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既不算意外又令不少人意外的「特朗普2.0」結果，在輿論場上引來了截然不同的分析，尤其是涉及中美關係和兩個設想中陣營的全球競爭，就更是如此。
一些分析認為，北京和莫斯科將成為下一個四年裏笑得最開心的人，並舉出特朗普不支持烏克蘭繼續和俄羅斯長期作戰，或是僅僅打算用關稅來「懲罰」北京對台灣開戰的言論為例；另一些評論則舉出特朗普上一個任期內對台灣加大軍售、對中國全面開打貿易、關稅和外交戰等例子，指出他或許會用更「癲」的方式把中國逼入敗局——何況是一旦他和普京修復關係，或許將實現「美俄中」地緣三角的重新組合，那會是北京的夢魘。
在變量日益增多、環境日益複雜、當事方更有可能採取出乎意料的行為的情況下，討論未來的中美關係，幾乎不可能追求準確。但我們不妨冒著可能完全錯誤的風險試著提出一些大問題。比如：北京樂見「特朗普2.0」嗎？「特朗普2.0」下，中美可能爆發世界大戰嗎？畢竟，宏大敘事的改變是在切實發生的事情，若拒絕預測，怕是有鴕鳥之嫌了。
我們或許可以從四個層面接近這些不太容易回答的問題：
其一，拜登時代的美國的全球體系留下了什麼遺產或提醒？
其二，「特朗普2.0」可能把國際體系導向哪些方向？
其三，從拜登到「特朗普2.0」北京在面對美國時，是否存在一以貫之或者說「不變」的思考出發點？
最後，「戰爭」這件事情本身的型態變化，是否能藉以預測未來出現的地緣政治中的武裝衝突——包括中美關係中縈繞不散的台海戰爭的陰影？
「拜登主義」未能延續，是美國帝國體制「既要也要還要」的極限？
賀錦麗選舉失敗後，有很多分析將特朗普的勝利歸為「經濟問題」，指賀錦麗作為拜登路線的繼承者，承擔了美國普通民眾對過去幾年間高通貨膨脹的不滿。特朗普因此不僅在搖擺州和選舉人票上大獲全勝，也大有機會拿下普選票的多數。這些分析進而給出了一些很技術化的復盤，比如「如果賀錦麗能夠在選戰中多處理一些經濟議題」，選情就不會那麼難看。
但通貨膨脹助推特朗普的此次勝利，與其說是拜登的經濟路線不成功，為什麼不理解為「拜登主義」試圖挽救美國「自由世界-帝國」體制的奮力一搏失敗了呢？
2021年拜登入主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後重新裝飾了辦公室。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兩處：一是他在辦公桌前左右對稱的位置安置了兩尊前總統銅像——亞伯拉罕·林肯（1861-1865）和哈里·杜魯門（1945-1953）；二是他在壁爐上方一口氣掛了五幅名人畫像——三幅是「開國元勳」，一幅是林肯，但最大的，居正中的一幅是富蘭克林·羅斯福，1933年到1945年開啟「新政」與經歷二戰的美國總統。
杜魯門的銅像，或許象徵了冷戰在拜登身上留下的印跡。冷戰中美國獲勝的信念或者說經驗，是用緩慢的、溫和的方式證明美國體制的超群，讓對手最終以地區戰爭和「內爆」這樣不會影響到美國的方式失敗——就像蘇聯那樣瓦解。
羅斯福的畫像，也許可以說是映襯了拜登內心對如何實現「勝利」的宏大願景。連任四屆，最後在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前夕死在任上的「新政總統」羅斯福，是美國史上極少有的、對美國政治版圖和全球地位同時做出根本改變的總統。在他任上，美國全面從孤立主義中脫身，加入二戰並成為勝利國。也是在他任上，美國的聯邦政府力量加強到了「開國先賢」們無法想像的地步，在新政聯盟的加持下成為真正的大政府。
我認為這就是拜登心中想要的歷史地位——同時帶來「新政」和新冷戰的勝利基礎，並且能夠將任內對美國政治經濟的調整延續至少一個世代。我猜想，這也是拜登開始時執意以極高齡競選連任的理由。
而他可以說是差一點就要成功。拜登在任上啟用沙利文提出的「為了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一面用「芯片法案」等方式加大對國內產業的補貼，另一面在國際上用各種手段限制中國的競爭對手。四年下來，美國和中國等競爭對手的高精尖科技差距在拉大——尤其是AI等領域。中國的經濟和高科技產業，無不感受到了拜登的各種禁令、制裁組合拳的威力。
而四年中，中俄都遇到過幾乎可以威脅政體存續的危機。這多少說明了拜登的路線的威力。2022年冬天，習近平的中國因為清零政策不可持續而面對「白紙運動」的大危機；2023年普里戈任全面政變差一點讓俄羅斯陷入崩盤。
