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草東沒有派對：我們不想了解你們定義的「魯蛇」

時間接近傍晚用餐前，外面的施工聲震耳欲聾，訪談只好從一樓咖啡店移到地下的錄音室。幾坪大的小空間，坐了快10個人，幾乎面面相覷的距離。說聲大家自在點，團員有人開玩笑說那要去買酒嗎，說完又陷入原本的氣氛。

專輯選歌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喜歡的歌」；創作當時的生命情境？「想到打遊戲的時候」；某首歌的特殊意義？「當然有很多私人情感在裏面，但不一定想要分享啊。」



草東沒有派對的《滔滔》丙申年冬巡迴，從2016年的11月4日在美國舊金山開始，結束於2017年1月14日的中國廣州，直到最後的台北加演場，全程演出幾乎都一票難求。訪談時間也因此一路順延，最後終於在3月初的製作人李孝祖的錄音室進行，再隔兩天就是主唱巫堵（林耕佑）的入伍日。

也許是當日情況的特殊，也或許漫長巡迴和媒體重複的問題令人疲憊，團員回應的方式也始終維持着一種冷調距離。專輯選歌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喜歡的歌」；創作當時的生命情境？「想到打遊戲的時候」；某首歌的特殊意義？「當然有很多私人情感在裏面，但不一定想要分享啊。」



正式離開求學生活、結束了世界巡演，後天即將進入輩份制度森嚴的軍隊。總被形容在歌詞中唱着關於體制世代無奈的巫堵，是否會感覺到壓力？「目前還沒有。」他受訪時講話很慢、思考很多，看不出情緒。說完後他稍作停頓，又加一句：「可能明天吧。」



草東現象與時代接縫

「我想要說的／前人們都說過了／我想要做的／有錢人都做過了／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們虛構的」，「噢多麼美麗的一顆心／怎麼會／怎麼會／變成了一灘爛泥」⋯⋯與台灣時下流行歌詠唱的清新情愛對比，草東沒有派對的歌曲意境差異十分醒目。他們的MV中，沒有現代都市的喧囂、精心設計的前衛棚景，只有意識流性質的畫面帶着觀看者穿越荒野林間和地下 Live House 的人群，一對年約二十出頭的男女相遇了，男子拿着長槍，女子穿着血染的白裙，黑暗中是燃燒的足球和泰迪熊布偶。



這個平均年齡不到25歲的獨立樂團，起源在台北陽明山上的草東街路口，一個遠離人煙、芒草叢聚的區域。幾經創作風格與團員編制的更迭，現任成員由vocal／吉他手巫堵、vocal／吉他手筑筑（詹為筑）、 vocal／貝斯手世暄（楊世暄），和鼓手凡凡（蔡憶凡）所組成。

「我們生在兩個大時代的接縫中，無論扮演甚麼角色，我們都必須更努力，找到新的生存方式，成為自己在等待的那個人。」

從2015年7月發表首張 EP 以來，草東沒有派對逐漸在台灣地下演出場所累積出知名度。在沒有簽約廠牌和宣傳預算的情況下，單曲《大風吹》不到半年線上點閱次數破30萬次，在尚未推出專輯的情況下，台北知名表演場地 Legacy 的演出票券即完售一空，前往香港、深圳的百人售票演出也是場場爆滿。

2016年2月，草東沒有派對自主發行首張專輯《醜奴兒》，由製作人李孝祖兼任專輯製作人及錄音師。當時的李孝祖甫離開主流唱片司，自力頂下一間小錄音室，決心要做一些不同於以往主流商業案的事情。

歷經4個月的製作期，沒有傳統唱片通路的鋪貨、也沒有大規模的網購召集，只在台灣幾間獨立咖啡店和小唱片行販售。首批兩千張的《醜奴兒》，上市三天即絕版，發行至今一年，累計銷量已達一萬五千張。不僅台灣演出一票難求，首發世界巡迴的黃牛票價可炒到好幾倍價錢。全程獨立製作的《山海》MV，累積至今也已打破300萬的觀看次數（發佈起至2017年6月29日）。

同年10月揭曉的金音獎，草東沒有派對獲得創作獎最佳新人、最佳樂團，以及最佳搖滾單曲獎。在領獎致辭時，經紀人若君代表致詞：「我們生在兩個大時代的接縫中，無論扮演甚麼角色，我們都必須更努力，找到新的生存方式，成為自己在等待的那個人。」

