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8日，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在以色列空襲中被炸死。此舉給了試圖斡旋以色列和真主黨之間緊張形勢的國際各方當頭一棒。
就在空襲當天，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還在美國參加聯合國會議。同時，國際各方都批評以色列從9月20日開始對黎巴嫩的轟炸造成了大量平民傷亡，尤其是其中有許多婦女和兒童。
然而，內塔尼亞胡提前回國後，發表視頻講話，宣稱以色列將要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徹底改變中東的秩序：「無論是在伊朗還是中東，沒有什麼地方是以色列去不到的。」而與此同時，不但組織遭到重創的真主黨沒有形成任何有效回擊，連伊朗也沒有後續跟進。繼而，以軍在10月1日直接宣布對黎巴嫩展開地面入侵，時間點甚至早於美國預期。
內塔尼亞胡通過黎巴嫩的行動釋放出了一個強烈信號——以色列已經牢牢掌握了地區局勢的主動權。
事實上，自從2023年10月7日遭到哈馬斯突襲後，以色列在之後的行動中多次主動升級局勢，屢屢突破國際社會預期。
2024年9月10日開始，以色列國防部長宣布以軍在加沙地帶的軍事任務即將完成，戰略重心開始轉向北部的黎巴嫩真主黨武裝，並在國際反對聲中不斷升級局勢。以色列不但先無視了美國和法國牽頭、多個國家提出的21天停火協議，還直接打擊了真主黨總部，並且在炸死納斯魯拉之後放出消息：已經準備好對黎巴嫩發動地面軍事行動。
而現在的問題是：以色列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對已經十分脆弱的國際秩序，還會有什麼影響？
以色列的內部政治驅動戰爭螺旋？
以色列為什麼要選在這個時間點升級對黎巴嫩的行動？一些人認為以色列旨在在北部建立緩衝區。但實際上，這既不符合內塔尼亞胡「改變中東」的官方表述，也忽略了現實——真主黨早在去年就開始和以色列小規模交火，而以色列直到今年7月之後才開始準備打擊真主黨。
更為合理的解釋則是：加沙方面的軍事行動已經進入尾聲，而以色列內政死結難解，內塔尼亞胡要以戰爭換取時間。
內塔尼亞胡多年以右翼路線執政，在數次危機中屹立不倒，可以說是依靠兩方面的手段：一面用以色列軍警鎮壓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社群，煽動民間的恐懼和對立情緒；另一邊則是靠猶太教極端正統派以及支持對阿拉伯人進行全面驅逐的極右黨派作為政治聯盟的壓艙石。
但從2018年開始，當時已經連續執政10年的內塔尼亞胡陷入腐敗醜聞，右翼聯盟出現分裂，以色列政治陷入動盪，政府多次倒台又重新選舉。內塔尼亞胡為了自保，最後在2022年選舉後依靠極右翼和極端保守的猶太教黨派組建了以色列史上「最右」的政府，並在2023年開始強行推行司法改革，削弱司法獨立，限制最高法院的司法權力——這一舉措不僅是要方便內塔尼亞胡任命政治盟友為大法官，避免自己遭遇牢獄之災，還旨在幫助極右翼和所謂正統猶太教勢力削弱以色列的世俗主義機構制約，以保證日後通過更多利於極端派的立法，特別是對被稱為「哈雷迪猶太教」（Haredi Judaism）的正統猶太教徒徵兵問題。
徵兵豁免權和司法改革問題，仍然是以色列內政的重大驅動力。
而這一問題，是內塔尼亞胡兩手策略不可調和的矛盾。
以色列建國之初，哈雷迪猶太人以研究猶太教經典「妥拉」為職的名義，獲得特殊安排，可以通過上猶太宗教學校（Yeshiva）推遲服役，直到超過服役年齡，實質上完全豁免兵役。極端正統派幾乎不參與就業，還享受政府補貼。在以色列建國之初，這一人群只有數百人，而如今已經超過總人口十分之一。這一比例還因極高的生育率而不斷上升。這一趨勢繼續下去，以色列經濟將走向不可持續。同時，在全民不分性別都需要服兵役的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的宗教特權一直頗有爭議，軍方也認為豁免權不利於以軍保持實力，各方爭執不下。