拜登的路線，大體上可以說是溫和而保守的「既要也要還要」——既要維持美國作為世界頂尖強國的地位，在科技、軍工、航天等各個領域持續領先；也要保證一整個自由民主制度和價值能夠頂住國際局勢的衝擊而不倒；還要重新壯大美國的中產階級，讓工業和就業機會回流美國；又要在美國佔全球經濟比例緩步降低的過程中鞏固一個具有共同價值觀和全球利益的同盟⋯⋯
但這套戰略是否真的能成功？畢竟，在拜登任上的最後一年，他的「既要也要還要」已經呈現出了頹勢：俄烏戰場上，烏克蘭開始後繼無力，俄軍開始在東部更快速地推進戰線；中東危機中以色列吸引了和鎖定了本應從中東撤出的美國部署，還導致一票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的領導力產生了質疑——中東國家、印度、東南亞國家都沒有在中美之間清晰選邊，而是採取了「兩邊下注」的搖擺態勢。
我們當然不能把複雜的通貨膨脹問題歸為單一因素。但，設想如果拜登政府在一系列目標中做出一些犧牲——比如犧牲烏克蘭戰勝俄羅斯收復領土的目標（特朗普可能會這麼做），又比如犧牲一部分追求低失業率的目標，或者犧牲一部分和中國競爭的強度，又或者把一部分溫和保守的外交政策變得激進化——不惜為了美國利益得罪一些盟友——通脹會否不會嚴重到成為大選中極為「有感」的話題？
如果說特朗普的上台真的是美國選民拒絕通貨膨脹的話，那完全可以說，美國選民用一種看起來毫不關心國際事務的方式作出了一個國際地緣政治上的選擇：否決了用一個「自由世界-帝國」溫和穩健地維繫民主自由制度主導全球體系的目標。民眾犧牲這個目標，以換取國內經濟上繼續美國自列根以來人們最青睞的路線：減稅、信貸寬鬆、低通膨。
新帝國主義？「特朗普2.0」的不確定性
距離「特朗普2.0」就職還有兩個多月，關於新內閣的消息已經滿天流傳。鑑於擁護特朗普的人物，尤其是和外交政策有關的群體實際上派別眾多，彼此立場各異，「特朗普2.0」下美國可能採取怎樣的全球政策，還是要取決於勝利後各方「宮鬥」的最終結果。
比如，對中國的政策上，儘管多數特朗普身邊人都是鷹派，卻也立場各異。上屆特朗普政府中，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和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就更接近「民主自由戰勝共產威權」的舊目標，將北京視為問題核心。而「特朗普2.0」除了主張對中國強硬貿易戰的前貿易代表萊特希澤（O. James Lighthizer）可能回爐之外，也可能要納入給予特朗普大力支持的科技大亨馬斯克，馬斯克又是「特朗普2.0」大帳篷下和中國最有生意往來和私人關係的一員。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1月10日，特朗普剛剛宣布有兩名「新保守主義」共和黨人不會得到新的內閣席位。他們是「特朗普1.0」的駐聯合國大使尼基·黑莉（Nikki Haley）和前國務卿蓬佩奧。
「新保守主義」簡化而言是布殊時代主導的意識形態，主張向全球輸出美國的核心價值，並不惜付諸強力手段，尤以最終發起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而為人所知。在特朗普崛起的過程中，共和黨內的新保守主義者作為建制派，一直被MAGA運動指責為「窮兵贖武拿納稅人的錢去外國打仗」。在特朗普二次當選前後，已有許多特朗普支持者疾呼不要納入蓬佩奧等人，因為他們「比拜登還極端，想在烏克蘭打世界大戰」。
「特朗普2.0」是否會全面排斥新保守主義？還是會保留其中某些元素？接下來的觀察指標，大概是不那麼堅定的新保守主義者馬克·盧比歐（Marco Rubio）的職位和立場變化。作為近年來轉向特朗普的「忠誠跟隨者」，他是否會獲任國務卿，將反映出「特朗普2.0」的新保守主義密度。
既然拜登路線和新保守主義者的「帝國」路線都沒有成功，那特朗普時代試圖讓新的美國去向哪裏呢？
一種大膽假設見於一些對班農這樣「新右翼革命」觀點的總結：右翼的理論中，「特朗普2.0」可以導向一個更「帝國主義」的美國——這裏說的不是現在的美國全球帝國體制，而是美國運用現有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優勢，把美國和世界推向一個更不平等的關係裏。
