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坊也能改變社會？他們的深水埗街頭巷尾實驗

2018年酷夏一個周五的下課時間，深水埗東沙島街一間小學外的行人道變身遊樂實驗場。

進行實驗的年輕人沒有穿白袍，也沒有戴眼罩，只有汗流浹背地蹲在地上拼拼貼貼：把整條70米長的街道舖成大富翁桌遊式跳飛機，在欄杆安裝上電流急急棒、過三關等裝置遊戲，地面擺放著層層疊；原有的小型休憩處，則掛上從旁邊「棚仔布市場」帶來的彩布製成乘涼帳篷，沿路排了數張流動休息椅，整個氛圍頓時變得繽紛佻皮起來。

放學的孩子看到街道「升格」變成樂園，不再嚷著要趕回家看電視，逕自沿著這些遊戲蹦蹦跳跳，邊玩耍邊笑哈哈，大人們則安心坐在「棚仔布」遮蔭亭下觀看，校長和老師都一塊兒走出來湊熱鬧。

除了上下課時段，這條巷尾平日大多杳無人煙，反而是遛狗人士常常遺下狗糞，令人頭痛不已。校長驚嘆說，自從街道變得有趣後，使用者的眼光不一樣了，可能是懂得愛惜美化街道的心思，變得自律、有責任感，狗糞亦隨之不見蹤影。

改變始於想像。校園外的一條本來沒甚吸引力的通道（Passage），在眾人發揮創意後，搖身一變成為充滿玩味和凝聚力的地方（Place），深水埗的學童和家長、甚至校長和老師，因為眼前感受到的不同，打破了對街道的刻板定義，也打開了對連結兒童玩樂與街道空間的想像。

不止東沙島街，深水埗數個街區也在這個夏天上演著改造街道的戲碼，包括在過路處設立隨交通燈號轉變的地面LED燈裝置，引起路人對馬路虎口的警覺；在路上劃出優先通道，讓區內的拾荒者和運送工人不必與路人你推我擠，順利安全到達目的地。

這些街道實驗都是一群只認識了數個月的市民在彼此碰撞下誕生，雖然結果未有大鳴大放的震撼，但他們付諸的一小步，象徵著由下而上的公民希望與動力：具有專業背景的市民願意投身公共事務，將專業下放到社區群體；不同身位的人能夠互補不足，構成完整全面的社區營造隊伍；社區有容許創意、嘗試和失敗的土壤和氣候，讓居民初嘗改變的滋味，感受不一樣的可能。

公共空間成為深水埗基層喘息之地

近年，活化街道開始成為社區營造的主流概念之一。確保車流順暢和交通安全為上的傳統道路運作邏輯，在全球各地開始不合時宜，交通設計不應只是服務汽車，也要引入社區營造的元素：小街區裏的道路轉化成由群眾自行設計及管理的公共空間，調整道路的空間布局以容許更多汽車以外的使用者，讓社區能享有更多元、富趣味和凝聚力的公共空間，同時減低空氣污染與交通傷亡的損害。

深水埗作為實驗的基地，相比凡事井井有條的新市鎮，其舊區肌理造就有利社區實驗的土壤：居民懂得充分利用家居以外的公共空間，例如街道、後巷和店舖，自成一套人性化的社區網絡和運作機制，由北河街到桂林街，擁有不少讓行人、社群生活能與汽車看齊的街道環境。

這裏也是香港基層僅有能較自主尋生的城市空間——窮人前來尋找便宜的棲身之所，也在這個密集舊區裏鑽探求生與鄰里支援的機會。每晚凌晨，不少人在行人路和車路上擺攤售賣舊衣舊物。據2016年香港政府統計，深水埗擁有全港最高貧窮率（24.6%），同時這裏的人口老年化嚴重，每六位居民之中，便有一位是60歲以上。

深水埗劏房眾多，生活環境狹窄，公共空間成為基層居民社交與喘息之地，卻又顯得特別匱乏。居民多會駐足行人道，街店繁囂生意擠擁人流，加上為賺錢推著車拾紙皮鋁罐的年邁長者，以及滿街跑搬送貨物的工人，狹窄的行人道空間更加不敷應用；但是，不少街道空間卻秏用在行車線與泊位之上。

深水埗空氣質素更是全港數一數二的差，以路邊污染物二氧化氮（Nitrogen Dioxide，簡稱NO2）為例，在全港一般監測站之中位列第二。深水埗的街道環境，似乎還有不少問題有待解決。

一行22位背景各異的年輕人走進深水埗，希望改善這些情況。從駐守深水埗的社工、在區內經營文創空間的設計師、土木工程師、城市設計師、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學生到大學研究員，出於對基層的關心，也源自對偏重汽車的城市設計和社區營造的挑戰與想像，參加了由香港非牟利機構創不同（Make a Difference，簡稱MaD）舉辦的「行多步實驗室」（Healthy Street Social Lab）。

