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後，「蔣公銅像」們的奇幻漂流

走過白色拱型石橋，一尊身穿戎裝騎馬揮手的蔣介石藍色銅像出現在眼前。在它身後，仿佛開啟了一個奇幻的時空隧道：大大小小的蔣介石們，停在草坪上，有的立，有的坐，還有些只有半身。他們有的藍、有的綠、有黑、還有紅⋯⋯足足有219座蔣介石銅像存放在此。

這裏是慈湖，位於台灣西北邊的桃園縣大溪鎮，距離台北大約2小時車程。蔣介石1975年病逝後，欲歸葬大陸故土而不得，便在慈湖修建陵寢，臨時停棺，一停就是40多年。

他大概沒想到，去世還不到30年，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就再難壓抑在蔣家論述之下。而台灣的反抗，也以極為直觀的方式，體現在他身旁：90年代末開始，數百座蔣介石銅像，從全台灣各地被「趕」出來，無處可去，只好在他陵寢邊專修了「慈湖紀念雕塑公園」。從1997年開始，這裏陸續收到兩百多座蔣介石銅像，有的已破損，有的完好，還夾著27座孫中山像、和2座蔣經國像。

雕塑公園的網站說明中，仍努力為銅像主人保留死後哀榮：「讓各地的遊客能夠緬懷蔣公過去的豐功偉業。」但台灣人幾乎不領情。他們很少來這裏，反而是大陸遊客，都好奇地要來看看，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遮蔽的一個人物、一段歷史。

這天是禮拜五，不是假日，園區遊客寥寥無幾，陸客去年來大幅減少之後，園區在非假日時都是這樣的光景。走在蔣公們之間，蜘蛛網清晰可見，風吹日曬讓一些銅像已經鏽跡斑斑。

鏽跡，是從哪一刻開始蔓延？他們，究竟如何從風風光光的偉人工程，變成歷史的尷尬註腳？回看銅像的故事，不知不覺，打開了一條超過七十年的時空隧道。

我設計了全台最大的蔣公銅像

在慈湖，最引人注目的銅像是這一座《傷痕‧再生》。

它停在園區最角落的坡地上，銅像主體的部分已經殘缺不全，而且風化嚴重，原本的古銅色蛻變成為紅色，表面鏽跡斑斑，佈滿坑洞。蔣介石的右側膝蓋和大腿不見蹤影，胸前一道碩大的裂縫，兩肩和手臂分開，左肩部殘缺了一大塊。原本身下的太師椅，由鋼鐵搭成一個巨大的支架代替。而手中拿著的書，側面被拼貼上了亮麗顏色的馬賽克。

它來自年輕藝術家林昭慶、郭少宗對原本銅像的重構。藝術家說，希望對「原先裂痕與缺口保留原貌，不做非必要之切割或彌補。」

這是慈湖最大的銅像，被重構之前，它也是全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尊蔣介石銅像，原本停放在高雄中正文化中心大廳內，高達645公分。

「高雄市市長王玉雲跟我要求，這尊像要超過台北中正紀念堂的那尊，他希望是650公分高，我說，『不行，645剛好』」，為什麼一定是645？在記者追問下，已經80歲的林木川笑了，轉身從回房間拿出一卷魯班尺，拉出尺身，「645公分，剛好對應『財至』」（編按：此指魯班尺刻度，丈量建築、神桌、雕像時使用，確定符合「吉數」尺寸），大拇指停在紅字上。

林木川是高雄人，退休前是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藝術系教官，也是這尊蔣介石坐像的設計者。

1979年高雄中正文化中心興建，也是蔣介石去世第四年。高雄打算修建一座「全台最大的蔣介石銅像」，放在文化中心主廳，預算是1100萬台幣。當時，台灣服務業僱員的月薪大約是1萬台幣。銅像方案面向全社會公開征集，從政戰學院科班出身的林木川在激烈競爭中被選中。當年10月4日，委託公文下來，林木川依照蔣介石70歲時的照片，開始正式建造銅像。

