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雙全：他們是傘後遺民，我是受傷的傳教士

六四週年剛過，七一又將到來。香港這城，慣於百變翻身，我們訪問一批隨著香港情勢變化，而不斷發明對此城此地「新」的承擔方式的人。這一次是白雙全，藝術家，曾代表香港參加第53屆威尼斯雙年展。而去訪問他，是因為2017，雨傘運動後兩年，他交出了一批「很不白雙全」的作品⋯⋯

白雙全說，從前他換一盞燈，就想像到一輪月亮。抬頭，房間會像天空一樣出現。一個富有白雙全印記的精神世界，情深而玩味。這輪月亮，很容易令人想起他從前的創作，法國小鎮照片裏誘發記憶與思念的方形月亮，還有曝光百次、用新月軌跡畫成的滿月。而從月亮，你會想到他的海，他的旅行地圖，他漫無目的地等待一個人。

「現在沒有了，變成換一盞燈，光慢慢在你的視網膜蝕出一小口殘影，然後你看什麼，殘影都一直在。」白雙全這樣形容經歷79天佔領運動後他的世界。月亮沒了，往後揮之不去是一塊殘影般的痂。

「之前我的作品，喜歡在意念背後找最到位的地方創作。現在我做不到，反而鑽入情緒最深刻的部分，兜兜轉轉。」

1. 無法過回雨傘運動前

但他說回不去了。面對灰暗的香港，他沒有辦法再像從前般跳躍，直觀。

從前世界是這樣的——香港沉悶、單一，商場消費和過份井然的城市規劃主導了生活，但他最愛在街上蹓躂和創作，萌生的點子一閃而過，就記錄在簿子裏：「在出生登記處偷了一支筆放在死亡登記處」；「向你所暗戀的人借一件物件，讓她一直想著你」；「在茶餐廳裏坐得近過和我最親的人，聽到不應聽到的親暱對白」⋯⋯眼前每一樣事物彷彿向他說話。改變世界是這樣開始，因著你認定世界有許多的可能性，連香港也有著可觸及的詩意與美好。但他說回不去了。面對灰暗的香港，他沒有辦法再像從前般跳躍，直觀。

雨傘運動後兩年，2017，他交出一批「很不白雙全」的作品。惡夢牆紙、封印等一系列法院聽審的手繪創作，旁聽的案件如重奪公民廣場案、以胸襲警案、蠔涌爆炸品案、旺角暴動案等，他坐在莊嚴肅穆的法院，用黑色墨水筆一筆一筆素描出陰影般的圖案，如同扶乩，情緒在裏面，審判、預言也在裏面。白雙全形容為神話般的符號世界，讓他進入當中想像和思考，從語言系統及鬱悶情感中解放出來。

佔領後讓他專注、有創作慾望的地點，由蹓躂的街道轉移到法庭，甚至最接近監獄的地方。

「佔領對我而言是新事物，令我對香港的看法，對自己，對藝術的想法完全扭向新的方向，我無法控制。因為我的創作就是反映我的狀態。」他在另一個訪問曾說過，沒有辦法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過回雨傘運動前甚無分別的日子，像對自己、對一場運動的背叛。白雙全以他藝術家的敏感與如實，最先觸摸和處理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傷患和政治日常。

一切先由白雙全創作的慾望開始說起，他說，創作欲即生存欲。

2. 身體必須最快遇上靈感

「超市，巴士，書店，地鐵，地圖或身體。有我出沒的地方，就有作品。」

1977年福建出生的香港藝術家白雙全，7歲移居香港，2002年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副修神學，畢業後16年沒有做過一份全職工作——全職藝術家除外。到了不惑之年的他介紹自己：「香港的奇蹟之一。」他露出招牌笑容。

「年年的生存方式都不一樣，有時兼職教書幫補，隨著環境的轉變去適應。幸好我的生活簡樸，不用花太多錢，最大的娛樂和快樂就是做作品。」近幾年，他半隻腳踩入藝術市場，作品由畫廊代理，成為這些年主要的收入來源，也代表他不得不面對藝術生態裏的權力架構、人際關係和市場期望，不時與他的內在價值和信念產生衝突。