類似的社會創新實驗室在香港可算是新鮮事－行動以實驗形式，每次與一個政府部門合作，鼓勵市民主動走入相關議題之中，在民、官、商三方協作下參與制定政策，從用家角度察現問題的癥結，並提出實驗形式的解決方案，實踐由下而上的政策建議。

實驗平台亦包括曾於2016年將德輔道中轉化成電車步行街的民間團體健康空氣行動。運輸署亦受邀成為官方伙伴，也請了數位前線交通工程師加入，同時為政府目前進行的《提升香港易行度顧問研究》收集公眾意見。

從今年三月開始，參加者將近每個周末，都會走到MaD的長沙灣會址、以至深水埗的街道和社區中心，開展改造街道的社區實驗旅程。

死巷翻身變成遊樂場

居民與社區是實驗的基礎。成員阿徐與阿霖同是在深水埗駐守的社工，多年結伴投入社區發展，既是手足也是兄弟。因為工作的緣故，他們非常熟絡區內的居民網絡，早在實驗項目開始之前已埋首致電街坊，邀請他們出席居民意見會。這班街坊都是他們日常協助的基層對象，要費盡唇舌講解實驗室的背景與用意，邀他們抽空當社區嚮導。雖然花了他們不少心力，但他們卻非常雀躍和投入，慶倖有這個難得的機會。

在阿霖看來，街坊參與正正是社區營造的重要成分。單有社工的組織街坊並不夠，擁有專業知識的市民提供想法和協助實踐、互補不足，才能成為居民充權的催化劑。

「做社區發展的社工會從街坊的生活需要切入，鼓勵他們參與社區事務。像這些項目，有專業背景的市民『落地』是好事，與街坊同聲同氣，也帶領著街坊，讓他們的聲音和想法轉化成實質改變，覺得自己有權有能力改變社會，其實也是居民充權。」阿霖解釋。

在兩位社工的推動下，不同年紀與背景的深水埗居民抽空出席了居民會。媽媽和小孩、退休人士、投身社會不久的年輕人，都傾力帶領實驗室成員穿梭社區，從講解自身生活處境開始，沿著日常路線分享他們路上的即時反應和感受。

實驗團隊沿著居民給予的線索，走進社區做田野考察，基於各人的專長和興趣，逐漸兵分三路，定立了實驗方案的雛型，包括在東沙島街上一所小學外頭營造富有趣味性的玩樂街道；嘗試為醫局街進行「道路瘦身」（Road Diet），透過收窄及重整原本筆直廣闊的四條行車線，就像外國在市區劃設的單車專道，為拾荒者與清潔工建立優先使用的通道；最後一個方案擬於欽州街與長沙灣道交界設立對角過路處（Diagonal Crossing），撥出供四面行人的專用過路時間，減低被車輛撞傷的風險。

依據商議好的方向，三個實驗小隊馬不停蹄各展所長：擅於溝通的成員落區拜訪店舖及學校等社區持分者，也跟著拾荒者一起推著沉甸甸的垃圾車穿梭街巷；擅於分析的成員專注研究政策，有製圖技巧的規劃師及設計師準備概念藍圖及排版，擅長執筆的成員則負責撰寫不同版本的文案。

東沙島玩樂街道是由城市設計師Hermion提議發起，她從居民會上的女孩理解到，每天她趕上學、補習和回家，路途都是匆匆忙忙，從來沒駐足細看、與社區交集的機會。通曉繪圖與城市環境設計的她，認為街道其實就是最好的連結點：讓它變得好玩的地方，對學業繁重的學童身心以至深水埗的社區營造都有很大裨益。

「在香港，不少學校都是位處這些崛頭巷（死巷），車輛較少也較安全，適合改造成學童的遊樂場所。」Hermion說道。她與伙伴聽取小孩和家長對遊戲設計的意見，並將之變成真實的空間分布和設置，例如把整條街道舖成大富翁式跳飛機、讓欄杆成為過三關裝置遊戲等。

在第一次實驗進行期間，恰巧經過的校長覺得方案非常有趣，開始向校內宣傳，並在第二次實驗中找來老師義務幫忙，在表示支持的同時，也希望從中取經，探看校方未來自行舉辦類似活動的可能性。

難以擺脫車輛為本的思維

至於道路瘦身和對角路口方案，更是實驗團隊藉著與運輸署合作的契機，挑戰香港通路設計的固有邏輯，嘗試加重馬路設計對行人的考慮。他們所要改動的不止是路面上的設置，更是隱藏其中的交通工程準則。 原本這些工程術語和規例都傾向封閉，普通市民和實驗團隊難以理解，運輸署前線交通工程師的參與和專業協助，就起了關鍵作用。

每年大至渣打馬拉松，小至封路修渠，不論大街或小巷，任何道路改動都必須通過臨時交通管理建議方案（Temporary Traffic Management Plan/Arrangement），經由運輸署和警方審批。

