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罗尼亚人速写：我们为什么坚持独立？

加泰罗尼亚人迪尔克（Dirk Lubbe）说，他从记事起就支持独立，每年9月11日都会去加泰民族日的游行活动。只是要到今年的10月，他才同时看到独立运动的两张面孔，一张欢快，一张暴力。

2017年10月1日，加泰罗尼亚地区举行独立公投，超过228万人——即43%的加泰选民——参与了投票，其中超过90%支持独立。这是加泰罗尼亚历史上的第二次公投，赞成独立的投票率比2014年那次上升了十个百分点。然而，西班牙宪法法庭不久宣布该结果不合法。

迪尔克今年29岁，目前在荷兰读工程学位。为参加公投，他特地回了趟老家，那是离加泰罗尼亚首都巴塞罗那约一小时车程的村落，叫做柳斯萨内斯（Prats de Lluçanès）。村中共有1700多人，其中既有世居于此的家族，也有从西牙班其他地方搬来的移民。村庄很小，大家彼此熟识，对于独立公投，一小部分人持中立意见外，迪尔克说：“百分之95到98的村民都支持独立。”对老一辈人来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佛朗哥独裁留下的历史创伤，当时的独裁政权对加泰罗尼亚人从文化到政治进行全面压迫，禁止使用加泰罗尼亚语，流放或迫害部分加泰罗尼亚人。迪尔克长大过程中，常常听到老人家说其当年的恐怖，“他们的伤疤还在疼”。

1975年，佛朗哥去世，独裁政府被推翻，西班牙进入民主时代。加泰罗尼亚地区作为其中一个自治区，逐渐恢复部分自治权利，拥有自己的议会和行政机构。然而，千禧年之后，西班牙政府限制加泰的民族意识，而受全球金融海啸影响的西班牙经济，也推动了富裕的加泰人民的反弹情绪。

从嘉年华到橡胶子弹

迪尔克出生成长于加泰语被重新使用的年代。但他对加泰人、加泰语的民族认同，却与马德里加强西班牙民族主义、警惕独立主义的趋势产生了矛盾。如今，使用加泰语容易被解读为是一种“政治宣言”。他对端传媒记者提到几个相关的亲身经历。有一次，迪尔克在马德里的博物馆里接了一个说加泰语的电话，却被路人大声指点，说他这样不是西班牙人；当迪尔克偶然介绍了一些加泰人与马德里朋友认识时，“空气里就会出现非常尴尬的味道。”

公投开始前，西班牙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公投，比如让法院发函警告包括媒体在内的各机构，称推广公投可能导致刑事责任；派遣数千名警察去投票站阻止投票；甚至让谷歌删掉某个标注投票站地点的App。迪尔克和家人、朋友，在村里组织公开活动，挡住投票站，也就挡住了警察；类似举动在加泰地区将近一千多个投票站都有发生。

回村公投的记忆，在他口中祥和欢乐，像是一场嘉年华：“早上6点到凌晨1点，我们自发在投票站外的广场搞活动，开音乐会、吃烧烤，虽说这是为了保护公投、不让警察进来，但感觉就像一个节日。”

但他没有料到，在不远的巴塞罗那和另外几个地区的投票站，从西班牙别处调来的防暴警察破门而入，卷走选票，挥动警棍，殴打排队投票的民众，导致统共844人受伤。

等迪尔克10月2日去到巴塞罗那，商店已经都关门了，几乎所有人都在街头抗议头一天的暴力。如果现在在谷歌地图上搜索巴塞罗那的拉曼鲁尔小学（Escola Ramon Llull），还能看到用户上传的内容，警察殴打选民的画面赫然可见。小学旁居民楼的保安就在事发现场，他对端传媒记者说：“事情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警察和街上的独立运动团队产生冲突。警察砰砰砰打枪。”

警察当天使用橡胶子弹，一位男子被子弹击中，失去了一只眼睛。

运动者被捕，“现在的独立运动事关尊严”

尽管警察施暴引发大量媒体的关注，西班牙政府仍然决心强力阻止独立运动，总理公开表彰警察的行为，法院又在10月16日决定监禁两位独立运动领导人，在调查出结果前，不得保释。不出意外，此举激发了又一轮独立动员。

走在首都巴塞罗那街上，支持独立的标语随处可见，很多居民楼的阳台上都挂着加泰的旗帜。商店、报摊同时贩售加泰和西班牙的旗帜。旅游区的纪念品店更有多种尺寸的旗帜可供选择，小的只要0.8欧元，一位纪念品店老板虽然两种旗帜都卖，但直言自己会选加泰旗帜，还推荐顾客购买3欧元的大旗。