「不是人人適合當明星。」他說。一直以來，他重視作品是否對自己坦誠，作品是否對世界有意義，一些最為本質的價值。「為什麼畫廊對我的衝擊這麼大，因為它不會量度你的真誠，最重要各種元素加起來賣不賣錢，一旦競爭大家就想著噱頭，對我而言就不行。」

白雙全談起他第一次的精神危機，發生在2009年，代表香港參加第53屆威尼斯雙年展那年，平台由報紙專欄變成展覽形式，也改變了他作為藝術家的角色，令他迷失和抗拒。「來到展場，別人看你是誰，才來看你的展覽，藝術市場也是類似運作方式。但報紙沒有這問題，任何人放上去什麼人可以看到，比較公平，也接近我看事物的方向。當時感覺做展覽很沒意思，威尼斯回來後，有一種崩潰的感覺。」2003年至2007年間，他主要在《明報》「單身看」專欄發表作品，一段他最快樂和自由的創作時期，也確立他要走的藝術方向，不少重要的作品都出自「單身看」專欄，例如作品「給路人的一朵小花」，獲得2006年澳門藝術博物館的「海外交流獎」，他的作品慢慢流傳香港以外，法國、台灣、釜山、紐約、廣州等地作交流和參展。

網上能找到一小段文字，記下他在《明報》發表作品的機緣。2003年， PARA/SITE有個關於沙士（SARS）的藝術展，《明報》副刊編輯黎佩芬去了看，她看到白雙全的作品「3692」，決定找來這剛畢業不久的小伙子主理每週一次的創作專欄「單身看」，沒有前設或限制，就給他一版空間創作。

「第一年很多讀者寫信去編輯部投訴我，鬧我不知道做什麼，很無聊，幸好黎佩芬頂著。直到刊登收據作品《信他者必得永生》，讀者開始慢慢接受我，投訴信少一點。」白尷尬笑說。

「3692」早早有著白雙全獨特的視覺與日常觀察。沙士期間，管理公司在大廈的密碼鎖上加了膠片，定期清潔和更換，他展示一張舊膠片，上面壓印有居民出入的痕跡，包括印痕「3692」，正是大廈的密碼。白說他「概念藝術」的系統，來自大學時選修陳育強的混合媒介課程，沒有特定一種媒介，基本什麼東西放在手上也能創作，顛覆了傳統藝術對技巧的追求，但作品展示平台仍以展覽為主。

「進入報紙平面，處理方式完全不同，你顧及觀眾和閲讀方式，溝通很重要，但我會多一重，溝通之餘保持這是一件作品，最重要有一種跳躍度，由你和世界的關係最基本的位置出發。我的作品呈現當下如何反應這世界，也回到藝術世界，最當代討論的，你如何詮釋世界。這點傳統藝術媒介做不到，去到大眾化的報紙就真實和自由地做到。」

這也是「白雙全式」創作的源起。報紙的工業特性和公信力，影響了白的創作習慣，政治冷感的他，開始閲讀新聞時事，尋找靈感，他的作品連結香港政治生態的變幻與動蕩，給讀者另一拆解與觀看的角度。為了跟上出版流水線的速度，身體必須時刻流動，最快遇上靈感。他習慣在街上閒逛，巧合和偶遇為作品增添了神秘性。

「超市，巴士，書店，地鐵，地圖或身體。有我出沒的地方，就有作品。」白雙全說出日常和藝術之間最激情的關係。

3. 現實好難，回到精神世界開一扇窗給自己

他的口中所描述，他更像一個受傷的傳教士。

「《明報》那批創作，洗掉了我大學時代創作的苦澀味，那種苦澀味，比較接近現在我做創作的方向和心境。」那個我們所不熟悉的白雙全，苦澀，會用沉重的石泥模塑出黑山、黑河等意象，有著基督視覺。如果像他所說，創作的出現，歸根究底在人的心靈深處產生，訪問慢慢地又再深進一點。

