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同堂的育兒生活：血緣是家庭的最終歸宿

「沒有老人的幫忙，就不要想生孩子。」兩個孩子的母親李媛斬釘截鐵地對端傳媒記者說。生養下一代，就是一場家庭內部人力與經濟資源的重新整合。

在育兒方面，父母是她最得力的幫手。三年前，李媛生下第一個女兒，馬上邀請自己的爸媽前來同住。她和先生平日上班，白天的十餘個小時裏，爸媽充當保姆，照顧孩子。每逢週六日都是爸媽的「公休日」，李媛和先生負責帶女兒出去遊玩、購物、上早教課，爸媽則補充睡眠、養精蓄鋭，為下一週的「上五休二」儲存體力。

三年後，李媛生下第二個孩子，是個男孩。自己的爸媽已經忙不過來了，她果斷地將婆婆從老家接來，為這場漫長的育兒之戰再添人力。

和許多中國家庭一樣，李媛和先生是「雙職工」，都有全職工作，平日就由祖輩承擔照料孫輩的職責。曾一度分開、彼此獨立的小家庭，因為新生命的到來，又團聚在一起。有人將這稱為「新時代的三代同堂」，是三代人重新認識、了解和對話的轉折點；有的人說這是「晚來重負」，本該享受退休生活的五零後、六零後們，在忙碌了大半輩子之後，又要為兒女投入到繁瑣的育兒時光裏。

根據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的《2015年家庭發展報告》，「無論在農村還是城鎮，0～5歲兒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是母親，其次是祖輩。」另據中國計劃生育家庭發展追蹤調查和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在2014年的統計數字，3 歲以下的嬰幼兒主要由祖父母照料的比例超過三成。而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的調查曾顯示祖輩參與幼兒撫養的比例高達84.6%。

在大陸，兒童到三歲才有資格進入公立幼兒園。三歲之前，要麼選擇私立的托幼機構，要麼留在家中。私立托幼機構頻曝醜聞，2017年有上海攜程託管親子園虐童事件，轟動全國；而聘請保姆的價格，按照不同資歷和工作時長，通常在每月5000-8000元人民幣之間，幾乎相當於一個人的月工資，李媛無力負擔。且僱傭保姆的風險也很高，不時有保姆拐賣兒童或放火燒屋的慘劇出現，她實在無法將孩子交給陌生人。

血緣，是祖輩照顧孫輩最正當的理由。祖父母雖有時難以接受先進的育兒理念，同住一個屋檐下也難免有摩擦磕絆，但在李媛眼中，相比不知底細的托幼園和保姆，他們才是最無私、最可靠、也最盡心盡力的人選。正因為無私，他們無償勞動，盡心盡力，很少抱怨，更不會主動索要「工資」。

一切都是為了孩子。

年輕夫婦對長輩的徵召，是理所當然的事

李媛父母的一天是這樣過的：早上六點起床，準備五口人的早飯；七點鐘，女兒女婿起床，吃完早飯出門上班；八點鐘，外孫女妮妮起床，外婆負責伺候洗漱、穿衣、喂早飯，外公出門買菜；九點鐘，外公外婆帶妮妮去社區花園玩耍，要小心她不被磕碰，不和別的孩子打架，玩耍的途中喂飲料、水果；十一點，回家，外婆給妮妮擦汗、洗手、換衣服，外公準備午飯；十二點，外公外婆哄妮妮吃午飯；一點鐘，外婆陪妮妮午覺，外公做家務；等妮妮睡了，外公外婆也可以眯一會，或者玩一下手機；到了下午三點鐘，外公外婆洗菜、揀菜、準備晚飯；四點左右，妮妮午睡醒來，通常會哭鬧一陣，外婆負責安撫，喂妮妮水果和酸奶；五點，外公做飯，外婆帶妮妮去花園裏玩；六點鐘，李媛和先生下班回家，全家人一起吃飯；七點鐘，外婆幫妮妮洗澡；八點半左右，妮妮睡覺。

