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吴媛媛——用台湾的味蕾去咀嚼瑞典，验证兼爱平等的北欧神话

西奥多.卡勒法提德 (Theodor Kallifatides)是一位移民自希腊的瑞典著名作家，他在瑞典定居半辈子，用瑞典语书写的作品广受欢迎。我特别喜欢他描写移民经历的著作，对移民的心境做了很深刻动人的刻画。他说移民经验很像一个神话的创造，有三个步骤：一，神话传承，二，神话构筑，三，神话验证。

移民和新国土的互动，往往从移民前就已经开始。2005年那年我在台湾念大四，参加了交换留学考试。考试结束在填志愿的时候，我大略查了一下欧洲哪几个国家英语最普遍，依序填了英国、荷兰和北欧国家。我还记得分发结果揭晓，我得知将要到瑞典交换那天，我回到家，在google搜寻栏里面打上“瑞典”两个字。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瑞典有瑞典语，和丹麦语和芬兰语都不一样。那天下午，是我心中构筑瑞典神话的开端。

关于和瑞典语的第一次接触，西奥多在书中有一段生动的叙述。他说当年他是个满腔怒火的希腊青年，和同伴参加社运，常在家乡的街上被警察追著跑。有天他为了躲警察，跑进了一间小小的电影院放映厅，那时电影已经开播，他摸黑坐下，还听得到自己胸口在剧烈跳动。

那天播的电影是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那是他生平第一次听到瑞典语。他对瑞典语的形容是这样的：“我在黑暗中盯著萤幕胡思乱想，只听见电影中的人们在说一种内敛沉静的语言，我似乎受到了感染，千头万绪像弥漫的尘埃逐渐落地。记得当时我心想：‘跟这个安静的语言比起来，我每天听到的希腊语，简直像是市场上叫卖吆喝。’ 后来我像著了魔一样，一次又一次地看这部电影。”

我是第一次见到有人用“安静”这个词来形容一种语言，却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形容词。我懂西奥多的意思，并没有一种语言比其他语言安静，安静的是“叙事”，是我们拿语言来说的话。

西奥多用“安静”和“叫卖”来形容瑞典和希腊叙事的差别，而我在台湾和瑞典之间咀嚼出来的，则是修辞味觉和光谱上的不同。

台湾的叙事，无论是在公领域或私领域，尝起来就像浓郁但营养价值不高的鸡汤，空有感染力但常失焦或诉诸情绪。而在讨论经济分配和社会价值等议题时，台湾的叙事光谱则显得较窄，往右看有根植华人社会的保守、功利和国族在兴风作浪，而中间以左的词汇如劳动和资产阶级、分配正义、集体协议和团结权等用词，则常被视为极少数学术、社运人士的语言，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许多这类词汇在台湾也被去脉络或误用，比方说在台湾常被解读为财产收入较少的“小资” (petite bourgeoisie ，小布尔乔)在法文的原意其实是指小规模资产阶级，虽然小，但仍是老板。对岸从西方和苏俄承袭了整套社会主义语言，但领导阶层一直保有绝对解释权，原本就众说纷纭的原意也就经常被诠释得面目全非。在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化)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他们用“小资”来讽刺那些品酒品茗玩赏乐器等，沉浸于布尔乔亚情调的人们。另外，在台湾被用来嘲讽左派的“左派幼稚病”，其实是苏共领袖列宁用来批判党中异己的词汇。台湾这种公共讨论光谱缺损的现象，源自台湾独特的历史轨迹，在语言习惯中凝结，如果不是经过北欧偏左意识的洗礼，我大概永远不会察觉。

西奥多书写移民心境的作品集，书名叫做《在我窗外的新国土》。他大半生居住瑞典，但他看瑞典的眼睛，永远都会是透过一扇叫做“希腊人”的窗。相同的，我永远只能用台湾给我的味蕾去咀嚼瑞典。在2014年，我以《台湾的偏左意识在哪里？》投书天下独立评论，自此以来，去捕捉和填补台湾和瑞典两者在修辞和光谱上的不同，一直是我对自己书写的期许。

