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吳媛媛——用臺灣的味蕾去咀嚼瑞典，驗證兼愛平等的北歐神話

西奧多.卡勒法提德 (Theodor Kallifatides)是一位移民自希臘的瑞典著名作家，他在瑞典定居半輩子，用瑞典語書寫的作品廣受歡迎。我特別喜歡他描寫移民經歷的著作，對移民的心境做了很深刻動人的刻畫。他說移民經驗很像一個神話的創造，有三個步驟：一，神話傳承，二，神話構築，三，神話驗證。

移民和新國土的互動，往往從移民前就已經開始。2005年那年我在台灣念大四，參加了交換留學考試。考試結束在填志願的時候，我大略查了一下歐洲哪幾個國家英語最普遍，依序填了英國、荷蘭和北歐國家。我還記得分發結果揭曉，我得知將要到瑞典交換那天，我回到家，在google搜尋欄裏面打上「瑞典」兩個字。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原來瑞典有瑞典語，和丹麥語和芬蘭語都不一樣。那天下午，是我心中構築瑞典神話的開端。

關於和瑞典語的第一次接觸，西奧多在書中有一段生動的敘述。他說當年他是個滿腔怒火的希臘青年，和同伴參加社運，常在家鄉的街上被警察追著跑。有天他為了躲警察，跑進了一間小小的電影院放映廳，那時電影已經開播，他摸黑坐下，還聽得到自己胸口在劇烈跳動。

那天播的電影是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的作品，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聽到瑞典語。他對瑞典語的形容是這樣的：「我在黑暗中盯著螢幕胡思亂想，只聽見電影中的人們在說一種內斂沉靜的語言，我似乎受到了感染，千頭萬緒像瀰漫的塵埃逐漸落地。記得當時我心想：『跟這個安靜的語言比起來，我每天聽到的希臘語，簡直像是市場上叫賣吆喝。』 後來我像著了魔一樣，一次又一次地看這部電影。」

我是第一次見到有人用「安靜」這個詞來形容一種語言，卻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形容詞。我懂西奧多的意思，並沒有一種語言比其他語言安靜，安靜的是「敘事」，是我們拿語言來說的話。

西奧多用「安靜」和「叫賣」來形容瑞典和希臘敘事的差別，而我在台灣和瑞典之間咀嚼出來的，則是修辭味覺和光譜上的不同。

台灣的敘事，無論是在公領域或私領域，嚐起來就像濃郁但營養價值不高的雞湯，空有感染力但常失焦或訴諸情緒。而在討論經濟分配和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台灣的敘事光譜則顯得較窄，往右看有根植華人社會的保守、功利和國族在興風作浪，而中間以左的詞彙如勞動和資產階級、分配正義、集體協議和團結權等用詞，則常被視為極少數學術、社運人士的語言，甚至是共產主義的同義詞。許多這類詞彙在台灣也被去脈絡或誤用，比方說在台灣常被解讀為財產收入較少的「小資」 (petite bourgeoisie ，小布爾喬)在法文的原意其實是指小規模資產階級，雖然小，但仍是老闆。對岸從西方和蘇俄承襲了整套社會主義語言，但領導階層一直保有絕對解釋權，原本就眾說紛紜的原意也就經常被詮釋得面目全非。在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化)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下，他們用「小資」來諷刺那些品酒品茗玩賞樂器等，沉浸於布爾喬亞情調的人們。另外，在台灣被用來嘲諷左派的「左派幼稚病」，其實是蘇共領袖列寧用來批判黨中異己的詞彙。台灣這種公共討論光譜缺損的現象，源自台灣獨特的歷史軌跡，在語言習慣中凝結，如果不是經過北歐偏左意識的洗禮，我大概永遠不會察覺。

西奧多書寫移民心境的作品集，書名叫做《在我窗外的新國土》。他大半生居住瑞典，但他看瑞典的眼睛，永遠都會是透過一扇叫做「希臘人」的窗。相同的，我永遠只能用台灣給我的味蕾去咀嚼瑞典。在2014年，我以《台灣的偏左意識在哪裏？》投書天下獨立評論，自此以來，去捕捉和填補台灣和瑞典兩者在修辭和光譜上的不同，一直是我對自己書寫的期許。

