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大狗，政治學學者）
在剛剛結束的美國大選第一次辯論中，拜登用他虛弱的聲音和語無倫次的表達再次坐實了很多人此前幾個月甚至四年以來對他的擔心：他太老了，可能無法勝任總統一職。（當然，辯論另一邊的特朗普也——一如他從2016年以來的那樣——沒有顯示出任何可以勝任此職位的跡象。）在辯論結束後，民主黨的支持者中傳來了不少恐慌的聲音。一些民主黨黨內人士表示，他們在辯論期間不斷收到捐助人抱怨的短信，要求民主黨「做些什麼」。不少歷來支持拜登的媒體人也公開表示拜登應該考慮退選。
但在辯論之後的幾天中，民主黨的支持者很快平靜了下來。在距離大選只剩五個月、拜登已經在初選中得到足夠多票數的時刻，更換候選人幾乎沒有可能。人們開始重新在社交媒體上轉發支持拜登的內容，包括拜登本人在辯論第二天後在競選集會上的發言：「我辯論得不如從前好，但是我知道該怎麼做我的工作」。
在人民對拜登辯論表現的震驚逐漸淡化後，特朗普在辯論中的種種不實之詞和對進步價值的攻訐再次成為民主黨支持者們新的關注重點。而此前發表社論勸拜登退選的《紐約時報》，則遭到了社交媒體的猛烈抨擊，「退訂《紐約時報》」一時成為了推特上的熱門話題。紐約州的民主黨衆議員裏奇∙託雷斯的話很精準地概括了很多民主黨人此時的心情。他在接受採訪時先是表示自己在觀看辯論後「不得不多吃了一點抗抑鬱藥」，但隨後說，「如果特朗普當選，那會讓我比觀看拜登糟糕的辯論表現更加難受」。
支持拜登的聲音也無意間透露出民主黨深重的困境：他們在大選中團結選民的最有力武器，並不是自己候選人的能力，而是對對方候選人的恐懼。
然而這些支持拜登的聲音也無意間透露出民主黨深重的困境：他們在大選中團結選民的最有力武器，並不是自己候選人的能力，而是對對方候選人的恐懼。儘管人們一般避免提及，以防降低支持者的投票熱情，但無可爭議的事實是：2024年的這次大選（實際上也包括2020年的大選），與2016年如出一轍，人們必須在兩種糟糕的前景中進行選擇，選出更不糟的那個。
2016年，面對民粹主義的另類右翼候選人特朗普和資深建制派職業官僚希拉里∙克林頓，著名的左翼哲學家齊澤克曾表示，如果他可以投票，他會投給特朗普，因為「那會是一種巨大的喚醒。新的政治進程將被啓動」。毫無疑問，從今天來看，他對於這種「喚醒」過分樂觀了。但同時，在某種層面上，2016年之後民主黨內部的潮流也證明了他是對的。以克林頓和拜登為代表的民主黨建制派對於黨組織機構的控制，遠非一種意識層面的「喚醒」就可以挑戰成功。
或者說，真正需要被喚醒的，並不是因為支持進步主義價值觀、支持女性權利、反對種族主義而投票給民主黨的那部分群衆，而是民主黨建制派高層。
民主黨如何狙擊黨內左翼
2020年的勝利不能掩蓋民主黨的巨大困境。
事實上，齊澤克所預言的「喚醒」的確發生了。2018年，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的第一次國會中期選舉中，民主黨的議員席中出現了一些不同的面孔。以紐約州衆議員亞歷山德拉∙奧卡西奧-克爾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明尼蘇達州參議員伊爾汗∙奧馬爾（Ilhan Omar）為代表的激進左翼人物首次在國會中形成勢力，其中最受矚目的奧卡西奧-克爾特茲擊敗的是手中握有大量資源的時任民主黨衆議院黨團主席約瑟夫∙克勞利（Joseph Crowley）。奧卡西奧-克爾特茲和奧馬爾等人隨後組建了民主黨內的非正式組織「小分隊」（the squad），試圖在黨內推進激進左翼的議程和主張。
當然，這些議員遠不能代表齊澤克所希望的左翼理想。但對於長期浸淫在保守主義文化中的美國而言，這已經是一次突破。「小分隊」並非正式的政治組織，因此與共和黨內極右翼的「自由黨團」（freedom caucus）性質不同（後者擁有明確的核心領導層和決策制定規則），但它仍然對民主黨建制派的傳統思維形成了挑戰。
民主黨內部對左翼勢力的出現是如何回應的呢？在公開層面，主流的自由派媒體往往只是將這些政壇新人作為種族多樣性的裝點，卻經常試圖淡化她們的政治訴求和激進性。在關於她們的報道中，其激進的政治主張，如削減警察部隊、廢除2003年為反恐而建立的「移民執法局」等，則少有提及，反而是福克斯新聞等保守派媒體往往對這些主張加以誇張的選擇性報導，煽動右翼民衆的情緒。而在民主黨內部，早有消息指出，以佩洛西為代表的建制派高層一直在試圖「邊緣化」黨內左翼，以防止公衆將整個民主黨認同為「激進勢力」。