2017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極端正統派的兵役豁免權違憲，責令政府尋找解決方案後，內塔尼亞胡的兩手策略無法繼續，執政的利庫德集團（Likud）才會走向分裂。當時代表軍方立場的甘茨（Benny Gantz）正是因為反對立法保障豁免權，才走向反對內塔尼亞胡，成立後來國內的最大反對黨藍白聯盟（Kaḥol Lavan）。現任國防部長加蘭特（Yoav Gallant）同樣曾因為反對司法改革而被內塔尼亞胡革職，只不過不久後，內塔尼亞胡迫於公衆壓力又讓加蘭特官復原職。
由於「司法政變」遭到全國抗議，而極右派的財政部長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Itamar Ben-Gvir）等人又不斷挑釁阿拉伯社群，內塔尼亞胡已經騎虎難下，即便沒有哈馬斯在2023年10月7日發動突襲，他也很可能會像以前一樣，找其他機會激化巴以局勢，通過軍事行動轉移國內注意力。
雖然10月7日哈馬斯的襲擊，讓內塔尼亞胡作為強硬派的聲望跌入谷底，但戰爭也給內塔尼亞胡再次「續命」。在組建戰爭內閣時，內塔尼亞胡得以和甘茨達成協議，保證新政府不通過任何與當時緊急局勢無關的法律，將部分反對派納入內閣，制衡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維爾，而戰爭也成為拖延選舉的絕佳藉口。彷彿只要槍還在響，內塔尼亞胡就還能繼續執政。
直到2024年，最高法院要求政府解決徵兵問題的截止期限逐漸逼近，內塔尼亞胡不得不再次面對他的政治死穴——對外，他需要軍隊繼續推進戰爭，對內，他需要安撫執政聯盟中的極端保守派，內塔尼亞胡只能試圖「和稀泥」。2月，甘茨和另一有軍方經歷的內閣成員艾森科特（Sharon Eisenkot）提交了一份徵募阿拉伯人和極端正統派的新徵兵方法草案，不久後國防部長加蘭特公開呼籲結束兵役豁免，直言軍隊需要人手：「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數學問題」。
而內塔尼亞胡之後交出的徵兵法仍然保留了豁免權，只是提出逐年提高徵兵比例。而這一折衷方案同時激怒了兩方，代表反對黨的甘茨和艾森科特在6月乾脆退出戰爭內閣，而極端正統派們也認為遭到背叛，走上街頭抗議，砸壞了代表極端保守派的住房部長伊扎克·戈德克諾普夫（Yitzhak Goldknopf）的車，宣稱「寧死也不參軍」。
需要指出的是，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維爾並不贊成極端正統派的豁免權，而是認為全體猶太人都要參與建設猶太國家，本-格維爾還提出過要徵招極端正統派進入警察部隊，然而支持極端正統派的幾個黨派掌控了決定執政聯盟生死的關鍵票數，也就把握了內塔尼亞胡的命門。事實上，2014年內塔尼亞胡還曾經推動通過對極端正統派的徵兵法案，但因為2015年選舉需要極端正統派的支持，又放棄了實施這項法律。
在甘茨退出後，國防部長加蘭特成為內閣中唯一的反對聲音，和包括本-格維爾、斯莫特里奇在內的極右派系也有衝突。他不僅公開反對徵兵問題妥協方案，還指責內塔尼亞胡無法和哈馬斯達成協議，交換以色列人質回家，更反對內塔尼亞胡和極右翼提出的佔領加沙及控制加沙和埃及邊境「費城走廊」的方案。加蘭特也支持扶持一個替代哈馬斯的巴勒斯坦政府。
可以說，到今年9月，儘管加沙地帶的轟炸仍然在持續，但是哈馬斯力量已經嚴重削弱，戰事烈度已經不足以讓以色列國內忽視內塔尼亞胡長期拖延的內政問題，特別是還有101個人質至今仍沒有回歸。
大多數以色列媒體都相信，儘管除了極右派的部長們以外的社會各界都不贊成在戰爭時期更換國防部長，但是隨著加沙戰事烈度降低，加蘭特遲早會被內塔尼亞胡開除，取而代之的會是吉迪恩·薩爾（Gideon Saar）。薩爾是前利庫德集團成員，在要求加入戰爭內閣被拒絕之後憤而退出利庫德，之後多次尋求重新進入政府。
也就是說，內塔尼亞胡需要一個機會延續戰爭狀態，重組政府，而加蘭特也需要一個機會讓自己能夠留任，而他們的最好機會，就是對黎巴嫩的戰爭。