近代北歐的國家認同神話

神話(myth)這一詞除了民俗學意義上的創世傳說，在現代也多了一層延伸：一種對於人事物，混合了虛與實的想像。特定人物、族群和國家在人們心中的倒影，也可以說是一種神話。

西奧多到了瑞典以後不久，就發現現實中的瑞典和英格瑪柏格曼的電影有很大的差距，就像很多人不斷提醒他，當今的希臘和古希臘文明已經沒有關係。但他說他至今還是相信，那天在小小的電影院裏，他一瞥了瑞典的靈魂。

比起北歐諸神奧丁和索爾，現代北歐福利國家民主平等的神話也許更鮮明地活在人們——包括北歐人自己的心中。1960年代瑞典經歷的「You改革」(The you-reform)，我覺得是近代瑞典認同神話構築的最佳註解。

現在很難想像，就在幾十年前，瑞典社會也曾經極端傳統保守，這一點可以從當時異常嚴格的語言規範窺見一二。在不同語言中，以第二人稱代詞「你」直呼對方都普遍被視為不正式或不敬的，中文也不例外。而在從前的瑞典，第二人稱代詞You只適用於配偶、情人和摯友，除此之外就連兄弟姐妹之間都不能使用。而在社會上人們則以姓和稱謂相稱，未婚女性叫小姐，已婚女性叫太太，男性則使用職稱。比方說，如果在公司裏想問坐在隔壁的會計想不想喝咖啡，不能說：「你想喝咖啡嗎？」而必須說：「會記卡爾森想喝咖啡嗎？」

到了二十世紀初，瑞典開始有人想割除這個吸滿了階級和性別成見的語言規範，他們借用法文的vous和德文的sie，試圖推行用第二人稱複數形當作You的敬稱（中文的「您」也是在類似脈絡下形成的敬稱），以代替當時繁複的稱謂，但這波改革很快就失敗了。

相對於歐陸英美，瑞典在文藝發展或是社會變革上總是深受其他大國影響，也總是稍慢一步。但是到了二次戰後，瑞典像是換上了一顆新引擎，經濟分配平等化和階級扁平化如火如荼地進行，接著，語言改革的時機也終於成熟了。1967年，瑞典國民健康局局長Bror Rexed在就任典禮上鄭重宣布：「從今天起，我將以『你』稱呼所有同仁。無論是男是女，是科長還是實習生，從今以後，只有我，和你。」 就這樣，瑞典直接跳過了「您」，就把「你」給普及了。

當我在瑞典語課學到這項改革時，心裏很納悶，不過就是開始用」你「這個詞，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然而對瑞典人來說， 「You改革」可以說是瑞典第一個不依循其他國家腳步的變革，這代表瑞典終於走出了自己的模式，也醖釀出成為「平權大國」的期許。Bror Rexed演說的照片和他生動的演講詞，在瑞典學校的國文和社會課上都有著墨，深植於瑞典人心中，就像台灣的蔣公看小魚力爭上游，成為編織瑞典近代神話的一個重要意像。

除了稱謂，當時瑞典的社會變革，也反映到了媒體的修辭上。如果說台灣新聞報導的修辭嚐起來像加油添醋的雞湯，瑞典的報導修辭簡直是味如嚼蠟。曾聽過一個有趣的比喻：如果看到不遠處有一棟白色的房子，瑞典記者會描述： 「在約兩百公尺處有一棟房子，朝向這一面的牆是白色的，至於另一面，我們不知道是什麼顏色。」瑞典主流媒體的報導講求100%陳述已知事實，不容許臆測，也絕不會提到案件涉嫌人的種族、家庭背景等與案件不直接相關的情報，討論社會事件和各層議題時就事論事，避免輿論能量在情緒中空轉，也試圖消弭社會對特定階層和族群的固有觀感。當然，這只是對於一般媒體的規約。在網上，瑞典也存在著無數網路論壇，專門滿足人們想要看戲嚼舌根的慾望。

