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戰後中港之間最大規模的跨境基建────東深供水工程完工，東江之水自此越山而來。因着「同飲一江水」的連繫，「中港一家親」、「飲水思源」等兩地關係的理解也漸漸變得理所當然。這個年頭，中港加速融合，同時中港矛盾卻鬧得沸沸揚揚。半百的跨境供水體系依然屹立不搖；水，每日如常地越山而來。然而，建基於此的中港關係想像卻不再如以往般順理成章。
近年，因融合概念而起的城市建設如雨後春筍：無限超支的大白象高鐵、漂移的港珠澳大橋、不能正常升降的三跑、特區中之特區的新界東北發展，還有陸續上馬的大嶼山和洪水橋發展區。我們該如何在這「新常態」下理解香港、理解中港關係？
這次專訪政治地理學專家李家翹博士，由他帶我們去理解跨境基建與中港融合。跨境/城市基建既投射了政權的城市想像以及其力圖形構的中港關係，卻也滋長、發酵了城裏人的城市想像，以及隨之而來的身份政治問題。這個過程充滿張力。
爭奪領界：邊界要開放，還是封閉？
在香港，領界的爭奪仍非常激烈。大陸想摧毀兩地的區隔，香港內部的一些人亦抱持同樣想法。惟同時香港也有些人想固守『領界』，維持區隔。這些角力都體現在香港的城市規劃、土地改造，以至香港人身分和香港核心價值的建立上。
在李家翹看來，要準確理解中港融合的問題，必須要了解領界政治（Border Politics）的內涵：中方不同勢力、香港不同勢力都在「搶奪領界」。互動過程當中，領界模糊與領界強化同時發生，掀起一場有關城市想像以至身份認同想像的角力賽。 李家翹認為，在領界政治的研究中，領界不單指實體上的邊境線，其意義更在於「區分我與他的意識，是我們與他者之間那些界線」。因此，領界除了是實體上的區隔外，更是不同群體的社會生活的區隔。這牽涉到政治、經濟、文化，也有身份政治一環。 「領界可以是論述的形構、身份認同的構成、使權力具體化的工具手段。說穿了，領界和身份政治密不可分。在香港，領界的爭奪仍非常激烈。大陸想摧毀兩地的區隔，香港內部的一些人亦抱持同樣想法。惟同時香港也有些人想固守『領界』，維持區隔。這些角力都體現在香港的城市規劃、土地改造，以至香港人身分和香港核心價值的建立上。這些角力引起的效應直接影響了區域的形成和想像。」李家翹說。
他進一步闡釋，並非所有存在實體邊界的地區都必然存在領界爭奪。在融合過程中，領界的爭奪本身就反映了一地的地緣政治處境。「若然香港不是處身如此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其邊界就不成問題。根本沒有太多人有興趣去爭奪香港，爭奪其領界，也因此其領界效應也不那麼強。」李家翹以從前同樣是殖民地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作例：「澳門與大陸之間的確有條邊界線，但實際上邊界並不存在。兩地融合非常緊密。」 李家翹直言，領界爭奪的核心在於「邊界要開放，還是封閉？而結果傾向任何一方，皆會直接影響跨境區域的形成。」當中，城市空間、制度、人的社會生活等與邊界的強或弱有著互為影響的關係。而基建，亦只是跨境區域形構的其中一環因素。
他又舉例：「1997年後羅湖的通關能力加強了很多。往後，福田口岸、西部通道等亦相繼開放，配合西鐵和落馬洲支線等交通設施的強化，兩地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的融合的確因這些跨境基建的改善而帶動起來。」 回歸初期，領界爭奪甚至在政府內部上演。
「當時政府內部亦存在好大角力。有說當時陳方安生與董建華其中一個矛盾在於，中港融合的步伐。當中包括爭論是否應該24小時通關。據說，陳代表一方力量，認為不應該這麼快進行經濟、社會層面的全面融合。惟大勢所趨，內部分歧的結局是走向更多基建、更多交流的方向。隨後兩地籌劃愈來愈多跨境基建：高鐵、港珠澳大橋等，甚至現在籌備中的洪水橋『新中心商業區（CBD）』都在模糊邊界，促進區域的形成。」李家翹回憶說。
東深供水工程：爭奪戰的示範
東深工程不是純粹的供水工程，而是中國統一規劃的部分：它讓中國以供水香港為名，收回其供水權，成為中國政府掌握香港的有力手段。因此，中港一家親、飲水要思源等的共同體想像和中港政治文化關係亦更易找到根基。
如文首所說，東深供水工程這個大型基建的落成改變了我們對香港地景的理解，亦成為了形構中港關係重要的一環：「同飲一江水」的共同體想像。惟，李家翹亦指出「跨境基建的建成可助形成跨境區域，但這些基建以至由基建而生的論述和城市想像，本身都是被高度爭奪的。」
他研究指出，當年中英就香港供水體系的營建有過一番拉鋸博奕。東深供水工程的營建，正正有助模糊中港之間的「邊界」。水，跨越領界進入香港的同時，亦把當時的英殖民地香港納入大陸政權的東江水體系之中。 他直言：「以此角度看，東深工程不是純粹的供水工程，而是中國統一規劃的部分：它讓中國以供水香港為名，收回其供水權，成為中國政府掌握香港的有力手段。因此，中港一家親、飲水要思源等的共同體想像和中港政治文化關係亦更易找到根基。」