「小時我經常活在情緒的波動中，不懂用言語表達，躺在床上不能動彈，好像中了槍。」

白雙全四十歲了，這種敏感於內心世界的躁動，受外在環境影響，仍如同小時，猜測是躁動父親的遺傳，妹妹患有情緒病，兩個弟弟的情緒也不好。五兄弟姐妹在自控與失控之間，白雙全找到他的方法。「藝術和信仰就像最後一道安全網，防止我墜落。解構、吸收和釋放，低點時找方法幫助自己。小時不懂得什麼叫藝術，就畫漫畫釋放和表達。」漫畫內容關於奉獻、犧牲、大愛與苦難，他同時把宗教壓抑下來的，血淋淋，人際關係的暴力，慾望等，也透過漫畫創作釋放。這是他小時候經驗到藝術、信仰和自身的關係。

白雙全第二次的精神危機發生在雨傘運動後，內疚、自責和迷失，情緒將瀕臨失控。他形容「喪屍」、「廢青」，終日睡覺，做什麼也提不起勁，也不再打理自己。那時他停止創作將近一年。直到2015年6月，他偶然地走進觀塘法院聽審，法院潔白、莊嚴的氣氛讓他想起十年前的教會，心始慢慢平靜下來，此時創作慾如同生存慾，一筆一筆專注地畫，體驗接近宗教靈修。

「法院做的作品，很多人都覺得很政治性。但我不是想修復政治，我想對世界完美、完好的想法崩了一角，再填補好，而法院可以填補這個位。」然後他談到某個失落的信仰：「現實好難，回到精神世界開一扇窗給自己，總不能對世界沒有希望。」

從前，你以為白雙全不做藝術家，就是詩人，藝術家以外，傳教士比詩人更接近他的本質。但你聽見，他的口中所描述，他更像一個受傷的傳教士。

他從中一開始返教會，叫喜樂福音堂，1992至2002年間，清教徒式的信仰生活影響著他一整個青春期。他形容，教會作風極端，唯一做的事就是讀聖經，靈修，沒有任何聯誼活動，男女要分開坐，聖經裏講的話嚴格遵守。但他很享受那段清教徒、苦行般的日子，因基督的愛就是包含痛苦，痛苦令他升華，心靈獲得滿足。「那間教會的操作，令我覺得世界上除了信仰和心靈世界，其他一切都沒有意思。」這也同時令他對信仰產生懷疑，那麼公義？人的苦難？他需要信仰以外的另一套語言，重新接觸世界。大學副修神學也沒法解決信仰的懷疑，苦力一段日子，他離開教會，也離開信仰。

沒有宗教信仰後，白專心投入藝術創作，發現藝術能補償所失去的宗教經驗，如神的暗示，精神上亢奮、對真善美的追求等，他的作品有跡可尋。「我能感覺你作品的味道，因為我也從基督教的世界出來，我們總把自己放在痛苦之中，才與基督同在。」白雙全某個朋友說的話，他一直記著。

「你為什麼在街上亂走？或等一個你不知會否遇到的人？可能你沒有目標，沒有意義，但過程中出現一些事物，成為你的目的。你相信有連繫產生，帶動一連串行為，才出現我想像中的事。即使偶然，像後設，但我有信念。」

白想起他的作品「巴士先生」，由十年前巴士站上的一連串巴士號碼，他打出電話聯絡到巴士先生，十年後，他約了巴士先生見面，他帶白雙全去自己出生的地方，薄扶林村，走到村中的伯大尼修院，冥冥中像有條線牽連一切。

