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方鳳美：繞行地球半圈，才發現「成為母親」是最艱險的旅程

方鳳美的人生裏，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說故事。只不過，那些被她說出來的故事，通常令人警醒又心碎：新加坡特種行業女子被殺害、美國的911事件後續、香港SARS疫情、中國的汶川大地震、中國一胎化、中國醫生控訴地方工廠排放污水致癌……

「成為說故事的人」這件事，是方鳳美在16歲時決定的。

這又得從她的家族故事說起。1972年，方鳳美出生於馬來西亞華人大家庭。她的祖父方文賢移民自中國廣東，一生娶妻三任、膝下共有18名兒子、女兒數字至今不詳——因為之於方家，女兒一點也不重要。身為方文賢「第16個兒子的么女」，方鳳美是個不受寵的小女兒——和她一樣不受寵的，還有4個親姊姊。

「爸爸老是打我們，」方鳳美回憶，膝下無子的父親終身鬱鬱寡歡，母親因此在大家族受盡屈辱。每逢春節，人人指著五姊妹，「看哪，那個老十六，生了一屋子的女娃！」

45歲的她，至今仍記得幼年時不停重複的那幾幕：任職會計師的父親一邊替人製作資產負債表，一邊咒著五姊妹：「女兒們不是車輛、也不是不動產。」「妳們不是資產、而是我一生的債務！」「我的人生之所以失敗，都是因為妳們！」

這些被視為「負債」的女孩們，只要一逮到機會就打架、互捏，彼此從稀缺的資源裏競爭——爭奪的目標包括玩具和父母的愛。身為「女流之末」，沒有人在乎方鳳美的生活、更沒人監督她唸書。從小被「野放」生長、在校成績一直不好的她，16歲那年，意外在女王英聯邦論文大賽（The Queen’s Commonwealth Essay Competition）獲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親自前往馬來西亞，她的父母也受邀觀禮。

「爸爸從未說他以我為榮，」方鳳美說。但她至今確信，已故的父親，至少在目睹小鳳美從女王手上接過獎項的那一刻，是備感榮耀的。第一次，小小的心靈嚐到巨大的寬慰：「爸爸終於認可我了。」

一場論文比賽改變了成績不好的方鳳美。此後她一路尋求機會，立志成為說故事的人。

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方鳳美離開馬來西亞，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就讀。緊接著，她進入新加坡報業；兩年後，為了獲得更多新聞業的機會，她毅然辭職、赴美留學。2001年，她從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進入華爾街日報工作。「從新加坡的小記者到全球幾大報社的撰稿人，一路走來並不容易。為了往上爬，我在六年待過三個國家、住過四個城市。」方鳳美在新作《獨生（One Child）》裏如此形容自己那段四海為家的歲月。

逆轉刁難的求生技：直面「系統性的歧視」

1999至2006年間，方鳳美從新加坡到了紐約，又遷徙到香港、北京。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得重新開始。例如，當她到了紐約，過去在新加坡小報的媒體資歷全部歸零。「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編輯認真看待我的經驗，也沒人雇用我，」她回憶。

那就砍掉重練吧——即使那必須與各種痛苦共生。2003年，華爾街日報派方鳳美前往大中華區工作。初到香港的她，因工作之故，必須常前往座落在中環的香港外國記者會（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Hong Kong）出席社交活動。在當時的香港媒體圈，普遍認為「外國記者」必定為「白人」且是「男性」。每當她現身，搭訕者八成這樣問：「妳是哪位記者的秘書？」「妳是誰的隨行翻譯？」見她搖頭，也許改個方向試探：「那妳應該是某會員的女友？」

不論是菜鳥記者時期、或已升任資深媒體人，這種「被秘書」和「被女友」的經驗，成了方鳳美的特派員日常。

「我很容易被性別歧視，喔，同時還被種族歧視，」她大笑著自嘲，不諱言「華人」、「女性」的雙重標籤，讓她長期在華文新聞現場窒礙難行。

當她派駐北京時，曾安排一項中共高層訪談，受訪者是時任北京市長王岐山。華爾街日報總部派了4名同事赴中國。採訪當日，王岐山向4名白人記者握手致意，輪到方鳳美時，王岐山逕自轉身而去。「我的手還懸在空中呢，」方鳳美回憶。

「小事，都是小事，」她同時告訴自己，這些重複發生的「小事」，充分顯示各種系統化的歧視。既有不甘、不願在這個傷人的體系裏再度受傷，就得把這些標籤撕掉。

「如果有任何記者會，我一定要到現場；不管出席任何記者會，我一定要問到第一個問題；要問到第一個問題，我一定要被注意到。」方鳳美給自己訂定近乎嚴苛的工作準則。只不過，國際記者會現場往往萬頭鑽動，單站在人群中奮力揮手，如何能獲得提問權？於是每逢記者會，方鳳美必定有備而來：穿上一身亮眼套裝，掙到發言權，然後單刀直入。