前陣子瑞典一個小鎮上發生了一家四口自殺的罕見悲劇，後來經調查證實，這是一個瑞典白領家庭，在發現孩子雙雙罹患罕見絕症之後，失去了對人生的盼望，於是一家走上絕路。 

在事件一開始，瑞典主流報紙的報導僅有短短一句： 「在某鎮，某個時間點，四具屍體在一個房子裏被發現。」就這樣。這個報導簡直太騷不到癢處了。這四個人的關係是什麼？這個房子是在什麼樣的區域？他們的死因是什麼？他們的鄰居和親友怎麼說？我就像很多人一樣，馬上打開了網路論壇。那時論壇裏已經塞滿了關於此案的流言蜚語：可能是(移民)搶匪犯案？或是(移民)家庭內的榮譽殺人？(編注：榮譽殺人，honor killing，部族或家族內的男性成員，因女性成員不貞或其他敗壞家族名譽的行為而殺害女性)，或是(移民)幫派的仇殺？

然後有人找到了房子的地址和空拍照片，得到消息說死者是瑞典白領家庭，於是論壇風向一轉，大家開始揣測爸爸有精神疾病甚至戀童傾向，殺害全家以遮掩家醜等等，各式說法層出不窮。隨著真相一步步被警方和主流媒體揭露，論壇內的鍵盤法官們也漸漸失去了興致，累積了九百多頁的討論串趨於沉寂。

過了幾天我才得知我的一位朋友正好和死者家庭關係親近，也出席了死者的葬禮。葬禮當天，這則新聞在瑞典還甚囂塵上，因此來自波蘭的她原本預期會有媒體到場關注，沒想到當天整場葬禮莊重温馨，從頭到尾沒有一個記者出現打擾。在一派無色無味的媒體修辭當中，只要訪問到一位死者的親友，不知可以提高多少銷量和點擊率？瑞典媒體的自我克制讓我和友人都感到不可思議。現在，這個事件已被世間淡忘，只刻印在死者周遭親友們的心中。

瑞典的「You改革」和媒體修辭的自律，是近代瑞典社會變革滲透到語言習慣的現象，為瑞典敘事注入了一股清流。我想這就是西奧多那天在電影院裏聽到的「安靜」語言吧。然而，就像在瑞典相對冷靜理性的媒體背後，重腥羶色的網路論壇也同時存在著，來到瑞典生活不需要太久，就會發現原來在瑞典人以君子自許的表面下，也流竄著沒那麼君子的本性。原來，瑞典人也愛腥羶八卦，瑞典也有性別不平等，也有種族歧視；如果可以，瑞典人也會想盡辦法避税、炒房。在君子和偽君子兩張面孔之間，我構築的瑞典神話也曾經近乎崩解。

今年二月，掌管全國戶口登記的瑞典税務局，把台灣的名字改成了「中國台灣」。就近年來歐洲公部門和私人企業的一片改名潮來看，中國政府在背後施加壓力的事實幾乎是不證自明，但瑞典官僚絕對不會承認這一點。我以自由記者的身份訪問了瑞典税務局法務和瑞典外交部的PR，不管如何旁敲側擊，不管他們看起來多心虛，他們嘴裏吐出來的，總是一連串乾淨漂亮的說辭：「這是行政決定，是國際標準。」反反覆覆，樂此不疲。面對受過嚴格官腔訓練的瑞典官僚，我也曾克制不了情緒。「請妳冷靜一點。」被我訪問的人平靜地對我說。我心想，去你的，這群偽君子。
 

別在玻璃屋裏丟石頭

下面第一張照片，是川普就任美國總統時，身居瑞典政府要職的女性們，在社群網站上針對陽盛陰衰的川普政府發布的回應。2014年當選的瑞典社民黨政府，以世界第一個女性主義政府(The world’s first feminist government)自居，力圖從最高政治決策層開始導入性別平等意識和性別主流化的具體程序。

而第二張圖則是同一個政府團隊出訪伊朗時，瑞典女性官員一律帶上頭巾的照片。

想當然爾，這個舉動深深背叛了伊朗國內不顧自身危險、為女性解放奮鬥的運動者，在瑞典國內外都引起強烈抨擊。許多人拿歐巴馬夫妻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又譯為沙特阿拉伯）時，第一夫人米雪兒沒有戴頭巾的照片當作鮮明對比，但他們沒有明說的是，伊朗國內法律明定女性必須戴頭巾，在沙烏地阿拉伯則沒有；然而在穆斯林國家當中，伊朗女性在教育和職業上享有相對高的自由，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則直到最近才能開車。

