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严后，「蒋公铜像」们的奇幻漂流

走过白色拱型石桥，一尊身穿戎装骑马挥手的蒋介石蓝色铜像出现在眼前。在它身后，仿佛开启了一个奇幻的时空隧道：大大小小的蒋介石们，停在草坪上，有的立，有的坐，还有些只有半身。他们有的蓝、有的绿、有黑、还有红⋯⋯足足有219座蒋介石铜像存放在此。

这里是慈湖，位于台湾西北边的桃园县大溪镇，距离台北大约2小时车程。蒋介石1975年病逝后，欲归葬大陆故土而不得，便在慈湖修建陵寝，临时停棺，一停就是40多年。

他大概没想到，去世还不到30年，民主化之后的台湾，就再难压抑在蒋家论述之下。而台湾的反抗，也以极为直观的方式，体现在他身旁：90年代末开始，数百座蒋介石铜像，从全台湾各地被“赶”出来，无处可去，只好在他陵寝边专修了“慈湖纪念雕塑公园”。从1997年开始，这里陆续收到两百多座蒋介石铜像，有的已破损，有的完好，还夹着27座孙中山像、和2座蒋经国像。

雕塑公园的网站说明中，仍努力为铜像主人保留死后哀荣：“让各地的游客能够缅怀蒋公过去的丰功伟业。”但台湾人几乎不领情。他们很少来这里，反而是大陆游客，都好奇地要来看看，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遮蔽的一个人物、一段历史。

这天是礼拜五，不是假日，园区游客寥寥无几，陆客去年来大幅减少之后，园区在非假日时都是这样的光景。走在蒋公们之间，蜘蛛网清晰可见，风吹日晒让一些铜像已经锈迹斑斑。

锈迹，是从哪一刻开始蔓延？他们，究竟如何从风风光光的伟人工程，变成历史的尴尬注脚？回看铜像的故事，不知不觉，打开了一条超过七十年的时空隧道。

我设计了全台最大的蒋公铜像

在慈湖，最引人注目的铜像是这一座《伤痕‧再生》。

它停在园区最角落的坡地上，铜像主体的部分已经残缺不全，而且风化严重，原本的古铜色蜕变成为红色，表面锈迹斑斑，布满坑洞。蒋介石的右侧膝盖和大腿不见踪影，胸前一道硕大的裂缝，两肩和手臂分开，左肩部残缺了一大块。原本身下的太师椅，由钢铁搭成一个巨大的支架代替。而手中拿着的书，侧面被拼贴上了亮丽颜色的马赛克。

它来自年轻艺术家林昭庆、郭少宗对原本铜像的重构。艺术家说，希望对“原先裂痕与缺口保留原貌，不做非必要之切割或弥补。”

这是慈湖最大的铜像，被重构之前，它也是全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尊蒋介石铜像，原本停放在高雄中正文化中心大厅内，高达645公分。

“高雄市市长王玉云跟我要求，这尊像要超过台北中正纪念堂的那尊，他希望是650公分高，我说，『不行，645刚好』”，为什么一定是645？在记者追问下，已经80岁的林木川笑了，转身从回房间拿出一卷鲁班尺，拉出尺身，“645公分，刚好对应『财至』”（编按：此指鲁班尺刻度，丈量建筑、神桌、雕像时使用，确定符合“吉数”尺寸），大拇指停在红字上。

林木川是高雄人，退休前是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艺术系教官，也是这尊蒋介石坐像的设计者。

1979年高雄中正文化中心兴建，也是蒋介石去世第四年。高雄打算修建一座“全台最大的蒋介石铜像”，放在文化中心主厅，预算是1100万台币。当时，台湾服务业雇员的月薪大约是1万台币。铜像方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从政战学院科班出身的林木川在激烈竞争中被选中。当年10月4日，委托公文下来，林木川依照蒋介石70岁时的照片，开始正式建造铜像。