「高雄文化中心的人跟我說，蔣公有一百八十公分，讓我按照這個身高製作銅像。」林木川回憶，但根據日本士官學校的記錄，蔣的真實身高只有一百六十九點五公分。

當時內政部對蔣介石銅像有各類嚴格規定，譬如「神貌應充分顯示蔣公慈祥、雍容之神貌，並含蘊大仁、大智、大勇、堅毅、樂觀之革命精神，與至誠、博愛、愉快、生動之神情。」而在高雄，蔣公的身高也提前被規定好。「高雄文化中心的人跟我說，蔣公有一百八十公分，讓我按照這個身高製作銅像。」林木川回憶，但根據日本士官學校的記錄，蔣的真實身高只有一百六十九點五公分。這難不倒雕塑家：「我用了頭和身體1：7的比例來製作，一般亞洲人的身材是1：5。」

林木川在家附近的珠海中學找到一塊空地承租下來，搭建了一個工棚，此後的一整年時間，他都在這裏度過。早上醒來後就到了工地，有時忙到晚上才能回家，他請了五個助手一起幫忙，但是人像表情、衣服褶皺等細節的刻劃全部得由他一人完成。他回憶，在修建銅像的一整年時間裏，幾乎沒有遇到地震、颱風等劇烈的自然災害，「簡直是奇蹟」。

1980年年底，雕塑的泥塑部分完工，送去社子島的翻銅工廠製像前，林木川為前來參觀的秦孝儀、蔣孝勇導覽。那一天，他特地換掉工作服，穿了一身淺色西裝，頭髮梳理的一絲不亂，在合影照片中，站姿筆挺，充滿自信。

1981年4月5日，蔣介石過世六週年，高雄市立中正文化正式中心啟用。當天時任副總統謝東閔親自前來剪綵，現場熱鬧非凡。林木川至今都記得那天的心情，他看著看著被動員來的市民和學生，眼睛都盯著那尊巨大的蔣介石銅像，感到非常榮幸。講起那天，滿面都是快樂的笑容。

蔣介石生前身後的造像之風

林木川是從1975年蔣介石去世開始，接到第一個蔣介石銅像訂單的。在蔣介石生前，台灣各地亦造銅像，但遠遠沒有像他死後，造像之風那樣盛行。

台灣第一尊由官方委託所鑄造的蔣介石銅像是在1945年，國民黨元老陳儀向接收人員張邦傑中將提起建銅像一事，張邦傑便拜託當時也參加會議的台灣本土畫家陳澄波協助尋找合適的藝術家。陳澄波推薦了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藝術家蒲添生。1946年12月25日，幾經波折和延期之後，這尊由蒲添生設計的蔣介石戎裝像出現在長官公署前的馬路圓環（現在的監察院前，臺北市中山北路與忠孝東路路口）。陳澄波則因「二二八事件」，於1947年3月25日在嘉義火車站前遭到槍決。

造像工程自此展開。1952年11月11日，《聯合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各地鑄造元首銅像，總統歉抑不安，盼望節省人力物力，用於反共抗俄戰爭」的新聞，文中報導稱，蔣介石對於各地為他鑄造銅像一事感到「歉抑不安」，希望軍民「保留資源反共抗俄」，不要再給他立銅像了。不過，鑄造銅像並沒有因領袖「歉抑不安」而停止，蔣銅像在各個縣市的主要道路或地標、軍校及重大公共設施前拔地而起。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因心臟病發去世，終年88歲。

去世之後，「歉抑不安」沒有了，全台更掀起了為他立像的風潮，從北到南，造像工程遍及全台大中小學校、機關、公園、道路、企業、社區甚至廟宇。有些是政府編列預算修建，也有地方募款修建。台北圓山上中正亭及銅像就是常去晨練的老人們合資建立的，甚至還有國小工友捐出畢生積蓄在校內捐贈蔣介石銅像。

鑄銅廠老闆陳文雄，在這幾年業務大大擴張。77歲的他回憶，70年代末他收到的銅像訂單當中三分之二都是蔣介石銅像，有胸像、立像、坐像、騎馬像各種各樣，設計水準也參差不齊。他說自己工廠裡總共鑄造過超過一百件蔣介石銅像。他的廠房也從三十多坪擴張到了三百坪。