瑞典社民黨的主要政敵，偏右自由派的温和黨對此事的批評當然絲毫不手軟，然而過幾天就有報章披露，幾年前瑞典温和黨政府團隊在拜訪伊朗時，女性成員也都依法戴上了頭巾。瑞典有句話說，「不要在玻璃屋裏丟石頭。」當大家都住在同一個玻璃屋裏，朝別人丟石頭，碎玻璃只會落在自己頭上。
 
如果說社民黨政府哪裏不對，那大概是錯在它把自己放到了「世界第一個女性主義政府」的高度上，卻又不可能犧牲瑞典的對外交流和貿易，在世界邊緣一邊潔身自愛，一邊餓肚子。

這年頭當梟雄容易，而君子總是難為。看看中華文化的君子典範，總是脱不了出世、採菊、抑鬱而終等關鍵詞，「入世」和「君子」兩詞一旦放在一起，總會催化出做秀、偽君子等各式指控。

今年五一勞動節，我依慣例參與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遊行，社民黨的青年黨團也在遊行行列中。瑞典各個政黨都有在中學裏活躍的青年黨團，青年黨團有個有趣的共通點，那就是他們總是比「成人黨團」還要激進一些。在遊行過程中，青春洋溢的青年黨員走在隊伍最後端，沿街大喊「打倒資本主義！」「消滅瑞典王室！」走在前方的中老年男女笑看著他們，那眼神總讓我想起在一旁看顧幼犬嬉戲的狗媽媽。

而在遊行終點，社民黨地方代表已經準備好講稿，要討論諸多市政細節，比方說如何規定私人建商在建造一般營利住宅時，也要建造一定比例的社會住宅？公車上、候車亭等公共空間，要開放多少供商業廣告使用，並且將有什麼樣的營收規範？生了二寶在家放育兒假的爸媽，可以讓大寶使用公托嗎？可以使用多少？一條條規範必需克制你我「沒那麼君子」的一面，又要留下適當的自由空間。現在北歐諸神的戰場，就是和藏在繁瑣細節當中的魔鬼們周旋。

二戰以降，以社民黨為代表的瑞典偏左陣營，和温和黨代表的偏右陣營交互輪替，在鋼索上搖搖擺擺地走出了瑞典模式。社民黨一邊要掛上平等的商標召集藍領大眾，一邊也深知不能丟失白領中產的選票，這一來一往間，各種理想價值被標上了優先順序，有的甚至被犧牲了。「你看，理想再高，最後還不是要妥協？」很多人這麼說，帶著一點幸災樂禍。

把神話當真了，終究會變成誤會一場，但是比起看小魚力爭上游，我覺得至少北歐的平權神話，為社會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出發點。讓我們看看瑞典在它能力所及的之處做了什麼：在瑞典，身為自由記者，我能馬上聯繫訪問到税務局和外交部等官方機關內的相關人員，他們有義務回答媒體的每一個質疑。瑞典收容百餘位流亡海外的維吾爾異議人士，並在不久前逮捕了一名蒐集海外維吾爾人情報賣給中共當局的間諜；另外，雖然最後功敗垂成，但瑞典外交部也曾全力幫助桂明海脱離中共禁錮。

在瑞典，國家每年花大筆經費支持傳媒，讓報章能不為五斗米折腰，讓媒體的功能不被偏愛腥羶八卦和口水戰的人性需求稀釋扭曲，留下一片理性的淨土；讓一個疲倦的家庭和深愛他們的人，能不受打擾和公審，安靜地道別。


在瑞典，房東不可以隨意漲房租或要房客搬家，私人房客租屋滿兩年就有權利把房子買下；勞工有休息和團結的權利；爸媽可以請假在家育兒不怕被老闆炒魷魚。這些制度規範都不是完美的，但也都展現出一種期許。我漸漸明白，瑞典人也很清楚兼愛平權的神話，把瑞典放到了自己都夠不到的高度，但他們也很坦然，因為對瑞典來說，神話從來不是那隻青鳥，而是試著去捕捉青鳥的動力和姿態。

吳媛媛，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瑞典隆德大學東亞政治系碩士，現為瑞典達拉那大學講師。偏左意識的洗禮和衝擊來自北歐，而每一個省思和開悟都是以台灣為出發點。著有《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