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人間》的誕生，見證了台灣走向民主化、解嚴前夕最動盪的時代。停刊後的27年，創辦人兼主編陳映真，最近也在神州離世。但他帶領着《人間》的編輯和攝影師，願意花時間蹲點、淬煉文字和攝影，讓人們開始注意原住民當時的弱勢、環保意識的崛起、人民自組團隊抗爭等，這些都是《人間》雜誌所遺留下來的寶物。
端傳媒特別藉南方家園推出新書《人間現場：八○年代紀實攝影》，邀請曾參與《人間》雜誌的攝影師蔡明德接受專訪，與我們分享雜誌社如何主動涉入社會運動、和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上，並以鏡頭和圖片，說出台灣歷史中的人間故事。
紀實攝影，並不只是去捕捉事件發生的瞬間，而是一個能夠陳述一個事件，——串起影中人、攝影師，以及議題本身。
攝影家阮義忠在《人與土地》的序言裏頭，表示「攝影的強度全在瞬間的精準，想要交代前因後果，表達內心的感動，還是有賴於表達文字。」時隔30多年，剛大學畢業便追隨着陳映真的腳步，進入《人間》雜誌的蔡明德，不只經歷了台灣最為動盪解嚴前夕，更揭發了當時台灣許多被忽略的事件，跟着初初喚起環保意識的社會運動奔走。在本年11月，蔡明德與南方家園出版社將照片集結成冊，寫成《人間現場》，讓過去觸動人心的紀實攝影，再一次的重現在世人面前。
《人間現場：八○年代紀實攝影》
出版時間：2016年11月
出版社：南方家園
作者：蔡明德
在進入《人間》前，他只是一個剛當完兵、大學剛畢業的新聞系學生。30多年過去，他待過幾個報社，逐漸變成大家口中的「蔡桑」，引領90年代後政治運動的新聞攝影。在整理照片和編書的過程裏頭，他回想起當時，鏡頭要如何面對民眾、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一開始最困難的地方。「不只是去拍照，因為你做報導，相機要怎麼面對人家的事情。」這點出了紀實攝影，並不只是去捕捉事件發生的瞬間，而是一個能夠陳述一個事件——串起影中人、攝影師，以及議題本身。讓觀者在不同的時空下，能夠展現出不同深度和強度的解讀。
用幀幀圖片道出「人」的故事
陳映真在1985年創辦的《人間》雜誌，在當時罕見的圖片報導為主，並用一種關懷和批判的社會介入，作為雜誌的特色。當時陳映真做了藥廠的刊物一年多，想辦一本以圖片和文字來說故事的報導雜誌，像是美國的《國家地理雜誌》和日本《People》那樣。蔡明德回想，當時陳映真舉了美國紀實攝影師Eugene Smiths拍攝日本水俁病為例，說着「就像這樣，我們也可以開始用圖片說故事，我們來說好不好？」於是他們就開始從幾個題目着手，透過陳的人脈，邀請了許多人，像是阮義忠、張照堂、梁正居等，來幫他們看照片。
在照片裏頭，可以看見的是，這些社會底層的人是如何在那裏生活着，確立了《人間》雜誌早期的人文關懷風格。
〈內湖垃圾山的拾荒者〉是蔡桑在《人間》的第一作品，他回想起當時的情景：「沒有去也不知道，去了那裏，也不知道怎麼拍。到那裏還有人拿着棍子打我。」面對這樣的問題，他一開始也不得其解，直到有人跟他說：「我已經很歹命了，你還要拍我一輩子撿垃圾呀！」不斷的重複拜訪，他才知道，垃圾山有自己的生態體系，有人在白天工作、有人在晚上，有人在附近租屋、有人在旁邊工寮搭起違章建築，每一個在這裏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不過為人直爽、能海量「搏感情」是蔡桑的強項，他認識了一些人，請他們找一些認識的朋友一起來，藉由播放幻燈片，讓他們知道「我們在拍些什麼。」不過當時，他們是以垃圾山中的「人」為主題，並不是討論「垃圾山」。因此，在照片裏頭，可以看見的是，這些社會底層的人是如何在那裏生活着，確立了《人間》雜誌早期的人文關懷風格。
照片背後的味道與血淚
1984年的土城海山煤礦爆炸，是蔡桑衝擊最大的事件。當時，人間雜誌尚未創辦，還在陳映真編製的醫藥雜誌下工作。聽聞爆炸後，他們一夥人趕到現場，人山人海，礦區的屋頂都站滿了人，「我也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他說「屍體上來的時候，臭味你都聞得到。」爆炸的主因，是因為採礦的台車，沒有連接好，一路衝撞到深處高壓電箱，就爆炸了。
他心有餘悸的說：「屍體全部浮腫，很震撼，腫到還沒有蓋白布，屍臭味，真的會怕。」至今，為了掩蓋屍體臭味的明星花露水，依然是他最印象深刻的味道。
因為這樣的聯繫，讓30年前的照片，礦工血淚的生命，有了不同視角的意義。
那一次的經驗，蔡桑發現無論是在垃圾山，還是海山的礦工，大多是都是來自於原住民，給了他拜訪礦工的村落的靈感。他回憶起，一個聚落長期的紀錄，一兩年都是故事。當時只是來來往往，做完紀錄就走，像是有一個家庭，一年前做的時候，還是活跳跳的，但是第二年就生病離開了。