“高雄文化中心的人跟我说，蒋公有一百八十公分，让我按照这个身高制作铜像。”林木川回忆，但根据日本士官学校的记录，蒋的真实身高只有一百六十九点五公分。

当时内政部对蒋介石铜像有各类严格规定，譬如“神貌应充分显示蒋公慈祥、雍容之神貌，并含蕴大仁、大智、大勇、坚毅、乐观之革命精神，与至诚、博爱、愉快、生动之神情。”而在高雄，蒋公的身高也提前被规定好。“高雄文化中心的人跟我说，蒋公有一百八十公分，让我按照这个身高制作铜像。”林木川回忆，但根据日本士官学校的记录，蒋的真实身高只有一百六十九点五公分。这难不倒雕塑家：“我用了头和身体1：7的比例来制作，一般亚洲人的身材是1：5。”

林木川在家附近的珠海中学找到一块空地承租下来，搭建了一个工棚，此后的一整年时间，他都在这里度过。早上醒来后就到了工地，有时忙到晚上才能回家，他请了五个助手一起帮忙，但是人像表情、衣服褶皱等细节的刻画全部得由他一人完成。他回忆，在修建铜像的一整年时间里，几乎没有遇到地震、台风等剧烈的自然灾害，“简直是奇迹”。

1980年年底，雕塑的泥塑部分完工，送去社子岛的翻铜工厂制像前，林木川为前来参观的秦孝仪、蒋孝勇导览。那一天，他特地换掉工作服，穿了一身浅色西装，头发梳理的一丝不乱，在合影照片中，站姿笔挺，充满自信。

1981年4月5日，蒋介石过世六周年，高雄市立中正文化正式中心启用。当天时任副总统谢东闵亲自前来剪彩，现场热闹非凡。林木川至今都记得那天的心情，他看着看着被动员来的市民和学生，眼睛都盯着那尊巨大的蒋介石铜像，感到非常荣幸。讲起那天，满面都是快乐的笑容。

蒋介石生前身后的造像之风

林木川是从1975年蒋介石去世开始，接到第一个蒋介石铜像订单的。在蒋介石生前，台湾各地亦造铜像，但远远没有像他死后，造像之风那样盛行。

台湾第一尊由官方委托所铸造的蒋介石铜像是在1945年，国民党元老陈仪向接收人员张邦杰中将提起建铜像一事，张邦杰便拜托当时也参加会议的台湾本土画家陈澄波协助寻找合适的艺术家。陈澄波推荐了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艺术家蒲添生。1946年12月25日，几经波折和延期之后，这尊由蒲添生设计的蒋介石戎装像出现在长官公署前的马路圆环（现在的监察院前，台北市中山北路与忠孝东路路口）。陈澄波则因“二二八事件”，于1947年3月25日在嘉义火车站前遭到枪决。

造像工程自此展开。1952年11月11日，《联合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各地铸造元首铜像，总统歉抑不安，盼望节省人力物力，用于反共抗俄战争”的新闻，文中报导称，蒋介石对于各地为他铸造铜像一事感到“歉抑不安”，希望军民“保留资源反共抗俄”，不要再给他立铜像了。不过，铸造铜像并没有因领袖“歉抑不安”而停止，蒋铜像在各个县市的主要道路或地标、军校及重大公共设施前拔地而起。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因心脏病发去世，终年88岁。

去世之后，“歉抑不安”没有了，全台更掀起了为他立像的风潮，从北到南，造像工程遍及全台大中小学校、机关、公园、道路、企业、社区甚至庙宇。有些是政府编列预算修建，也有地方募款修建。台北圆山上中正亭及铜像就是常去晨练的老人们合资建立的，甚至还有国小工友捐出毕生积蓄在校内捐赠蒋介石铜像。

铸铜厂老板陈文雄，在这几年业务大大扩张。77岁的他回忆，70年代末他收到的铜像订单当中三分之二都是蒋介石铜像，有胸像、立像、坐像、骑马像各种各样，设计水准也参差不齐。他说自己工厂里总共铸造过超过一百件蒋介石铜像。他的厂房也从三十多坪扩张到了三百坪。