時不時還會有些額外項目，譬如妮妮要打疫苗、上游泳課和早教課、剪頭髮、去購物商場裏做旋轉木馬……或者只是某一天的下午，妮妮鬧着要和鄰居家的寵物狗多玩一會，一天的時刻表便要重新調整。

妮妮從襁褓裏的嬰兒長到牙牙學語，可以奔跑玩笑，外婆的體重卻從74.5公斤掉到了60公斤。「太累了，我不瘦才怪呢！」李媛的媽媽說。「這兩年，我老得最快，」李媛的爸爸在一旁補充。

今年32歲的李媛生活在一座沿海三線城市，經濟相對繁榮，房價不菲。她是本地姑娘，獨生女，在家鄉上完了大學，唸經濟系，畢業進入了一家國字頭的證券公司做內勤，工作繁忙，二次懷孕，她都是挺着肚子加班加到最後一刻，進了產房還舉着手機在打業務電話。

她的先生是大學同窗，二人從校園戀愛，到修成正果。先生來自江蘇省北部山區的農村，他是家裏第三個孩子，也是唯一的兒子，父母與姐姐至今仍在老家過着前院養鴨、後院養豬、燒柴煮飯的農家生活。因此，李媛先生被認為是典型的「鳳凰男」，揹負全家人的期望，從偏遠貧寒的農村來到沿海富庶的大城市，站穩腳跟，打出一片天地，飛上枝頭。他現在在一家生產現代建築工程設備的國有企業工作，做銷售經理，主要面向非洲市場，每年都有四個月時間會在剛果、尼日利亞等非洲國家出差。這份工作報酬不錯，但是辛苦，與家人更是聚少離多。

據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物管理學院的學者鍾曉慧的研究，隔代撫育是從上世紀90年代起逐步出現，並變得越來越普遍。如李媛父母這一代五零後、六零後，工作單位通常設有托幼所，李媛父母可以將李媛放在單位的托幼所，再去上班，下班再將李媛接走，托幼所的老師都是單位熟人，因此比較放心。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單位制解體，托幼福利隨之消失。

李媛和先生供職的國有企業——通常被視作在大陸就業環境裏員工福利較佳的僱主，現在都沒有為員工設立的托幼機構。在李媛的公司，甚至找不到一間哺乳室，她通常是在員工洗手間或無人的會議室裏泵奶。因經濟形勢下滑，過去為員工提供的班車等服務也取消了，李媛每日開車17公里、約45分鐘去往公司，往返通勤路花去近兩個小時。而不公平的職場文化，讓她根本不敢辭職，擔心失去工作後再難進入職場。而丈夫根本沒有育兒假，在帶孩子的過程中越來越缺位。

因「攤大餅」式的城市建設，李媛和先生居住的新房位於城市西北角的一片新區，入住五年，社區仍未建設完畢，距離最近的菜市場、購物商場和醫院，都需5公里以上路程。

「住所、幼兒園、學校、醫院與父母的工作場所可能相隔甚遠，教育和醫療資源的市場化又使得育兒成本越來越高昂，父母需要在工作中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來承擔育兒工作。」鍾曉慧在《重視「全面兩孩」政策下老年女性照顧者的境遇》一文中寫道，「相比請保姆，祖輩的照料更讓人放心，也更經濟實惠。」

於是，年輕夫婦對長輩的徵召，就變成理所當然的事。

退休後的「黃金十年」消磨殆盡

照看妮妮的這些日子，李媛父母最大的期望便是孩子早日滿三歲，夠年齡去幼兒園。這樣子，除了早送晚接，他們可以享受一整天屬於自己的時光，「算是鬆口氣」。但是，在妮妮剛過兩歲生日時，李媛懷上了第二個孩子。