惟同時，為了抗衡中共力量，港英政府在二戰後，即使面對水荒問題，竟一方面以商業交易定性東江供水，以擋住大陸借題營建中港血濃於水的恩情關係；另一方面有意識地營建起城市獨立供水的體系，也避免了中共對香港過多的政治影響。圍繞城市基建的是區域想像的爭奪：一方面有模糊兩地邊界、將香港納入大陸「社會生態系統」（social ecology）的力量；另一方面有極力強化邊界、將香港拉出他者系統的力量。
李家翹因而提出：「探討區域融合時，不應只停留在多層級空間管理（multi-level, multi-scalar of institution）的理解上。」例如，歐盟作為超國家層次的跨境區域，當中就涉及了超國家的（supra-national）、國家（national）、次國家（sub-national）甚至地方（local）層級的城市管理問題。 「那種領界的爭奪，甚至層域／尺度（Scale）然後區域的建構，其反映的意義遠超於此。它進一步是赤裸裸的政治爭奪：『我要食咗（吃了）你』，還是你能維護自己的scale和體系的問題。」
領界的政治：融合與反融合的角力
經濟和政治因素有一定促進融合的作用；相反，在文化、身份認同的論述上，則極力把中港兩地拉開。
過往傳統的區域主義多著重經濟、政治力量所導致的融合。李家翹指出：「經常有種決定論的觀點：經濟發展的必然；國家雄起，然後融合則勢不可擋。」然而，從東江水的例子則可見，基建、領界以至其引申的效應和政治文化論述的建構，皆是被高度爭奪的。 因此，他認為，融合並非必然的順理成章：「跨境區域的形成不一定如過去的理解般如此必然。當中取決於相互角力、領界爭奪的成敗。更細緻一點地看跨境區域融合，則要看其過程中不同參與者的角力，及他們在領界強化／模糊化過程中的參與。」
他續說：「不同參與者在改造空間以及再現城市／區域想像的過程中，會因不同時期（包括香港地緣政治處境的改變），有着不同的盤算。」東江水一例反映的是殖民地時期香港與中共的角力賽。但至1979年，香港地緣政治處境有變，中英即就香港前途開展談判，香港回歸中國成為既定前途，英國因而沒有更大的動機維持香港供水的自主，也沒有多大力度抵擋「同飲一江水」的中港恩情關係的建構。
李家翹認為進一步探討領界效應時，更應細緻地分層面去看：「經濟和政治因素有一定促進融合的作用；相反，在文化、身份認同的論述上，則極力把中港兩地拉開。」 在政經層面有種講法：「不背靠祖國，你就完蛋。」嘗試以此模糊兩地的邊界，推動融合。「在經濟層面，中港邊界似有還無，基本上不存在。當然，有人會認為經濟層面也要區隔。但當下的現況是，經濟層面無可避免會融合。而政治層面，若在一國兩制被強調的情況下，仍有一定的區隔。」 然而大勢是，大陸希望全方位促進「回歸」。
惟與此同時，「在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層面，中港矛盾更白熱化，兩地愈來愈區隔——這甚至導致政治層面的進一步區隔。上面有股力量想將你推進去，但香港本土亦有一股力量將香港拉出來。」 李家翹的觀察是，戰線目前落在了身份認同的話語建構上。「社會上愈來愈多人高舉人心不回歸，然後對香港的想像為一個獨立的社群，繼而嘗試形成一種香港人身份認同──清楚區別於中國人的身份。」
由此看來，人心這條界線比實體以至社經層面的界線更難衝破。他指出：「關口的增加、交通網絡的強化，促進了兩地的交往。例如，往日只有東鐵和文錦渡等通關設施。回歸後多了關閘，也強化了交通連接，如西鐵以至西部通道、落馬洲等，的確促進了人流。但產生的作用有限：人流、交往多了，並不代表就能真正形成跨境區域。當中，尚有其他界線區隔兩地。」 他續道：「身份認同的固守，令再多的跨境基建意義也不大。再者，跨境基建尚有好多複雜條件影響領界效應（模糊邊界）。例如，關口和交通設施的流量、效率以至實際使用量。即使在經濟層面，也難靠跨境基建打破兩地『疆界』。」
城市想像：從本土到反融合再到本土
在複雜的角力之下，不能簡單的說，多建些跨境基建、鐵路，就可促進區域融合的形成。有時適得其反，區域融合反而無法形成。
身份政治、層域政治以及領界政治之間，環環相扣。 「回歸的後期，香港不單只被動地抵擋內地加諸於她的一套中港關係和中港城市想像；近幾年的觀察是，香港社會亦很有意識主動建立這些論述。」李家翹說，這些論述從香港人身份認同，到城市的空間想像，再到中港關係。 天星皇后碼頭等一系列保育社會運動，是回歸後本土意識萌芽的一些土壤。「但當時只算是隱隱然。當時所謂的『本土』身份認同，更多的是以『集體回憶』來展現，亦更多的只限於批判發展主義。」 當時，對中港融合和中港關係的大力批判並不多見，直到2010年反高鐵運動，出現轉折點。「這次運動，在反跨境基建的同時，亦令香港人反思中港關係。當時整個高鐵的想像是，透過鐵路把香港拉回大陸，促進兩地更緊密的扣連。反高鐵運動就不只是反工程的問題（例如建造成本和走線的不同方案等），其中一條很重要的戰線，是中港關係。當時明顯出現一種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聲音，開始乃建基於『我們對他們』的理解之上。」 在反高鐵事件上，一個本來被用以促進中港社會、經濟和政治融合的跨境基建，卻導致了猛烈反彈──反融合。「這亦導致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強化。『我們對他們』的分野顯得更強烈，繼而令到在身份政治層面的『中港Border』變得更強。」
