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隆尼亞人速寫：我們為什麼堅持獨立？

加泰隆尼亞人迪爾克（Dirk Lubbe）說，他從記事起就支持獨立，每年9月11日都會去加泰民族日的遊行活動。只是要到今年的10月，他才同時看到獨立運動的兩張面孔，一張歡快，一張暴力。

2017年10月1日，加泰隆尼亞地區舉行獨立公投，超過228萬人——即43%的加泰選民——參與了投票，其中超過90%支持獨立。這是加泰羅尼亞歷史上的第二次公投，贊成獨立的投票率比2014年那次上升了十個百分點。然而，西班牙憲法法庭不久宣布該結果不合法。

迪爾克今年29歲，目前在荷蘭讀工程學位。為參加公投，他特地回了趟老家，那是離加泰隆尼亞首都巴塞隆納約一小時車程的村落，叫做柳斯薩內斯（Prats de Lluçanès）。村中共有1700多人，其中既有世居於此的家族，也有從西牙班其他地方搬來的移民。村莊很小，大家彼此熟識，對於獨立公投，一小部分人持中立意見外，迪爾克說：「百分之95到98的村民都支持獨立。」對老一輩人來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佛朗哥獨裁留下的歷史創傷，當時的獨裁政權對加泰隆尼亞人從文化到政治進行全面壓迫，禁止使用加泰隆尼亞語，流放或迫害部分加泰隆尼亞人。迪爾克長大過程中，常常聽到老人家說其當年的恐怖，「他們的傷疤還在疼」。

1975年，佛朗哥去世，獨裁政府被推翻，西班牙進入民主時代。加泰隆尼亞地區作為其中一個自治區，逐漸恢復部分自治權利，擁有自己的議會和行政機構。然而，千禧年之後，西班牙政府限制加泰的民族意識，而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的西班牙經濟，也推動了富裕的加泰人民的反彈情緒。

從嘉年華到橡膠子彈

迪爾克出生成長於加泰語被重新使用的年代。但他對加泰人、加泰語的民族認同，卻與馬德里加強西班牙民族主義、警惕獨立主義的趨勢產生了矛盾。如今，使用加泰語容易被解讀為是一種「政治宣言」。他對端傳媒記者提到幾個相關的親身經歷。有一次，迪爾克在馬德里的博物館裏接了一個說加泰語的電話，卻被路人大聲指點，說他這樣不是西班牙人；當迪爾克偶然介紹了一些加泰人與馬德里朋友認識時，「空氣裏就會出現非常尷尬的味道。」

公投開始前，西班牙政府已經採取一系列措施阻止公投，比如讓法院發函警告包括媒體在內的各機構，稱推廣公投可能導致刑事責任；派遣數千名警察去投票站阻止投票；甚至讓谷歌刪掉某個標註投票站地點的App。迪爾克和家人、朋友，在村裏組織公開活動，擋住投票站，也就擋住了警察；類似舉動在加泰地區將近一千多個投票站都有發生。

回村公投的記憶，在他口中祥和歡樂，像是一場嘉年華：「早上6點到凌晨1點，我們自發在投票站外的廣場搞活動，開音樂會、吃燒烤，雖說這是為了保護公投、不讓警察進來，但感覺就像一個節日。」

但他沒有料到，在不遠的巴塞隆納和另外幾個地區的投票站，從西班牙別處調來的防暴警察破門而入，捲走選票，揮動警棍，毆打排隊投票的民眾，導致統共844人受傷。

等迪爾克10月2日去到巴塞隆納，商店已經都關門了，幾乎所有人都在街頭抗議頭一天的暴力。如果現在在谷歌地圖上搜索拉曼魯爾小學（Escola Ramon Llull），還能看到用戶上傳的內容，警察毆打選民的畫面赫然可見。小學旁居民樓的保安就在事發現場，他對端傳媒記者說：「事情持續了好幾個小時，警察和街上的獨立運動團隊產生衝突。警察砰砰砰打槍。」

警察當天使用橡膠子彈，一位男子被子彈擊中，失去了一隻眼睛。

運動者被捕，「現在的獨立運動事關尊嚴」

儘管警察施暴引發大量媒體的關注，西班牙政府仍然決心強力阻止獨立運動，總理公開表彰警察的行為，法院又在10月16日決定監禁兩位獨立運動領導人，在調查出結果前，不得保釋。不出意外，此舉激發了又一輪獨立動員。

走在首都巴塞隆納街上，支持獨立的標語隨處可見，很多居民樓的陽台上都掛着加泰的旗幟。商店、報攤同時販售加泰和西班牙的旗幟。旅遊區的紀念品店更有多種尺寸的旗幟可供選擇，小的只要0.8歐元，一位紀念品店老闆雖然兩種旗幟都賣，但直言自己會選加泰旗幟，還推薦顧客購買3歐元的大旗。

