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个夸张的城市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 张爱玲《倾城之恋》
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由沪抵港豪赌一场，誓言钓得众人觊觎的金龟婿。她的香港初印象，无非要为心境染上各种刺激性的色彩，开战前暗暗厮杀个没完。从闹区翻山越岭到港岛之南，颠簸一路的流苏，终于见着蓝绿色（而不犯冲）的海，明媚的浅水湾，主战场。
我亦多次随着中环出发的双层巴士往浅水湾，穿过街市古庙、绿草如茵的跑马地、各色人等宗教混杂的墓园，疾行于狭窄蜿蜒的滨海公路，惊心动魄处，几要贴着山壁而行，任一窝蛮着腰肢横不稍让的树丫划顶而过，一个急转，又像要冲出黄土崖红土崖，掉进泛着美丽颜色的热带海洋。能于这般险路毫不在意高速行驶，也只有香港的大巴驾驶，个个功夫了得，让人安稳抵达目的地时，更觉生之喜悦。
海明威的打字机
造访浅水湾，似乎总在阴沉的午后。暴雨之后，南中国海再不见原有的蓝意，翻腾浊浪尽头，仙山一座座，渐次升起。目送渡船渐行渐远，海天之际，一层亮似一层；日暮了，方才亮起的瞬时暗去，云破天开那一角蓦地映上一抹腥黄，残红尽了，一点点潜进比海更深邃的夜。
穿过夜幕向天空绽放的那朵百合，出自建筑名家福斯特（Norman Foster）之手；这一头的得奖设计，是拆了昔日的浅水湾酒店，原址上盖起波纹状高级公寓，挖空的心口，透出一方山的苍绿。充满殖民风情的二层露台餐厅和商场，仿照原酒店迎宾门面重建：穿过椰影花阴，西班牙喷泉，登上圆裙般开展的大回旋梯，回首一望，格状遮阳棚下的海，已笼进烟尘里。
莲花灯，竹酒吧，顶上懒洋洋转着装饰风扇，玻璃柜陈设的银餐具，镂花茶罐，东方猎奇旅游书，好莱坞影星的笑颜。残存浅水湾酒店记忆的长廊另一端，还有一部海明威用过的打字机。
1941年2月，海明威与第三任妻子玛莎．葛洪（Martha Gellhorn）抵达香港，准备前往中国内地。尽管浅水湾酒店过去亦接待过萧伯纳、毛姆等文豪，如海明威夫妇这般星光熠熠的组合，真是不多见：富于正义感和冒险精神的葛洪，是优秀的战地记者，以文思敏捷、观察入微著称，素有才貌双全之名；刚于前一年发表《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海明威，声望与销售量都持续上升，遂让他走入《战地春梦》（A Farewell to Arms, 1929）之后，睽违已久的另一波高峰。海明威与葛洪相识未久，即相约至西班牙采访内战，恋情迅速升温，他第二段婚姻于是告终。1940年底，海明威办妥离婚手续迎娶葛洪，预计回到古巴的寓所悠哉一阵子，新婚的妻子却提出更另类的蜜月主意。葛洪执意前往两人都不熟悉的亚洲，采访中国战情，不是特别热衷的海明威，终究被说服同行。
在香港，他们乐不思蜀。日军进逼下成为孤岛的上海，光芒逐日黯淡，它在南方的姐妹城市与对手，则愈加散发惑人光采──随着战乱大量涌入的人口与资金，尽管为香港带来不少问题，却也让它在欧战阴影与隔岸的中日战火夹缝中，享有从所未见的繁景。海明威纵情饮宴、社交、打听新闻八卦，在量浅的葛洪从聚会中先行告退时，总不忘调侃，说她要探城市的脉动去了。停留香港一月余，中环、跑马地、高级餐厅、名流欢聚的场子，自然少不了他们的身影；窄街勾揽芳客的流莺，暗夜中提粪桶（夜香）的佝偻老妇，血污里打滚的霍乱伤患，鸦片窟骨瘦如柴的瘾君子，往来填烟管、任人猥亵的小奴婢，也深入他们记忆。
有一回他们来到新界，望向一水之隔、铁丝网划开的边界（若是今日，从乡野风光浓郁的新界看高楼处处的深圳，宛如另一个世界的海市蜃楼），葛洪想望的战区，只是一片烧焦的村庄，休耕的田地，铁丝网上吊着村民晾晒衣物；可以看见他们丢骰子、玩牌戏，矮个儿日本兵无精打采地盯哨。之后，海明威夫妇进入两军对峙的广东前线，没看到交兵情形可供报导；战地司令特别为他们举行军事演练，部队向模拟的日军营地进攻，展现良好训练与纪律、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头喊呐得地动山摇，更南边真正的日军阵营，依旧不动如山。贵宾们接着同将士观赏了抗日爱国剧的演出，估量广东战区大抵如此，期望战时首都的重庆能带来更多收获。
蜜月似乎结束了
