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曉嫻也表示她所寫的是一些很個人、很內在的書寫，她的作品就是她的情感狀態呈現。「我不是刻意地寫一些陰柔的詩，也不是說要寫一個女詩人的自白，我不是用這樣的方法去創作。」不一定會有被放大檢視的女性陰溫面或女性經驗，而是一些日常需要面對的情感，都是一些很微小的東西，沒有很大的書寫野心，也不是試圖去處理一個很大的社會議題，也沒有要寫一本書來做陰性書寫（feminine writing）的實驗。
相對台灣同志文學大鳴大放的張揚與直白，洪嘉表示香港仍有許多不敢出櫃的同志，在書寫以個人經驗為主題的時候，也許會轉化成另一種形式藏在作品裏頭。有時需要讀者拐一個彎去猜，才能知道作者想要討論什麼問題。
不需同步的同志書寫與同志運動
「我自己覺得書寫和運動不一定要synchronise（同步）。可能運動會走前面一點，或者是書寫走前面一點。
問及香港同志運動與同志書寫的關係，二人坦然直白說兩者並不是在一起的狀態。「我自己覺得書寫和運動不一定要synchronise（同步）。可能運動會走前面一點，或者是書寫走前面一點。因為我們不是同志運動的推手，所以我的作品不是直接在回應同志運動。」洪曉嫻笑言自己在同志運動沒有很多參與，只是「打醬油」地幫忙做主持。但同志運動和同志書寫都能呈現某一種他們所理解的、自己在經驗與實踐的某種生活形式，所以兩者不會是一種完全同步的節奏。
洪嘉更指出不只是同志書寫，香港的藝術和社會運動也是在走不同的方向。在90年代末，突然有一批同志電影（編注：如1996年舒琪《基佬四十》、1997年的王家衛《春光乍洩》、1998年關錦鵬《愈快樂愈墮落》等）出現在香港，一時間讓同志議題被社會看見，但過了2000年後又變得沉寂，現今的香港電影或獨立電影也很少在談同志。
論及2000年為重要的時間點，洪曉嫻分享她曾在文學雜誌《字花》做過一期「大寫同志」的專題。在搜集同志文學創作的作品材料時，也同樣發現在90年代主流報紙的創作園地會有連載同志創作的作品，甚或會特別闢出園地給小眾讀者，譬如韓麗珠便曾在《新報》的Magpaper雜誌有小說連載專欄。這些園地不一定是給同志，甚或是連載一些文學小說。再者，即使是同志的創作者，他們也沒有要做很多以同志為題的作品。
被切割的運動現場與日常生活
「我在裏面（《Playlist》）寫的一些社會分裂的狀態，或是本身已經有的陰暗和不好的東西。就是這些東西才會對我們的日常造成影響。」
延伸對2000年前後的觀察，洪嘉懷疑是整個社會氛圍的方向在改變，對同志在社會上活動的寬容度也越來越小。「同志運動的多元性，只是出現在同志運動的現場。在現場會看到參與者裝扮得鬼五馬六（編注：意指古古怪怪的）、很愉快的，可以當維納斯女神、化美美的妝，有很多很歡喜的狀態。但在現場背後，譬如說法庭消息，那些與同志有關的法庭消息大多都是負面的，像是同志勒索、變性人W小姐的婚姻案例上訴等等。」當同志消息會正面衝擊社會所謂正統的道德，會讓社會產生討論的議題，就會被冠上負面的形象。洪嘉甚至感覺到「在同志運動現場，你去遊行、你去gay pride、你去pinkdot，你們就去啊，那個地方就是你們的，你們可以去玩，玩得愉快點。但在其他地方，那個寬容度是越來越小。」
洪曉嫻也表示看到一些精神分裂的媒體，有些媒體會表明支持同志遊行Pride Parade，但他們又會用獵奇的眼光去報導同志的消息。像是洪嘉說的法庭消息也好，媒體新聞也好，影視作品的形象投射也好，都仍會是負面的描寫，儘管近年同志遊行與集會參與人數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元。她自言很少寫同志，但會書寫政治，在《浮蕊盪蔻》中的「圈禁的盆景」和「燃燒的碎石」就有收錄政治詩。
《浮蕊盪蔻》