歷史上，1945年到1950年代的美國，曾經是世界最大的商品生產者。歐洲、亞洲都要接受美國產品源源不斷湧入。而到了1970年代，這一體系劇烈震盪，美國的全球控制力不再以製造業為代表，而是轉換為了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國的市場地位。但在右翼看來，這種體制本身，是美國領導力衰落的原因之一。因而他們願意支持回到工業帝國的模式，這意味著理想狀態下美國要回到製造業的中心，而世界則變成美國產品的龐大後院，服務於帝國的市場和原材料需求——如果這一過程遇到困難，那就用貿易戰和關稅戰乃至其他強力手段掃清障礙。
外界最多討論的是，美國的盟友未必會接受特朗普在貿易、市場等議題上頤指氣使，從而削減「特朗普2.0」的全球力量。但我們會不會在這裏過高地估計了歐洲、日本等美國盟友的政治決心？尤其在歐洲，筆者傾向於認為，依賴美國已經是一種潛意識般、培養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普遍習慣。在仍然對美國「四年之後回歸正常」抱有幻想的前提下，向特朗普政府讓渡更多利益，尋求維持和美國關係的「聰明竅門」，為什麼不會成為許多國家短期內的共識呢？只有在未來，當讓渡的部分已經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時，尋求再平衡，通過減少地緣政治威脅（比如和中國、俄羅斯修復關係）以減少美國所擁有的籌碼的政治心態才有可能增強。因而，相比一些預言「特朗普2.0」會讓歐洲更快實現獨立自主的分析，筆者更傾向於看低歐洲把握這個機會實現「德拉吉計畫」的能力。
至於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緊張，在「特朗普2.0」時代恐怕不可避免。儘管美國對中國進口的依存已經連年下降，但在全球市場上，美國依舊會發現要面對中國商品的激烈競爭。面對中國的市場規模、供應鏈效率、勞動力價格、政府支持和內部競爭形成的優勢。
很難想像，在推進一個美國新帝國體制的過程中，中美的經貿衝突不會外溢為任何地緣政治摩擦。屆時，新保守主義的美國對外政策，是有機會在「特朗普2.0」的體系下部分還魂的，但那時，看起來屬於新保守主義的，價值為由的外交政策，歸根到底將是隸屬於新的帝國目標的具體手段。
不過，這些緊張關係，也源於「特朗普2.0」的意識形態大帳篷屬性：既要討好勞工階級，也要強力維持右翼保守的社會秩序，既要恢復工業實力，也要「各人自掃門前雪」不打世界大戰⋯⋯「特朗普2.0」仍然也是另一個版本的「既要也要還要」，它各個部分目標的矛盾中，到底哪些目標會脫穎而出？哪些會偃旗息鼓？四年後它對世界的影響，可能會隨著路線上更為定型而愈加明顯。但在這四年中，不可避免會看到更多的衝突和對抗。
北京再次發現了「東升西降」嗎？
美國多大程度上會和中國衝突？雖然美國自身調整全球帝國的目標是巨大的動力，但這也取決於北京如何看待此前一度流行的「東昇西降」論。
「東昇西降」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開始流行，到特朗普在2016年贏得大選達到頂峰。當時的中國對移動互聯網產業和「中國製造2025」充滿自信。認為世界規律將是領導地位大國的位置轉換。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歷史神學般的自信感，參與推動了美國對中國的牴觸、防備和政策上從合作接觸轉為遏制。
不過，經歷了近10年的全球環境變化，北京是否會認為「特朗普2.0」也顯現出了「東昇西降」的跡象？恐怕是也不是。
一方面，在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和一般民眾中，對「特朗普2.0」都帶有某種「看熱鬧」的色彩——可見美國政治的變動在不少中國人看來是一件積極的、有機會的，或者至少是不那麼有危機感的事情。
另一方面，如果觀察近年來習近平治下中國對外的姿態，可以認為統治階層對「東昇西降」的信仰不再那麼堅定，或者至少不再認為這一未來會在短時間內降臨。直觀的例子是2023年11月習近平和拜登在舊金山的會晤，可以說是近年來未有的面對美國的低姿態。在國內經濟並不樂觀、社會問題日積月累的當下，筆者傾向於認為北京當前的總體基礎其實是謹慎悲觀。因而對「特朗普2.0」的態度，或許會更接近中國外交學者時殷弘此前總結的鄧小平傳統——「相對審慎、國內優先、遇險退避、不憚讓步」。
一個可能性是，北京或許會在未來幾年中，以一種混合的「中國全球化」和「堡壘主義」應對「特朗普2.0」帶來的不穩定性。
