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着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裏，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竄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流蘇想着，在這個誇張的城市裏，就是栽個跟斗，只怕也比別處痛些，心裏不由得七上八下起來。── 張愛玲《傾城之戀》
在《傾城之戀》裏，白流蘇抱了破釜沉舟的決心，由滬抵港豪賭一場，誓言釣得眾人覬覦的金龜婿。她的香港初印象，無非要為心境染上各種刺激性的色彩，開戰前暗暗廝殺個沒完。從鬧區翻山越嶺到港島之南，顛簸一路的流蘇，終於見着藍綠色（而不犯沖）的海，明媚的淺水灣，主戰場。
我亦多次隨中環出發的雙層巴士往淺水灣，穿過街市古廟、綠草如茵的跑馬地、各色人等宗教混雜的墓園，疾行於狹窄蜿蜒的濱海公路，驚心動魄處，幾要貼着山壁而行，任一窩蠻着腰肢橫不稍讓的樹枒劃頂而過，一個急轉，又像要衝出黃土崖紅土崖，掉進泛着美麗顏色的熱帶海洋。能於這般險路毫不在意高速行駛，也只有香港的大巴駕駛，個個功夫了得，讓人安穩抵達目的地時，更覺生之喜悅。
海明威的打字機
造訪淺水灣，似乎總在陰沉的午後。暴雨之後，南中國海再不見原有的藍意，翻騰濁浪盡頭，仙山一座座，漸次升起。目送渡船漸行漸遠，海天之際，一層亮似一層；日暮了，方才亮起的瞬時暗去，雲破天開那一角驀地映上一抹腥黃，殘紅盡了，一點點潛進比海更深邃的夜。
穿過夜幕向天空綻放的那朵百合，出自建築名家福斯特（Norman Foster）之手；這一頭的得獎設計，是拆了昔日的淺水灣酒店，原址上蓋起波紋狀高級公寓，挖空的心口，透出一方山的蒼綠。充滿殖民風情的二層露台餐廳和商場，仿照原酒店迎賓門面重建：穿過椰影花陰，西班牙噴泉，登上圓裙般開展的大迴旋梯，回首一望，格狀遮陽棚下的海，已籠進煙塵裏。
蓮花燈，竹酒吧，頂上懶洋洋轉着裝飾風扇，玻璃櫃陳設的銀餐具，鏤花茶罐，東方獵奇旅遊書，好萊塢影星的笑顏。殘存淺水灣酒店記憶的長廊另一端，還有一部海明威用過的打字機。
1941年2月，海明威與第三任妻子瑪莎．葛洪（Martha Gellhorn）抵達香港，準備前往中國內地。儘管淺水灣酒店過去亦接待過蕭伯納、毛姆等文豪，如海明威夫婦這般星光熠熠的組合，真是不多見：富於正義感和冒險精神的葛洪，是優秀的戰地記者，以文思敏捷、觀察入微著稱，素有才貌雙全之名；剛於前一年發表《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海明威，聲望與銷售量都持續上升，遂讓他走入《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 1929）之後，睽違已久的另一波高峰。海明威與葛洪相識未久，即相約至西班牙採訪內戰，戀情迅速升溫，他第二段婚姻於是告終。1940年底，海明威辦妥離婚手續迎娶葛洪，預計回到古巴的寓所悠哉一陣子，新婚的妻子卻提出更另類的蜜月主意。葛洪執意前往兩人都不熟悉的亞洲，採訪中國戰情，不是特別熱衷的海明威，終究被說服同行。
在香港，他們樂不思蜀。日軍進逼下成為孤島的上海，光芒逐日黯淡，它在南方的姊妹城市與對手，則愈加散發惑人光采──隨着戰亂大量湧入的人口與資金，儘管為香港帶來不少問題，卻也讓它在歐戰陰影與隔岸的中日戰火夾縫中，享有從所未見的繁景。海明威縱情飲宴、社交、打聽新聞八卦，在量淺的葛洪從聚會中先行告退時，總不忘調侃，說她要探城市的脈動去了。停留香港一月餘，中環、跑馬地、高級餐廳、名流歡聚的場子，自然少不了他們的身影；窄街勾攬芳客的流鶯，暗夜中提糞桶（夜香）的痀僂老婦，血污裏打滾的霍亂傷患，鴉片窟骨瘦如柴的癮君子，往來填煙管、任人猥褻的小奴婢，也深入他們記憶。
蜜月似乎結束了