對比主流唱片業的衰疲停滯，「草東」一年之間的「爆紅」成績，讓他們掛上時下最具討論性的「現象樂團」稱號，草東為何能成為草東，一時間在音樂圈裏成了熱門話題。



不認同硬貼的標籤

若從曲風和旋律等創作風格著眼，草東作品可以統歸看見的，是大拍子的節奏與大量的 riff、山海詞牌等古典風格的譬喻意象，以及容易上口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歌詞。外界多數將他們的音樂風格，歸類為 Grunge、Disco Beats 和民謠的綜合體。主唱巫堵含糊的咬字風格，更為不少人拿去與中國的萬能青年旅店和宋冬野互作比較。

至於創作精神與意境上的獨特之處，各方看法自然眾說紛紜。有樂評認為，最顯出草東作品與眾不同的，是他們詞曲意境與現實事件的距離：彷彿踩到實點又彷彿沒有、乍聽語焉不詳，卻又隱含着對社會與生活現狀的冷冽洞察。

這種似近若遠的距離感，似乎也反映在草東團員自述的風格上。談及樂風、創作主題與作品的成形過程，團員都對於自我論述和定義式的語言顯得排拒。不若某些急欲分享自己創作理念的創作者，草東團員們花大量的時間嬉笑怒罵、彼此互嗆，聊到嚴肅話題時，大都淺談即止。

「你說平時偶爾用來自嘲當然會，這是一種幽默。但有時候看到一些跟我們無關的人，或是媒體刻意針對年輕人塑造出一個形象，這些硬幫人貼上標籤的部分是我比較不認同的。」

問起專輯《醜奴兒》的誕生與整體概念，巫堵想了很久後說：「很大一部份是困惑吧，對於各種事的不解。這個不解有時候是難過的，有時候是生氣的。大部分就是一個問號，不是刻意計劃或來自於某個事件。」

若以〈大風吹〉為例，巫堵說：「那時候可能看到一些新聞，也可能自己生活打工遇到一些事，跟主管同事的來往，或是自己的感情狀態。就有一種看到一些規則⋯⋯嗎？的感覺。」他用重音強調「嗎」這個字，並大略提起自己曾經做過保全、除蟲、電子產品賣場工作的打工過往。

「小時候就有一些影子，長大後再回想起來，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一些公式和結果，都淺移默化地存在，這首歌的疑惑就是來自於這些。」


除了創作風格上的討論，草東沒有派對的名字最常與世代議題連結。從竄紅早期開始，無論樂評或網路輿論，都將他們與「魯蛇世代」的代言人畫上等號。「魯蛇」的流行說法開始於2012年底，指的是那些未達主流社會價值期待成就的「失敗者」（loser），後來漸漸演變成自我嘲諷的用語。而草東歌詞中描繪的無力與幻滅感，似乎剛好迎合現下許多年輕族群類似的心境。

「其實媒體和大眾自己對魯蛇的定義是什麼，我們沒有很了解，也沒有很想去了解，至少我們自己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巫堵說，「你說平時偶爾用來自嘲當然會，這是一種幽默。但有時候看到一些跟我們無關的人，或是媒體刻意針對年輕人塑造出一個形象，這些硬幫人貼上標籤的部分是我比較不認同的。」

「我們並不希望上對下似的，告訴聽到《醜奴兒》的人我們的故事是什麼，而是希望他們想到2012到2015這段時間時，會想到有一群年輕人是這樣生活的。」製作人李孝祖回應，「比如說我們的工作、學業、家長的期待、媒體給我們的形象，草東沒有想要給一個代表性的結論，只是誠實地表達在這個歷史片段下他們自己的心境。」

從金音獎的致辭內容，和以詞牌名《醜奴兒》為專輯命名的決定，團員勢必明白這些所謂「崩世代」或「魯蛇世代」正在面對的環境問題。「與其說是憤怒，更多的是無力感吧。」世暄說，「礙於一些長久留下的觀念和制度，而你發現你不能直接去做些什麼而造成的無力。」

巫堵也表示，無論以人煙稀少的草東街作為團名由來，或是詞曲中時常提到山跟海的意象，「這些地方對我們很有意義，是因為都是一種『遠離』吧，遠離現實環境這些困惑和無力的部分。《醜奴兒》裏面有千千萬萬的感覺，都是2015那年，那個區域的樣子跟我們的生命經歷。」

