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间》的诞生，见证了台湾走向民主化、解严前夕最动荡的时代。停刊后的27年，创办人兼主编陈映真，最近也在神州离世。但他带领着《人间》的编辑和摄影师，愿意花时间蹲点、淬炼文字和摄影，让人们开始注意原住民当时的弱势、环保意识的崛起、人民自组团队抗争等，这些都是《人间》杂志所遗留下来的宝物。
端传媒特别藉南方家园推出新书《人间现场：八○年代纪实摄影》，邀请曾参与《人间》杂志的摄影师蔡明德接受专访，与我们分享杂志社如何主动涉入社会运动、和人民站在同一阵线上，并以镜头和图片，说出台湾历史中的人间故事。
纪实摄影，并不只是去捕捉事件发生的瞬间，而是一个能够陈述一个事件，——串起影中人、摄影师，以及议题本身。
摄影家阮义忠在《人与土地》的序言里头，表示“摄影的强度全在瞬间的精准，想要交代前因后果，表达内心的感动，还是有赖于表达文字。”时隔30多年，刚大学毕业便追随着陈映真的脚步，进入《人间》杂志的蔡明德，不只经历了台湾最为动荡解严前夕，更揭发了当时台湾许多被忽略的事件，跟着初初唤起环保意识的社会运动奔走。在本年11月，蔡明德与南方家园出版社将照片集结成册，写成《人间现场》，让过去触动人心的纪实摄影，再一次的重现在世人面前。
《人间现场：八○年代纪实摄影》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出版社：南方家园
作者：蔡明德
在进入《人间》前，他只是一个刚当完兵、大学刚毕业的新闻系学生。30多年过去，他待过几个报社，逐渐变成大家口中的“蔡桑”，引领90年代后政治运动的新闻摄影。在整理照片和编书的过程里头，他回想起当时，镜头要如何面对民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一开始最困难的地方。“不只是去拍照，因为你做报导，相机要怎么面对人家的事情。”这点出了纪实摄影，并不只是去捕捉事件发生的瞬间，而是一个能够陈述一个事件——串起影中人、摄影师，以及议题本身。让观者在不同的时空下，能够展现出不同深度和强度的解读。
用帧帧图片道出“人”的故事
陈映真在1985年创办的《人间》杂志，在当时罕见的图片报导为主，并用一种关怀和批判的社会介入，作为杂志的特色。当时陈映真做了药厂的刊物一年多，想办一本以图片和文字来说故事的报导杂志，像是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和日本《People》那样。蔡明德回想，当时陈映真举了美国纪实摄影师Eugene Smiths拍摄日本水俣病为例，说着“就像这样，我们也可以开始用图片说故事，我们来说好不好？”于是他们就开始从几个题目着手，透过陈的人脉，邀请了许多人，像是阮义忠、张照堂、梁正居等，来帮他们看照片。
在照片里头，可以看见的是，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是如何在那里生活着，确立了《人间》杂志早期的人文关怀风格。
〈内湖垃圾山的拾荒者〉是蔡桑在《人间》的第一作品，他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没有去也不知道，去了那里，也不知道怎么拍。到那里还有人拿着棍子打我。”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一开始也不得其解，直到有人跟他说：“我已经很歹命了，你还要拍我一辈子捡垃圾呀！”不断的重复拜访，他才知道，垃圾山有自己的生态体系，有人在白天工作、有人在晚上，有人在附近租屋、有人在旁边工寮搭起违章建筑，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不过为人直爽、能海量“搏感情”是蔡桑的强项，他认识了一些人，请他们找一些认识的朋友一起来，借由播放幻灯片，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拍些什么。”不过当时，他们是以垃圾山中的“人”为主题，并不是讨论“垃圾山”。因此，在照片里头，可以看见的是，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是如何在那里生活着，确立了《人间》杂志早期的人文关怀风格。
照片背后的味道与血泪
1984年的土城海山煤矿爆炸，是蔡桑冲击最大的事件。当时，人间杂志尚未创办，还在陈映真编制的医药杂志下工作。听闻爆炸后，他们一伙人赶到现场，人山人海，矿区的屋顶都站满了人，“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尸体上来的时候，臭味你都闻得到。”爆炸的主因，是因为采矿的台车，没有连接好，一路冲撞到深处高压电箱，就爆炸了。
他心有余悸的说：“尸体全部浮肿，很震撼，肿到还没有盖白布，尸臭味，真的会怕。”至今，为了掩盖尸体臭味的明星花露水，依然是他最印象深刻的味道。
因为这样的联系，让30年前的照片，矿工血泪的生命，有了不同视角的意义。
