自己“已经明白这家学校的潜规则”：“想在这里生存就必须配合他们。”
他感觉很痛，心里很害怕，叫同学住手，但不敢骂他们，怕被打得更重。被打过后，他去找班主任反映，说班上人打得他全身痛，请他帮忙和训导主任说一下情况。班主任答应会找训导主任处理，当下也没有安慰他。等训导主任了解情况后，整个班的人就被留在礼堂，听训导主任讲话，叫大家不要再做这种事。叶杰鸿当时就想，为什么自己要告诉老师，“好像这样我更危险了。”
一段时间后，叶杰鸿却和这些欺负自己的同学们关系好了起来，这源于一场“仪式”。
“他们当时在打人，过来问我，有没有兴趣一齐来打几拳？我就做戏，装模作样打了几拳。他们就开始把我当朋友了。”
“为了自保，虽然有一点自私，但为了不被打太多，还是要先合群。”他说。
和打人的同学们成为朋友后，叶杰鸿说，自己挨打的次数从一个月五次，变成一个月两次。他会和他们聊天、吃饭，他们也会主动叫他一起吃饭。“我有想过，为什么朋友之间要打来打去？他们会自己人打自己人，之后还有说有笑。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玩法。但在我看来，当你被当做沙包来打，这其实叫欺凌。”叶杰鸿不喜欢这种玩法，也曾对同学说“下次打的时候别这么大力”，同学说“好啊”，但无济于事。
不仅如此，他称自己还要参与同学们的“打人活动”，但会用各种理由逃避，“说自己肚子疼，去厕所，不舒服。”有时候他会用话语鼓励同学打人，“让他们知道我是他们那一边的。”
“迫于无奈才这样做，完全不想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好像监狱，好想快点离开。”他说，“心里不好受，好愧疚。觉得自己很软弱。”
“我心里很迷茫，既被打，又和他们是朋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叶杰鸿看到打人的同学和老师比较熟，“老师都知道他们做的事情，和老师讲没用的。”在他看来，“整个学校管理层都对这些事见怪不怪，老师上交报告，没什么用，不如安静上课，教完功课就算。”他记得有比较正直的老师会向训导主任报告，但一般老师都“不怎么管”。“有的老师会很大声责骂，说为什么搞这些欺凌的事，但他又不是抓那些人出来骂，是连著整个班一起骂的。”
这次从国外回香港放假，叶杰鸿说，因为希望在大众舆论压力之下，学校可以正视欺凌问题，而选择把在同学群组里看到的打闹影片公布。影片里的八位同学随后被捕。
记者问：“你觉得你和他们，算是真的很好朋友吗？”
叶杰鸿：“不算。”
“他们会觉得你和他们算很好朋友吗？”
叶：“他们当然觉得是啦。”
“会不会好恨他们呢？”
叶：“现在不会啦。”
“以前呢？”
叶：“真的好讨厌。”
“有教职员说，觉得大部分同学其实都心地善良，是好人。”
叶：“其实她应该从一个学生的角度代入去思考。他们不会知道我的痛苦，只有我知道。”
“校园欺凌零容忍”，能接住被欺凌者吗？
从董之英中学毕业多年的旧生钟健华，忆起2008年刚转入董之英时，仍见到有老师严肃处理欺凌事件，奈何没什么结果。
他曾目睹午膳时间，数名学生将饭盒倒进一名同学的书包里，再把他的书包扔到楼下。同样的情况多次重复，两星期后，六名训导老师掐准时间，冲进班里，“人赃俱获”。老师们当场询问在场学生，有没有看见谁是欺凌者，迎接老师的是一片沉默，无一人敢回答。健华内心也有挣扎，但想到当场指出“其实也没什么分别”，他宁愿选择事后再私下告诉老师。
在这段回忆里，训导老师们其实大概了解谁是欺凌者，会把他们叫去办公室分别训斥，但同样的欺凌事件并不因此而停止。“当年的老师很想惩罚他们，他告诉我，最严重试过想报警。”健华说。后来，他感觉告诉老师也没有用，便沉默下去了。
“董之英中学本来有很多机会去改变，但现在已经迟了，整个氛围和体制都败坏了。这是整个管理团队要负责的。”有10年训导经验的Band 3中学老师郭锦强（化名）如此说。他认为，即使不谈欺凌的定义，只要老师判断学生行为属于不恰当，就应该介入。“现在，老师在学校好像去打仗一般，同学回学校好像进修罗场似的。老师靠与学生熟络的关系，让学生‘卖人情’，以此解决欺凌问题，学生从中学到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今天说这话的不是这个和我熟络的老师，那么我就不用给面子。”端传媒向董之英中学查询跟进影片的情况及处理校园欺凌的机制，至截稿前未有回复。