2005年，前香港特首董建華開國際記者會宣布辭職。一片黑壓壓的西裝海裏，只見方鳳美一身豔紅長洋裝，記者會還沒開，眾人就猛向她行注目禮。果真，她得到第一個向董建華問問題的機會，拋出一記直球：「是北京要你辭職的嗎？」會後，同業紛紛上前致意：「感謝妳問了那一題，」「我們掐到了這個sound bite（指董建華與記者的問答）！」

除了記者會上的攻防，更多的時候，在中國大陸的新聞現場，她必須確保所有合作對象和受訪者的安全，因此練就一套急中生智求生技。方鳳美有非常多的訪問是在小轎車上完成的；為了確保受訪者人身安全，她必須和司機合作，一邊甩開跟監的人，一邊保持訪談時的專注力。有時必須冷靜以對，有時卻得虛張聲勢，更不乏和公權力硬碰硬、和運氣對賭的時刻。

有一回，方鳳美在重重監視下進行採訪，經驗與直覺告訴她，監視升級了，這次應該提早走人。她和中國籍的司機和助理迅速離開現場，中方車輛果然疾駛直追，橫在她面前。對方敲敲車窗，命令一行人下車。

「我持外國護照、是華爾街日報記者，他們不敢對我怎樣，但中國籍同事的就不同了，」方鳳美清楚，一旦中國同事的身份暴露，下場恐怕不只是「被找麻煩」而已。她一邊沙盤推演各種最壞的情況，一邊飆著還不太流利的中文，故作盛氣凌人地指著對方鼻子：「告訴你，我現在就要去採訪你的領導，現在！如果因為你，讓我遲到了一分鐘，你要承擔這個責任嗎？」語畢，對方竟放行了。

在系統性的歧視裏找到可以利用的缺口，是她職業生涯早期的一種「對策」。

命運似乎要她好好說完那些故事。另一回與公權力對峙，她又賭對了。2007年，方鳳美在福建省報導「赤腳醫生」張長建的環境保衛戰，專注採訪張長建控告榕屏化工廠排放超標的廢水、導致居民罹癌的維權過程。採訪完畢，福建公安局的飛車追上方鳳美一行，要求搜查，同時要求記者立即離開。

「我把記憶卡和所有筆記藏在內衣裏，」方鳳美回憶，緊急時刻，她看準當時中國公安僅對男記者搜身，速速抓起所有相片、檔案，就往自己的貼身衣物裏塞，「他們（公安）讓我們走了。還好，我們錯過的只有飛往北京的飛機——所有資料都沒被抄走。」

獨生子女調查：汶川大地震和她的人生餘震

張長建後來成為中國環保人士，並因此成為「被維穩」的對象，至今離不開各種形式的騷擾、跟蹤。「那是一個悲傷的故事，醫生希望和居民一起控告工廠，最後醫生丟了工作。」方鳳美說。

這篇報導後來成為當年普立茲新聞獎獲獎作品中的一篇。那之後，方鳳美以更大篇幅書寫了另一個既哀傷、情節又更複雜的中國故事：大陸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一胎化政策。通常，中國人不會直呼「一胎化」，最常使用「計劃生育」這個術語稱之。

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前3個月，汶川爆發芮氏規模8大地震。據四川省人民政府隔年做的報告，川震在四川共造成6萬8712人罹難、1萬7921人失蹤。

一陣地動山搖裏，36歲的方鳳美踏上了採訪川震的旅程：一條紅色道路。之於當時的方鳳美，中國是她的異鄉，卻也是祖輩的原鄉。在那個陌生的原鄉裏，她首先得先穿過四川盆地為死者燃放的成千上萬的炮竹屑屑——它們把土地炸成一條紅毯。

「我經歷了一場地震，一次流產，和一段見證數千名嬰兒誕生的旅程才完全領悟到：中國的人口控制，影響所及遠超出其國界。」她在《獨生》一書中如是說，有個村子在川震後陷入全村絕後的絕境：一胎化政策，導致受災的每個家庭獨子和獨女都在這場悲劇裏罹難。

方鳳美在書中提及，離開四川後，她常想起一個四川女人迎面走來，對她發出淒楚的邀請：「看看我的娃娃，我漂亮的娃娃。」下一秒，女人晃著兩張照片，一張是微笑少年，另張是破碎屍體。「娃娃」是四川人對兒女的暱稱；方鳳美離開四川後，失去兒女的家長總是給她打電話。她在夜裏輾轉，腦裏全是那些父母的臉孔。他們喊著：「娃娃呢？幫我找找我的娃娃。讓我的娃娃回來吧。」