立像之風持續了整整十年，直到80年代末才漸終止。

1987年7月15日，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宣佈，台灣解除自1949年5月19日由時任「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的戒嚴令。從此，台灣結束了長達38年又56天的戒嚴時期。1988年，台北市因交通問題，將南京東路、敦化北路口的蔣公銅像搬移。同一年，報紙上開始出現關於校園內政治人物銅像氾濫的討論，質疑銅像的實際意義。

隨著台灣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及結束戒嚴，80年代開始，昔日代表權威的蔣介石銅像成為了抗議示威的焦點對象，反對派在銅像前集會、示威、呼口號甚至破壞銅像，他們和警方常發生激烈衝突。《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為此曾找來作家柏楊、立法委員趙少康、雕刻家王克平對談，討論銅像的文化結構，對談題目為即是「塑像之島」。王克平在當時認為，銅像最好不要再有紀念性、也不要有教育性，而只要有藝術性，「在一個公共場所，銅像應該像一棵樹，能美化這個環境。」他也預言，「如果這幾萬個銅像都能做出藝術性，那台灣就成為藝術之島、塑像之島。」

回看整個八十年代的造像之風，林木川認為究其原因，是當中的行政官員幾乎都還是國民黨的人馬，行政官員有考績，為了表現忠黨愛國紛紛在機關單位設立蔣介石銅像；另外地方黨工發動團體、學校、廠商等捐贈，鑄造蔣介石銅像，導致了銅像的氾濫。「在西方都是銅像配合建築的形式，他們是一體的，但在台灣，銅像是後來設立的，並沒有搭配到建築，所以在一些地方看起來很奇怪。」林木川解釋。另外一個原因，是陳文雄提到的，他認為在那個時代，台灣經濟起飛，使得有客觀條件可以選擇製造銅像這種相對昂貴的紀念方式。

1990年，內政部宣佈：為了順應民主潮流，避免偶像崇拜，中央今後將不鼓勵塑建蔣公銅像。

在電視機上看著自己的銅像被拆

2007年3月13日晚上，林木川吃過晚餐之後，像往常一樣打開電視機收看新聞，他看到電視畫面中，工人正在拆解一尊蔣介石銅像，不遠處有人在抗議。那正是高雄中正文化中心內那尊全台最大的蔣介石銅像，他花了一年多時間早出晚歸做出來的。一直到看到電視新聞，他才知道自己的這件巨型作品被拆除了。過了兩天，他的家門外堵滿了前來採訪的記者。「我當時心情很難過，做的如此辛苦，應該要保留下這歷史遺跡啊」，林木川說。

彼時高雄文化中心的拆除風波，起因於高雄市長陳菊認為，「文化中心不應有政治意涵，改名可使文化園區彰顯單純藝文意象；自由民主社會不必有偶像和神話，身為市長有責任讓高雄市各族群獲得平等」而在晚間七點動工拆除銅像，國民黨多名立委、議員到現場肉身阻擋，不少圍觀的藍營支持者為此落淚，甚至激動送醫，一度引發爭議。

三天後，大溪鎮公所建設課課長張清萬請林木川來到了大溪的一間倉庫，那裏堆放著從高雄中正文化中心拆解下來的兩百多塊蔣介石銅像零件。在滿地的碎片中，一個年輕記者從地上撿起一塊銅片問林木川，這是哪個部位？林木川幾乎沒有一秒鐘停頓，立刻抬起右手，搭在左肩上說：「是這裏的。」回憶起這個細節，林木川微笑：「這銅像上面的每一塊銅，我都親手摸過。」

拆解下來的零件要如何處置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最終，官方決定交給年輕藝術家，它最終由落款「林木川恭塑」的銅像，變為今天人們在慈湖雕塑公園看到的《傷痕‧再生》。

林木川對此難以釋懷。他曾在中華文化總會上提案，搬到雕塑公園後，由自己來重新組裝整修這尊巨大的蔣介石銅像，但是吳伯雄、馬英九、朱立倫都沒有答應。他幾次去慈湖都感到難過。「有次我還遇到外國人問，『你們這是在紀念蔣介石還是在羞辱他？』」林木川說道。