「伯大尼讓受傷的傳教士休養，從前我也想像自己是受傷的傳教士。」他說。

4. 藝術可能做到精神和心靈的建構

他們也如同雨傘運動後的遺民，過不回從前甚無分別的日子，卻每天像幽靈般回到原地。

黃耀明明曲晚唱音樂會的舞台上，懸掛著四個惡夢牆紙系列的巨型雕塑，射燈穿透而過，轉換的陰影打在牆身，或觀眾的臉上，似懂非懂。明哥講起在監獄裏的人，政權底下，受苦的人。四幅牆紙記下了四個不同的法院審判故事，包括暴動案，蠔涌爆炸品案及施SIR案，他們都是自雨傘運動後流落邊緣的香港人，承受著牢獄之災。白雙全用符號盛載事件最為複雜的情感，和埋身的政治事件，起初彌漫似懂非懂的氣氛，像有了著落。

「符號和繪畫的開放性，容易幫助我們進入一種宗教或精神想像。」白雙全曾經想像，這批作品最好的展示場地，不是令他經常產生疑問的展覽場地。符號可以放在高的天花板上，光線昏暗，人一走入去能安靜下來，默想，像宗教場地。牆紙也可在被告或者有關人士的睡房出現，記憶進入夢境再產生另一種釋放，他想像是更生活化及宗教性。

在明哥的演唱會上，惡夢牆紙和流行文化一再結合，演唱會上燈光一亮，他看著自掌心延伸出去的符號，心裏想，事成了。

從前一直有人把白雙全部分藝術創作歸入政治藝術，他與策展人楊陽曾有過這一討論，他不同意這個歸類：「如果政治藝術對我來說有意思的話，最後能達到一個實際的政治上影響。但到了那一步，我又不覺得我自己在做藝術。」現在，白雙全繼續在法院聽審做創作，他走進了真實的世界，接觸支援政治釋囚的香港市民、律師，甚至連接到釋囚，探監，寫信和惦記在心中，他說自己從沒有如此接近過社運、政治。「如果你說，《明報》那些創作算接近（政治），現在是直達核心，能扣連整個社會背景，扣連到真實的人。」

「會不會覺得，做的事超過了藝術家的身份？」我問。

「像我一開始答你，藝術家怎樣狀況我才最滿意？我覺得是現在，藝術創作是一種修行，反映我的生命，但延伸出什麼？或者慢慢脱離藝術的觀念？我未知道。起碼到現在這點，它有一種張力把我吸了入去，這就是最真實的狀況。」

「或者，藝術作品過份政治性，對你而言，有沒有危險性？」

「有。危險在於，你太接近政治漩渦裡的人，成為影響事件的一部分。藝術本身未必需要太過政治性，我心中有警鐘，低調、適當的距離是比較恰當，那裡留有一處安身立命的位置做創作。最近我讀黃碧雲的《盧麒之死》，她拿捏的距離和多角度，也是我想做到。」

白雙全打開雙手，由左手到右手，由一點到另一點，他重新談到藝術創作「反抗」的作用，那個白雙全一直沒變：「由日常的政治事件，如何拉開到日常生活空間的呈現？我不是想呈現政治事件。每個人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政治事件，被影響，轉化是我們需要做。例如連講『港獨』、『結束一黨專政』也被禁言，的確影響我們的方方面面。我現在的作品要處理，政治事件到日常處境之間的轉化。」

他一直想著佔領運動後有個「鳩嗚團」，維持下來，千幾人只剩下十幾人，每天仍駐守旺角街頭；另一邊添美道連儂牆，有幾個天主教徒每星期做彌撒，直到現在，他們也如同雨傘運動後的遺民，過不回從前甚無分別的日子，卻每天像幽靈般回到原地。「他們一團火沒有熄，但無以為繼，唯一剩下只有堅持，也剩下了僵局。究竟有沒有其他辦法，幫助我們突破精神、理念的想像。藝術可能做到精神和心靈的建構嗎？我想做這個位置。」

白雙全教我看他其中一張惡夢牆紙，鳥的胚胎，顛倒看時像人的臉，掛著一滴眼淚。黑色越濃稠，代表他來回塗改，當下情緒有多不安定，同時你想像著各種喻意，胚胎與淚水，顛倒的夢。他說：「黑乎乎，像抑鬱，但它對我是有種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