「我是堅決反對她生二胎的，」李媛的媽媽對端傳媒記者說。剛得知女兒再次有孕時，她和女兒大吵一架。

「你知不知道帶孩子有多辛苦？比你上班累多了！我眼看要熬出頭，你又要生一個？」李媛回憶，媽媽氣得直發抖，對她拍着桌子大聲喊。

李媛媽媽這樣解釋她當時的怒氣：老兩口操勞了半輩子，終於等到退休。頤養天年的日子沒過兩天，女兒便懷孕了。女婿時常出差，他們不放心女兒，隔三差五便端着各種飯菜給女兒送去。「那時，她爸爸開着車，後備箱裏都是牛奶、魚蝦，我在家做的包子、雲吞、肉丸、排骨、雞湯……」李媛媽媽說，「那條路我們走熟了，閉着眼都能走到，她爸說那是閨女的營養特供專線。」

妮妮出世後，老兩口就搬到了李媛家同住。雖是自己女兒家，但他們依然有寄人籬下之感，擔心生活習慣不同，惹女兒女婿反感；又怕照顧外孫女出差錯，被指責不盡心。「剛開始的時候，說提心吊膽也不為過。」

眼看着昔日老友們在退休之後遊山玩水，時不時就聚會、打牌、K歌，「我們心裏羨慕得很，」李媛爸爸說，自外孫女出生以來，他唯一一次社交活動是參加舊同事兒子的婚禮，在宴席上眼巴巴地聽人家說又去了哪裏旅遊，自己悶頭喝酒，差點喝醉。但一想到，「他兒子結婚了，很快也會有小孩，他也得跟我們一樣要伺候小傢伙，」李媛爸爸自我安慰，心裏稍稍平衡些。

李媛媽媽原本盤算着，自己60歲退休，身體還算健康，「怎麼着也能玩到70歲」。就算花幾年功夫把妮妮帶大，多少還餘些硬朗的日子「可以繼續玩」。誰想到又一個外孫來到世上，不能置之不理，等到外孫長大，自己年近七十，退休後的「黃金十年」消磨殆盡，到時候「一把老骨頭」，「走不動、吃不動、玩不動了」，「還有什麼意思？」

李媛明白父母心裏的委屈。她對端傳媒記者說，父母一輩子都是跟着國家與社會的大潮流——年輕時沒學上，上山下鄉，在農村過苦日子；中年時在工廠裏賣力氣，硬捱過下崗潮；快退休了，兒女結婚買房，又付出終身積蓄。連自己父母的名字都是「永躍」（50年代末大躍進）和「向紅」（一心向着紅五星）。「他們那代人是沒有自我的，永遠在付出，」李媛說，「到了退休，終於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卻又被我的孩子拴住了。」

「但我沒有辦法。他們不幫我，我只能陷入絕境。」李媛說，「我是他們唯一的女兒，他們絕不會看着我陷入絕境。」

這或許是這一代80後獨生子女的一種典型心態，他們出生在沒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獨享父母所有的關愛，也自然而然地將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李媛認同這樣的邏輯：「我高興，我的父母才會高興；我過的舒服，我的父母才會舒服。」

「已經到了這一步，如果不管我，他們會更加愧疚。」她坦然接受父母的無私援助，也對父母的承受能力持樂觀態度。雖然父母失去了去各地旅遊、聚會的退休生活，但是外孫女的可愛，「對外公外婆的天然依賴」，會讓父母感到「痛並快樂着」。同時，李媛認為自己也做出很多犧牲，她很少逛街、看電影、喝咖啡，因為要陪孩子，更要待在家裏撫慰父母。

「父母來了以後，我手頭反倒寬裕了，」李媛對記者說，「煤水電暖、買菜做飯，這些錢爸媽都默默給我掏了。他們從沒主動開口問我要過。」

「我這個兒媳婦就是饞、懶、笨，不要挑剔我。」

但無論如何，生下二兒子峰峰之後，六口人同住的日子顯得愈發侷促。

今年夏秋交接的時候，外公染上感冒，發燒、咳嗽，很快傳染給了外婆和妮妮。李媛請了幾天假，照看父母和女兒，剛有起色，她自己又被傳染，接着傳染給了兒子峰峰。她那時感覺「病毒在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裏蔓延着，空氣都是病毒的味道。」只剩下丈夫一個人苦撐，從早忙到晚。

