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研究北京「私搭亂建」局部史，再用「拆牆打洞」的方式蓋房子

建築師朱起鵬眼中，在北京「最文藝的旅遊方式」是先吃一碗爆肚（編註：老北京小吃），然後拿着文物地圖集，在舊城裏按圖索驥地尋訪古蹟。

五年前，他在北京鼓樓附近的胡同裏找到一座名叫「宏恩觀」的廟宇。這原先是一個道觀，是清末退休太監養老的地方，60年代被改造成車間廠房，90年代工廠停產，原先的各個殿宇被分租給菜市場、超市、枱球廳、咖啡廳、live house、酒吧……2003年左右，一位文萊設計師看中了這裏，斥巨資把大殿後方改建成高級會所，英國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訪華時就曾造訪停留。

「卡梅倫在宏恩觀裏喝茶，門口一字長蛇站滿了外國帥哥保安。保安身後的山門裏，地下搖滾樂隊在 live show；山門邊的菜市場裏，胡同大媽跟菜販子為一捆韭菜討價還價……」在今年3月的一次演講中，朱起鵬繪聲繪色地讚歎宏恩觀的奇特景象——不同群體的人們都能在這小小一方天地裏找到自己的位置，「你看別人的時候，你也成為別人的風景。」

那一場演講的題目叫做《北京「私搭亂建」局部史》。朱起鵬以宏恩觀為例，敘述「私搭亂建」對於北京這座城市的意義：「這些自發組織的、非正式的建造，真實地描摹了一個（北京）舊城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這麼鮮活，這麼生動有力。」

演講全文公布在互聯網上，很快點擊率就達到「10萬+」。有人跳出來罵他，斥責他無視髒亂差、只會談情懷：「明明是有歷史的建築變成了城鄉結合部的農貿市場，全是電線，着火了不知道燒死誰。」爭論還延伸到了香港的九龍寨城，「追捧它的人進去住過哪怕一天嗎？情懷是個好東西，但不是看着別人生活在泥潭裏，然後站在高處飽含深情的評價。」

「其實大家質疑的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有活力的城區和髒亂差並沒有必然的共生關係。環境的不舒適、不衞生、消防與結構隱患，都有相應的設計對策可以解決。建築師就有很多辦法去改良它們。」朱起鵬對端傳媒記者說，但總不能因為這些可以改善的弊端，「而把整個城市有活力的部分和自發的東西全部消滅。」

舊城只有不斷適應現代生活，才能活着

朱起鵬提到的「全部消滅」，是近年來發生在中國各大城市的城市治理運動。

以北京為例，從2017年春天開始，短短几個月內，就有數千家沿街店鋪被官方定性為「私搭亂建」或「拆牆打洞」而遭到治理。一時間，北京的舊城成了巨大的建築工地，到處都有拆改的痕跡，重新抹平的牆面上刷着大字標語，告知市民要提升城市形象，營造美好環境。

通讀政策，朱起鵬注意到，各方對舊城治理的目標並不清晰，「最終只能指向一個含混的目標」——恢復清末民初老北京風貌。

清末民初的老北京，街巷幽靜、庭院深深。但朱起鵬的研究發現，那時北京真實的生活面貌卻比我們印象中豐富得多。上至帝王公侯，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歡在冬夏兩季於院落裏搭設臨時的罩棚。街道上也常見各種綵樓牌坊，營造出喧囂的市井氛圍。「北京曾是個非常有彈性的世界，各種堅固的建築之外，是臨時搭建勾勒出的斑斕面貌，人們聰明地以最低的代價，實現城市對社會變化的反饋。」

變化在上世紀中葉發生，北京重新成為國家的首都，「大量國家機關要重新遷入到北京城市的體內，整個城市變成了一個大工地。」從那時開始，人們不再陶醉於「通過微妙的空間調整來延展物理空間的這種樂趣」，反而「砸碎一切舊的東西，來擁抱新的世界。」