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报告指出，2015年，香港15岁学生受到的校园欺凌情况在7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最为严重，有多达32%受访者表示曾于一个月内被同辈多次欺凌。如此数字之下，教育局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工作情况如何？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事件曝光后称对欺凌“零容忍”，端传媒向局方查问处理校园欺凌的机制，发言人回复，学校须按教育局流程跟进事件，有需要可向局方寻求协助，局方会按事件性质，决定需否直接调查、处理和跟进。端传媒再追问教育局介入事件的机制，局方回复承认，在“校本管理”下，需要为学生问题负责的是学校自己本身，学校也无需向教育局汇报欺凌个案的详情。
换言之，教育局给出了处理欺凌事件的指引，但具体如何执行，制定何种流程，均由学校自行决定，亦无需强制性向教育局通报情况。
翻查教育局提供给学校处理校园欺凌的资源——《和谐校园齐创建之“校不容凌”》资源套，共35页，最初在2004年由前教育统筹局推出。对于这份文件，防止虐待儿童会前总干事雷张慎佳就向记者表示：“15年过去，我们这些纸上的内容，有否触碰到他们真正的需要？”她还指出，教育局指引并没提及校园欺凌的法律问题。“香港不是没有法例，但是没有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法条，只用关于人身伤害等法例去处理。”她表示海外已有国家发展出较完善法例，例如加拿大就有针对欺凌的专门法例，甚至在2013年推出针对网络欺凌的Cyber Safety Act。
在“校本管理”、学校无需向教育局强制性通报欺凌个案的政策下，感觉曾遭受欺凌的叶杰鸿，选择自己向媒体曝光同班同学平日打闹的影片。
8名被捕的董之英学生，现已保释候查。叶杰鸿收到来自自己所曝光的第一段片段的拍摄者的WhatsApp语音：
“……就算他们对你做了什么，起码我没做过啊。你不要对我们这样啦。其实本来想找你一起出去吃饭的，突然怎么就这样了……是你主动找我们一起吃饭，怎么突然又这样……”
叶杰鸿说：“这次爆料，连累了他（拍片者）……但他没怎么打过我。”
“有时候想，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呢？”他在夜色里问。
（尊重受访者意愿，诗雨、莉莉及郭锦强皆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郭芷甄、徐涵对此文亦有贡献。）
其實是不同的視角,看到不同的景象。老師看到學生們體貼他人的時刻，卻沒看見/沒有認真去注視玩得過了火時的他們。學生們在嬉玩中模糊了與他人之間的身心界線，以「玩下啫」為由，不意間便過火到將肢體暴力也視為玩的一種儀式，未問過對方便自動以為這約定俗成人人都早已接受，以為不會造成傷害。一部份其實會介意的學生在此氣氛下，既無力反抗亦無勇氣道出心聲，只能表面順從，而內心一直厭惡。
所以是溝通不良與沒有教識學生好好尊重別人的問題：肢體暴力/一些近乎羞辱的行為有時的確未必有着惡意，的確可以是嬉鬧中所為，但前提是彼此其實尊重彼此意願，知道對方可以接受；但偏偏學校任由學生似有默契般肆意侵犯他人界線，不去教導他們尊重別人，其實責無旁貸。
不要以為只有 band 3 學校才有欺凌。Band 1 學校的學生更聰明，也更惜身，但欺凌本性困不住。因此很多時是精神上的欺凌。杯葛、冷言冷語、集體排擠等層出不窮，被欺凌者的痛苦不會比肉體欺凌小。但學校怕損壞校譽影響收生甚至殺校不願處理，文中女老師因學校沒有支援那種無奈甚至認同而未有介入令事情惡化，加上學生無知以為是玩（當然也是因為學校沒有教），眾多因素集合才會弄到這般田地吧。
欺凌一直存在，也随处都在。
越小的年纪，我觉得越能见到人性。曾经看到姐姐的孩子，因为和旁边的小孩争东西，尚不会说话的他直接就奔着眼睛打了过去。最终幸好最终没酿成大祸，孩子对于大人的教训也是一脸懵。
回想自己小的时候，欺负过别人，也被人欺负过。没有受到足够教育的孩子，也许真的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有多大的伤害。
长大了，可能肉身上的欺凌不会再有，反手就转到了职场和生活中。很无奈，也很现实。
這篇報導,令我對「校園欺凌」想了兩天。
其中一個自我提問是:「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街上,又如何？」
我相信受害者應會報警求助吧!(或相應地欺凌者不會那麼放肆吧。)
如此：「被欺凌者在班房被打，身體受傷害時,為何不會報警？」
或曰：「當身在校園、身為學生,法例對個人的保障可以係去到哪裏？」
「學生公民」這個概念該如何理解？
我能接受校園當中某些人會對另一些人冷待（總不能勉強人要跟另一人作朋友），當然我也不是否認精神暴力對人也可以有很大的傷害，只是這方面我暫且按下不表。