專業工程文件以道路安全與車流暢通為原則，但礙於現有制度下，同時成為隔絕民間創意的緊箍咒——這些申請文件必須要由交通工程顧問撰寫，動輒十數萬港元顧問費不等，民間要自資籌備可謂非常艱巨。除了區議會慣常支持的廟會巡遊、嘉年華和投資額龐大的全城盛事外，一般由民間發起的街道改造方案，亦沒有清晰的官方申請渠道可循。

尤其在轉化馬路、活化街道的進路上，沒有迎合發展趨勢的政策與制度，與民眾創新倡議可謂是「牛頭不搭馬咀」。但這次社區實驗有運輸署前線工程師參與，就能與市民直接對話，明白他們的意見以及出發點，同時也能向對方解釋前線的考慮及制肘。工程師根據團隊的意念與方案細節，結合《運輸規劃及設計手冊》（運輸業界內的最高指導原則手冊）上的專業知識協助推展民間方案，在申請圖則上協助畫成一個個路牌、一條條行車線的改動位置，嘗試翻譯成制度可執行和理解的技術措施。

這兩個馬路小手術早有不少外國成熟案例，例如紐約市2014年起就推出Vision For Zero（零交通事故願景項目），為市內多個路段進行瘦身，以道路工程技術改善道路安全環境；對角路口亦在多個國際城市的繁囂市區誕生，例子包括東京涉谷和倫敦牛津街。

然而，目前香港的城市設計、以至交通工程仍然難以擺脫車輛為本的思維，從多年來「只聞樓梯響」的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到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推行十多年後終被殺街的事件可見一斑。目前官方對「創新」的道路設計實驗還是抱有保留，未敢真正「行多步」。由警方以至運輸署其他技術部門等前線，在缺乏政策局層面的指引、無本地先例可循之下，對創新實驗持保守態度。對政府部門而言，他們不是不清楚路面車輛越來越多、影響街道質素的事實，只是小小的道路改動也怕會觸發接二連三的投訴與反彈。

距離實驗只有約一個月倒數，構思對角路口與道路瘦身實驗的團隊無法克服政府部門的憂慮，唯有不停協商、重新進行考察和研究，最後把實驗後退到行人道範圍，在荔枝角道劃出供清潔工人和拾荒者的優先通道，並在汝州街設立地面紅綠燈。團隊東奔西走、汲汲忙忙地準備下，實驗終於在六、七月期間面世。蜷縮到行人道裏頭的街道實驗固然並非團隊首選，但他們仍努力設計和籌備當中細節和運作，務求爭取機會與居民展開對話。

荔枝道上的一家回收店看到實驗團隊盛意拳拳的邀請，便慷慨借出了一架載滿紙皮的手推車，在優先通道上作試驗用途：年幼及壯年的市民都上前湊熱鬧探問究竟，推著車仔體驗基層鄰居的辛勞。實驗成員也不忙揚起悉心預備的單張，與居民討論方案理念及對街道的想像。從不少居民臉上驚訝的表情看來，他們也許早已察現這些社區問題的存在，只是想不到有人願意無償地構思並實踐解決辦法。

當初提供社區洞見的居民，也有挺身支持實驗現場，而在實驗後的成果分享會，聽著實驗團隊講解自己的想法如何慢慢變成現實，看到螢幕上出現自己的身影，都欣喜得笑不攏嘴，指著相片與其他居民一起哈哈笑。

「No one can do everything, but everyone can do something。這是我投入社區工作一個很重要的信念。」阿徐道。「稱得上實驗，當然會挑戰既有規範，甚至條例、法律。創新者更觸及現時標準未有涵蓋的範疇。沒有現成標準，部門不懂得如何評估；如有標準，又要依循這個框架行事。理解我們的所作所為，未必有權力做最終決定；有權限下批准，則未必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

「但過程中社工也被empowered（充權）了，這道美麗風景，有著街坊、組織者、工程師、設計師、規劃師、其他社工、公僕等等身影。」

實驗完成了，三個方案無法一下子由下而上改變政府處理街道的思維，也無法一次戳破香港街道背後的以車為重的上層邏輯，但社區層面卻因此掀起微妙改變，合作網絡亦隨之慢慢擴展——區內的學校、關注拾荒基層的團體看到現實的實驗方案，都希望好好取經，能讓實驗能以新姿態繼續在社區出現。

在區內工作的社工、對社區營造充滿興趣的設計師和規劃師，也能藉著累積的人脈網絡和對運輸署前線的理解，在為活化街道、擴展社區內的公共空間、關注基層等社區議題上彼此協作，擁有專業背景的市民繼續放下專業，協助不同崗位的人營造社區，為居民充權的同時，也一起在社區層面構思更多具創意和突破的意念和行動。

由下而上的社會改變可不是一朝一夕能達成。實驗室散席後，也許才是社區持久戰的新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