「我們急於擺脱舊有的束縛，急於擺脱這些看上去雜亂的東西……」朱起鵬說，於是，「這個城市幾乎已經喪失了它所有的那種有彈性的非正式建造的能力和水平。」

「破舊立新」的思路也一直延續到今天。在談及2017年的整治「拆牆打洞」運動時，朱起鵬惋惜對北京舊城而言，「最大的傷害是『瞬間的阻斷』」。「太突然了，城市是非常複雜的生命體，」例如宏恩觀，「不同歷史時期的人都在這上面留下了痕跡」，「就像年輪一樣，清代的房子、60年代的加建、90年代的菜市場……」這些部分「互為基礎，互為前文」，才成了現在這個樣子。而為了追求最高的行政效率，容不得商討，這些年輪被一筆抹平。

如今，宏恩觀成為一座安靜、空蕩、油飾一新的文物保護單位，大門緊鎖，裏面的菜市場、酒吧、live house 等都已經不在了，唯獨東面一側的矮屋被裝修成現代感的辦公室，租用給一家英語教學機構。

「我們必須清楚，現代的北京和100年前不一樣。」朱起鵬說。以前一座四合院裏只住一戶人家，一條胡同不過數百居民。而今，一家一戶的四合院被分割，擠進十餘戶人家，共用廚房、洗手間和浴室，變成雜院，也成了某種意義上的「集合住宅」。舊城人口總量大大增漲，過去，四合院裏很多家庭的人足不出戶，有傭人負責採購生活飲食用品；現在的舊城裏，人人都要走出家門買東西，對胡同的生活服務需求激增，於是拆牆破洞的果蔬鋪、煙酒店、小餐館應運而生。

「人變了，生活變了，舊城必然要隨之變化。」而變化本身是複雜的，有些無序雜亂，有些順應發展，「當這些變化出現時，城市管理者要做的不是壓制，而是制定規則。」

朱起鵬舉例說，「日本京都的花見小路，是聞名遐邇的歷史街道。多數鋪面都是私有產權，按照市場機制出租開業。但政府嚴格規定任何業態不能對歷史建築本身進行破壞，對展示日本傳統文化的業態進行扶植，另外會限定單純的旅遊服務項目的數量（比如抹茶冰淇淋店、紀念品店）。規則清晰而嚴格。」

其實北京不乏各種管理規章，比如管控綠地、水體、建築高度、保護歷史建築，甚至規定了建築色彩。但另一方面，這些管理長期落空，甚至是「怠政」。有的房子違法加建了三四層，無人制止；有的街區傳聞拆遷多年，索性野蠻生長，一副「末日狂歡」的模樣。在朱起鵬的觀察裏，舊城裏的業態多姿多彩，優劣並存，有「良幣」也有「劣幣」，卻統統遭到新政策的攔腰斬除。

「咔嚓！」他用了一個擬聲詞，形容自上而下的治理運動是怎樣碾平城市活力的來源——「城市在瞬間地改變，很多人離開」。

「在保留傳統形式的前提下，能不能允許做出一些改變，能不能有一些彈性的出口？」朱起鵬說，「舊城只有不斷適應現代生活，才能活着。而活着的舊城才是健康的。」

記錄城市發展的「野史」

2017年，朱起鵬在胡同裏的作品「嵯峨館」施工完成。這原是一座普通四合院裏的西廂房，紅門青瓦，格局老派，面積約一百平米（約1076呎、30坪左右）。因為歷史產權的原因，這廂房被一組矮牆包圍起來，成了「院中之院 」。它和宏恩觀一樣，還留着建築演變的痕跡，能看到「早期粗率的重建，後期隨意的修補，到某次反悔的空間修改」。類似這樣的房子在北京大概有幾萬座。

嵯峨館附近是熱鬧的什剎海風景區，幾步路便能走到夜夜笙歌的酒吧街。它也是傳統胡同生活的一個典型常態，「混居、雜亂，」「有點髒，有點窄，採光不好」。接到專案，朱起鵬便想要給它來一個「急劇的矯枉過正」。

「我們希望新的房子能呈現新的狀態，把每個舊城的『典型缺點』都翻轉過來，讓它很乾淨、通透、陽光非常好。周圍都是人工化的環境，我們便把自然山石挪進房間。」整棟房子故意做成純白色的，很顯眼，「當鄰居看到這幕場景時，也許會懷疑他過往的舊城生活經驗。」

今年33歲的朱起鵬畢業於天津大學建築學系。他歷任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的建築師和原本營造設計事務所的合夥人兼設計總監。2017年，他和兩位同行王衝、王斯迪一起創辦了一間新的建築事務所「神奇建築研究室」。

