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阿婵：东欧这间移民餐厅，是一个流动的另类“联合国”

中欧小国斯洛文尼亚（Slovenia）首都卢比安纳（Ljubljana）是个多元混杂的城市，27万的居民当中，有约8%的外国人，大部分来自邻近的前南斯拉夫国家。多元文化都集中在市中心一条窄长的Trubarjeva街，由街头走到街尾，除了早已全球化的意大利薄饼和土耳其Kebab，还可以尝到黎巴嫩菜、印度咖哩、泰式炒金边粉、中东falafel等等。当中专聘请移民工作的社会企业餐厅Skuhna最集百家之大成，一星期的菜单中，包办叙利亚、印度、尼日利亚等国度的菜肴。菜单如此百变，全因餐厅员工大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有的已有居留证，有的仍在等待获得难民身份。

那是一个寒冷的三月的星期四晚上，Skuhna举办了一场交流活动。参加者十余人，多时外国留学生或交流生，围著一张长餐桌而坐。演讲者是两个来自非洲厄立特里亚（Eritrea）的男生，二十岁出头，向来宾分享他们的家乡生活和移民经历。刚刚进入问答环节，就有听众忍不住问起二人如何从非洲走到欧洲，他们于是聊起那条移民者人人知晓的“意大利路线”。

“先付一笔钱由厄立特里亚到苏丹，到了苏丹，被蛇头威胁再交六千欧才可继续行程，否则就只能留在原地。于是我们急著向家人再筹钱，筹够了再上路。如是者，由苏丹、利比亚、到突尼西亚、意大利，交了几次钱，辗转到斯洛文尼亚。”他们说得轻松，在场听众却听得沈重，大家仿佛做错事的小孩，低下头不敢正视他们。

这时，一直安静地坐在一旁的非洲人打破沉默：“移民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人口流动带来技术、知识和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是文明的基础。即使到今天，西方人移民到东南亚或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的数字不比由后者移民到前者的少，何以近年移民这议题才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甚至把移民等同破坏，令移民变得如此艰难呢？”后来我才得知，这位一语道破人们对于移民问题偏见的人，就是餐厅老板之一Max Zimani。

Max高佻瘦削，总是架著一副斯文的幼框眼镜，穿著充满非洲色彩、鲜艳几何图案的上衣。第二次见面时，他已经给我一个亲切的拥抱，这种热情在斯洛文尼亚人身上少见。Max来自津巴布韦，他早于1982年——当斯洛文尼亚仍然是前南斯拉夫一部分的时候，便只身跑到第二大城市马里博尔（Maribor）读书，后来因当地没有他想读的电脑科学，而转校到卢比安纳，这样一住就是36年。我尝试从Max的回忆中找来那个只有19岁的小伙子，怎么会离开家乡，他回答得淡然：“我自小就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我想这是人的本性。”

没有Bob Marley的欧洲

听到津巴布韦，人们的第一印象或许是贫穷、通胀、贪污⋯⋯但Max离开时的津国却是另一个样子。那时津国刚从英国殖民政府独立出来，众所周知，殖民时期非洲人得权利被严重剥夺，因此当殖民结束时，“国内弥漫著一种乐观主义，大家都很雀跃和积极，期待一个全新的国家和发展。当时的总统外交上也很灵活，跟不同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不少人把移民等同难民，要不是迫不及待从战争和苦难中逃脱，就是为了钱。把所有移民等同于难民或自来低下阶层，戴著嫌弃或同情的有色眼镜看待他们，这是对于移民第一道要打破的误解。

家乡的新气象比不上他对世界的好奇。Max是拿奖学金出国读书的，他的决定跟很多移民者一样，是为了体验世界，追求更好的自己，更好的生活。“移民从来不只是出于逃难，更多时候人们移民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事实上，如果你观察贫穷的国家，当经济变好时，人口的流动性增加，移民的数目不趺反升。”

况且，“移民可是一点都不便宜，你既要付一大笔钱找住处，搬运物资，又要在当地寻找工作机会，是很高风险的决定。所以当一个人愈有钱愈能负担得起移民的开支。当然因战乱或饥荒等别无他选的情况下移民的就另当别话。很多人，包括欧盟认为只要向穷国给予经济支援，就可以减少移民，但效果刚好相反。”

离乡别井，初到贵境，所有事物都是崭新和未知的。一夜之间，再不能讲平日的语言，看不懂超级市场的货品，得花上长时间才找到对的零钱、坐对的巴士。每天都在学习在陌生中重新建立熟悉感，像最初接触世界的婴儿，这时人的所有感官和情绪都变得分外敏感，可能前一秒为了遇上友善的陌生人而感恩，下一秒为了听不懂一些最基本的对话而沮丧；前一秒还满心期待去探索新的东西，下一秒就莫名其妙地想家。