出版時間：2016年7月
出版社：水煮魚文化
作者：洪曉嫻
「我沒辦法在一個運動現場裏頭寫詩，我沒辦法將那種現場轉化成我的作品。我是在佔領結束之後，寫了兩首很隱晦的詩，完全不像是寫佔領的。一首是〈護日石〉，另一首是〈日常〉，我只有這兩首是寫佔領的。」洪曉嫻指自己的創作需要時間，她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去回想那個場景給予她的情感。面對很瞬息萬變的政治漩渦，她說要退後一點，再退後一點，等它變成另一些東西，不再是直接在寫佔領或某一個政治事件，而是轉化成一種啟發、情感，最後變成她的創作。
同志運動與日常生活的分裂只是一種表層的東西，「我在裏面（《Playlist》）寫的一些社會分裂的狀態，那個不是同志運動的分裂，而是社會本身已經有的裂痕、社會本身已經有的傷痛，或是本身已經有的陰暗和不好的東西。就是這些東西才會對我們的日常造成影響。」洪嘉筆下的小說人物便是在面對這種社會分裂後要面對問題的狀態，這也是他要寫這麼多邊緣人的原因，因為會造就他們處境的就正正是這些社會問題。艱難的社會處境會轉化出不同的疾病，歸納下去，可能就是你我在面對不同問題、情況時所出現的不同狀態。
國族主權與身份認同奪去香港社會太多力氣
「關心民主的人，未必會關心同志；關心同志問題的，也未必關心民主。」
既然同志運動也在港台兩地發展了約三十年，但香港的同志書寫並不像台灣般如雨後春筍、出現多元主題的作品，其因何故？兩位對談人同言指兩地在性別運動和同志運動上的發展進程不一，很難直接作比較。「我覺得台灣已經走過了那段悲情的時代。像陳雪在寫《人妻日記》之前，她也寫很多自己正在受苦的事，像是邱妙津的《蒙馬特日記》，也是一些很個人的創作。」洪曉嫻認為兩地的同志書寫，也只是步伐不同。
「台灣可以成為香港的一個榜樣，或是一個學習的對象，甚至未必需要去學習。只需要知道原來另一個地方可以做到這些事。兩地可以是這樣的狀態。」洪嘉指香港的問題在於香港對談論性的保守與避諱，討論同志話題便更甚。他回想起以前曾到訪的同志書店，「外面會用一家漫畫店來偽裝。在漫畫店裏會弄一道暗門，你要是同道中人才可以內進，裏頭才能購入同志相關的商品。外面是完全看不出來。現在當然都改裝了，但仍然不會是一個很開放的、很旗幟鮮明的場所。
兩位不約而同地點出，性別於香港並非屬優先處理的問題，在性別之先，有更重要的議題捲走了大多香港人的力氣。「這一點跟台灣有很大的不同，台灣已經在走屬於自己的民主化進程，但香港仍要花很多的精力在一個反共的狀態。」洪曉嫻憶起2014年在民陣幫忙時，曾聽到有同志認同的義工說到：「2014年的同志大遊行能夠走進佔領區，已經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所謂很了不起是指，因為佔領區和gay pride其實分屬兩邊：關心民主的人，未必會關心同志；關心同志問題的，也未必關心民主。」在香港社會運動裏，「抗共」的恐懼心理和人權自由的關注是被優先處理的事，會走出來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未必在性別意識上開放，也未必是「左傾」的人，他們可能認為自己需要抗共才願意走上街頭。
「一個大的社會議題會捲走很多人的主要能量，即使你說再早期一點的香港作家，他們處理的便是香港人的身份問題。」洪嘉對此也是一臉惆悵。「但同時也會有一個很吊詭的狀況，大家可能會去處理一個很大的課題，同時又會習慣關心自己多於其他人。」他舉例說到早兩年的佔領運動，會有些人高呼「不要大台，大台不代表我，我只代表我」。在大課題下，個人仍然是個人，個人和議題所產生的身份認同是可以同時並存的。
「整體上即使是同志也好，也未必關心其他同志。他可能不會關心同志運動，也不會關心其他的同志活得好不好，這並非一個等號的關係。」
