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阿嬋：東歐這間移民餐廳，是一個流動的另類「聯合國」

中歐小國斯洛文尼亞（Slovenia）首都盧比安納（Ljubljana）是個多元混雜的城市，27萬的居民當中，有約8%的外國人，大部分來自鄰近的前南斯拉夫國家。多元文化都集中在市中心一條窄長的Trubarjeva街，由街頭走到街尾，除了早已全球化的意大利薄餅和土耳其Kebab，還可以嚐到黎巴嫩菜、印度咖哩、泰式炒金邊粉、中東falafel等等。當中專聘請移民工作的社會企業餐廳Skuhna最集百家之大成，一星期的菜單中，包辦敘利亞、印度、尼日利亞等國度的菜餚。菜單如此百變，全因餐廳員工大部分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有的已有居留證，有的仍在等待獲得難民身份。

那是一個寒冷的三月的星期四晚上，Skuhna舉辦了一場交流活動。參加者十餘人，多時外國留學生或交流生，圍著一張長餐桌而坐。演講者是兩個來自非洲厄立特里亞（Eritrea）的男生，二十歲出頭，向來賓分享他們的家鄉生活和移民經歷。剛剛進入問答環節，就有聽眾忍不住問起二人如何從非洲走到歐洲，他們於是聊起那條移民者人人知曉的「意大利路線」。

「先付一筆錢由厄立特里亞到蘇丹，到了蘇丹，被蛇頭威脅再交六千歐才可繼續行程，否則就只能留在原地。於是我們急著向家人再籌錢，籌夠了再上路。如是者，由蘇丹、利比亞、到突尼西亞、意大利，交了幾次錢，輾轉到斯洛文尼亞。」他們說得輕鬆，在場聽眾卻聽得沈重，大家彷彿做錯事的小孩，低下頭不敢正視他們。

這時，一直安靜地坐在一旁的非洲人打破沈默：「移民在人類歷史上一直都在發生，人口流動帶來技術、知識和文化的交流，可以說是文明的基礎。即使到今天，西方人移民到東南亞或經濟不太發達的地方的數字不比由後者移民到前者的少，何以近年移民這議題才引起大家的熱烈討論，甚至把移民等同破壞，令移民變得如此艱難呢？」後來我才得知，這位一語道破人們對於移民問題偏見的人，就是餐廳老闆之一Max Zimani。

Max高佻瘦削，總是架著一副斯文的幼框眼鏡，穿著充滿非洲色彩、鮮艷幾何圖案的上衣。第二次見面時，他已經給我一個親切的擁抱，這種熱情在斯洛文尼亞人身上少見。Max來自津巴布韋，他早於1982年——當斯洛文尼亞仍然是前南斯拉夫一部分的時候，便隻身跑到第二大城市馬里博爾（Maribor）讀書，後來因當地沒有他想讀的電腦科學，而轉校到盧比安納，這樣一住就是36年。我嘗試從Max的回憶中找來那個只有19歲的小伙子，怎麼會離開家鄉，他回答得淡然：「我自小就對外面的世界很好奇，我想這是人的本性。」

沒有Bob Marley的歐洲

聽到津巴布韋，人們的第一印象或許是貧窮、通脹、貪污⋯⋯但Max離開時的津國卻是另一個樣子。那時津國剛從英國殖民政府獨立出來，眾所週知，殖民時期非洲人得權利被嚴重剝奪，因此當殖民結束時，「國內瀰漫著一種樂觀主義，大家都很雀躍和積極，期待一個全新的國家和發展。當時的總統外交上也很靈活，跟不同的國家建立友好關係。」

不少人把移民等同難民，要不是迫不及待從戰爭和苦難中逃脫，就是為了錢。把所有移民等同於難民或自來低下階層，戴著嫌棄或同情的有色眼鏡看待他們，這是對於移民第一道要打破的誤解。

家鄉的新氣象比不上他對世界的好奇。Max是拿獎學金出國讀書的，他的決定跟很多移民者一樣，是為了體驗世界，追求更好的自己，更好的生活。「移民從來不只是出於逃難，更多時候人們移民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事實上，如果你觀察貧窮的國家，當經濟變好時，人口的流動性增加，移民的數目不趺反升。」

況且，「移民可是一點都不便宜，你既要付一大筆錢找住處，搬運物資，又要在當地尋找工作機會，是很高風險的決定。所以當一個人愈有錢愈能負擔得起移民的開支。當然因戰亂或饑荒等別無他選的情況下移民的就另當別話。很多人，包括歐盟認為只要向窮國給予經濟支援，就可以減少移民，但效果剛好相反。」

離鄉別井，初到貴境，所有事物都是嶄新和未知的。一夜之間，再不能講平日的語言，看不懂超級市場的貨品，得花上長時間才找到對的零錢、坐對的巴士。每天都在學習在陌生中重新建立熟悉感，像最初接觸世界的嬰兒，這時人的所有感官和情緒都變得分外敏感，可能前一秒為了遇上友善的陌生人而感恩，下一秒為了聽不懂一些最基本的對話而沮喪；前一秒還滿心期待去探索新的東西，下一秒就莫名其妙地想家。