據以媒報導，加蘭特等軍方和情報部門負責人早在9月23日就已經初步完成了空襲納斯魯拉的計劃，只是因為包括斯莫特里奇在內的幾個部長反對，而推遲了實施，而內塔尼亞胡是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前不久，才批准了這次襲擊。
可以說，斯莫特里奇代表的極右復國主義勢力很清楚，加蘭特和內塔尼亞胡的地位都會隨着這次襲擊得到強化，而他則可能會失去在政府中的關鍵地位。
隨著黎巴嫩戰事開場，薩爾接替國防部長的願景也落空。他此後承認，他是因為黎巴嫩的戰事升級才放棄接任國防部長的，不過，他仍然在9月30日以不管部部長身份加入了聯合政府，並將支持保留極端保守派的徵兵豁免權。由於他的新黨在議會中有4個席位，他的加入可以讓內塔尼亞胡的執政聯盟提高到68席，恰好能使內塔尼亞胡免受其他盟友的要挾。
但應該注意的是，加蘭特、甘茨等人雖然和內塔尼亞胡相鬥，但也是戰爭的積極推手。站在軍隊一邊也好，站在極端正統派一邊也罷，這些都以控制巴勒斯坦為前提。其中區別，更多在於一方更加強調神權，一方更加強調戰爭手段，而內塔尼亞胡則利用雙方的鬥爭走鋼絲，在混亂中尋求自保的機會。
就在黎巴嫩戰事升級的當下，內塔尼亞胡政府也還在破壞司法機構，他試圖干擾正常的最高法院院長任命過程，阻止自由派法官靠年資接任院長，而直接空降保守派法官。但也正因為內塔尼亞胡的短期需求正在得到滿足，以軍之後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動目標反而可能是相對有限的——對真主黨在南部的部隊和設施進行定點清除即可。
不過，黎巴嫩遠比加沙大得多，得到伊朗長期支持的真主黨也有比哈馬斯要強得多的軍事力量，在2006年就曾讓以色列吃到一場敗仗，而且真主黨可以在有生力量遭到重大打擊之前撤離邊境地區，暫時讓出緩衝區。
地面入侵之後的最大變數，在於以軍是否會以完全摧毀真主黨為目標，突破利塔尼河（Litani River）以北，並擴大對黎巴嫩全境轟炸的力度，甚至是直接在黎巴嫩邊境建立佔領區。而這些，大概取決於以色列內政鬥爭的需求。
換句話說，黎巴嫩流離失所的數十萬人，和幾千平民的傷亡，也是以色列政客權力鬥爭的連帶傷害。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入侵，並不是在耗盡外交手段之後到來的。事實上，也根本沒有任何一方在積極推動外交解決方案。以色列國內政治鬥爭耗盡了「外交手段」之後，又一次轉向通過戰爭攫取政治資本。內塔尼亞胡為了保住權位而籠絡國內右翼勢力，讓以色列陷入了軍事擴張和極端宗教勢力此消彼長的螺旋。而目前看來，這些極端勢力已經肆無忌憚，無論是宣稱「餓死兩百萬加沙人也可以接受」的挑釁言論，還是真正的戰爭罪行，都始終沒有得到懲罰。他們反而可以以破壞地區穩定為代價，繼續擴大國內政治影響。
伊朗的困境，是不能作為，還是不敢作為？
而如果要說到外部的制衡壓力，一方面是國際社會通過國際法的壓力，另一方面則是外部的軍事壓力，尤其是以色列的頭號敵人——伊朗。
納斯魯拉被以色列炸死之後，伊朗方面會採取反擊行動，進一步升級中東局勢嗎？
更可能的結果，是伊朗將繼續置身事外，就像幾個月前哈馬斯領袖哈尼亞（Ismail Haniyeh）在德黑蘭被刺殺之後，雖然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宣稱要「嚴厲懲罰」以色列，實際上卻遲遲沒有反應。相比之下，4月伊朗報復以色列襲擊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時，倒是用無人機和導彈向以色列發起了大規模襲擊。
其中最關鍵的變化，在於伊朗新總統佩澤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佩澤什基安的主要競選策略之一，就是主打外交牌。他提出要緩和伊朗的外部環境，所以他選擇的執政盟友也是曾經代表伊朗談判伊核協議的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由於伊朗的大政方針始終受到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影響，而佩澤什基安在上台前後都強調會尋求共識，得到了最高領袖和強硬派的支持，因此他的外交方針也的確能反映伊朗高層態度的變化——今後會採取更務實的溫和態度。