有一回他們來到新界，望向一水之隔、鐵絲網劃開的邊界（若是今日，從鄉野風光濃鬱的新界看高樓處處的深圳，宛如另一個世界的海市蜃樓），葛洪想望的戰區，只是一片燒焦的村莊，休耕的田地，鐵絲網上吊着村民晾曬衣物；可以看見他們丟骰子、玩牌戲，矮個兒日本兵無精打采地盯哨。之後，海明威夫婦進入兩軍對峙的廣東前線，沒看到交兵情形可供報導；戰地司令特別為他們舉行軍事演練，部隊向模擬的日軍營地進攻，展現良好訓練與紀律、視死如歸的精神，這頭喊吶得地動山搖，更南邊真正的日軍陣營，依舊不動如山。貴賓們接着同將士觀賞了抗日愛國劇的演出，估量廣東戰區大抵如此，期望戰時首都的重慶能帶來更多收穫。
他們在香港見了宋家兩姊妹，對於孫中山遺孀的慶齡印象很好；孔祥熙夫人靄齡的黑絲絨鑽石排扣旗袍，雖讓葛洪大為驚豔，這位貴氣逼人的夫人，予她的觀感並不好。他們在重慶有機會二度訪談的蔣宋美齡，「如同最時新、最耀眼的電影明星般美麗，有着迷人的雙腿」，葛洪這麼形容。不難想像這位英語流利、深具個人魅力、熟稔媒體掌控的第一夫人，在美國演說尋求奧援，總能獲得廣大迴響。三人在第二次會面留下一張難得的歷史鏡頭：葛洪身著套裝露出長腿，對着女主人微笑；蔣夫人的花布旗袍配上緞帶繫的大草帽，看來寫意而休閒；海明威愉悅地坐在兩位美人之間，好一幅花間行樂圖。可別惹上「中國女皇」，海明威說，蔣夫人優雅地提醒他們，歐洲人還在茹毛飲血的時代，偉大的中國已經有政治文獻了。
中國三週，成果相對乏善可陳，葛洪致友人信中提到，她作為戰地記者的素養與信念受到考驗：知道說真話反而討人嫌、沒人信。挟着與白宮的良好關係及羅斯福總統的介紹信，海明威夫婦一路受到高規格接待，出入搭乘權貴才上得了的航機，在重慶借住宋子文宅邸；儘管戰時物資缺乏，接風宴席上總少不了山珍海味，喝着「與海明威夫人金髮同樣顏色的美酒」，教他們如何嚴詞批判以報主人盛情？縱使對蔣宋家族領導的國民政府抱有疑慮，對其專斷與誅鋤異己不認同，這個拿了美援誓言抗日的政權，畢竟是美國在東亞的重要盟友，兩人公開發表的文章，遂不免避重就輕。他們閉口不提在重慶見了周恩來，直到1978年葛洪出版回憶錄，才首次談及該次會面：「如果他牽着我的手，對我說要帶我去上都(Xanadu)的逸樂宮殿…給我一分鐘帶牙刷，我就跟他走了！」海明威夫婦顯然為周的風采才情所動，在當時卻不便公然表明。
重慶之後，他們飛臘戍，在中緬公路分手──葛洪到新加坡、荷屬東印度繼續採訪，海明威回香港。蜜月似乎結束了，他們於1945年慘烈離婚。
詩人奧登和他的同性愛侶
1938年初，一對英國來的才子佳賓亦駐足淺水灣。應出版社之請東遊的詩人奧登（W. H. Auden）與小說家伊薛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於中國訪查四個月，隔年出版《戰地行》（Journey to a War），伊薛伍德生動的記事輔以奧登富於象徵手法的詩作，共同記述兩人自港入廣州、漢口、鄭州、徐州、西安、金華、上海的火車和渡船之旅。儘管他們於香港社交圈遇到的「領導人物聰明而風趣／西裝剪裁合宜，穿著挺拔／關於一個貿易城市的規矩／他們有很多文雅寓言可話」，兩人對這城市無多可言。對奧登來說，中環的匯豐總部大樓似乎道盡了香港：「我們的銀行家在東方豎立／一座適於喜劇繆思的聖殿…各人自有人生丑角戲演／縱然人生既不討喜亦非遊戲。」停留十多天後，兩人離港前往廣東。
這對從未遊歷「超過蘇伊士運河以東」的菜鳥戰地記者，作夢般地興奮上路，如窺伺鏡裏乾坤的愛麗絲──一到中國，就醒了。（「如果我們是真詩人…無疑會攜手歡笑而行，在原野中為彼此編織野花冠。但我們如此混亂而物質主義…」伊薛伍德如是說。）如同海明威夫婦，他們也給人四處帶着應酬，興致盎然看着宴席上的水彩道具：像畫筆的筷子，如色盤的醬料小碟，好似洗筆水的茶碗，居然還有擦筷子的抹布！儘管陪伺陣仗不如海明威夫婦的豪華，偶爾領路的人會吹噓，說他們跟英國國王很熟，而愈被待為上賓，也愈看不到前線：最接近的戰場是躲空襲的時刻。他們想採訪八路軍、新四軍總沒機會；終於貼近烽火線的一次，在城陷之前被送回來；迎賓活動不乏精心打點、陣容堅強的日軍暴行控訴團，奧登說像村民唱詩班。