Max也不例外，由非洲到歐洲，諸多不習慣。起初他對這些差異「感到興奮」，也「十分樂觀」，但食物、建築都讓他有了鄉愁。「這裡的建築物對我而言過於巨大，太多那些一模一樣的社會主義建築物。」由於當時的南斯拉夫仍然是個相對封閉的國家，商店裏沒有太多商品選擇，譬如香蕉就是十分罕有的東西。

最叫人失望的是音樂。Max在津國時十分沈迷音樂，收藏不少唱片。但在這裡，「我完全找不到我喜歡的音樂，這兒甚至沒有Bob Marley（牙買加的非裔創作歌手，雷鬼樂鼻祖）的唱片！」對Max來說，「這簡直是災難！」因為他把所有的唱片都留在家中，「我一心以為來到歐洲這『應許之地』，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歐洲建立非洲人的社群

整個斯洛文尼亞的非洲人不多，大約只有二、三百人。當年在斯國的非洲人多數是學生，也有因南非解放運動而來的難民、少數來接受軍事訓練、短暫停留的非洲人，還有些來自尼日利亞的足球員。Max指出，前南斯拉夫對非洲人普遍是歡迎的，但自從斯國自南斯拉夫獨立出來後，大學開始對外國人徵收學費，令非洲學生數字急速減少，足夠富裕的非洲人都轉為到英國等地留學。基本上在斯國來自任何一個非洲國家的人口都不超過一百人。而來自津巴布韋的，全國只有五個，其中三個在盧比安納。

好的一方面是，這迫使Max更快地融合當地的文化，他只花了半年，就已經掌握極度艱難的斯洛文尼亞文；但不好的一面是，基本上沒有屬於他的社群。

當時人們對於非洲的認知十分淺窄，「他們經常問一些例如『人們是住在房子裏嗎？』等的無知問題。」Max於是把學生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都投放在非洲人社群組織上。他是當時的非洲學生會的會長，主要處理學業相關的問題，以及就政治議題，如巴勒斯坦問題、西撒哈拉問題等表達意見。畢業後他擔任斯洛文尼亞非洲中心的會長，處理移民議題。「當時有不少合法和非法的非洲移民，有的被送到斯國西南面的城鎮Postojna的拘留所，我們當時會組織遊行為難民爭取權益，嘗試幫助他們離開拘留所，並就歐盟移民制度發聲等等，也會舉辦社交活動。主要目的都是為移民賦權。」

除了政治表態和日常事務，他也向公眾教授非洲鼓和非洲舞，為的是聚合不同的人，這亦成為她跟現在的斯國太太Teja相遇的契機。Teja由她的非洲鼓學生，到成為他兢選非洲中心主席的助手，到成為跟他共同生活的妻子，這一切Max以幾個字輕輕總結：「Essentially, life happens.」

以食物展開文化交流

Skuhna餐廳所位處的街道，是另類文化的集中地，性商品店、紋身舖、黑膠唱片店、古董家品店等都聚集於此。街尾再走遠一點，就是由前單車廠演變而成的另類藝術文化基地Rog Factory。和只有一街之隔、擠滿遊客和日夜播放美式流行曲的餐廳的河畔走廊相比，明顯少了一些喧擾和商業味。

社會企業Skuhna始於2012年，是Max和Teja夫妻檔創立和經營。頭三年由政府資助，以連結不同文化為理念，主要提供由移民主理的宴會餐飲和到會服務。因為坊間反應熱烈，甚至有一定的盈餘，足以在沒有政府資金支持的情況下繼續運作。

於是Teja想到，不如將Skuhna發展成餐廳。原本Max對此念頭很懷疑：「我們又不是廚師，怎麼跑去開餐廳呢? 」後來，他們兩個人慢慢談到可以聘請移民，並加入文化交流的元素，漸漸地認同「這是一個美麗的點子。」現時Skuhna一星期起碼有三、四晚進行不同的文化活動──逢星期二晚的語言交流(tandem)、星期三晚的非洲鼓工作坊、星期五晚的音樂會，還有不定期的時事討論、真人圖書館。

理念再好，既然是餐廳，食物還是第一位。先看看是日菜單，當天是敘利亞和印度日：四款主菜分別是薑黃和芫荽醃雞排、牛肉球配石榴汁、孜然鹽膚木粉(sumac)煮菠菜，以及印度扁豆咖哩，每道菜都用上五、六種香料，層次豐富，味道嶄新。客人可選擇配香料白飯、薯菜，或新鮮焗製的麵包。就連咖啡都有巴基斯坦、土耳其、塞內加爾，以及有十一種香料的重口味摩洛哥咖啡選擇，絕對是一次味覺環遊世界。一道主菜只需5-7歐元，價錢公道。