近代北欧的国家认同神话

神话(myth)这一词除了民俗学意义上的创世传说，在现代也多了一层延伸：一种对于人事物，混合了虚与实的想像。特定人物、族群和国家在人们心中的倒影，也可以说是一种神话。

西奥多到了瑞典以后不久，就发现现实中的瑞典和英格玛柏格曼的电影有很大的差距，就像很多人不断提醒他，当今的希腊和古希腊文明已经没有关系。但他说他至今还是相信，那天在小小的电影院里，他一瞥了瑞典的灵魂。

比起北欧诸神奥丁和索尔，现代北欧福利国家民主平等的神话也许更鲜明地活在人们——包括北欧人自己的心中。1960年代瑞典经历的”You改革”(The you-reform)，我觉得是近代瑞典认同神话构筑的最佳注解。

现在很难想像，就在几十年前，瑞典社会也曾经极端传统保守，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异常严格的语言规范窥见一二。在不同语言中，以第二人称代词“你”直呼对方都普遍被视为不正式或不敬的，中文也不例外。而在从前的瑞典，第二人称代词You只适用于配偶、情人和挚友，除此之外就连兄弟姐妹之间都不能使用。而在社会上人们则以姓和称谓相称，未婚女性叫小姐，已婚女性叫太太，男性则使用职称。比方说，如果在公司里想问坐在隔壁的会计想不想喝咖啡，不能说：“你想喝咖啡吗？”而必须说：“会记卡尔森想喝咖啡吗？”

到了二十世纪初，瑞典开始有人想割除这个吸满了阶级和性别成见的语言规范，他们借用法文的vous和德文的sie，试图推行用第二人称复数形当作You的敬称（中文的“您”也是在类似脉络下形成的敬称），以代替当时繁复的称谓，但这波改革很快就失败了。

相对于欧陆英美，瑞典在文艺发展或是社会变革上总是深受其他大国影响，也总是稍慢一步。但是到了二次战后，瑞典像是换上了一颗新引擎，经济分配平等化和阶级扁平化如火如荼地进行，接著，语言改革的时机也终于成熟了。1967年，瑞典国民健康局局长Bror Rexed在就任典礼上郑重宣布：“从今天起，我将以‘你’称呼所有同仁。无论是男是女，是科长还是实习生，从今以后，只有我，和你。” 就这样，瑞典直接跳过了“您”，就把“你”给普及了。

当我在瑞典语课学到这项改革时，心里很纳闷，不过就是开始用”你“这个词，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然而对瑞典人来说， “You改革”可以说是瑞典第一个不依循其他国家脚步的变革，这代表瑞典终于走出了自己的模式，也酝酿出成为“平权大国”的期许。Bror Rexed演说的照片和他生动的演讲词，在瑞典学校的国文和社会课上都有著墨，深植于瑞典人心中，就像台湾的蒋公看小鱼力争上游，成为编织瑞典近代神话的一个重要意像。

除了称谓，当时瑞典的社会变革，也反映到了媒体的修辞上。如果说台湾新闻报导的修辞尝起来像加油添醋的鸡汤，瑞典的报导修辞简直是味如嚼蜡。曾听过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看到不远处有一栋白色的房子，瑞典记者会描述： “在约两百公尺处有一栋房子，朝向这一面的墙是白色的，至于另一面，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瑞典主流媒体的报导讲求100%陈述已知事实，不容许臆测，也绝不会提到案件涉嫌人的种族、家庭背景等与案件不直接相关的情报，讨论社会事件和各层议题时就事论事，避免舆论能量在情绪中空转，也试图消弭社会对特定阶层和族群的固有观感。当然，这只是对于一般媒体的规约。在网上，瑞典也存在著无数网路论坛，专门满足人们想要看戏嚼舌根的欲望。

