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奕文有另一個名字，令很多香港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2003年，李克勤一首《我不會唱歌》拿下四台（即無綫電視台，香港電台，新城電台及香港商業電台）播放週冠軍，相較於當時流行的K歌，《我不會唱歌》請到郎朗彈奏配樂，前奏與間奏融入了李斯特的名曲《鐘》，以演唱難度，不易在K房傳唱，在那個年代這是流行曲是否可以走紅的重要因素。但《我不會唱歌》的播放成績卻極好，作曲人Edmond Tsang，即是曾奕文在流行曲界別創作所使用的署名。
當時的曾奕文，誤打誤撞入了行。大學時他曾和幾個朋友開過一間製作公司，購置了一批器材，「我以前不寫流行歌，寫廣告配樂。」改論文期間，一位在唱片公司版權部工作的同學找他作曲，既然有現成的器材，曾奕文覺得試試無妨。他從小學習鋼琴，也以鋼琴為主要的創作樂器及配器，第一隻寫下的作品就成功賣出，那就是《我不會唱歌》。
之後他陸續為李克勤、何韻詩、方皓玟、張敬軒等人寫下多首受歡迎的流行歌。其中包括有《勞斯萊斯》這樣講述性別身分議題又膾炙人口的暢銷金曲。
而曾奕文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身分，是學者。他於香港浸會大學認職專業應用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香港早期政黨發展、香港政治史，以及香港流行音樂。
科技與音樂：源自研究
在流行音樂與學術研究之間游走的曾奕文，近日出版了與學者郭珮璇合著的新書《香港製造：與流行音樂人談創意及科技發展》。這本書訪問了多位香港樂壇從業者，深入探討科技、創意與本地音樂生產之間的關係。曾奕文身兼作曲人、編曲人與學者，他的經驗也反映出香港流行音樂二十年來的種種變遷。
談到本書的起點，曾奕文回憶，一切始於一個大學研究計劃。他與郭珮璇原本計劃撰寫一篇有關「科技與創意關係」的學術論文，訪問對象包括唱片監製、音樂人、工程師等。研究完成後，他與郭珮璇將研究資料轉化為一本面向普羅讀者的中文書籍。
然而，計劃並非一帆風順。Covid-19的爆發打亂了原定的進度，使得部分訪問必須透過Zoom進行，尤其是身處海外的受訪者無法親身返港。「面對面始終是最理想的方式，這樣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對方的想法。」曾奕文說。
儘管如此，他感謝每位受訪者都願意投放兩小時甚至更多的時間分享經驗，使得訪談內容飽滿而深刻。
在《香港製造》這本書中，曾奕文與郭珮璇透過多位音樂人的視角，細緻描繪了科技如何在不同層面重塑香港流行音樂的生產、發行與消費模式。從錄音技術的革新、數位音頻的普及，到串流媒體的崛起，科技的演進不僅改變了音樂的製作流程，也催生了新的商業模式與創作生態。書中深入探討了香港音樂產業在面對這些變革時的適應與轉型，並反思科技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受訪者們分享了他們如何利用新技術提升創作效率，拓展音樂表現的可能性，同時也面臨盜版、收入分配不均等問題。
流行音樂人的自處之道
曾奕文對鋼琴情有獨鍾，並在早期製作Demo時，會花費心思，以呈現完整的創作理念。這份對聲音的執著，也成為他作品的一大特色，令他的歌曲帶有獨特的古典韻味。
在創作過程中，曾奕文並不追求靈感，而是更相信方法。他形容自己寫歌就像小學寫作文，在規定時間內必須完成。創作不能等待靈感，而應該是隨時都能開始的工作。這種高效且理性的創作態度，也幫助他在面對業界要求時，能更好地應對。
曾奕文深諳這是一個商業產品，牽涉的藝術層面相對不多。但他亦坦言，儘管如此，他仍努力將藝術性元素融入流行音樂中。若過於強調純粹藝術性，作品便難以普及，也難以成為大眾文化。因此，在面對歌曲「紅不紅」、「好不好聽」等市場考量時，他有著一套成熟的自處之道。
「理論上我的心態都會說，我們很清楚的，那首歌hit不hit其實不關我們事的。」曾奕文表示，歌曲的成敗受多重因素影響，包括唱片公司的選擇、宣傳策略等。但他也不諱言，看到作品受歡迎自然會感到高興。他的創作核心並非追求熱門，而是希望每一首歌都有其創作緣由、方法與技巧，甚至會進行實驗性質的嘗試。