實際上，就在哈尼亞被刺殺前參加的總統就職典禮上，海灣合作委員會所有六個國家的高級官員都出席了，這很明顯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朗關係逐漸修復的跡象，只不過，這個信號因為刺殺事件而黯淡失色。而此後佩澤什基安在聯合國的發言上繼續強調「與世界的建設性互動」，提出要和西方開創「合作的新時代」，呼籲國際社會解除制裁，改善伊朗人民的經濟狀況，為未來的協議鋪平道路。
但同時，他也強調美國和以色列才是在中東製造麻煩的一方，伊朗無意繼續升級局勢。在9月23日與美國記者舉行圓桌會議時，佩澤什基安稱，哈尼亞被刺後，伊朗曾經被西方告知不要做出回應，以免破壞近在咫尺的加沙和平協議，然而和平「從未到來」。
或許，伊朗高層內部已經達成了不惜犧牲外國代理人也要換取國際信任的默契。
佩澤什基安也在這次會議上表示：「我們不希望戰爭。我們不想擁有任何國家的土地，也不尋求在任何地方造成破壞。」他甚至提出，可以讓伊朗和以色列達成相互裁軍協議，「我們準備放棄所有武器，前提是以色列也解除武裝」。而佩澤什基安政府的新外交部長阿拉格希（Abbas Araqchi）同樣表示，真主黨有能力保衛自己，表明伊朗不會捲入戰爭。
雖然新總統的這些主張在伊朗國內引起了強硬派的攻擊，但事實上，伊朗的確在黎巴嫩戰事不斷升級的過程中始終保持着克制，拒絕了真主黨直接打擊以色列的要求，而哈梅內伊也沒有因為佩澤什基安的不作為而向總統發難，說明這一態度至少是得到最高領袖默許的。
某種程度上來說，在伊朗按兵不動的前提下，以色列對真主黨、胡塞武裝等伊朗的外國代理組織的軍事行動，都是對伊朗的挑釁。然而在佩澤什基安上台以後，伊朗保持了強大的「戰略定力」，一直沒有回應以色列。諷刺的是，佩澤什基安在紐約釋放出強烈和平意願的同時，以軍正在不斷轟炸黎巴嫩。伊朗為什麼突然成為了和平使者？是因為哈梅內伊在佩澤什基安的影響下也變「好人」了嗎？
和以色列走向戰爭一樣，這一變化背後同樣有內政邏輯。
一方面，伊朗國內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都高企不下，制裁下的「抵抗經濟」難以為繼，抗議示威此起彼伏，伊斯蘭共和國搖搖欲墜，無力和以色列開打全面戰爭，而另一方面，要把復甦經濟作為優先任務，已經逐漸成為伊朗朝野共識，而捲入戰爭只會干擾這一目標的實現。伊朗高層非常清楚，伊朗目前非但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擊敗以色列，反而可能引來美國干預，直接威脅伊斯蘭共和國的存續。或許，伊朗高層內部甚至可能已經達成了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不惜犧牲外國代理人也要換取國際信任的默契。
既無心也無力進行外部干預的伊朗新外交策略，一方面暴露了以軍單方面行動的責任，避免以色列以「自衛權」為由擴大打擊面，但另一方面，實際上也放任了以軍行動，從哈尼亞被炸死，到包括納斯魯拉在內的多名真主黨高層被炸死，伊朗的代理人組織接二連三遭到嚴重打擊。
須知，納斯魯拉是各國親伊朗的什葉派民兵組織，也就是所謂的「抵抗軸心」的實質精神領袖，伊斯蘭革命衛隊也需要和他合作才能實現對各國組織的協調，在伊朗不會親自參與的情況下，納斯魯拉的號召力至關重要。而失去納斯魯拉後，伊斯蘭革命衛隊也將不得不把重心放在重建地區組織上，無法直接投入戰爭。
10月1日夜晚，伊朗革命衛隊向以色列發射了數十至上百枚導彈，作為對近來事件的集中報復。這一舉動似有升級之意，但如果哈梅內伊和佩澤什基安的關係不出現大的變故，伊朗較大機率將繼續在革命衛隊及其外國代理組織的框架內保持和以色列的間接對抗，即便真主黨和以色列直接交火，伊朗也不會有大規模的報復措施。伊斯蘭革命衛隊可能會協同伊拉克、敘利亞、也門等地的武裝繼續以導彈襲擊的方式報復以色列，甚至是在以色列即將發起的的地面攻勢中參與抵抗，但也僅限於此。
中東地緣政治大震，聯合國還有用嗎？
那麼，國際社會還能通過國際法的壓力迫使以色列降低戰爭烈度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只要美國對以色列繼續持放任態度，阻止外國懲罰以色列的極右翼政府，以色列的戰爭螺旋就無法停止。