此後，基建的推出或建成不一定促進融合，反而輕易成為反融合和建構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論述養份，亦刺激了社會對本土（城鄉／經濟）的新想像。「早前反新界東北發展規劃一役，一切的土地規劃以及相關的基建規劃，已非常輕易地變成一個中港（融合）的問題，進而變成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我對他者），然後進一步促成身份政治、文化層面變成一個封閉的『領界』。」
由此觀之，跨境區域融合並非如決定論般必然。我們看到融合和反融合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力。李家翹稱：「不同參與者（中港兩地不同層級的政府、本地不同的公民組織、商家等）在不同層面（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互相爭奪。在社經層面的領界開放效應（如建立X小時生活圈），卻可成為了文化和身份政治層面反作用力的養分（破壞香港本土社會和市民生活）。因此，在複雜的角力之下，不能簡單的說，多建些跨境基建、鐵路，就可促進區域融合的形成。有時適得其反，區域融合反而無法形成。」
潘朵拉盒子打開以後
經濟層面如何融合、相互依存，不會輕易導致新的跨境身份認同的形成；相反，一旦有身份政治上的醒覺，就會形成骨牌效應，在各層面都不再信任融合，甚至可推翻過往經濟上的論述。
這種「中央愈要促進融合，卻偏偏強化了地方身份建立」的情況，在國際上俯拾皆是。
李家翹分享了世界上一些政權如何透過「再造」水資源「生態」以箝制地方、促成一統：「你要用水來控制我，消弭邊界。當人家懵懂的時候，尚可生效，但一旦『神話』被戳破，本土身份卻會變相強化起來。」
香港東江水是一例。「若不加思索，因東江水供港，那『中港一家親，同飲一江水』的理解是根深蒂固的。但一旦這種說法被刺破（例如，爬梳歷史後，重現了當時供水基建的建立純粹為中英的政治計算而來，而非單純中港恩情、殖民善治，也非自然而然、『自古以來』），潘朵拉盒子就被打開，大家對中港關係、對香港城市本身的想像空間就變成無限。經濟還經濟層面：水繼續買、繼續用；身份認同還身份認同：在這種情形下，反而強化了本土身份。」
一旦融合的論述被戳穿，以往言之成理的經濟理由都不再成立，甚至促使建構新的經濟論述：東江水成本不划算、水質差劣，繼而應加強自我造水能力；高鐵無限超支，倒不如『爛尾』，改劃成本地用途的空間；開發新界東北農地，經濟受益人是大陸人，令社會反思是否需要發展本土經濟和本土農業。
「經濟層面如何融合、相互依存，不會輕易導致新的跨境身份認同的形成；相反，一旦有身份政治上的醒覺，就會形成骨牌效應，在各層面都不再信任融合，甚至可推翻過往經濟上的論述。」李家翹說。
在一國加速融合的大趨勢下，圍繞着城市規劃、跨境基建、文化身份等而來的領界爭奪只會更白熱化。中港愈推動融合，香港社會則愈反融合。這樣的政治張力在往後日子也必然更多、更強。
後記
誰的城市想像？
基建折射着不同人對城市的想像。翻開港府有關港珠澳大橋的文件，當中經濟效益是以人民幣計算。我們不禁思索，這是誰的研究？而港府又有多少時候在以香港為本位想像和規劃我城？然後，不少人批評政府嚴重高估基建的人流和車流量。但若那堆我們自以為高估了的數字都是純真的表白，這呈現的又是誰的城市想像？
爬梳歷史，為神話剝殼
「本土」是近年鬧得熱烘烘的話題。而在中港融合和中港關係的討論中，我們無可避免要直面這一議題。尤其在後政改時代，人們都急着往前看，尋找新的前路。
我們該基於什麼開展對我城以至身份認同的想像？筆者想，路徑是多元自由的。有人固守舊有的一套理解，有人刺破神話，有人放大神話，也有人基於想像來開展想像。
作為學者的李家翹提出他自己的答案：「如我們在進行的研究工作，透過爬梳歷史，重新認識、書寫香港，為香港提供另外一種的理解，探求香港的主體性，這都跟身份的形構有關。」我們社會總需要有一類人，不以政治立場先行，反思我們的歷史和既有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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