Max也不例外，由非洲到欧洲，诸多不习惯。起初他对这些差异“感到兴奋”，也“十分乐观”，但食物、建筑都让他有了乡愁。“这里的建筑物对我而言过于巨大，太多那些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建筑物。”由于当时的南斯拉夫仍然是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商店里没有太多商品选择，譬如香蕉就是十分罕有的东西。

最叫人失望的是音乐。Max在津国时十分沈迷音乐，收藏不少唱片。但在这里，“我完全找不到我喜欢的音乐，这儿甚至没有Bob Marley（牙买加的非裔创作歌手，雷鬼乐鼻祖）的唱片！”对Max来说，“这简直是灾难！”因为他把所有的唱片都留在家中，“我一心以为来到欧洲这‘应许之地’，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欧洲建立非洲人的社群

整个斯洛文尼亚的非洲人不多，大约只有二、三百人。当年在斯国的非洲人多数是学生，也有因南非解放运动而来的难民、少数来接受军事训练、短暂停留的非洲人，还有些来自尼日利亚的足球员。Max指出，前南斯拉夫对非洲人普遍是欢迎的，但自从斯国自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后，大学开始对外国人征收学费，令非洲学生数字急速减少，足够富裕的非洲人都转为到英国等地留学。基本上在斯国来自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人口都不超过一百人。而来自津巴布韦的，全国只有五个，其中三个在卢比安纳。

好的一方面是，这迫使Max更快地融合当地的文化，他只花了半年，就已经掌握极度艰难的斯洛文尼亚文；但不好的一面是，基本上没有属于他的社群。

当时人们对于非洲的认知十分浅窄，“他们经常问一些例如‘人们是住在房子里吗？’等的无知问题。”Max于是把学生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投放在非洲人社群组织上。他是当时的非洲学生会的会长，主要处理学业相关的问题，以及就政治议题，如巴勒斯坦问题、西撒哈拉问题等表达意见。毕业后他担任斯洛文尼亚非洲中心的会长，处理移民议题。“当时有不少合法和非法的非洲移民，有的被送到斯国西南面的城镇Postojna的拘留所，我们当时会组织游行为难民争取权益，尝试帮助他们离开拘留所，并就欧盟移民制度发声等等，也会举办社交活动。主要目的都是为移民赋权。”

除了政治表态和日常事务，他也向公众教授非洲鼓和非洲舞，为的是聚合不同的人，这亦成为她跟现在的斯国太太Teja相遇的契机。Teja由她的非洲鼓学生，到成为他兢选非洲中心主席的助手，到成为跟他共同生活的妻子，这一切Max以几个字轻轻总结：“Essentially, life happens.”

以食物展开文化交流

Skuhna餐厅所位处的街道，是另类文化的集中地，性商品店、纹身舖、黑胶唱片店、古董家品店等都聚集于此。街尾再走远一点，就是由前单车厂演变而成的另类艺术文化基地Rog Factory。和只有一街之隔、挤满游客和日夜播放美式流行曲的餐厅的河畔走廊相比，明显少了一些喧扰和商业味。

社会企业Skuhna始于2012年，是Max和Teja夫妻档创立和经营。头三年由政府资助，以连结不同文化为理念，主要提供由移民主理的宴会餐饮和到会服务。因为坊间反应热烈，甚至有一定的盈余，足以在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继续运作。

于是Teja想到，不如将Skuhna发展成餐厅。原本Max对此念头很怀疑：“我们又不是厨师，怎么跑去开餐厅呢? ”后来，他们两个人慢慢谈到可以聘请移民，并加入文化交流的元素，渐渐地认同“这是一个美丽的点子。”现时Skuhna一星期起码有三、四晚进行不同的文化活动──逢星期二晚的语言交流(tandem)、星期三晚的非洲鼓工作坊、星期五晚的音乐会，还有不定期的时事讨论、真人图书馆。

理念再好，既然是餐厅，食物还是第一位。先看看是日菜单，当天是叙利亚和印度日：四款主菜分别是姜黄和芫荽腌鸡排、牛肉球配石榴汁、孜然盐肤木粉(sumac)煮菠菜，以及印度扁豆咖哩，每道菜都用上五、六种香料，层次丰富，味道崭新。客人可选择配香料白饭、薯菜，或新鲜焗制的面包。就连咖啡都有巴基斯坦、土耳其、塞内加尔，以及有十一种香料的重口味摩洛哥咖啡选择，绝对是一次味觉环游世界。一道主菜只需5-7欧元，价钱公道。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斯洛文尼亚近年面对难民问题, 斯国的难民政策一向较周边中欧国家更为开放，是少数提供永久居留权给难民、而无需每隔几年复核一次的国家。但自从2015年匈牙利关闭了接壤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边境后，作为申根（Schengen）国家之一的斯国成为难民通往西欧或北欧的主要通道。2017年初，斯国政府通过法案，假如移民数目突然增加并危害到公众秩序和国家安全时，执法者有权拒绝难民入境。6月初的国会选举中, 反移民的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DS）以25%选票成为国家最大党。