10月19日，在巴塞罗那市中心，以著名加泰语语言学家庞贝法布拉（Pompeu Fabra）命名的庞贝法布拉大学里，又进行着一场政治动员。组织方是一个叫做“共和大学联盟”的学生团队。这个夏天才成立的组织，已经号召了超过8万名学生上街宣传公投，现在则将注意力转向“建立共和国”。

举办活动的教室大屏幕上是一句巨大的标语“释放Jordi”（Free Jordis）——被监禁的加泰罗尼亚国民议会（Assemblea Nacional Catalana, ANC）领袖桑谢斯（Jordi Sanchez）和公民组织Omnium运动领袖库伊夏特（Jordi Cuixart），都名为Jordi。

活动以加泰独特的“叠人塔”传统表演开场，表演者层层相叠，只有底部稳妥，才能一层一层往上搭建。一个简单的三层人塔，得到几百名观众的热烈鼓掌。现场人很多，从学生、教授到媒体都有，发言人中，不少都是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包括独立运动领导团队、加泰罗尼亚国民议会（ANC）的代理主席Agustí Alcoberro，还有巴尼奥斯（Antonio Baños）。

曾是音乐家、记者的巴尼奥斯，是独立运动中最为积极的身影之一。在年轻人中极有影响力的激进左翼党派团结人民候选人党（Candidatures d’Unitat Popular, CUP）成立时，他是党魁；如今他是加泰罗尼亚国民议会（ANC）的秘书长，也是独立运动 Súmate 机构的发言人。

巴尼奥斯年过半百，个子不高，他说如今必须重新拿出“还政治犯自由”的口号，让人觉得西班牙回到了佛朗哥独裁时期，觉得非常难堪。不过，领导人身陷监狱的画面，让独立运动更为团结。

巴尼奥斯对端传媒记者说：“因为加泰语长期被禁，所以历史上语言很重要，但现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我们的领导人正在监狱里，现在的独立运动是关于尊严与权利。最重要的是，所有人应当在自家安睡，而不是监狱。”

在他口中，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可以解决包括腐败、经济危机在内的社会问题。会上很多学生都很认同这种论调，21岁的政治学学生玛尔塔（Marta Rosique）表示加泰年轻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就业到房租，归根结底都可以由结构性的改革，也就是独立建国来解决。

暴力与面包——“我要比巴斯克人多交两倍税”

政治家与学生，或以文化、或以政治尊严主导着独立运动，寄希望于未来。但支持这场运动的普通市民，有着更为实际的诉求，也更容易被社会运动影响到日常生活。

45岁的米格尔是一位商人，他是一家葡萄牙服装品牌在西班牙的销售代理，客户遍布全国各地。他掰着手指向端传媒记者例数自己支持独立的原因：“加泰人给中央10份税，才得到2份拨款，其他地区给4份税，可能就有6份拨款；有的地区的学生每年都有新电脑，餐费都被免去，都是政府拨款，加泰就没有享受到这些福利。我要比公司在巴斯克的同事多交两倍多的税。”

同为自治区，西班牙境内的巴斯克地区享有加泰人最为向往的独立税收和财政分配权利，常常成为加泰人的参照系。而加泰经济产值占西班牙的20%，却因中央集权，无法自主决定自治区的公共开支。自治，也是人们希望用地区的富裕，独善其身。

但是，目前的独立运动让米格尔的处境雪上加霜，他在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客户沟通时，会收到质疑甚至侮辱，对方问他“你们加泰人都是疯子吗？”而独立运动在本地也造成了人际关系的撕裂，米格尔身边都是这样的例子——“我的兽医刚跟老公离婚了，他们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才一岁；我妹妹在银行工作，她的同事刚跟妈妈闹翻。”

米格尔随即比了一个打枪的手势——巴斯克半个世纪以来的独立运动中涌现出武装组织“埃塔”，他们的暴力活动与巴斯克如今享有的自治权有莫大关系。两相对比，米格尔十分不平：“加泰只是小小地、和平地投票，结果马德里从西班牙各地拉警察过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佛朗哥独裁在米格尔儿时就被推翻，对于成长在和平环境里的他而言，虽然警察施暴的画面使人暴怒，但他也在暗示可以使用极端暴力获得权益。