儘管此前，包括總統拜登在內的美國民主黨已經開始逐漸改變策略，試圖「棄車保帥」，保以色列而不保內塔尼亞胡，比如今年3月甘茨曾私下和美國高層接觸，但如今，內塔尼亞胡的權位隨着戰事升級越來越穩固。
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則更不可能幫親伊朗的什葉派組織「出頭」，捲入一場自己得不到實際利益的戰爭中，特別是以色列的另一長期對手沙特阿拉伯，儘管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宣布建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是承認以色列的前提條件，凍結和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談判，但沙特正在力圖改善國際形象，對巴勒斯坦或黎巴嫩的支持都很難超過外交支持範疇。
只要美國對以色列繼續持放任態度，以色列的戰爭螺旋就無法停止。
可以說，從奧巴馬（Barack Obama）時期開始，美國在中東轉向戰略收縮，特別是拜登時期的「退出戰略」，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中東各國仍舊在試圖重建地區安全局勢，以色列的戰略冒險則是這一過程的一部分。特朗普試圖通過協調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達成互相承認的亞伯拉罕協議，給中東帶來和平，方便美國撤出中東，但亞伯拉罕協議只消減了阿拉伯國家參與全面戰爭的意願，而沒有解決以色列運用戰爭機器攫取政治利益的內政矛盾。這一矛盾很快成為了該地區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甚至可以預言，到11月之後，由於以色列拖延許久的大法官任命程序將繼續推進，司法改革矛盾或會重新激化，以色列的強硬派可能再一次升級局勢。而到那時，以色列如果已經實現了對黎巴嫩邊境的控制，或許會選擇繼續擴大打擊面，向北進攻剩餘的真主黨勢力，或者進一步打擊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甚至是完全吞併約旦河西岸地區、驅逐境內阿拉伯人。最壞情況下，又有上百萬人將流離失所。
但這還不是最糟的——以色列的行動，已經成為了一個大家看在眼裡的國際範例——只要手段夠強硬，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主動發難時，國際社會就只能直接休克，無法降級局勢。最糟的情況下，其他國家的強硬派也可以有樣學樣，二戰後國際秩序將走向不可挽回的崩潰。
以色列的行動，實際上再次向國際社會證明了現行聯合國制度的失能。
早在2006年的黎以衝突後，聯合國安理會就已經通過1701號決議，要求真主黨解除武裝，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邊境，劃定了兩國臨時邊界，並擴大了聯黎部隊（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的任務授權，維護兩國邊境安全。
但如今，儘管聯黎部隊共有來自48個國家的1萬多名官兵，1701號決議卻仍然形同廢紙，無法約束真主黨和以色列的敵對態勢。當年創立聯合國，特地是為了避免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規定聯合國組織本身擁有維和實力，如今看來這樣的實力遠不足夠。
儘管短期內，中東再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還不算太大，但如果國際社會不盡快提出一個新的維和框架，或者至少迫使中東衝突儘快降級，更大規模的戰爭在中東或者其他區域出現，或其他區域的戰爭快速升級，只會是時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