立像之风持续了整整十年，直到80年代末才渐终止。

1987年7月15日，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自1949年5月19日由时任“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的戒严令。从此，台湾结束了长达38年又56天的戒严时期。1988年，台北市因交通问题，将南京东路、敦化北路口的蒋公铜像搬移。同一年，报纸上开始出现关于校园内政治人物铜像泛滥的讨论，质疑铜像的实际意义。

随着台湾风起云涌的党外运动及结束戒严，80年代开始，昔日代表权威的蒋介石铜像成为了抗议示威的焦点对象，反对派在铜像前集会、示威、呼口号甚至破坏铜像，他们和警方常发生激烈冲突。《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为此曾找来作家柏杨、立法委员赵少康、雕刻家王克平对谈，讨论铜像的文化结构，对谈题目为即是“塑像之岛”。王克平在当时认为，铜像最好不要再有纪念性、也不要有教育性，而只要有艺术性，“在一个公共场所，铜像应该像一棵树，能美化这个环境。”他也预言，“如果这几万个铜像都能做出艺术性，那台湾就成为艺术之岛、塑像之岛。”

回看整个八十年代的造像之风，林木川认为究其原因，是当中的行政官员几乎都还是国民党的人马，行政官员有考绩，为了表现忠党爱国纷纷在机关单位设立蒋介石铜像；另外地方党工发动团体、学校、厂商等捐赠，铸造蒋介石铜像，导致了铜像的泛滥。“在西方都是铜像配合建筑的形式，他们是一体的，但在台湾，铜像是后来设立的，并没有搭配到建筑，所以在一些地方看起来很奇怪。”林木川解释。另外一个原因，是陈文雄提到的，他认为在那个时代，台湾经济起飞，使得有客观条件可以选择制造铜像这种相对昂贵的纪念方式。

1990年，内政部宣布：为了顺应民主潮流，避免偶像崇拜，中央今后将不鼓励塑建蒋公铜像。

在电视机上看着自己的铜像被拆

2007年3月13日晚上，林木川吃过晚餐之后，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机收看新闻，他看到电视画面中，工人正在拆解一尊蒋介石铜像，不远处有人在抗议。那正是高雄中正文化中心内那尊全台最大的蒋介石铜像，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早出晚归做出来的。一直到看到电视新闻，他才知道自己的这件巨型作品被拆除了。过了两天，他的家门外堵满了前来采访的记者。“我当时心情很难过，做的如此辛苦，应该要保留下这历史遗迹啊”，林木川说。

彼时高雄文化中心的拆除风波，起因于高雄市长陈菊认为，“文化中心不应有政治意涵，改名可使文化园区彰显单纯艺文意象；自由民主社会不必有偶像和神话，身为市长有责任让高雄市各族群获得平等”而在晚间七点动工拆除铜像，国民党多名立委、议员到现场肉身阻挡，不少围观的蓝营支持者为此落泪，甚至激动送医，一度引发争议。

三天后，大溪镇公所建设课课长张清万请林木川来到了大溪的一间仓库，那里堆放着从高雄中正文化中心拆解下来的两百多块蒋介石铜像零件。在满地的碎片中，一个年轻记者从地上捡起一块铜片问林木川，这是哪个部位？林木川几乎没有一秒钟停顿，立刻抬起右手，搭在左肩上说：“是这里的。”回忆起这个细节，林木川微笑：“这铜像上面的每一块铜，我都亲手摸过。”

拆解下来的零件要如何处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终，官方决定交给年轻艺术家，它最终由落款“林木川恭塑”的铜像，变为今天人们在慈湖雕塑公园看到的《伤痕‧再生》。

林木川对此难以释怀。他曾在中华文化总会上提案，搬到雕塑公园后，由自己来重新组装整修这尊巨大的蒋介石铜像，但是吴伯雄、马英九、朱立伦都没有答应。他几次去慈湖都感到难过。“有次我还遇到外国人问，『你们这是在纪念蒋介石还是在羞辱他？』”林木川说道。