妮妮對小弟弟的到來非常焦慮。「只要我給弟弟餵奶，或者只是看了弟弟一眼，妮妮便會發出尖叫。」李媛說，晚上是外公外婆帶妮妮睡覺，但只要妮妮夜裏醒來發現媽媽不在身邊，就會哭喊。刺耳的哭鬧聲迴盪在黑漆漆的夜裏，又把峰峰驚醒，兩個孩子接連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態」，四個大人只能惺忪着睡眼，哄着、抱着、照顧着……

一來二去，感冒初愈的一家人，再次交叉感染，發燒、咳嗽、去醫院、輸液、吃藥……

「我們快要累死了，把你公婆叫來吧。」李媛媽媽對她說。

半個月後，公公留在老家收糧食，婆婆獨自從江蘇老家趕來。李媛在隔壁樓以月租三千的價格租下一套兩居室。她、先生、婆婆、峰峰四人住在出租屋裏，外公、外婆、妮妮住在李媛的家裏，每日往來。

婆婆從老家帶了兩千元來，塞給了李媛，說是給孩子的心意。「他們在老家，一年收入還不到一萬元，」李媛沒有要，因為她猜這是婆婆家的全部存款。幾日後，她又拿了兩千元給婆婆，「婆婆初來乍到，口袋裏揣着錢，心裏會踏實些。」

「但是我沒有告訴我父母，」李媛說，自己的爸媽是免費給她看孩子的，「如果知道我給了婆婆錢，可能會心裏不舒服。」

李媛在婚後一直和公婆交往不多。她和先生住在城市裏，只是逢年過節給老家打電話問候，甚至農曆春節也沒有回去，因為「老家沒有暖氣，孩子年紀小，受不住冷。」婆婆一口鄉音，平時十句話有八句是李媛聽不懂的，全靠先生轉述，先生不在家時，她就只能猜。

「你要告訴你媽，我這個兒媳婦就是饞、懶、笨，不要挑剔我。」李媛和先生事先說了「醜話」，讓先生和婆婆溝通，不要對李媛有太多期待，像農村媳婦一樣要求她，以免滋生矛盾。他們分好工：李媛只負責餵奶和帶孩子睡覺，其他工作由婆婆來。索性婆婆平日話不多，「愛孫子愛得不行不行的，幹多少活都沒有怨言。」

「做「老漂族」，不願缺席孫輩的成長過程

但壓力與焦慮在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裏顯現出來。

婆婆初來乍到，便被公寓樓的電梯嚇壞了。李媛那時才知道，農村都是平層房屋，婆婆一輩子沒坐過電梯。對電梯恐懼，也就不敢下樓、上樓，因此整日困在房間裏，只圍着孫子作伴。「頭先來的那大半月，都沒有接到地氣，真憋屈的慌，」婆婆對端傳媒記者說。

即便是在房間裏，也「四處隱藏着機關」。抽水馬桶從沒用過，微波爐、烤箱、榨汁機、豆漿機、空調這些現代家電，也是從未見過、更不會使用的新鮮玩意。老人早過了嚐鮮的年紀，不願去學習，什麼都不敢碰，只剩下生悶氣。

婆婆不理解為什麼要給孩子用紙尿布，她回憶兒子小時候，「拉完、尿完，就往屁股上糊一把黃土。」

更大的挑戰是與兒子兒媳的相處。李媛的丈夫從13歲去縣城上寄宿初中開始，就已經離家。後來到了外地上大學，工作更是時不時出差到國外，近二十年沒有和自己的父母真正生活在一起。兒媳又是徹徹底底的大城市姑娘，雖平日裏愛說愛笑，但一言一行都讓她感到莫名的畏懼。李媛也坦陳，婆婆甚至不敢與她有眼神交流，「我婆婆從農村來，到了這裏，人生地不熟，總是怯怯生生。」哪怕在端傳媒記者的採訪中，大多問題，也是李媛代婆婆回答。