「中國全球化」意味著對回到全球化時代不報指望，但極力維護當前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連結地位。這一路線既包括了繼續推動中國的製造業向外拓展市場，也包括了利用中國龐大的市場「單邊開放」，吸引外資和外國貿易。「堡壘主義」則可稱為「中式孤立主義」傾向。其代表便是COVID-19大流行時代中國試圖堅持到底的「動態清零」——背後的邏輯是在世界更「混亂」的背景下，只要中國能夠排除外界干擾和影響，維持某種程度的「不變」，便可以從中獲利。
無論是哪種路線，北京都顯得在「東昇西降」之間時而自信時而懷疑，對建構一套替代美國秩序的新秩序，北京既有憧憬，又至今都沒有顯現出真心實意的支持。無論是用「金磚幣」替代美元，還是調解地區危機，這些年來北京方面的表態也總是大聲過實際行動——畢竟參與全球秩序的建立，對大國來說也許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不過，「特朗普2.0」時代的中美衝突下，中國的「國內因素」也有可能面臨大規模的重組。習近平是否會以國際局勢升溫為由而鞏固下一個任期？又或是中美衝突會否將更多的中國中產階級推向民族主義一邊？對「特朗普2.0」會如何行事的預判，又是否會逼迫中國在消費市場、政府和社會的關係上做出調整，又或是只會加強統治集團「堡壘化」以保守和頑固不變應對一切的心態？這些足以影響更長遠未來的變量，也同樣未有定數。
「世界大戰」的可能與不可能
中美關係可能在未來走向世界大戰嗎？尤其是台海可能發生的、北京方面眼中的統一大業和台灣眼中的侵略戰爭，會否點燃中美的戰火？
翻看這幾天的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全面戰爭的討論可以說是鋪天蓋地。但是筆者反而認為，總體戰式的、大國間的常規大戰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可能，甚至其可能性已經低於全面的核戰爭。
究其原因，我們不妨看看俄烏戰爭提供的殘酷例證——在這場人類二戰後最大規模的地面戰爭中，雙方出動了為了冷戰而準備的上千部裝甲車輛，投入的成本和造成的影響不低於一場小型世界大戰。但戰場本身卻異常僵持。雙方極力控制的，都是戰爭對後方生活的影響：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沒有為戰爭進行總體動員，兩國也儘量維持市民生活的有序，尤其是中產階級生活的有序。
這或許預示著未來戰爭的烈度。從這個角度來說，俄烏戰爭並沒有改變1990年以後戰爭的性質：世界分為了要避免二戰那樣形勢的「文明核心區」，和可以被犧牲、消滅、揉捏的「邊緣緩衝區」——韓半島、中東、巴爾幹、拉美。俄烏戰爭此次的變化，只是把歐洲的一小部分拿出來歸入了「邊緣緩衝區」，核心區在變小，緩衝區在擴大。但區分「核心」和「緩衝」的基本邏輯是不變的。
考慮到特朗普時代的重要選民群體其實對1990年那個黃金往昔大有懷舊，又更重視「生活」的一切如常，以至於對種族權力關係和性別關係如此敏感，並且內心中又帶有強烈的文明-種族的等級秩序，那麼我們就很難相信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外交會僅僅因為價值就投入和中國或俄羅斯的直接軍事衝突中。
但這卻不意味著戰爭不會發生。只是戰爭會「聰明地」選擇其發生的場域——「緩衝區」就變得更重要了。對台海或其他衝突可能性地帶而言，問題將在於它們被視為「核心區」還是「緩衝區」？如果是後者，那麼這些戰爭就不會是世界大戰，只會是一場21世紀人們很快就要習以為常的新戰爭罷了。
或許可以認為，21世紀的衝突有一條全球都認可的底線，那就是「不要世界規模的總體戰」。但這句話或許也可以倒過來說，那就是「只要不打世界規模的總體戰，別的戰爭打一打也沒什麼。」
前一句話意味著我們在未來會看到更多為了避免全面戰爭而推動的大規模戰爭準備，會日益有「大戰就在眼前」的感受，但這種感受將和實際的全面戰爭風險並不同步。
而後一句話則意味著在那些會成為「緩衝區」的地方，發生一場「與其他人無關」的戰爭的風險，將真實地不斷升高。或許，未來最關鍵的國際角色並不是特朗普的美國和習近平的中國，而是中美之外的地緣政治主體。世界會如何，關乎他們之間能夠如何連結，並在地緣政治中顯現出更不同的聲音，以阻止更多地區淪入「緩衝區」的命運。
讀者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