他們覺得孔祥熙讓人想起巴爾扎克；瘦高的杜月笙是中國版的人面獅身，有一張像是石頭削出來的臉；蔣宋美齡與其說漂亮不若是活潑，神態自若，魅力驚人。她顯然深諳應付各種來賓之道，「隨其意志，她可以成為富有文化素養、懂文學與藝術的西化女士；討論飛機引擎和機關槍的科技專家；醫院視察官；婦女聯盟主席；或樸實、真情流露、小鳥依人的妻子。她有駭人、慈靄、利落、殘酷的一面，」伊薛伍德寫道，「奇怪的是我從沒聽任何人提起她的香水──我們兩人都沒聞過那麼好聞的味道。」在公開場合如鬼魂般陰森的蔣介石，私底下卻是溫和害羞的人。被夫人挽着要拍合照，他在奧登的鏡頭前又僵硬起來，「如同小學生被告知要站直。」
《再見，柏林》卷首，伊薛伍德說，「我是快門打開的相機，挺被動，只紀錄不思考。」他的敘事向以精準細膩、冷靜迫真著稱，追憶旅德四載見聞的《柏林》系列，為威瑪共和後期與納粹興起之交那個迷人、無所拘束、卻又風聲鶴唳的柏林，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不管虛構還是有所本，他筆下那些性格突出、活靈活現的人物個個讓人難忘。約莫同時期完稿的《戰地行》日誌，亦帶着客觀詳實中閃動慧黠諧謔的特色，對歷史人物的觀察饒有意趣；描繪戰火陰霾下的山河大地、認命而勤敏不懈的農民，悲憫中難掩抒情──他不諱言自身局限，竭力勾勒出的中國，飄搖在西方人的遠東迷夢，以及了無詩意的實境邊際。奧登關於此行的詩作，帶着早期現代主義晦澀朦朧的風格，夢魘翻騰之中，不平之鳴似天雷而降──他自己事後看來，覺得太「說教」了。《戰地行》於1973年出修訂版，奧登在新增序文中指出，早在1938年，兩人的直覺都把中國未來寄託於毛和共產黨，而不是蔣介石與國民黨。
「當然，我們蠢到去信服某些西方記者熱烈宣揚的那一套，說中國的共產主義大不同而無害，是一種非極權的農村民主，」他的結論是，「真實政治的第一條格言，就是不論自己意識形態偏好為何，永遠不要去支持失敗者。」
他們去了海明威沒去過的地方
他們搭船至上海，首先看到外灘，「偉大城市的門廊」──但那也只是門面。把這些讓人印象深刻的高樓「丟棄於不健康的泥灘」上，遠離它們千里外的同類，正是一股「純然無情的競爭精神」，伊薛伍德說道，「最大的野獸一路推進至水畔；背後則是一夥骯髒破舊的較小房舍。」這城市裏應有盡有，或許好酒難存，但尚有足夠的琴酒、威士忌「可浮起一整隊戰艦」；要女孩或男孩，在澡堂和妓院有得找；在高級的地方抽鴉片，像下午茶一般，由托盤呈上；可以同和平飯店頂樓餐廳經理閒話歐洲皇族、希特勒之前的柏林，亦可向珠寶古董商訂製第五街、龐德街同等級奢侈品。萬惡城市裏若真感到絲毫悔意，到處都是教堂可供告解。
最終的上海之章迥異前文的疏離，充滿伊薛伍德所謂「用意良善的觀光客、自由派人道主義知識分子」的義憤與批判；畢竟，他們借住的英國大使私邸位於法租界，走出花園洋房看到的另一個世界，對比過於強烈，教人不受震撼，也難。他們在貧民窟行走，磨壞了鞋子，走過黑暗遺世的虹口、張大饑餓的眼凝望租界的閘北；特務槍響，眼前的紳士瞬時倒在血水裏；懷着淘金美夢來到上海的農村少年，拉黃包車愈拉愈窮；因上海保衛戰傷殘的兵士，只能乞討度日；於工廠惡劣環境被剝削的童工，幾年之內或是手腳變形、黴瘡上身，或因鉛中毒、肺結核早逝；比最不濟的農村更窘迫的難民營，一戶茅棚下能加蓋三層，擠進五百人，長期營養不良的孩子們，往往逃不過寒冬疫疾的劫數。
帶着訪談筆記與沉重的心，回到他們的世界。在那裏，歐洲商人會登報投訴，說難民氣味可憎，應該離開租界；公認「唯一良善的日本人」，以為轟炸廣州比軍事佔領更為人道；有英國同胞建議日本人，該驅離墳塚周遭窩着的農民，免得壞了園景。
海明威幺兒回憶，老爹跟他們講當年到訪中國的故事，說在廣東吃了猴腦，在上海，曾目睹警察當街槍斃人犯，路上行人往來如故，無人圍觀。
終其一生，海明威從沒去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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