民主黨對黨內左翼的阻擊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表現尤為突出。在2020年的初選時，激進派代表伯尼∙桑德斯在「超級星期二」前的四個州初選中贏得了三個，其中包括歷來被視為風向標的新罕布什爾州，而建制派首推的候選人拜登僅贏下了一個南卡羅萊納。就在人們認為桑德斯極有可能代表民主黨出戰特朗普時，在決定性的「超級星期二」之前兩天，另外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皮特∙布蒂吉格和艾米∙科洛布察忽然同時宣布退選並支持拜登。這一突然的變故不僅讓數量衆多的選民倒向了拜登，同時也解決了拜登此前面臨的競選經費緊張的問題。在「超級星期二」上，拜登順利贏下十四個州中的十個，並最終戰勝桑德斯獲得提名。
這一次建制派對左翼力量有組織的阻擊無疑是成功的，並且拜登最終也的確擊敗了特朗普成為總統。但2020年的勝利不能掩蓋民主黨的巨大困境。實際上，如今民主黨面臨的問題已經在當時暴露：拜登的競選宣傳集中在調動人民對特朗普第二個任期的恐懼上，但號稱進步的民主黨卻少有拿得出手的進步議程。其「進步性」往往體現在對於「多樣性」的口頭應酬上，但這種口頭應酬的必然結果就是，以「小分隊」成員為代表的左翼群體被當成種族多樣性的裝點，而得不到實質上發聲的機會。她們所代表的本就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反而變得更加邊緣。
也正是這樣的裝點文化，讓拜登提名了此前存在感不高的建制派參議員卡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賀錦麗）作為副總統。當支持者們歡呼美國的第一個女性副總統和第一個黑人副總統時，似乎沒有人意識到哈里斯代表的是一種和奧馬爾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黑人女性」。諷刺的是，哈里斯的副總統提名實則為2024年的危機埋下了重要的伏筆。正是因為拜登身邊缺乏一個強大而有威信的副總統，民主黨才會在四年後感到除了拜登之外無人可推。（拜登不應該沒有想到這一點，因為他本人此前正是作為一個比較有作為的副總統獲得了人氣。）
然而在特朗普大敵當前的情況下，民主黨人並沒有去思考應該如何有效地整合和回應左翼的訴求。誠然，人們對特朗普的強烈恐懼在2020年激發了前所未有的超高投票率，但人們從2020年大選中得到的回報是什麼？是羅伊訴韋德案被推翻後的毫無反擊之力？是拜登內閣對以色列在加沙所進行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動的無條件支持？還是在BLM運動中高呼「削減警察經費」、卻只能眼睜睜看着州警面對學生示威者重拳出擊？人們投票給拜登後，除了能夠有四年看不到特朗普橙子般的面孔頻繁出現在屏幕上之外，似乎只是讓本來也不怎麼樣的現狀苟延殘喘四年而已。
民主黨為何緊跟共和黨步伐右轉
在今天的美國，在對抗極右翼崛起的目標下，存在着兩個不同的政治進程。一個是民主黨建制派所把持的、通過國家層面選舉政治進行的進程；另一個則是在國家體制之外進行的、草根化的政治活動。
左翼與建制派的衝突中，在今年最引人注目的焦點，無疑是今年各地爆發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示威。各州警察對學生運動的暴力鎮壓，以及拜登為首的民主黨政客對於鎮壓的背書，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彈。警察進入校園清場的行為，甚至讓本身對巴以問題無感的很多年輕人對拜登政府表現出了不信任。固然拜登和他的支持者仍然可以利用對特朗普的恐懼來試圖說服學生和其他左翼群衆投票，但已經有不少高校學生和教工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似乎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區別沒有此前認為的那麼大。雖然大多數人不會在投票時只考慮單一議題，但這種印象也仍然可能成為十一月大選時不容樂觀的因素。
但2024年的經歷同時也表明，政治組織能力不止可以通過政黨來獲得，或許更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通過非國家渠道進行的政治參與。可以說，在今天的美國，在對抗極右翼崛起的目標下，存在着兩個不同的政治進程。一個是民主黨建制派所把持的、通過國家層面選舉政治進行的進程；另一個則是在國家體制之外進行的、草根化的政治活動。