但起碼，當有人開始擅取屬於別人的東西來破壞（那是偷竊／破壞他人財物？），或是有明確的肢體暴力出現；受害者可以依賴甚麼來尋求公道、獲得保護，並使施虐者付上責任與代價？
在社會上通行的法律，為何不能成為他們的保護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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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確是一直都存在，但唔會凡香港土生土長的學生都一定見過和經歷過。band 1學校就算有欺凌也會做得乾手淨腳，唔會做一些違反校規的事，最多也就是集體排擠、杯葛某些人，老師要察覺也難。只要你不是讀最差的Band 3學校，根本唔會係學生都知道、認識這種事情。因為只有對升學和學習完全無興趣的學生先會有時間去做這些事情。稍為好點的Band 3學校，只要訓導做得好，根本唔會讓這種事情變成日常閒事。校內部分有心向學的學生還是能好好讀書，無心向學的要搞破壞也只在校外搞。無錯，科技發達會讓事情更容易曝光，但唔代表這種事是香港學生的家常便飯。事實上，只是少數最底邊學校才會這樣。這些非典型學生生活視之為常見的東西正正就是為什麼這間學校會這樣處理的原因。
這些事情根本一直都存在，有哪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學生沒有見過、沒有經歷過？任何學生都知道、認識這種事情，只不過科技發達，事情更容易曝光。好了，卑鄙的大人，出來面對吧。
似乎大学bully要少很多
在有得揀（即使不附和也不會有任何負面影響）的情況下選擇了這樣的校園生活，才能談論是否「自願」吧？
都已经成了修罗场，学生被脱裤子、被塞进垃圾桶、被拍摄裸露视频上传、被迫加入打人团伙，居然还说这只是自愿的嬉戏玩闹？肮脏的环境把人逼成疯子，并不代表环境和人都是正常合理，很明显学生都是为了自保才加入霸凌声称自愿，因为没有来自师长的帮助才被迫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师长反而说他们是乐在其中，这还算人吗？
大陆文革中被被镇压虐杀的人也做过检讨忏悔，土改被枪毙的地主死前都向人民谢罪，合着他们也是自愿被杀、心甘情愿吗？
在受害者的自愿情况下造成的伤害能否被界定为伤害？个人倾向于私密环境下不需要上纲上线，但发生在公开场合的话这就不仅仅是加害者和受害者私人协定或游戏的问题，因为这是有社会影响的。如果公然施暴并主张受害者也认可暴行就可以逃脱惩罚，那完全可以靠威胁受害者来逃脱所有惩罚啊……所以不应该说“受害者也觉得是打闹”就可以轻轻放过才对。
记得50度灰电影里有片段，玩“游戏”前要签个协议，声明哪些游戏可以玩，让被欺凌的同学事先在老师公证下签个协议，这就算正常游戏吧。否则就该有一起事件发生就严肃处理一起。
教职员认为难以界定“欺凌”，是因为她将人作为界定的对象，而不是对单独的一个行为进行界定。如果有学生认为自己受欺凌和欺凌别人是玩闹行为，那么很应该审视该校的规则。上厕所需要凭证？看起来苛刻，实则有些侮辱学生。如果一间学校不能尊敬其学生，如何苛求学生懂得尊己尊人？
在新加坡成长的我，觉得或许这点香港和新加坡有些相似之处 – 把学生，学校分级; 好学生好学校都分得清清楚楚，而资源和社会态度也跟着看学生看学校。这样是否让在不好的学校的学生更加觉得自己被社会遗忘？在积极忙着爬上社会阶梯的香港和新加坡是否也更加容易把这些孩子忽略，觉得他们的事情都是咎由自取？
如果是，那探讨这个话题是否也该延伸到我们如何看待所谓“不好“的学校？
有的也许真的是玩，于是有人就把夹杂在玩耍中的欺凌也当成了玩。
这不能称为朋友，这只是羊群在从众
不觉得受害者对行为认知会改变”嬉闹”和”欺凌”的定性。就像如果我们活在一个每一个十四岁以下的女性同学都会被猥亵甚至发生性行为的环境里面，同学也不会觉得这是过分的行为，那这是否意味着这些行为就不应当被制裁呢？我认为不意味着，因此我认为羞辱性，殴打性的行为就应该定性为欺凌，程度可就动机有不同判定，并在此基础上毫不手软地严肃制裁这些行为。
人性本惡，欺凌一直存在，分別只在於彰之於表以物理行為表達，或是行於暗中以言語，氛圍為表達。覺得校園欺凌是嚴重問題的原因，是我們預設了孩童是無知和善良？還是因為涉及肢體所以嚴重？我讀的也是好學校，甚少暴力，但不代表我們是善類，只是大家會計算後果。結黨、言語、杯葛、孤立、欺笑一樣會發生。有教化過才會懂得展現善良，善要比惡來得複雜，他們只是表現最原始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