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i quelque chose à dire mais je ne sais pas quoi.
Professeurs, vous êtes aussi vieux que votre culture.
Votre modernisme n’est que la modernisation de la police.
La culture est en miettes (les enragés)
──sur le mur de Censier, Paris
我有話要說，卻不知從何說起。
各位教授，你們如同你們的文化一般陳舊老朽。你們的現代主義，不過是管控統治的現代化。文化已粉碎如塵。（激進派）
──巴黎．桑西耶牆上文字
球根栽培の花が咲きました
孤立無援のお前のように
机のすみで咲きました
球根栽培の本を知ってますか
孤立無援のいのちがもえて
花火のように咲きます
──〈球根栽培の唄〉、森田童子
栽種球根的花開了
如同孤立無援的你
在書桌一隅綻放
知道栽種球根的書嗎？
孤立無援的生命萌芽
如同煙火般綻放
──〈栽種球根之歌〉，森田童子
台灣由於戰後發生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激烈的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傳統遭到國家暴力中斷，直至七○年代初期才逐漸溫和復甦，經過八○至九○年代的民主化浪潮，從二○○八年的野草莓學運、二○一四年三一八學運以及今年的青鳥行動，當代學運分子與先行世代的運動者之間，擁有相當密切的合作與傳承關係。透過思想論述與行動經驗的連結與承繼，台灣學生運動日漸成熟，成為維持並推動公民社會的一股重要能量。或許是台灣學運相當重視國際連結，雖然發展脈絡極為不同，近年來，台灣對於述說或描寫日本六○年代後期至七○年代初期的學運，亦即「全共鬥」的相關書籍、演講和創作極為關注。
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後，即使仍處於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佔領之下，學運已然復甦。誠如日本哲學家、文藝評論家柄谷行人所言，整個六○年代的學運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世代，柄谷自承屬於六○年的安保世代，而非七○年的安保世代。前者由全學聯（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帶領，尚留有日本共產黨組織分明的學運特性；而後者則是由較為尊重個人主體與立場的全共鬥所主導，帶有較為分散而自由的學運性格，在日本各大學遍地開花，同時呈現不同的運動目標、風格與發展。因此，六○年代後期引發學生封鎖大學校園、上街遊行抗議的大型集會運動，對於身處不同地區、階級和教育程度的參與者而言，帶有相當錯綜複雜的多樣面貌，難以一概而論，在日本的教科書裡亦僅有簡短敘述。
相反地，由於當年的學運參與者尚在，學運告一段落後便開始零星出版相關著作，而在二○○○年過後，所謂的「全共鬥世代」面臨退休之際，形成一股回顧過往的出版浪潮，回憶錄與相關書籍數量繁多，相較官方論述的匱乏空缺，差異甚大。社會大眾對於全共鬥與新左翼（相對於日共等舊左翼）的認知，大多來自大眾傳播媒體的代言與形塑，特別是學運末期的激進團體赤軍與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的相關報導，熱血的學運參與者轉身化為冷酷的極左暴力恐怖分子，可以說是學運形象之妖魔化。
另一方面，即使學運末期激進化與暴力化，不同黨派（セクト）間因路線之爭而屢屢爆發武裝內鬥（内ゲバ，「ゲバ」為ゲバルト之簡稱，德語Gewalt為暴力之意），甚至在一九七二年的山岳基地事件與淺間山莊事件裡，聯合赤軍內部自相殘殺，造成十多名成員遭凌遲死亡，重挫日本社會的支持，也宣告學運之終結，但在當年的學運參與者之間，過往種種充滿激昂熱血與革命青春，仍洋溢著神聖光輝。而日本學界或許受到同時期美國人權運動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將日本「一九六八」視為戰後的「政治與文化」革命，亦即學運之神話化。
對此，作者小熊英二的研究目的之一，便是破除此「神魔二元論」，希望經由大量的史料搜集、爬梳整理與資料分析，廣泛且深入地理解那個時代的思想與言說為何，以及其形成過程與轉折為何。若將此書置於作者過往的論著如《「日本人」的界限》與《「民主」與「愛國」》等書來看，可以發現研究目的與方法的相近之處，亦即藉此破除既有的成見與觀念，力圖以歷史社會學的概念與分類手法，描繪出一個日本「一九六八」的大致面貌，因此也可視為某種關於「一九六八」的歷史論述。
此書的核心概念在於年輕的學生面對所謂的「現代的不幸」無所適從，不知如何表達內心的失落不滿與進退失據，僅能依靠馬克思主義式的種種理論和用語，因此傳達自我感受的方式，常常很容易與當時的政治狀況相互連結，發展成大規模的學生反叛行動。在此書定義裡，「現代的不幸」意指「對認同的焦慮、對未來感到閉塞感、對生活缺乏切實感，以及現實感稀薄等狀態」，而相對的概念則是「近代的不幸」，亦即「戰爭、貧困、飢餓等情狀」。本書序章開頭引用女學生的話語，便傳達出當時學生面對「現代的不幸」時的虛無與困惑。
「好感動呀！太了不起了。可是我內心一片空虛，什麼都沒有。這樣我就不能參與鬥爭了嗎？」