若干年後，他收到一封電子郵件，信中寫着，有一個礦工的兒子在圖書館看到《人間》雜誌第3期，上頭的其中一張照片，是他的爸爸工作時的情景。很不幸地，他的父親已經過世了，而母親一直很希望能有一張父親工作時的照片，他便透過圖書館連絡蔡桑。也因為這樣的聯繫，讓30年前的照片，礦工血淚的生命，有了不同視角的意義。
《人間》是以鏡頭來介入環保社會議題
從紀錄社會底層，對原住民的人文關懷的觀點，再到台灣環境議題，都是他在《人間》雜誌重要的一個篇章。1986到1987年的時候，有三個重大的環保事件，都剛好是他紀實的，桃園大潭村鎘污染的事件，見證土地全然地死去；彰化的反杜邦設廠，是當時第一件，民眾反外商終止投資的案例；隨後新竹李長榮化工的抗爭，則是台灣史上因人民集體力量而成功的運動，也是大學教授參與抗爭運動的首例。這三個報導凸顯了，當時政府公權力的無能和環保意識的低落。他說：「如果完全沒有接觸，完全不知道。當時是一個已死、一個還沒來、一個抗爭，互相聲援兩個地方（鹿港和新竹）。」
尤其是反杜邦的運動，鎮民們把抗議的標語藏在衣服裏，史無前例、破天荒的到了「總統府」前抗議，他回想起：「當時他們不跟媒體通知，只通知我和一個綠色小組，怕風聲走漏。」也很明顯的透露出，《人間》雜誌，已經不再是處於被動的角色，對於社會議題，已經開始有間接、直接的涉入，尤其是和群眾站在一起戰鬥的。
1986年的鄒族青年湯英伸殺人事件的社會迴響，就是《人間》雜誌在背後運作的，提出「是不是可以和解，來省思這個殺人事件背後使反罪的原因，原住民的情勢，說了什麼問題」蔡桑說。當時陳映真的想法也是「讓讀者來公評」，顯示他們已經從社會批判到社會介入。
《人間》雜誌，已經不再是處於被動的角色，對於社會議題，已經開始有間接、直接的涉入，尤其是和群眾站在一起戰鬥的。
在他的印象中，事件爆發時，作家黃春明趕到雜誌社表示，這個事件不是那麼簡單，應該去看、去追，於是他們就趕到阿里山上，「爸爸好像不在家，媽媽車禍拿着拐杖，看到我們眼淚都流下來。我們還跟他採訪，很尷尬。」蔡桑回想。之後，歌手邱晨把湯英伸生前的歌曲出版、一兩百個學者希望可以槍下留人，「這都是《人間》的介入」他說。
「我也認同，這樣的事情。我是可以接受，不然我就走了，會做得很痛苦。」蔡桑說。《人間》雜誌在1989的9月畫上了句點，蔡桑便持續地加入新聞攝影的行列，只是無法再像人間一樣，完全的投入，「早上殯儀館、中午婚宴、晚上黑社會，也是一種體驗」他說「很像麥當勞速食，搶時間性的。」
離開《人間》後，蔡桑曾經做過一個脫衣秀的專題，但脫衣舞孃這樣跟他說「我還要生孩子做媽媽。」他才重新意識到「為什麼要介入？為了報導，不敢再強求，因為我們只是為了我們自己，沒有想到他。」
黑白照拍不出的人間真實苦況
雜誌以社會關懷為出發點，常選擇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是在彰顯他們的勞動嗎？蔡桑說：「其實是現況，他是苦嗎？他們的生活就這樣。」
當時《人間》的照片都以黑白為主，曾經招致過新聞局的關切，問道「台灣這麼苦嗎？為何我們都用黑白？為何大陸都用彩色？」蔡桑說：「其實當時我們也沒有要拍黑白，要拍幻燈片就拍幻燈片，像《光華》雜誌都是彩色。」其實當時垃圾山的照片，裏頭有一張插着中華民國的國旗，但介於那時依然還是解嚴時期，並沒有採用。他說：「張照堂開玩笑說，可以當封面，但看得也很突兀。」
雜誌以社會關懷為出發點，常選擇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是在彰顯他們的勞動嗎？蔡桑說：「其實是現況，他是苦嗎？他們的生活就這樣。」他舉了1986年「買主生」的故事為例，當時有人因老先生患有精神疾病，而把他關在一個水泥房裏，不讓他出來。蔡桑說買主生的家裏不是窮到那樣，而是因為無奈，「當我去拍的時候，他也沒有反對，是他兒子帶我去，我心想怎麼會這麼順利。他的孫子還會送飯來看他。採訪完，還送給我們楊桃。」報導出來後，「買主生」就被社會局帶下山安置。
在直播掛帥的互聯網時代，任何一個人可以將任何事件，毫無剪接地上傳到社交平台。但蔡桑深信有自己的觀點，對於事件的看法，在照片裏頭包含自己的主觀意思，這才是紀實攝影的真諦。那也就是為何那些照片，過了那麼多年依然有其深度和強度，成為台灣社會某個年代某些歷史事件的集體圖像記憶，彷彿在昨日，卻又歷歷在目。
他的照片，帶着讀者走進了現場。
編注：題為編輯所擬，作者原題目為〈蔡明德：重返《人間現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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