對很多聲援加沙民衆的抗議者（尤其是學生）而言，這是他們第一次獲得政治組織的經驗；而同時，在這兩年裏，以汽車工人為代表的美國工會組織也時隔幾十年後重新組織起大規模的罷工活動。這些政治活動都並不依賴於政黨的資源，而是試圖從社會層面向政黨政治施加壓力。到目前為止，民主黨領導層對這些壓力的回應是失敗的。
以工會活動為例，雖然工會組織是民主黨在競選活動中的傳統盟友，但民主黨在立法層面對工會活動的支持最多可以說極為有限。在拜登任期內，備受矚目的《組織權保護法案》（Protecting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雖然在民調中獲得59%全體選民的支持，卻沒有在在民主黨內得到一致支持，也沒有得到國會的通過。
這種立法層面的失敗是幾十年來民主黨在支持工會活動上糟糕表現的延續。在2009年，在民主黨同時擁有參衆兩院3/5多數（可以強行終止反對派的拖延辯論[filibuster]）的情況下，卻沒有成功通過有利於工會組織的《員工自由選擇法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這一法案本可以大大減少工會組建過程中受到的阻力，並嚴格禁止僱主因工會成員身份懲罰員工。然而因為民主黨內部莫名的顧慮，這一法案在不可能受到太大反對的情況下，甚至沒有被拿到參議院上進行辯論。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共和黨在各州積極推行反對工會、提高罷工門檻的《工作權法》（Right-to-Work Law，即工人有「權利」在罷工時選擇工作），而民主黨不僅在聯邦層面、並且在州層面也沒有提出任何對策。
這種立法上的失敗不僅是工會的巨大損失，也是民主黨的巨大損失。有研究表明，在實施《工作權法》的州，民主黨會由於缺乏工會的組織和動員而失去3.5%的選票。如果說民主黨的意圖是對「中間選民」的團結，其對左翼運動缺乏系統性的支持，卻必然在長期導致離心離德。去年，在美國最大工會AFL-CIO主席史蒂夫∙史密斯宣布支持拜登競選時，他同樣警告道：「沒有人應該認為工會成員的支持理所當然」。支持是需要行動來贏得的。
再以女性墮胎權為例，由於保守派大法官主導的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了保障女性墮胎權利的「羅伊訴韋德案」判決而觸犯了衆怒，墮胎權被普遍認為是此次大選中民主黨最能夠吸引選民投票的議題之一。然而，在為墮胎權進行的努力中，民主黨的執政者卻不斷告訴人們，為了現實政治的考慮，需要摒棄更為激進的訴求，諸如將墮胎納入基礎醫保、將墮胎權視為女性基本自由權等等，而應該將訴求集中在低層次的「恢復羅伊案」上。
以拜登為首的建制派高層似乎故意在忽略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羅伊案並不能保障墮胎權利。即使在羅伊案生效時，很多想要墮胎的人們，尤其是南方州的窮人和黑人，也面臨着巨大的困難。因此，爭取墮胎權還必須包括對醫保系統的改革和對反墮胎團體騷擾的抗爭。這些內容都是2020年以前墮胎權運動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卻反而在2020年後被拜登政府強行邊緣化了。
拜登本人在2019年準備參加總統選舉時，才緩和了自己不贊成由聯邦資助墮胎的立場。而在今年二月的一場集會上，拜登說，「我不贊成免費墮胎，但我認為羅伊案是正確的」。這一發言受到進步派批評後，有拜登的盟友為他辯護，說「免費墮胎的說法會加深污名化並傳播錯誤信息」。然而實際上，免費墮胎正是羅伊案被推翻前墮胎權運動的主要口號之一。
從關於墮胎權的言論中不難看出，以對抗特朗普的名義，民主黨正在將自身變得更加保守。熟悉談判策略的人都知道，在談判初期要價更高，才能在後期守住更多的利益。並且，在政治觀點越發極化的今天，傳統的「爭取中間選民」已經不再是競選中的最優策略。在2016的選舉中，特朗普完全放棄了中間選民，憑藉在右翼保守派民衆中的高人氣，劍走偏鋒地獲得勝利。而2020年，拜登雖然代表民主黨建制派，但依靠對特朗普的恐慌情緒，仍然動員起了極高的投票率，從而當選。如何調動選民的投票熱情，才是當下選舉成功的關鍵。
更何況，在極右翼不斷向更右進發的情況下，所謂的「中間」也只會越來越右移，一味追求「中間選民」的認同，只會讓民主黨失去自身議程設置的能力，被右翼的政治議程牽着鼻子走，永遠處於消極應付的狀態。這樣的策略，其對墮胎權問題到底能有多大幫助很值得懷疑，更不用說讓人看到系統性變革的希望了。
民主黨的煤氣燈策略會改變嗎？