什麼樣的建築師會給自己的事務所取名為「神奇」？「理想似乎不是成年人該玩的遊戲，但總有些心智不全的傢伙愛撞南牆。」他們這麼回應。既然關心城市的複雜性，又對「通過建造影響社會仍懷有幻想」，於是乾脆放下包袱，讓「那些奇妙主意變成真實的物質世界，影響更多人」。

朱起鵬和端傳媒報導過的「繪造社」創始人李涵、胡妍一樣，都是八零後，都生活在北京，都曾在國家體制內長年工作。他們或曾意識到，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中，建築作為一個社會體系的協作——從資本上游到末端工人，年輕建築師很難真正表達個人意志，更逞論以建築去影響社會。而他們在建築的人文屬性裏找到了自己的新角色：進行跨學科領域的探索，書寫城市發展的「野史」，並在互聯網上進行文化產出。

與他們相似的還有年輕的建築師、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的老師何志森，他曾和朱起鵬在同一個講台上發表演講。他的演講內容是關於城市裏的流浪漢如何像搶地鐵座位一樣搶公園裏的位置睡覺，小商販如何和城市管理者博弈並設計出逃跑軌道，上海弄堂裏的居民為什麼每天早上要拎着尿壺談天……何志森覺得，普通人的行為顛覆了設計師的定義，在所謂髒亂差的社區裏演繹出一種新秩序。

「他們都親身見證了中國城市近三十年狂野的發展，」建築師、策展人王碩曾經這麼評論道，他曾為朱起鵬、李涵等九位青年建築師的作品策劃展覽。「他們共同的經驗是都曾自發地對其生活的城市本身進行觀察，通過關注那些常常被正統的城市史、慣常的城市研究忽略掉的城市現象與演化歷史，去觀察、分析和再現近三十年的城市進程。」

建築總是以「靜態」和「動態」作回應

「神奇建築研究室」在北京胡同裏的另一個作品叫做「櫥窗之家」。這是一個15平方米（約160呎，4.5坪）的隔間，要包含睡覺、洗澡、會客、工作等各項功能。朱起鵬和他的同事用鋼結構和木板設計了「一個體量複雜的植入體」，把它嵌入這座房子裏，室內空間便「被重新劃分為若干新的空間單元」。

最有意思的是，這間屋子「朝向街道的一面是打開的」，是透明的玻璃窗和門。

他們希望藉此能「重新建立一種胡同居民的社交模式」。現代人為什麼覺得北京沒有人情味了？「因為現在的胡同是生人社會，有很多外來者，大家互相警惕。而讓陌生人開始熟悉，第一步就是讓我和你的家『雞犬之聲相聞』。」朱起鵬說。

他站在胡同當中，與記者一起看着穿睡衣和拖鞋的中年女人牽着柯基犬走出家門，在路邊閒坐，上了年紀的大爺大媽聚在樹蔭下，搬出自家的桌椅板凳，打麻將、喝茶。「他們沒有把胡同當做公共領域，而是當成起居空間。」而「櫥窗之家」正迎合此景——適度地「暴露生活」，留出一些「彼此窺探的餘地」，便是社交形成的第一步。

朱起鵬心中的好建築有兩個標準，一是適宜，「比如你要一個住宅，有一系列可量化的標準，譬如大小、質地、花費，來幫你生成這樣的物理存在」；二是有趣。「有趣沒辦法量化，它需要和你的想像力共同作用。」對於建築來說，「適宜人人需要，而有趣會贏得人們發自內心的認同。」

不過，他還面臨着新問題：為胡同裏低收入人群設計房子，幫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後，這座房屋價格便很快升高，不再適合原先的使用對象。因此，朱起鵬戲稱建築師的工作只能是「築巢引鳳」，瞄準目標用戶，將他們吸引到自己設計的空間來；若只瞄準某一個地理空間，「那結果就是，新設計的介入帶來這個位置上社會結構的變動。」

強力的外在干預也讓他時常「心情緊張」。胡同裏的那幾個作品，無論是「嵯峨館」還是「櫥窗之家」，都有可能面臨着城市監管的治理，「要麼被劃為私搭亂建，要麼被劃為拆牆打洞」。雖然牆並非他開，洞並非他打，但在時陰時晴的政策面前，他不得不承認，「建築總是以『靜態』和『動態』做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