那一次的经验，蔡桑发现无论是在垃圾山，还是海山的矿工，大多是都是来自于原住民，给了他拜访矿工的村落的灵感。他回忆起，一个聚落长期的纪录，一两年都是故事。当时只是来来往往，做完纪录就走，像是有一个家庭，一年前做的时候，还是活跳跳的，但是第二年就生病离开了。
若干年后，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信中写着，有一个矿工的儿子在图书馆看到《人间》杂志第3期，上头的其中一张照片，是他的爸爸工作时的情景。很不幸地，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而母亲一直很希望能有一张父亲工作时的照片，他便透过图书馆连络蔡桑。也因为这样的联系，让30年前的照片，矿工血泪的生命，有了不同视角的意义。
《人间》是以镜头来介入环保社会议题
从纪录社会底层，对原住民的人文关怀的观点，再到台湾环境议题，都是他在《人间》杂志重要的一个篇章。1986到1987年的时候，有三个重大的环保事件，都刚好是他纪实的，桃园大潭村镉污染的事件，见证土地全然地死去；彰化的反杜邦设厂，是当时第一件，民众反外商终止投资的案例；随后新竹李长荣化工的抗争，则是台湾史上因人民集体力量而成功的运动，也是大学教授参与抗争运动的首例。这三个报导凸显了，当时政府公权力的无能和环保意识的低落。他说：“如果完全没有接触，完全不知道。当时是一个已死、一个还没来、一个抗争，互相声援两个地方（鹿港和新竹）。”
尤其是反杜邦的运动，镇民们把抗议的标语藏在衣服里，史无前例、破天荒的到了“总统府”前抗议，他回想起：“当时他们不跟媒体通知，只通知我和一个绿色小组，怕风声走漏。”也很明显的透露出，《人间》杂志，已经不再是处于被动的角色，对于社会议题，已经开始有间接、直接的涉入，尤其是和群众站在一起战斗的。
1986年的邹族青年汤英伸杀人事件的社会回响，就是《人间》杂志在背后运作的，提出“是不是可以和解，来省思这个杀人事件背后使反罪的原因，原住民的情势，说了什么问题”蔡桑说。当时陈映真的想法也是“让读者来公评”，显示他们已经从社会批判到社会介入。
《人间》杂志，已经不再是处于被动的角色，对于社会议题，已经开始有间接、直接的涉入，尤其是和群众站在一起战斗的。
在他的印象中，事件爆发时，作家黄春明赶到杂志社表示，这个事件不是那么简单，应该去看、去追，于是他们就赶到阿里山上，“爸爸好像不在家，妈妈车祸拿着拐杖，看到我们眼泪都流下来。我们还跟他采访，很尴尬。”蔡桑回想。之后，歌手邱晨把汤英伸生前的歌曲出版、一两百个学者希望可以枪下留人，“这都是《人间》的介入”他说。
“我也认同，这样的事情。我是可以接受，不然我就走了，会做得很痛苦。”蔡桑说。《人间》杂志在1989的9月画上了句点，蔡桑便持续地加入新闻摄影的行列，只是无法再像人间一样，完全的投入，“早上殡仪馆、中午婚宴、晚上黑社会，也是一种体验”他说“很像麦当劳速食，抢时间性的。”
离开《人间》后，蔡桑曾经做过一个脱衣秀的专题，但脱衣舞娘这样跟他说“我还要生孩子做妈妈。”他才重新意识到“为什么要介入？为了报导，不敢再强求，因为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没有想到他。”
黑白照拍不出的人间真实苦况
杂志以社会关怀为出发点，常选择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在彰显他们的劳动吗？蔡桑说：“其实是现况，他是苦吗？他们的生活就这样。”
当时《人间》的照片都以黑白为主，曾经招致过新闻局的关切，问道“台湾这么苦吗？为何我们都用黑白？为何大陆都用彩色？”蔡桑说：“其实当时我们也没有要拍黑白，要拍幻灯片就拍幻灯片，像《光华》杂志都是彩色。”其实当时垃圾山的照片，里头有一张插着中华民国的国旗，但介于那时依然还是解严时期，并没有采用。他说：“张照堂开玩笑说，可以当封面，但看得也很突兀。”
杂志以社会关怀为出发点，常选择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在彰显他们的劳动吗？蔡桑说：“其实是现况，他是苦吗？他们的生活就这样。”他举了1986年“买主生”的故事为例，当时有人因老先生患有精神疾病，而把他关在一个水泥房里，不让他出来。蔡桑说买主生的家里不是穷到那样，而是因为无奈，“当我去拍的时候，他也没有反对，是他儿子带我去，我心想怎么会这么顺利。他的孙子还会送饭来看他。采访完，还送给我们杨桃。”报导出来后，“买主生”就被社会局带下山安置。
在直播挂帅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人可以将任何事件，毫无剪接地上传到社交平台。但蔡桑深信有自己的观点，对于事件的看法，在照片里头包含自己的主观意思，这才是纪实摄影的真谛。那也就是为何那些照片，过了那么多年依然有其深度和强度，成为台湾社会某个年代某些历史事件的集体图像记忆，仿佛在昨日，却又历历在目。
他的照片，带着读者走进了现场。
编注：题为编辑所拟，作者原题目为〈蔡明德：重返《人间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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