若依循此書兩種相對性的不幸概念，全共鬥世代缺乏戰爭、貧困與飢餓的實際體驗，面對的卻是六○年代日本經濟起飛、《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戰後政治體制以及日本以經濟向亞洲的擴張政策，認為應該批判的正是身在體制裡的自己，亦即「自我否定」，而大學則是將學生訓練為體制賣命的共犯機構，因此主張「大學解體」。具體而言，此即為此書所言之「一九七○年的典範轉移」：從肯定「戰後民主主義」轉為批判立場；從肯定「現代理性主義」轉為批判立場；從 「被害者意識」轉為「加害者意識」。以上為此書主要的理論架構與概念。
大致而言，此書依循時間序論述，首先說明時代背景、社會結構與當時學生的社會階層、心理狀態與個人特質。接著描寫一九六五年的慶大鬥爭與中大鬥爭，其次是一九六七年的羽田鬥爭，京大生山崎博昭在與武裝鎮暴警察的激烈對抗中，頭部等處遭壓迫而傷重不治，激起學生更加強烈的反應，催生出大規模的街頭行動。許多學生也為了保護頭部開始戴上全共鬥運動常見的頭盔，更以顏色和文字展示黨派差異。
全共鬥運動裡最知名的兩大鬥爭則是日大鬥爭與東大鬥爭，此書分別依序撰寫。由於前東大全共鬥議長山本義隆編纂的《東大鬥爭資料集》資料豐富（共二十三卷），以及其代表性，分為兩章詳細描寫。其後為高中鬥爭以及一九六八至六九年各地的全共鬥運動與街頭行動。最後是「一九七○年的典範轉移」、聯合赤軍直至女性解放運動（ウーマン・リブ，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變遷與演進。結論提到，全共鬥運動留下的最大遺產便是經過「兩階段轉向」後，對於大眾消費社會的適應與融入。亦即，青年學子先是受到革命感召，轉而化身為在街頭對抗國家暴力而奮戰不懈的學運戰士，卻因為學運末期武裝內鬥而失志灰心，再度轉念化身為在企業不停奮鬥的企業戰士，以及透過大量的消費行為實現理想，或是滿足欲望。
此書處理的資料豐富，範圍亦遍及日本各地，成為一本超過千頁的厚重論著，分為上下兩冊出版。甚至序章裡還有作者提供的閱讀指南，讓不同知識興趣的讀者依循指示跳躍閱讀，可以說是一個試圖總結日本「一九六八」的巨大嘗試，同時也是歷史化的里程碑，但並非意味著此即為唯一版本的歷史。此書出版後反而激起學界許多討論，特別是當年的學運以及女性解放運動的參與者亦踴躍發言，批評此書對於資料的詮釋與自己的理解不同，或是指出不符事實的細節，例如日本女性解放運動先驅田中美津的文章〈田中美津，嘲笑『1968』〉（田中美津、『1968』を嗤う）便是一例。
此書核心概念為「現代的不幸」與「一九七○年的典範轉移」亦有可再商榷之處，以下略述一二。首先，面對「現代的不幸」的國家並非只有日本，其他國家的青年與學生是否也出現類似的反應？其次，即使在當時的日本，不僅只有學生面對「現代的不幸」，其他年齡、地區和階層的人亦無法倖免，是否也能以此概念詮釋說明？此外，無論是當時牆上常有的「造反有理」口號，或是反對美軍介入越戰的和平示威遊行，皆可見到「一九六八」的世界性與共時性，前述的兩個日本限定的概念是否足以涵蓋這些現象？若參照目前西方學界對於此領域的研究，以「The Global Sixties」為視野的跨領域研究不少，或許當時因電視等媒體興起，促進世界各地的資訊流通更加迅速，因此形成全球性的學運反叛浪潮。讀者在閱讀此書之際，若能注意到以上這些問題，或許可以拓展出更多理解日本「一九六八」的不同途徑。
最後是關於語言的追尋與創造。作者小熊英二在此書裡多次提到，由於資料龐雜，對於同一事件的敘述時常呈現參差不齊、甚至自相矛盾的狀況，因此必須經過篩選與刪減，方能用於建構論述，而依循的標準在於是否清楚呈現當時青年學子的心理狀態與感受想法。但有趣的是，作者本人也提到當時面對「現代的不幸」的年輕學生無法找到適合的語言述說心聲，僅能依靠既有的馬克思主義式的概念與口號表達不完整的內心思緒。讓人不禁想到，那些難以述說、未能成形而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諸多話語，以及因為使用生硬的左翼用語表達的那些述說，是否因此無影無蹤，成為一種不在場的沉默？
身為全共鬥世代一員的日本知名小說家高橋源一郎，曾在此書出版後與作者小熊英二對談「一九六八」。高橋在對談裡提到，日本戰敗後，曾遭到國家強力壓抑的政治性語言獲得解放，快速復甦，而文學、文化與思想性的非政治性語言亦同時高速發展，依此發展，六○年代的語言狀況並非壁壘分明，而是呈現互為表裡、交織錯綜的豐富樣貌。因此，使用馬克思主義式的左翼用語等政治性語言，並非單純限於非政治性語言的資源不足，而是當時的語言狀況，便是相互交雜，時而互斥，時而共存，或許在相互競爭與接合之下，足以作為探索思想、精神與文化可能性的介質與載體？這並非貶低或批判此書之貢獻，相反地，或許此書以及相關討論與批評，正好為我們開啟了一個契機，可以擺脫既有印象與神秘色彩，從更加深入且多元的視角，重新認識日本的「一九六八」。
在日文原版問世十多年後，在出版社與譯者的努力合作之下，台灣中文版終於付梓。台灣讀者除了可以藉此一探日本全共鬥的豐富樣貌，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歷經美麗島、野百合、野草莓、三一八與青鳥行動，或者將視角擴至亞洲，例如日本SEALDs與香港雨傘革命，是否可以從日本戰後學運的興起、巔峰與衰落獲得何種啟迪、理解與反省？從日本映照己身，深刻思想，累積經驗，豐富知識，方能找出更多理解台灣、述說台灣、壯大台灣的語言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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