「我現在在慈湖看到這些銅像，會想到佛教裡說的『成住壞空』，在一個時期需要這些銅像的時候，我製作了他們，他們在國民黨時期被擺放著，到了民進黨時代不再需要他們，而最終這些銅像會消亡在這個世界上。」林木川說，這是他理解「去蔣化」的角度。他還說，如果拆銅像的時候來問問他，他可以幫忙讓拆卸更順利一些。不會像現在這樣，拆得七零八落。

林木川認為不同時期都應該要保留歷史遺跡，「日據的、國民黨的、民進黨的都應該保留，這都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是走過的腳印。不過蔣公的銅像實在有點氾濫了。」

曾做過不少蔣銅像的魏立之，如今93歲，他把眼下已經沒人在意的雕塑模具，搬到了自己北投工作室的門口，沿街放著。一尊是蔣介石的騎馬像，一尊是蔣經國的坐像。風吹日曬，如今已變成了綠色，成了小巷的一道奇景。而林木川，則把跟自己所做的「全台最大蔣介石銅像」有關的文件、照片和報紙都悉心保存在一本相冊裏。從頭翻到尾，銅像從無到有，從萬人景仰到殘破不堪的歷程，都被寫上日期，一一忠實紀錄下來。

「哪個美術館會收藏嗎？還不是都堆在慈湖」

2017年7月的一天，77歲的退休鑄銅廠老闆陳文雄起了個大早。今天他沒有像往常一樣去爬山，而是準備開車去看望一位12年未見的老朋友。從新北市土城區的家裏出發，開了一個小時，終於到達他的目的地——林木川的家，台北市北投區的一座民宅。

80年代造像之風最盛時，他們合作過很多蔣銅像的製造，包括內湖忠勇山、以及日月潭蔣公紀念園區的蔣介石像。陳印象中的林教官是個從不拖欠工錢的好人。但退休之後，兩人再沒有見過面，直到兩個中年人變成了白髮蒼蒼的老者。

再見面時，兩人一齊翻看舊時製作銅像的相片，回憶奔湧，也感慨著自己這個時代的遠去。

18歲開始跟著陳文雄的徒弟阿奎繼承了師父的手藝，現在自己開了一家鑄銅廠，鑄造雕塑，他的工廠裏已經看不到任何政治人物的雕塑。「你怎麼看待那些政治人物的銅像？」「嗤之以鼻。」阿奎回應了四個字。他接著說：「建造那麼多銅像有用嗎？可以促進發展嗎？也沒有吧。」他認為這些銅像應該全部溶掉還會有點價值。「那你覺得這些銅像是藝術品嗎？」「當然不是，不然你看哪個美術館會收藏嗎？還不是都堆在慈湖，這是市場決定的。」

「藝專（現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人說我們是御用的，但我自己不在意別人的眼光，我們是用藝術的手法來創作的，比賽靠的也是專業能力。」這是林木川對自己的定位，雖然他的職業生涯，畢竟和政治人物銅像分不開。

比阿奎更年輕的世代對於這些銅像更加無感，甚至反感。

1996年出生的羅宜是輔仁大學宗教系三年級的學生，2017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時，他因為用砂輪機鋸校內的蔣介石銅像而被警察以妨礙公務逮捕。雖然背上了案子，但他相信自己做的是對的。他認為蔣介石銅像代表過去威權時期，黨國體制深入校園。這個威權遺毒遺留在學校，雖然淡化了，但沒有辦法轉化。「這些銅像也許是藝術品，但那也是威權的藝術，價值來自威權。這些不應該出現在公共場合裏，他們該出現的是在歷史博物館。」羅宜最後說到。

回到慈湖雕塑公園，那數百座銅像的叢林裏，記者遇到了來自南京帶著女兒旅行的謝女士。她看著眼前密密麻麻的蔣介石像，說這是世界奇景。這也是在中國，到處都是毛澤東像的城市里，看不到的。「那時候蔣介石一定蠻風光的，給他做了這麼多銅像，也都蠻好看的。」謝女士感慨。「那你覺得這銅像塑是藝術品嗎？」「不是，如果說多了，就不是藝術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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