10月19日，在巴塞隆納市中心，以著名加泰語語言學家龐貝法布拉（Pompeu Fabra）命名的龐貝法布拉大學裏，又進行着一場政治動員。組織方是一個叫做「共和大學聯盟」的學生團隊。這個夏天才成立的組織，已經號召了超過8萬名學生上街宣傳公投，現在則將注意力轉向「建立共和國」。

舉辦活動的教室大屏幕上是一句巨大的標語「釋放Jordi」（Free Jordis）——被監禁的加泰隆尼亞國民議會（Assemblea Nacional Catalana, ANC）領袖桑謝斯（Jordi Sanchez）和公民組織Omnium運動領袖庫伊夏特（Jordi Cuixart），都名為Jordi。

活動以加泰獨特的「疊人塔」傳統表演開場，表演者層層相疊，只有底部穩妥，才能一層一層往上搭建。一個簡單的三層人塔，得到幾百名觀眾的熱烈鼓掌。現場人很多，從學生、教授到媒體都有，發言人中，不少都是獨立運動的代表人物，包括獨立運動領導團隊、加泰隆尼亞國民議會（ANC）的代理主席Agustí Alcoberro，還有巴尼奧斯（Antonio Baños）。

曾是音樂家、記者的巴尼奧斯，是獨立運動中最為積極的身影之一。在年輕人中極有影響力的激進左翼黨派團結人民候選人黨（Candidatures d’Unitat Popular, CUP）成立時，他是黨魁；如今他是加泰隆尼亞國民議會（ANC）的秘書長，也是獨立運動 Súmate 機構的發言人。

巴尼奧斯年過半百，個子不高，他說如今必須重新拿出「還政治犯自由」的口號，讓人覺得西班牙回到了佛朗哥獨裁時期，覺得非常難堪。不過，領導人身陷監獄的畫面，讓獨立運動更為團結。

巴尼奧斯對端傳媒記者說：「因為加泰語長期被禁，所以歷史上語言很重要，但現在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我們的領導人正在監獄裏，現在的獨立運動是關於尊嚴與權利。最重要的是，所有人應當在自家安睡，而不是監獄。」

在他口中，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可以解決包括腐敗、經濟危機在內的社會問題。會上很多學生都很認同這種論調，21歲的政治學學生瑪爾塔（Marta Rosique）表示加泰年輕人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從就業到房租，歸根結底都可以由結構性的改革，也就是獨立建國來解決。

暴力與麪包——「我要比巴斯克人多交兩倍税」

政治家與學生，或以文化、或以政治尊嚴主導着獨立運動，寄希望於未來。但支持這場運動的普通市民，有着更為實際的訴求，也更容易被社會運動影響到日常生活。

45歲的米格爾是一位商人，他是一家葡萄牙服裝品牌在西班牙的銷售代理，客戶遍布全國各地。他掰着手指向端傳媒記者例數自己支持獨立的原因：「加泰人給中央10份税，才得到2份撥款，其他地區給4份税，可能就有6份撥款；有的地區的學生每年都有新電腦，餐費都被免去，都是政府撥款，加泰就沒有享受到這些福利。我要比公司在巴斯克的同事多交兩倍多的税。」

同為自治區，西班牙境內的巴斯克地區享有加泰人最為嚮往的獨立税收和財政分配權利，常常成為加泰人的參照系。而加泰經濟產值佔西班牙的20%，卻因中央集權，無法自主決定自治區的公共開支。自治，也是人們希望用地區的富裕，獨善其身。

但是，目前的獨立運動讓米格爾的處境雪上加霜，他在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客戶溝通時，會收到質疑甚至侮辱，對方問他「你們加泰人都是瘋子嗎？」而獨立運動在本地也造成了人際關係的撕裂，米格爾身邊都是這樣的例子——「我的獸醫剛跟老公離婚了，他們還有兩個孩子，一個三歲、一個才一歲；我妹妹在銀行工作，她的同事剛跟媽媽鬧翻。」

米格爾隨即比了一個打槍的手勢——巴斯克半個世紀以來的獨立運動中湧現出武裝組織「埃塔」，他們的暴力活動與巴斯克如今享有的自治權有莫大關係。兩相對比，米格爾十分不平：「加泰只是小小地、和平地投票，結果馬德里從西班牙各地拉警察過來，就像火山爆發一樣。」

佛朗哥獨裁在米格爾兒時就被推翻，對於成長在和平環境裏的他而言，雖然警察施暴的畫面使人暴怒，但他也在暗示可以使用極端暴力獲得權益。

66歲的帕科（Paco），是個退休警察，他在佛朗哥獨裁時期也是警察。他不認為警察施暴值得大驚小怪。他對端傳媒記者說警察天生就暴力，任何時代、地區都一樣——「加泰的警察一樣暴力，我前幾天還看到幾個警察對一個黑人拳打腳踢。」