採訪川震的驚魂仍未定，方鳳美沒料到，自己的生命餘震連連。起初，她發現自己早在川震期間就有孕了；忐忑不安度過危險期後，她卻被醫生告知，這個意外來的小生命，無預警地停止了心跳。

「我的娃娃也沒有了。」在北京，她動完手術就離開醫院，隔天回到報社上班。「你把你的娃娃害死了。是你的錯。」她的腦子裏，重複聽到自己的聲音。

人，人口，人性，這彷彿是生命交給方鳳美的母題。出版《獨生》的台灣衛城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說，市面上已充滿解讀中共高層的書，但中國的社會細節，往往才是讀得到「活生生的中國人」的生命、想法、情感所在。

這是方鳳美筆下活生生的中國人，以及他們的生活細節：失去獨孩的父母，忙著籌錢做恢復生育手術（儘管自己的實際年齡已不堪生育）；逃到美國、形容自己是「惡魔」的前中國計生官員，坦承曾對大約1500名婦女進行告發與強致墮胎（其中有三分之一墮胎發生於妊娠晚期），藉此賺取獎金；從小被父母和兩對祖父母視如至寶的「小皇帝」，長大後必須「六倍回報」這份關注；重男輕女和一胎化效應加乘，造成性別比例失衡，這一代「光棍」們可能一生都找不到伴侶，市場上出現大批「用來取代真實女人」的擬真性愛娃娃……

愛與資源：走進歷史的生育政策，與她人生的大獨家

2015年，方鳳美將《獨生》試閱版寄出之際，中國大陸宣布即將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即所有夫妻都可合法生育兩個孩子。長達36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從此走入歷史。

許多獨生子女希望藉此一探自己生命的究竟。在倫敦的英文新書發表會上，一名中國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到了現場，拿出自己先前在網路上下載、自行印製裝訂的《獨生》中文試閱版本，請她簽名。

到了台北，更讓她意外。在信義誠品的講座裏，台下一半是在台灣的陸生，發問者更有八成是陸生或自由行陸客。一名80後的陸女舉手，嚷著「聽不下去」，稱自己來自一線城市，之所以年紀輕輕便擁有房產、令人稱羨的工作，全是受惠於一胎化。這時另名陸生舉手了：「可我來自小縣城，不是一線城市。在中國，城市和鄉村的經驗是非常不同的……」

方鳳美對於各種對於獨生政策的擁護，絲毫不感意外。「他們大多是既得利益者，」她解釋，從歐美到亞洲，不少中國獨生子女當面挑戰她的論點，稱若無一胎化政策，他們就無法獲得全家人的愛與資源。

只是，她指出，中國社會很可能從先前的每5名勞動人口撫養1名退休人口，演變為每1.5名勞動人口就要撫養1名退休人口。「若這些獨生子女願意深思，就知道他們終將為這種『既得利益』付出代價——而且，在他們有生之年就會發生。」

「我們為何想要孩子？是養兒防老嗎？是想獲得陪伴嗎？是想延續家族嗎？那如果生的都是女孩呢？」20年的記者生涯，其中有一半時間都在致力一胎化政策的採訪與後續研究。即使離開記者崗位，她仍無法停止思索生育的意義。

《獨生》以巨大的篇幅，呈現涵蓋了幾億人口命運的大型調查，她卻在這本書的謝誌裏寫下：「這是一本關於家人的書」。除了丈夫是最大的後盾，她對家中女性尤為感謝，母親和姊妹在數十年備受歧視的成長環境中，仍教她重視女性的力量；丈夫的母親和姊妹除了協助方鳳美照顧孩子，更致力閱讀初稿、翻譯。

沒錯，後來，她又有了自己的娃娃。第一次小產後，她在中國又進行體外人工授精療程，以失敗告終。2009年，她辭去摯愛的特派員工作，離開中國。到了美國，她持續進行體外人工授精療程。這次的運氣很好；隔了一年，她誕下雙胞胎，華文名字取名「永賢」、「定賢」。永定，是她在美華人丈夫Andrew遠在千里之外的中國祖籍。

行走過無數混亂衝突現場，穿過人間至深的荒謬、怪誕與悲傷，方鳳美這才在自己的一對孩子身上發現了人生裏的大獨家：世上沒有其他事情會比嬰兒的呼吸聲更令人恐懼。

有什麼好恐懼的？她可是資深特派員，向來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年輕時，我目標成為特派員，我想去經歷刺激旅程，」她大笑，隨後斂起笑容：「但最可怖的旅程其實是成為父母。一旦開始了，就停不下來。你會因此經歷人生最極端的痛苦和快樂。那比特派員人生還要刺激一億倍，」她如是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