前阵子瑞典一个小镇上发生了一家四口自杀的罕见悲剧，后来经调查证实，这是一个瑞典白领家庭，在发现孩子双双罹患罕见绝症之后，失去了对人生的盼望，于是一家走上绝路。 

在事件一开始，瑞典主流报纸的报导仅有短短一句： “在某镇，某个时间点，四具尸体在一个房子里被发现。”就这样。这个报导简直太骚不到痒处了。这四个人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房子是在什么样的区域？他们的死因是什么？他们的邻居和亲友怎么说？我就像很多人一样，马上打开了网路论坛。那时论坛里已经塞满了关于此案的流言蜚语：可能是(移民)抢匪犯案？或是(移民)家庭内的荣誉杀人？(编注：荣誉杀人，honor killing，部族或家族内的男性成员，因女性成员不贞或其他败坏家族名誉的行为而杀害女性)，或是(移民)帮派的仇杀？

然后有人找到了房子的地址和空拍照片，得到消息说死者是瑞典白领家庭，于是论坛风向一转，大家开始揣测爸爸有精神疾病甚至恋童倾向，杀害全家以遮掩家丑等等，各式说法层出不穷。随著真相一步步被警方和主流媒体揭露，论坛内的键盘法官们也渐渐失去了兴致，累积了九百多页的讨论串趋于沉寂。

过了几天我才得知我的一位朋友正好和死者家庭关系亲近，也出席了死者的葬礼。葬礼当天，这则新闻在瑞典还甚嚣尘上，因此来自波兰的她原本预期会有媒体到场关注，没想到当天整场葬礼庄重温馨，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记者出现打扰。在一派无色无味的媒体修辞当中，只要访问到一位死者的亲友，不知可以提高多少销量和点击率？瑞典媒体的自我克制让我和友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现在，这个事件已被世间淡忘，只刻印在死者周遭亲友们的心中。

瑞典的“You改革”和媒体修辞的自律，是近代瑞典社会变革渗透到语言习惯的现象，为瑞典叙事注入了一股清流。我想这就是西奥多那天在电影院里听到的“安静”语言吧。然而，就像在瑞典相对冷静理性的媒体背后，重腥膻色的网路论坛也同时存在著，来到瑞典生活不需要太久，就会发现原来在瑞典人以君子自许的表面下，也流窜著没那么君子的本性。原来，瑞典人也爱腥膻八卦，瑞典也有性别不平等，也有种族歧视；如果可以，瑞典人也会想尽办法避税、炒房。在君子和伪君子两张面孔之间，我构筑的瑞典神话也曾经近乎崩解。

今年二月，掌管全国户口登记的瑞典税务局，把台湾的名字改成了“中国台湾”。就近年来欧洲公部门和私人企业的一片改名潮来看，中国政府在背后施加压力的事实几乎是不证自明，但瑞典官僚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我以自由记者的身份访问了瑞典税务局法务和瑞典外交部的PR，不管如何旁敲侧击，不管他们看起来多心虚，他们嘴里吐出来的，总是一连串干净漂亮的说辞：“这是行政决定，是国际标准。”反反复复，乐此不疲。面对受过严格官腔训练的瑞典官僚，我也曾克制不了情绪。“请妳冷静一点。”被我访问的人平静地对我说。我心想，去你的，这群伪君子。
 

别在玻璃屋里丢石头

下面第一张照片，是川普就任美国总统时，身居瑞典政府要职的女性们，在社群网站上针对阳盛阴衰的川普政府发布的回应。2014年当选的瑞典社民党政府，以世界第一个女性主义政府(The world’s first feminist government)自居，力图从最高政治决策层开始导入性别平等意识和性别主流化的具体程序。

而第二张图则是同一个政府团队出访伊朗时，瑞典女性官员一律带上头巾的照片。

想当然尔，这个举动深深背叛了伊朗国内不顾自身危险、为女性解放奋斗的运动者，在瑞典国内外都引起强烈抨击。许多人拿欧巴马夫妻访问沙乌地阿拉伯（又译为沙特阿拉伯）时，第一夫人米雪儿没有戴头巾的照片当作鲜明对比，但他们没有明说的是，伊朗国内法律明定女性必须戴头巾，在沙乌地阿拉伯则没有；然而在穆斯林国家当中，伊朗女性在教育和职业上享有相对高的自由，沙乌地阿拉伯的女性则直到最近才能开车。