66岁的帕科（Paco），是个退休警察，他在佛朗哥独裁时期也是警察。他不认为警察施暴值得大惊小怪。他对端传媒记者说警察天生就暴力，任何时代、地区都一样——“加泰的警察一样暴力，我前几天还看到几个警察对一个黑人拳打脚踢。”

而提起独裁期间加泰语被禁之类的事情，帕科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他比划了一个闭嘴的手势，“不说加泰语就好了。”

帕科很讨厌独立运动，他说看新闻说现在已经有700多间公司因为独立运动离开加泰地区，这对普通人没好处。帕科如今依赖西班牙政府每月所给的退休金生活，独立对他来说，意味得更多是未知与动荡，和自由无关。

其实反对独立的加泰罗尼亚人也为数不少。7月尾，加泰政府组织的民意测试显示，反对独立的人甚至多过支持者（49.5%对41.1%），另有近10%的人在之间摇摆。但是反对者的声音如今没有那么明显，很大程度是因为很多人根本没去投票——公投当日，加泰530万登记选民中只有43%人参与投票，人数尚未过半。

帕科本人就无意卷入统独之争，只说：“现在两边都是疯子，相互讨厌的样子跟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球迷差不多。”

“我反对的不是西班牙人，而是西班牙政府”

“过去一个月里，巴塞罗那的皇马球迷的确比较尴尬。”

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诺坎普球场博物馆工作的弗兰（Fran Arias）向端传媒记者解释，竞技体育最容易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巴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简称）与皇马结怨已久，所以如今很多人预设，身处独立运动中心的诺坎普会是“战场”。

公投当天，巴萨俱乐部决定闭门比赛，两支球队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默默踢了一场。其实那场巴萨的对手并非皇马，而是来自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而巴塞罗那警察局在比赛之前不认为存在安全隐患，允许球赛进行。是俱乐部自己在开赛前两个小时决定将已经买票的球迷拦在场外。弗兰说那是担心球迷会在场上做出过激行为。

球迷并非一定剑拔弩张，“即便是最重要的国家德比（皇马与巴萨对抗），”弗兰说，“我们结束了也就是跟朋友去酒吧狂欢一场。”但在激进的独立运动推动下，26岁的他意识到，身边很多原本持中立态度的人，都被两边政府逼着，做出支持或者反对的选择。

弗兰本人也经历了是从中立转向支持独立的过程。在巴塞罗那长大的他，从不觉得多重身份会彼此冲突，他的自我认同有三重——既是加泰人，也是西班牙人，还是欧洲人。这部分是因为加泰历来的移民文化，如今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生活的人，其实在两三代人前大多也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尤其是相对贫瘠的西班牙南部。而成长过程中，加泰的语言文化环境也相对宽松，他的求学岁月里，老师可以自由选择用西语、加泰语甚至是英语教学。

2013年，西班牙教育部长决定在西班牙全境进行教育改革，将西班牙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弗兰这样的年轻人对此反弹很大，他将其解读为对加泰语的否定，以及对语言自由的迫害。他讽刺批评：“一个只会说一门语言的人，有什么权利决定会说两门语言的人应该用什么语言读书！”

弗兰就是在这一刻决定投向独立。他强调，一个人说西班牙语还是加泰语本身并不是矛盾的关键，有权利选择身份、选择语言才是他所珍视的。弗兰的祖辈并非来自加泰地区，他的父亲虽然一直生活在巴塞罗那，但并不会说加泰语，但是能够听懂这门语言。这并没有给他父亲的工作与生活造成困难，他曾经在好几家电视台做技术工作。

弗兰再三强调，他针对的不是西班牙人或西班牙语，而是蛮横无能的西班牙执政党。这个月的事态发展，更加让他肯定了对西班牙政府的这种看法。“拉霍伊（Mariano Rajoy，西班牙首相）就像一个孩子，对任何建议都只有一个字——不、不、不！”他摇头晃脑，戏谑模仿拉霍伊，并开玩笑说：“在西班牙我们不需要去看《权力的游戏》，我们都生活在权力的游戏里。”

最近几年，随着独立风潮渐旺，在诺坎普球场兴起这样一个传统，当每场比赛进行到17分14秒时，巴萨球迷会齐声合唱，以纪念1714年这个历史上关键的时间——这一年的9月11日，加泰罗尼亚被西班牙皇帝腓力五世取消自治。

然而，在诺坎普不久前的一场比赛中，正是在17分14秒，巴萨被对手进了一球。弗兰喝著啤酒回忆：“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不好的预兆，整个球场都停顿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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