在與唱片公司或歌手的合作中，他既會接受命題式創作，也會嘗試創作自己想寫的類型。作為一個流行音樂人，他將其歸因於流行音樂的商業屬性：「你就不可以有藝術家心態去創作流行音樂，不然其實是很難生存，或者很難令到自己能夠舒適地去完成這件事。」。這種對商業社會「供求關係」的理解，令他在行業中游刃有餘。
曾奕文對於「好聽」這個詞亦有著獨特的見解：「好聽」是一個主觀的判斷，受個人成長背景和聽歌習慣的影響。作為一個音樂學者，他更傾向於探究「這首歌我聽到什麼」，而非單純判斷好壞。這也解釋了為何他的書會深入探討技術層面的變化，而非停留在主觀的審美判斷上。他將自己比喻為一個「說故事的人」，如同歷史學家從蛛絲馬跡中解讀出新的故事一樣，他也在音樂中尋找並呈現其獨特的意義。
穿梭學術與實踐
儘管在流行音樂界取得了一定成就，曾奕文始終保持著對學術研究的濃厚興趣。他曾教書，並在十年後重返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身處流行音樂圈內，卻又保持著一定的抽離感，這使得他的視角與完全投入其中的人有所不同。
這種獨特的視角，最終促成了他與郭珮璇的新書《香港製造：與流行音樂人談創意及科技發展》。這本書的緣起，來自於他早年申請的大學研究基金（GRF）項目，旨在探討科技與創意的關係。原本的研究只是為學術論文而進行的十多二十個訪問，但曾奕文在整理資料時發現，每位受訪音樂人所談及的內容都極具深度，足以獨立成篇，並能為香港流行音樂的愛好者提供更深入的理解。
曾奕文在書中以及採訪中，深入探討了科技對香港流行音樂的影響。科技的發展為音樂創作帶來了更多選擇和變化。例如，以前無法實現的聲音如今可以透過科技實現，創作過程也變得更方便、快捷，所需資源也大幅減少。他親身經歷了大型錄音室的衰落和個人工作室的興起，這正是科技進步的縮影。
「以前大型錄音室單單只是一個很大的mixer，就要幾百萬一張。現在很多條channel我們不需要了，不用花費幾百萬。我們單獨分開，每一條channel可能幾萬元就可以。我只是買幾萬元一條channel錄個人聲，我就已經有那個效果了。再加到電腦，以前錄音需要很大的tape，我們不用用tape，現在用電腦。」曾奕文指出，科技的進步極大地降低了製作成本，讓更多人能夠負擔得起音樂創作。如今，大部分的Home Studio或Project Studio都能達到相當不錯的錄音效果，足以滿足大眾的聆聽需求，「你用耳機聽，家中的串流聽，不會覺得有分別。」
然而，科技的便利也帶來了新的議題。他提到，香港流行音樂中，粵語歌曲的旋律音符相對較多，留白較少，這使得廣東歌有其獨特性。同時，他也觀察到香港音樂界有沿用舊聲音的傾向，但他並不認為這代表缺乏創意，反而這是一種「復古」的表現，如同Nike的波鞋一樣，是一種取決於喜好的選擇。
對於現今「臥室製作人」（Bedroom Producer）的現象，曾奕文認為這是碎片化和個人自主性發展的必然結果。但他同時也反思，這是否會降低音樂人的專業門檻，「聲音的多樣化不等同於作品質素的提升，好壞終究牽涉價值觀與聆聽者的文化背景。」
AI作曲？未來音樂的可能
近來大眾熱衷討論的人工智能（AI）應用，在流行音樂行業也引起廣泛討論。在一次為《香港製造：與流行音樂人談創意及科技發展》舉辦的讀書討論會上，曾奕文與另兩位講者錄音室/混音師朱偉文及著名監製陳偉文（Adrian Chan）延展出了新的話題。朱偉文更即場播放了一些由AI參與的歌曲樣帶，似乎AI在流行音樂掀起風暴也是遲早的事。
對於AI的態度，曾奕文很慎重，「這也很難評價，要發生的終究會發生，人不可能去控制科技轉變的巨輪。可能近來AI很流行，人們在用AI作圖宮崎駿，但可能下一年，ChatGPT未必會繼續流行，其實人的發展和人的心態都會不斷循環，這一段時間你喜歡這東西， 慢慢大家會變。」
「當它的發展去到某個位置， AI好像會做到一些事，人們會覺得很新鮮。但也許大家會逐漸感受到，AI所謂的那種『完美』少了一些人的因素。」
他以70年代出現的電子合成器類比，「70年代 Synthesizer出現之後，很多美國和德國的流行音樂開始放棄傳統樂器，不過一段時間之後，人們又在懷念傳統樂器的聲音。」