李媛和先生都去上班的時候，每隔一個小時便往家裏打電話，密切地問着婆婆與孩子的狀況。後來乾脆裝了監控錄像，隨時查看。可是他們回到家，面對面，卻又不知道該如何與婆婆相處。「關上房門吧，怕婆婆多想。開着房門吧，幹什麼都不方便。」

有時也想找些話題，但聊什麼呢？聊工作？聊買房？進口奶粉？微信朋友圈？聊什麼都要給婆婆從頭解釋一遍，說着說着也就意興闌珊。有時婆婆也想分享老家的趣聞，自家種的麥子、親戚的燒雞買賣、新蓋的農村合作社……但這和城市生活太脱節了，有時婆婆自己也悻悻然。

如婆婆一樣的老人，被學者叫做老年流動人口，或者「老漂族」。據2016年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中國大陸約有1778萬老年流動人口，年齡中位數是64歲，約有八成低於70歲，他們中有43%都是為了照顧晚輩。按照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楊菊華教授的觀點，「隔代照料為社會帶來了價值，有助於消解生育對工作的負面影響，是促進二孩生育的重要砝碼。」

但是，「把老人從熟悉、舒適的環境變成陌生、需要適應的環境，讓他們重新建立社會關係網絡，極為不易。」楊菊華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老人若病倒，雙薪子女家庭『兩端』同時失守，」「隔代照料更難以為繼。」

細數目前的公共政策，對育齡婦女的照顧尚且不足，對於奶奶、外婆這樣的老年女性照顧者更沒有顧及。

做「老漂族」的的動力，是不願再次在孫輩的成長中缺席。婆婆已經錯過了妮妮學步、學語的那段時光，現在，妮妮走路跌倒，會第一時間將雙手伸向外婆。她猜測，在妮妮的頭腦裏，家庭是李媛夫妻和外公外婆，爺爺奶奶是一年見不到幾次的人，被排除在外。於是，她想親手把第二個孫子峰峰帶大，參與峰峰長大的整個過程。

她按照李媛的吩咐照顧孫子，學着包紙尿褲，用奶瓶温奶，努力記下現代精細化育兒所必須的種種繁瑣細節。相比在農村老家日復一日地翻看着手機裏的照片和視頻，現在生活在孫子孫女身邊，親眼看見他們一點點的變化和長大，真實地感受到孩子們的鼻涕、眼淚和笑容，即便城市生活裏有種種隔閡，也沒有什麼不能克服。

現在，她每天和老家的親戚通電話，發微信，傳送孫子孫女的照片給大家看，並時不時催促着自己的丈夫，快點收完麥子來到城市，擔起做爺爺的責任。

但更深層的不適隨着日子的流逝而凸顯出來。李媛的媽媽旁敲側擊，「等妮妮上了幼兒園，騰出人手，就讓你婆婆回去吧。」李媛有些意外：「為什麼？」

「孩子大了，要學說話了。」外婆擔心孩子在學話初期會染上鄉音，不好糾正。「婆婆做飯始終不行，偶爾吃吃還可以。」這是憂慮婆婆帶孩子不夠現代，營養觀念跟不上。「要是真的長住，以後生病怎麼辦。」農村公婆沒有城市醫療保險，也沒有退休金，萬一生病，確實是一筆大開銷……

代際矛盾、城鄉矛盾，還有即將面臨的教育問題、生活開銷，李媛估算着，以後的日子更有挑戰。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生孩子，為什麼生兩個？」她對端傳媒記者說，生育是一個無需置疑的人生必選項。她雖坐享了一個獨生子女能擁有的全部家庭支持，但與此同時，中國《憲法》與《婚姻法》皆規定了子女對父母有贍養義務。當她的父母和公婆逐漸老去，她和先生的擔子會重。而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擔此重負，就只有多生一個。「多生一個，今後，我孩子身上的贍養義務就會輕一倍。」

「你可以將它理解為一筆親情債，遲早要還。」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會後悔親手帶大了自己的孫輩，」李媛說，「孩子是我和家人情感最重要的體現，血緣才是一個家庭最終的歸宿。」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李媛和她子女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