洪嘉也觀察到香港一個很吊詭的狀態，「在建設發展香港的同時，每人都惦掛着自己的生計，這也是即使我在一個大氛圍裏，我仍然是只關心我自己。這種狀態就會造成要麼最大的，要麼最小的，永遠都沒有中間位置。」他推測與香港過去的社會習慣有關，習慣自己只照顧自己、自己賺錢自己吃。「整體上即使是同志也好，也未必關心其他同志。他可能不會關心同志運動，也不會關心其他的同志活得好不好，但他會關心自己過得好不好。當有了這份覺悟後，你便不會認為同志一定要關心同志，這並非一個等號的關係。」加上在2000年之後，突然間出現像SARS、大遊行、金融風暴等大課題讓很多人投入，所有熱情和力量都傾倒灌注其中，自然無暇分心顧及其他如性別的社會議題。
現在的身份認同是一種很個人的身份認同，「標籤變得很重要，但這個標籤只是與我相關，更帶有排他性。」洪曉嫻補充道說，更指：「他們會用排他來維持『我』的純潔性。現在的身份認同顯得非常狹窄，不會包含很多人，更不會去關心同一個身份認同下不同狀態的人。」
香港社會需要性別標籤的文學創作
「有時我也會想，如果我寫一些作品出來，這個年齡層的人讀了，或是他在某些情境下讀了我的作品，然後感到I am not alone，這就是作品最大最大的功德圓滿了。」
「同志文學」、「女性文學」這些文學分類標籤，對於創作者而言並非必要，他們也不會以此為出發點來書寫。但對於接收者、對於香港社會，這類文學分類標籤仍然是需要的。洪嘉點出標籤有其社會連結的作用，「當你有某一種標籤的時候，接收者會因為標籤而相對容易地接觸到特定的作品。在大家的個人意識都非常強烈的時候，若然缺乏了這類標籤式的研究和論述，接收者便無法尋得機會，進一步地了解自己。」標籤可以讓接收者知道自己在社會上並不孤單，也可以讓他們知道其他人的存在。
「有時我也會想，如果我寫一些作品出來，這個年齡層的人讀了，或是他在某些情境下讀了我的作品，然後感到I am not alone，這就是作品最大最大的功德圓滿了。」對於作品，洪曉嫻覺得連結社群的責任並非在於作者，而是作品在被書寫後的自行發展。她自己也不會因為社會需要而寫，創作與社會兩者不會是那麼直接的關係。
當這些作品能夠被看見時，但代表大眾開始可以留意到一些跟自己不一樣的細微之物，證明社會有這樣的空間和閒暇，形成一個相對開放的狀態。
二人不謀而合地希望在現今這個大時代中，期待能看到更多小命題的性別書寫出現，企望它們的出現可以被看見和被閱讀，不會無聲無息地被掩蓋掉。「因為大的題目無論在公共、政治或是文學上，都會得到很多的注意力。但在這樣的時勢下，我反而覺得更適合去書寫小眾的作品，因為這些是最容易被大時代所淹沒。」洪曉嫻期待會有像90年代出版像《我們的眼鏡在飛揚》、《裙情洶湧》等少女讀物，可以再度喚醒大眾關注個人成長和性別的議題。
洪嘉的出發點與洪曉嫻不同，他覺得性別書寫的作品其實久不久就會跳出來，只是跳出來的瞬間便可能被大洪流所沖走。但當這些作品能夠被看見時，但代表大眾開始可以留意到一些身邊細微的東西，特別是跟自己不一樣的細微之物，證明社會有這樣的空間和閒暇可以留意到身邊的事物，形成一個相對開放的狀態。
香港社會需要更多的性別書寫，也企盼能有更多主題鮮明而又可熨貼小眾心靈、連結社群，且具備文學性的性別書寫作品出現。正如洪嘉嗟嘆地說：「雖然現時香港號稱很開放，但實則是很狹窄的，能關心的題目也很少，或願意去關心的題目很少，讓社會變成一個沒有辦法持續進步。」
洪曉嫻也冀盼未來可以看見更多旗幟鮮明的性別書寫。在某一天，可以有一本香港小說能夠被拿出來說：
「這一本是同志小說，而且是文學性高的同志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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