而提起獨裁期間加泰語被禁之類的事情，帕科也覺得沒什麼大不了，他比劃了一個閉嘴的手勢，「不說加泰語就好了。」

帕科很討厭獨立運動，他說看新聞說現在已經有700多間公司因為獨立運動離開加泰地區，這對普通人沒好處。帕科如今依賴西班牙政府每月所給的退休金生活，獨立對他來說，意味得更多是未知與動盪，和自由無關。

其實反對獨立的加泰羅尼亞人也為數不少。7月尾，加泰政府組織的民意測試顯示，反對獨立的人甚至多過支持者（49.5%對41.1%），另有近10%的人在之間搖擺。但是反對者的聲音如今沒有那麼明顯，很大程度是因為很多人根本沒去投票——公投當日，加泰530萬登記選民中只有43%人參與投票，人數尚未過半。

帕科本人就無意捲入統獨之爭，只說：「現在兩邊都是瘋子，相互討厭的樣子跟皇家馬德里和巴塞隆納的球迷差不多。」

「我反對的不是西班牙人，而是西班牙政府」

「過去一個月裏，巴塞隆納的皇馬球迷的確比較尷尬。」

在巴塞隆納坎普球場博物館工作的弗蘭（Fran Arias）向端傳媒記者解釋，競技體育最容易成為民族主義的象徵，巴薩（巴塞隆納足球俱樂部的簡稱）與皇馬結怨已久，所以如今很多人預設，身處獨立運動中心的諾坎普會是「戰場」。

公投當天，巴薩俱樂部決定閉門比賽，兩支球隊面對空無一人的觀眾席，默默踢了一場。其實那場巴薩的對手並非皇馬，而是來自加那利群島的拉斯帕爾馬斯（Las Palmas）。而巴塞隆納警察局在比賽之前不認為存在安全隱患，允許球賽進行。是俱樂部自己在開賽前兩個小時決定將已經買票的球迷攔在場外。弗蘭說那是擔心球迷會在場上做出過激行為。

球迷並非一定劍拔弩張，「即便是最重要的國家德比（皇馬與巴薩對抗），」弗蘭說，「我們結束了也就是跟朋友去酒吧狂歡一場。」但在激進的獨立運動推動下，26歲的他意識到，身邊很多原本持中立態度的人，都被兩邊政府逼着，做出支持或者反對的選擇。

弗蘭本人也經歷了是從中立轉向支持獨立的過程。在巴塞隆納長大的他，從不覺得多重身份會彼此衝突，他的自我認同有三重——既是加泰人，也是西班牙人，還是歐洲人。這部分是因為加泰歷來的移民文化，如今在加泰隆尼亞地區生活的人，其實在兩三代人前大多也來自西班牙其他地區，尤其是相對貧瘠的西班牙南部。而成長過程中，加泰的語言文化環境也相對寬鬆，他的求學歲月裏，老師可以自由選擇用西語、加泰語甚至是英語教學。

2013年，西班牙教育部長決定在西班牙全境進行教育改革，將西班牙作為主要教學語言。弗蘭這樣的年輕人對此反彈很大，他將其解讀為對加泰語的否定，以及對語言自由的迫害。他諷刺批評：「一個只會說一門語言的人，有什麼權利決定會說兩門語言的人應該用什麼語言讀書！」

弗蘭就是在這一刻決定投向獨立。他強調，一個人說西班牙語還是加泰語本身並不是矛盾的關鍵，有權利選擇身份、選擇語言才是他所珍視的。弗蘭的祖輩並非來自加泰地區，他的父親雖然一直生活在巴塞隆納，但並不會說加泰語，但是能夠聽懂這門語言。這並沒有給他父親的工作與生活造成困難，他曾經在好幾家電視台做技術工作。

弗蘭再三強調，他針對的不是西班牙人或西班牙語，而是蠻橫無能的西班牙執政黨。這個月的事態發展，更加讓他肯定了對西班牙政府的這種看法。「拉霍伊（Mariano Rajoy，西班牙首相）就像一個孩子，對任何建議都只有一個字——不、不、不！」他搖頭晃腦，戲謔模仿拉霍伊，並開玩笑說：「在西班牙我們不需要去看《權力的遊戲》，我們都生活在權力的遊戲裏。」

最近幾年，隨着獨立風潮漸旺，在諾坎普球場興起這樣一個傳統，當每場比賽進行到17分14秒時，巴薩球迷會齊聲合唱，以紀念1714年這個歷史上關鍵的時間——這一年的9月11日，加泰隆尼亞被西班牙皇帝腓力五世取消自治。

然而，在諾坎普不久前的一場比賽中，正是在17分14秒，巴薩被對手進了一球。弗蘭喝著啤酒回憶：「大家都覺得這是個不好的預兆，整個球場都停頓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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