瑞典社民党的主要政敌，偏右自由派的温和党对此事的批评当然丝毫不手软，然而过几天就有报章披露，几年前瑞典温和党政府团队在拜访伊朗时，女性成员也都依法戴上了头巾。瑞典有句话说，“不要在玻璃屋里丢石头。”当大家都住在同一个玻璃屋里，朝别人丢石头，碎玻璃只会落在自己头上。
 
如果说社民党政府哪里不对，那大概是错在它把自己放到了“世界第一个女性主义政府”的高度上，却又不可能牺牲瑞典的对外交流和贸易，在世界边缘一边洁身自爱，一边饿肚子。

这年头当枭雄容易，而君子总是难为。看看中华文化的君子典范，总是脱不了出世、采菊、抑郁而终等关键词，“入世”和“君子”两词一旦放在一起，总会催化出做秀、伪君子等各式指控。

今年五一劳动节，我依惯例参与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游行，社民党的青年党团也在游行行列中。瑞典各个政党都有在中学里活跃的青年党团，青年党团有个有趣的共通点，那就是他们总是比“成人党团”还要激进一些。在游行过程中，青春洋溢的青年党员走在队伍最后端，沿街大喊“打倒资本主义！”“消灭瑞典王室！”走在前方的中老年男女笑看著他们，那眼神总让我想起在一旁看顾幼犬嬉戏的狗妈妈。

而在游行终点，社民党地方代表已经准备好讲稿，要讨论诸多市政细节，比方说如何规定私人建商在建造一般营利住宅时，也要建造一定比例的社会住宅？公车上、候车亭等公共空间，要开放多少供商业广告使用，并且将有什么样的营收规范？生了二宝在家放育儿假的爸妈，可以让大宝使用公托吗？可以使用多少？一条条规范必需克制你我“没那么君子”的一面，又要留下适当的自由空间。现在北欧诸神的战场，就是和藏在繁琐细节当中的魔鬼们周旋。

二战以降，以社民党为代表的瑞典偏左阵营，和温和党代表的偏右阵营交互轮替，在钢索上摇摇摆摆地走出了瑞典模式。社民党一边要挂上平等的商标召集蓝领大众，一边也深知不能丢失白领中产的选票，这一来一往间，各种理想价值被标上了优先顺序，有的甚至被牺牲了。“你看，理想再高，最后还不是要妥协？”很多人这么说，带著一点幸灾乐祸。

把神话当真了，终究会变成误会一场，但是比起看小鱼力争上游，我觉得至少北欧的平权神话，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出发点。让我们看看瑞典在它能力所及的之处做了什么：在瑞典，身为自由记者，我能马上联系访问到税务局和外交部等官方机关内的相关人员，他们有义务回答媒体的每一个质疑。瑞典收容百余位流亡海外的维吾尔异议人士，并在不久前逮捕了一名搜集海外维吾尔人情报卖给中共当局的间谍；另外，虽然最后功败垂成，但瑞典外交部也曾全力帮助桂明海脱离中共禁锢。

在瑞典，国家每年花大笔经费支持传媒，让报章能不为五斗米折腰，让媒体的功能不被偏爱腥膳八卦和口水战的人性需求稀释扭曲，留下一片理性的净土；让一个疲倦的家庭和深爱他们的人，能不受打扰和公审，安静地道别。


在瑞典，房东不可以随意涨房租或要房客搬家，私人房客租屋满两年就有权利把房子买下；劳工有休息和团结的权利；爸妈可以请假在家育儿不怕被老板炒鱿鱼。这些制度规范都不是完美的，但也都展现出一种期许。我渐渐明白，瑞典人也很清楚兼爱平权的神话，把瑞典放到了自己都够不到的高度，但他们也很坦然，因为对瑞典来说，神话从来不是那只青鸟，而是试著去捕捉青鸟的动力和姿态。

吴媛媛，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瑞典隆德大学东亚政治系硕士，现为瑞典达拉那大学讲师。偏左意识的洗礼和冲击来自北欧，而每一个省思和开悟都是以台湾为出发点。著有《幸福是我们的义务：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