国民和政客对于难民政策意见有很大分岐。去年底，两名左派议员为了阻止警察把申请被拒绝的叙利亚难民Ahmad Shamieh遣返回到埗国家克罗地亚，将他藏进议会，遭反对政客弹劾，上演一场以难民为“磨心”(指被夹在对立两方的中间人)的左右大战。当事人Shamieh却在折腾中情绪崩溃，需接受治疗。

问到当年与今日，斯国人对待移民的转变，Max觉得，“人们对移民的态度取决于他们来自哪里。”譬如，人们对于南斯拉夫战争期间来自波斯尼亚难民的接受程度，远高于近年的亚富汗和叙利亚难民。当时因为有铁托（Josip Broz Tito，前南斯拉夫总统），那时国家气氛更团结，强调统一、团结、守望相助等，但现在少了这种氛围。不过，“年轻一代却比从前开放很多。”

“社会上仍然充满歧视，但它换了个面貌，变得更低调。”Max说，“当你被歧视，你会知道和感觉到，但却无法证实。”在大众传媒上，充斥大量“hate speech”，不少言论指移民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令国家不安全，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极右政客往往趁机挑起人们心中的恐惧，这比起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来得更可怕。”

是赋权，不是融合

经济上的独立往往是能否成功适应新生活的基础。Skuhna除了在实验一个新的社企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帮助移民，为他们提供工作，而非流于口号或理念上的支持。连同两位主理人，餐厅现时有四名全职员工，其中有人自印度和尼日利亚，另外还有两个来自西班牙的志愿工作者，以及来自叙利亚、突尼西亚的兼职员工。职员的流动性很高，来来去去。过去的员工来自摩洛哥、肯亚、乌拉圭、伊朗、菲律宾……像个另类联合国。

对于一般餐厅，这流动性绝对是不乐见的。但对于Skuhna，这是意料之内，甚至是喜见，因为意味著更多移民有工作。

Max自己也十分享受这多文化的工作环境：“这是我的dream job，因为我一向对不同文化很有兴趣。”但经营这间餐厅，总是极具挑战性。“这一秒我安静地坐在这里，下一秒可能厨房的焗炉坏掉，或者某员工要去幼稚园接孩子放学⋯⋯每天都有无数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假如有一天是无风无浪地渡过，”他呼出一口气，“就万分感激了！”

餐厅的菜单每周都不同，菜式由主厨和厨师们一同商议决定。餐厅期望厨师可以做出一个完整的菜单，即三个不同的主菜和配菜，还有汤。但当他们未能处理到完整的菜单时，便会由不同国家的厨师合共煮出三道菜。每个厨师都会写下他们能做的菜式清单，由Teja视乎厨房还剩下什么材料，在厨师写下的菜单中挑选菜式。

餐厅员工的背景各有不同，有的已有永久居民身份，有的是仍在等待难民申请结果，因此餐厅的合约安排上亦不得不灵活。曾经有一个员工，很适合在这里工作，但若他成为全职员工，他和家人就会失去政府的补助金，于是Max和他的同事决定以志愿工作形式聘请他，向他提供少量工作。于是他既可以得到原有的政府补助金，亦有少量额外收入，“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在这里继续磨练他的技能”。

对于每个员工的期望和要求，Max和Teja都会跟他们个别讨论，他们期望每个人最终都可以独立地在这里工作，“因为这意味著他们在其他地方也一样可以独立。”

“我敢说这里的要求挺高，因此要独立工作并不是易事。通常开头都是由主厨监督下工作，花几个月时间才可以自己做菜。到时他们就准备好转移到地方工作。”事实上，不少其他餐厅都曾经到Skuhna“挖角”，餐厅成了职业训练所。

很多人认为移民问题的核心是融合（integration）问题，但所谓的融合，很多时候是漠视一切文化差异地“同化”，而这种带有前设的“融合”，往往带来反效果，令移民更拒绝接受新的文化洗礼。虽然以聘请移民和文化交流为核心，但所谓“融合”却不是Skuhna的主要目的。

Max坦言：“我从来不会用integration这字眼去形容我们正在做的事，而是为移民赋权（empower），令他们更容易找工作，仅此而已。”当然，他们提供有助移民适应新生活的元素，如提升工作技能、语言和人际网络，但最基本的目的是令他们有工可做。“假如有谁觉得这帮助他们融合，那只是‘integration by accident’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