「音樂的發展已經超過100年，其實工業的發展也是如此。有些時候是大唱片公司壟斷，但某些時間突然間又會出現一些獨立唱片廠牌，再之後可能獨立唱片又被大公司收購，不斷在循環。西方音樂也是這樣，最早期都是情歌，突然間又開始有些人喜歡聽Jazz，Jazz盛行過一段時間，大家又想聽情歌，或者其他曲風，這些軌跡不斷在往復。」
他也承認，AI所創作的旋律與作曲人的作品之間的差異，自己也未必可以分清。「但我相信要有音樂，有造謂的人所做的音樂，是永遠都會有人喜歡的。」曾奕文強調，AI基於大數據生成作品，往往是「好聽」且「完美」的，但人類的創作有時會反其道而行之，在人們意想不到的地方進行轉調或轉拍子，這種思維是AI暫時難以模仿的。
曾奕文認為，AI在音樂創作上的應用，雖然目前仍處於起步階段，但其潛力不容小覷。他提及AI可以透過學習大量的音樂資料，生成新的旋律、和聲甚至完整的編曲。這將大大加速創作過程，為音樂人提供更多靈感來源。然而，他也指出，AI目前的創作仍較為模式化，難以捕捉人類情感的細微變化和非預期的靈光乍現。例如，人類作曲家可能會在歌曲中故意製造一些「瑕疵」或不規則性，以營造獨特的氛圍或情感，而AI則傾向於追求完美和邏輯。這也引發了對音樂版權和原創性的討論：當AI學習現有作品並生成新內容時，其版權歸屬將如何界定？這將是未來音樂產業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新一代音樂人的入行難？
近年來，香港樂壇出現了大量獨立音樂人，曾奕文對此持正面態度，認為這是樂壇去壟斷化的好事，讓更多獨立廠牌和獨立歌手不再受限於傳統模式，能夠創作出更多元化的音樂。
「我覺得對於樂迷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你可以聽到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然而，這種碎片化的發展也帶來了問題，例如主流音樂不再像以前那樣集中，導致樂迷的音樂品味更加分散。曾奕文認為，過去唱片公司和電視台的推介模式，使得樂迷被動地接受音樂，容易捧紅某些人。而現在，選擇的增加使得音樂市場呈現出某種去中心化的局面，即沒有一個統一的聲音被大眾追捧。
儘管如此，他觀察到許多獨立音樂人最終還是會與公司簽約，但現在的簽約模式已與過去大不相同。許多獨立音樂人選擇只簽發行約，保留了創作和自主性，因為發行本身就是一個專業領域。這種靈活的合作模式，讓獨立音樂人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目前，曾奕文的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浸會大學「創意產業」學科的教學工作中。他希望將自己過往的音樂經驗傳承給新一代，幫助學生在行業中發展。
「我會覺得成全是很重要的，其實樂壇就是要靠新的一批一直做下去。」他期望香港樂壇每年都能有一批有能力、有潛力的新生代音樂人加入，以保持樂壇的持續性並帶來更多新意。
他觀察到，流行音樂創作人大多是自由工作者，特別是新入行的學生，往往面臨穩定性不足的問題。為了解決學生的「入行難」問題，他去年協助學校與華立合作，開設了一間版權公司，專門幫助學生銷售歌曲。這項舉措取得了顯著成果，一些學生的作品已被知名歌手收錄，為他們在畢業前提供了寶貴的曝光機會和作品集。雖然香港有不少流行音樂從業員在海外學習，但他們的課程是香港首個大學本科層面的流行音樂創作課程。
對於未來的規劃，曾奕文坦言自己沒有長遠的目標，而是抱著「見步行步」的心態。但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他的學生能夠在樂壇上發光發亮。
在談及現今樂壇的「缺失」時，曾奕文謙遜地表示自己沒有資格去斷言缺少了什麼。當覺得某些東西缺失時，即便隨之補上，之後總會有新的缺失。「永遠有些東西是外國有我們並沒有的，為什麼他們有我們一定要有，每個文化和地方都應有自己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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