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斯洛文尼亞近年面對難民問題, 斯國的難民政策一向較周邊中歐國家更為開放，是少數提供永久居留權給難民、而無需每隔幾年覆核一次的國家。但自從2015年匈牙利關閉了接壤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的邊境後，作為申根（Schengen）國家之一的斯國成為難民通往西歐或北歐的主要通道。2017年初，斯國政府通過法案，假如移民數目突然增加並危害到公眾秩序和國家安全時，執法者有權拒絕難民入境。6月初的國會選舉中, 反移民的斯洛文尼亞民主黨（SDS）以25%選票成為國家最大黨。

國民和政客對於難民政策意見有很大分岐。去年底，兩名左派議員為了阻止警察把申請被拒絕的敘利亞難民Ahmad Shamieh遣返回到埗國家克羅地亞，將他藏進議會，遭反對政客彈劾，上演一場以難民為「磨心」(指被夾在對立兩方的中間人)的左右大戰。當事人Shamieh卻在折騰中情緒崩潰，需接受治療。

問到當年與今日，斯國人對待移民的轉變，Max覺得，「人們對移民的態度取決於他們來自哪裏。」譬如，人們對於南斯拉夫戰爭期間來自波斯尼亞難民的接受程度，遠高於近年的亞富汗和敘利亞難民。當時因為有鐵托（Josip Broz Tito，前南斯拉夫總統），那時國家氣氛更團結，強調統一、團結、守望相助等，但現在少了這種氛圍。不過，「年輕一代卻比從前開放很多。」

「社會上仍然充滿歧視，但它換了個面貌，變得更低調。」Max說，「當你被歧視，你會知道和感覺到，但卻無法證實。」在大眾傳媒上，充斥大量「hate speech」，不少言論指移民會破壞原有的社會秩序和令國家不安全，因為他們是伊斯蘭教徒。「極右政客往往趁機挑起人們心中的恐懼，這比起現實中發生的事情來得更可怕。」

是賦權，不是融合

經濟上的獨立往往是能否成功適應新生活的基礎。Skuhna除了在實驗一個新的社企商業模式，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幫助移民，為他們提供工作，而非流於口號或理念上的支持。連同兩位主理人，餐廳現時有四名全職員工，其中有人自印度和尼日利亞，另外還有兩個來自西班牙的志願工作者，以及來自敘利亞、突尼西亞的兼職員工。職員的流動性很高，來來去去。過去的員工來自摩洛哥、肯亞、烏拉圭、伊朗、菲律賓……像個另類聯合國。

對於一般餐廳，這流動性絕對是不樂見的。但對於Skuhna，這是意料之內，甚至是喜見，因為意味著更多移民有工作。

Max自己也十分享受這多文化的工作環境：「這是我的dream job，因為我一向對不同文化很有興趣。」但經營這間餐廳，總是極具挑戰性。「這一秒我安靜地坐在這裏，下一秒可能廚房的焗爐壞掉，或者某員工要去幼稚園接孩子放學⋯⋯每天都有無數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假如有一天是無風無浪地渡過，」他呼出一口氣，「就萬分感激了！」

餐廳的菜單每週都不同，菜式由主廚和廚師們一同商議決定。餐廳期望廚師可以做出一個完整的菜單，即三個不同的主菜和配菜，還有湯。但當他們未能處理到完整的菜單時，便會由不同國家的廚師合共煮出三道菜。每個廚師都會寫下他們能做的菜式清單，由Teja視乎廚房還剩下什麼材料，在廚師寫下的菜單中挑選菜式。

餐廳員工的背景各有不同，有的已有永久居民身份，有的是仍在等待難民申請結果，因此餐廳的合約安排上亦不得不靈活。曾經有一個員工，很適合在這裡工作，但若他成為全職員工，他和家人就會失去政府的補助金，於是Max和他的同事決定以志願工作形式聘請他，向他提供少量工作。於是他既可以得到原有的政府補助金，亦有少量額外收入，「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在這裡繼續磨練他的技能」。

對於每個員工的期望和要求，Max和Teja都會跟他們個別討論，他們期望每個人最終都可以獨立地在這裏工作，「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在其他地方也一樣可以獨立。」

「我敢說這裏的要求挺高，因此要獨立工作並不是易事。通常開頭都是由主廚監督下工作，花幾個月時間才可以自己做菜。到時他們就準備好轉移到地方工作。」事實上，不少其他餐廳都曾經到Skuhna「挖角」，餐廳成了職業訓練所。

很多人認為移民問題的核心是融合（integration）問題，但所謂的融合，很多時候是漠視一切文化差異地「同化」，而這種帶有前設的「融合」，往往帶來反效果，令移民更拒絕接受新的文化洗禮。雖然以聘請移民和文化交流為核心，但所謂「融合」卻不是Skuhna的主要目的。

Max坦言：「我從來不會用integration這字眼去形容我們正在做的事，而是為移民賦權（empower），令他們更容易找工作，僅此而已。」當然，他們提供有助移民適應新生活的元素，如提升工作技能、語言和人際網絡，但最基本的目的是令他們有工可做。「假如有誰覺得這幫助他們融合，那只是『integration by accident』的副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