保持距離，不再溫情

世代差異除了顯示在觀念上，還有更現實的資源問題。除了申請到台灣文化部30萬的錄音補助費用，這個年輕的獨立樂團，沒有簽下任何唱片、經紀約，《醜奴兒》整張專輯從頭到尾的製作都是自行完成。當然，李孝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沒有出口的情況下，相應於彷彿騙局的主流價值，產生了現在這種虛無厭世的聲音。生氣背後其實還是帶着有溫度的情感脈絡，當你發現連熱血與憤怒都已經無用，最後只能跳脫出來，心半冷地戲謔嘲諷這群迷戀物質的人們。

「現在的音樂產業，如果分成有資源和沒資源，年輕人多半是沒資源的那一群，但他們其實有很多好的創意，都沒有機會完整執行出來成為好的作品。而產業內的人，雖然握有資源，但創意卻不是這麼的有開放性。」

2015年3月，剛頂下好意思錄音室的李孝祖，決定要做一些與以往主流商業案不同的事情，細細尋找下，就這樣相遇了當時也正從休團要復出的草東。對於跟草東的合作，他用「文化衝擊」來形容：「產業內的人，在意的是如何有效率地完成一個制式流程的東西，但獨立音樂更重視音樂人自我傳達的真實性與創意的品質。」

李孝祖回憶，90年代，白金銷售是常有的事。一白金是二十萬張唱片（注：據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1996年8月至2002年2月台灣製作發行唱片於本土白金標準為二十萬張，2011年1月起下調至三萬張），也代表着破億台幣的毛利，那時候唱片公司靠銷售專輯就能有可觀營收。而龐大的資本累積，讓當時音樂產業的進入門檻很高，寡佔相當明顯。今天網路科技的發展讓寡佔的現象已不再存在，獨立音樂有更公平的機會在產業中競爭。

台灣樂評人馬欣認為，草東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正因他們的作品不再走以往主流樂壇崇尚的閉鎖式溫情媚俗風格。如同當年羅大佑、李恕權走紅的情況，他們的作品都巧妙連結了當代時下氣氛，直白地指出腐敗的社會現象，所以聽了才令人大快人心。

「這個時代氣氛是普世性的，多年來的全球化榮景，到了收割期才忽然發現一切是一場夢，原來我們不知不覺被帶到了一個 nowhere 的地方。在沒有出口的情況下，相應於彷彿騙局的主流價值，產生了現在這種虛無厭世的聲音。生氣背後其實還是帶着有溫度的情感脈絡，當你發現連熱血與憤怒都已經無用，最後只能跳脫出來，心半冷地戲謔嘲諷這群迷戀物質的人們。」



「它記錄着所有悲傷與愛、無力且憤慨的日子。浮浮沉沉，生活親像大海。上船之後，最珍惜的是一起出航的緣分，和一起定舵的勇氣。沒人確定能抵達什麼地方，那裏會有什麼。可以確定的是，我們都身在同一片名叫生活的海上。」

提到這種新氛圍，馬欣舉了文學作家張愛玲和蕭紅的例子。她認為當時代演進到一個地步，榮景褪去後出現顛沛的亂世，創作者便會發展出一種「又必須置身其中，又必須保持其外」的態度。因為在現實中沒有能力，所以只好在藝術創作上尋求自我的掙脫，這是很自然的循環結果。馬欣說，「如果不保持點距離感，或冷調性，其實不足以表達他們遭逢的冷峻現實，因為已經沒有過去溫情主義的閑裕了。」

打開草東的粉絲專頁，會看到一則貼文這樣寫着：「2016年，我們完成了第一張錄音作品《醜奴兒》。它記錄着所有悲傷與愛、無力且憤慨的日子。浮浮沉沉，生活親像大海。上船之後，最珍惜的是一起出航的緣分，和一起定舵的勇氣。沒人確定能抵達什麼地方，那裏會有什麼。可以確定的是，我們都身在同一片名叫生活的海上。」


隨着今年巫堵和世暄的入伍，草東也將暫時休團。繞過世界一圈，經歷過兵役問題後的草東，難以預測未來會隨着二十年歲不同階段的成長時光，出現什麼創作面貌上的轉變。無論是離經叛道的吶喊也好、恍惚幻滅的無力也好、窮極無聊的自嘲也好，可以確定的是，至少此時此地的台灣，草東沒有派對在寫實與寫意、過去與未來的灰色地帶之間，找到了獨立於時代洪流中，矗立浪頭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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