“我现在在慈湖看到这些铜像，会想到佛教里说的『成住坏空』，在一个时期需要这些铜像的时候，我制作了他们，他们在国民党时期被摆放着，到了民进党时代不再需要他们，而最终这些铜像会消亡在这个世界上。”林木川说，这是他理解“去蒋化”的角度。他还说，如果拆铜像的时候来问问他，他可以帮忙让拆卸更顺利一些。不会像现在这样，拆得七零八落。

林木川认为不同时期都应该要保留历史遗迹，“日据的、国民党的、民进党的都应该保留，这都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是走过的脚印。不过蒋公的铜像实在有点泛滥了。”

曾做过不少蒋铜像的魏立之，如今93岁，他把眼下已经没人在意的雕塑模具，搬到了自己北投工作室的门口，沿街放着。一尊是蒋介石的骑马像，一尊是蒋经国的坐像。风吹日晒，如今已变成了绿色，成了小巷的一道奇景。而林木川，则把跟自己所做的“全台最大蒋介石铜像”有关的文件、照片和报纸都悉心保存在一本相册里。从头翻到尾，铜像从无到有，从万人景仰到残破不堪的历程，都被写上日期，一一忠实纪录下来。

“哪个美术馆会收藏吗？还不是都堆在慈湖”

2017年7月的一天，77岁的退休铸铜厂老板陈文雄起了个大早。今天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爬山，而是准备开车去看望一位12年未见的老朋友。从新北市土城区的家里出发，开了一个小时，终于到达他的目的地——林木川的家，台北市北投区的一座民宅。

80年代造像之风最盛时，他们合作过很多蒋铜像的制造，包括内湖忠勇山、以及日月潭蒋公纪念园区的蒋介石像。陈印象中的林教官是个从不拖欠工钱的好人。但退休之后，两人再没有见过面，直到两个中年人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

再见面时，两人一齐翻看旧时制作铜像的相片，回忆奔涌，也感慨着自己这个时代的远去。

18岁开始跟着陈文雄的徒弟阿奎继承了师父的手艺，现在自己开了一家铸铜厂，铸造雕塑，他的工厂里已经看不到任何政治人物的雕塑。“你怎么看待那些政治人物的铜像？”“嗤之以鼻。”阿奎回应了四个字。他接着说：“建造那么多铜像有用吗？可以促进发展吗？也没有吧。”他认为这些铜像应该全部溶掉还会有点价值。“那你觉得这些铜像是艺术品吗？”“当然不是，不然你看哪个美术馆会收藏吗？还不是都堆在慈湖，这是市场决定的。”

“艺专（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人说我们是御用的，但我自己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们是用艺术的手法来创作的，比赛靠的也是专业能力。”这是林木川对自己的定位，虽然他的职业生涯，毕竟和政治人物铜像分不开。

比阿奎更年轻的世代对于这些铜像更加无感，甚至反感。

1996年出生的罗宜是辅仁大学宗教系三年级的学生，2017年的“二二八纪念日”时，他因为用砂轮机锯校内的蒋介石铜像而被警察以妨碍公务逮捕。虽然背上了案子，但他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他认为蒋介石铜像代表过去威权时期，党国体制深入校园。这个威权遗毒遗留在学校，虽然淡化了，但没有办法转化。“这些铜像也许是艺术品，但那也是威权的艺术，价值来自威权。这些不应该出现在公共场合里，他们该出现的是在历史博物馆。”罗宜最后说到。

回到慈湖雕塑公园，那数百座铜像的丛林里，记者遇到了来自南京带着女儿旅行的谢女士。她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蒋介石像，说这是世界奇景。这也是在中国，到处都是毛泽东像的城市里，看不到的。“那时候蒋介石一定蛮风光的，给他做了这么多铜像，也都蛮好看的。”谢女士感慨。“那你觉得这铜像塑是艺术品吗？”“不是，如果说多了，就不是艺术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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