無論是2009年還是2023年，民主黨似乎的確都將左翼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在特朗普橫空出世之後，他們或許認為更有理由這樣做。
千禧一代的學生、工會成員、女權主義者，這些團體從來都是民主黨必須盡全力爭取的對象。然而，民主黨並沒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實際策略去支持他們的行動，相反，民主黨時常主動壓縮這些團體的政治訴求，甚至參與打壓。
通過恐懼動員左翼的支持，卻忽視、乃至壓制左翼的政治表達，這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煤氣燈策略。拜登對選民的喊話意思明確：如果你不想要特朗普，那麼除了我，你別無選擇。這是事實，但難免讓期望根本性社會改革的選民感到背叛。
在今年的大選動員中，民主黨試圖故技重施。打開拜登的推特賬號，他最新一條競選廣告是：「特朗普並不在乎你們」。除此之外，他的首頁上充斥着「特朗普是個騙子，我們必須擊敗他」、「特朗普說xxx，而我不這麼認為」。那麼他怎麼認為？他並不怎麼說。
顯然，拜登的意圖是繼續讓恐懼支配民衆的投票意願。在這樣的策略下，也許民主黨高層普遍認為，候選人的年齡和能力完全不是問題，因為只要他還能開口說話，還能指責特朗普，選民就會出於反對特朗普為他投票。直到在大選辯論中，人們發現拜登真的不太能開口說話、也不能有效地煽動起人們的恐懼時，才意識到可能會出問題。但出問題的其實遠不止拜登說不明白話這一點。
顯然，齊澤克錯了。他認為特朗普的當選能帶來一次政治上的喚醒。但實際上，本來應該作為這次喚醒之載體的民主黨，不僅沒有以更勇敢的姿態與極右翼對陣，而是繼續讓建制派進行統治，甚至將自己的議程設置能力讓渡給了對方。但那些駁斥齊澤克的人同樣也錯了。認為民主黨無論是誰上台都會為左翼運動提供更多空間和資源的美好期望，至少在拜登身上並沒有實現。恰恰相反，特朗普的存在，實際上給了民主黨建制派一根救命稻草。無論他們做出任何違背民衆意願的事，只要祭出「特朗普」，他們就仍然可以獲得支持。因為有了特朗普，民主黨高層的行為反而變得沒有了後果。
當然，由於左翼在民主黨陣營中並不是多數，在一些時候，民主黨高層的確可以完全拋棄左翼的主張。在今年紐約州的衆議員初選中，建制派推舉的喬治∙拉鐵摩爾（George Latimer）就成功擊敗了激進派的賈馬爾∙鮑曼（Jamaal Bowman），讓後者成為「小分隊」中第一個落選而退出國會的議員。在初選過程中，拉鐵摩爾獲得了希拉里∙克林頓等建制派政客的高調支持，以及破歷史紀錄的來自其競選委員會之外的資金捐助（其中大部分來自親以色列利庫德集團的遊說團體「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7。
拉鐵摩爾和鮑曼所競爭的選區位於紐約市布朗克斯區，這裏是民主黨的鐵桿票倉，無論民主黨推舉誰作為候選人，都幾乎肯定會在這裏擊敗共和黨。然而在全國性的總統選舉中，對左翼的煤氣燈策略真的能夠如建制派高層所希望的那樣，讓左翼選民在自身的訴求不被回應的情況下，完全出於恐懼而投票給拜登嗎？
工會領袖的警告不是沒有道理。但無論是2009年還是2023年，民主黨似乎的確都將左翼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在特朗普橫空出世之後，他們或許認為更有理由這樣做。然而口惠而實不至、甚至與共和黨合謀右轉的無能表現，正在逐漸失去其最忠實支持者的信任。
民調數據已經暴露出本次競選中拜登的巨大危機。2020年，年輕選民是將拜登送上總統位置的重要力量，其當時在18-29歲投票者中的支持率比2016年的希拉里高出五個百分點之多。但在今年的民調中，拜登在這一年齡段選民中的抽樣支持率比2020年的投票數據降低了十三個百分點之多，在工會成員中的支持率也降低了六個百分點。當然，選前民調很不可靠，但其警告意味也已經十分濃厚了。
如果說這種趨勢有什麼積極意義的話，或許可以說齊澤克當年的命題還是有其正確的一面。如果民主黨在敗選後能夠意識到，他們的行為不是沒有後果，左翼選民不是隻用煤氣燈就可以動員起來，而是必須正視和重視其政治訴求，那麼從長期來看，敗選還可以提供一個教訓。當然，類似的教訓，民主黨之前也不是沒有面對過；況且吸取教訓的前提，也在於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不會對民主制度造成徹底的、不可逆的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