他们在香港见了宋家两姐妹，对于孙中山遗孀的庆龄印象很好；孔祥熙夫人霭龄的黑丝绒钻石排扣旗袍，虽让葛洪大为惊艳，这位贵气逼人的夫人，予她的观感并不好。他们在重庆有机会二度访谈的蒋宋美龄，“如同最时新、最耀眼的电影明星般美丽，有着迷人的双腿”，葛洪这么形容。不难想像这位英语流利、深具个人魅力、熟稔媒体掌控的第一夫人，在美国演说寻求奥援，总能获得广大回响。三人在第二次会面留下一张难得的历史镜头：葛洪身着套装露出长腿，对着女主人微笑；蒋夫人的花布旗袍配上缎带系的大草帽，看来写意而休闲；海明威愉悦地坐在两位美人之间，好一幅花间行乐图。可别惹上“中国女皇”，海明威说，蒋夫人优雅地提醒他们，欧洲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伟大的中国已经有政治文献了。
中国三周，成果相对乏善可陈，葛洪致友人信中提到，她作为战地记者的素养与信念受到考验：知道说真话反而讨人嫌、没人信。挟着与白宫的良好关系及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海明威夫妇一路受到高规格接待，出入搭乘权贵才上得了的航机，在重庆借住宋子文宅邸；尽管战时物资缺乏，接风宴席上总少不了山珍海味，喝着“与海明威夫人金发同样颜色的美酒”，教他们如何严词批判以报主人盛情？纵使对蒋宋家族领导的国民政府抱有疑虑，对其专断与诛锄异己不认同，这个拿了美援誓言抗日的政权，毕竟是美国在东亚的重要盟友，两人公开发表的文章，遂不免避重就轻。他们闭口不提在重庆见了周恩来，直到1978年葛洪出版回忆录，才首次谈及该次会面：“如果他牵着我的手，对我说要带我去上都(Xanadu)的逸乐宫殿…给我一分钟带牙刷，我就跟他走了！”海明威夫妇显然为周的风采才情所动，在当时却不便公然表明。
重庆之后，他们飞腊戍，在中缅公路分手──葛洪到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继续采访，海明威回香港。蜜月似乎结束了，他们于1945年惨烈离婚。
诗人奧登和他的同性爱侣
1938年初，一对英国来的才子佳宾亦驻足浅水湾。应出版社之请东游的诗人奥登（W. H. Auden）与小说家伊薛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于中国访查四个月，隔年出版《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伊薛伍德生动的记事辅以奥登富于象征手法的诗作，共同记述两人自港入广州、汉口、郑州、徐州、西安、金华、上海的火车和渡船之旅。尽管他们于香港社交圈遇到的“领导人物聪明而风趣／西装剪裁合宜，穿着挺拔／关于一个贸易城市的规矩／他们有很多文雅寓言可话”，两人对这城市无多可言。对奥登来说，中环的汇丰总部大楼似乎道尽了香港：“我们的银行家在东方竖立／一座适于喜剧缪思的圣殿…各人自有人生丑角戏演／纵然人生既不讨喜亦非游戏。”停留十多天后，两人离港前往广东。
这对从未游历“超过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菜鸟战地记者，作梦般地兴奋上路，如窥伺镜里乾坤的爱丽丝──一到中国，就醒了。（“如果我们是真诗人…无疑会携手欢笑而行，在原野中为彼此编织野花冠。但我们如此混乱而物质主义…”伊薛伍德如是说。）如同海明威夫妇，他们也给人四处带着应酬，兴致盎然看着宴席上的水彩道具：像画笔的筷子，如色盘的酱料小碟，好似洗笔水的茶碗，居然还有擦筷子的抹布！尽管陪伺阵仗不如海明威夫妇的豪华，偶尔领路的人会吹嘘，说他们跟英国国王很熟，而愈被待为上宾，也愈看不到前线：最接近的战场是躲空袭的时刻。他们想采访八路军、新四军总没机会；终于贴近烽火线的一次，在城陷之前被送回来；迎宾活动不乏精心打点、阵容坚强的日军暴行控诉团，奥登说像村民唱诗班。
他们觉得孔祥熙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瘦高的杜月笙是中国版的人面狮身，有一张像是石头削出来的脸；蒋宋美龄与其说漂亮不若是活泼，神态自若，魅力惊人。她显然深谙应付各种来宾之道，“随其意志，她可以成为富有文化素养、懂文学与艺术的西化女士；讨论飞机引擎和机关枪的科技专家；医院视察官；妇女联盟主席；或朴实、真情流露、小鸟依人的妻子。她有骇人、慈霭、俐落、残酷的一面，”伊薛伍德写道，“奇怪的是我从没听任何人提起她的香水──我们两人都没闻过那么好闻的味道。”在公开场合如鬼魂般阴森的蒋介石，私底下却是温和害羞的人。被夫人挽着要拍合照，他在奥登的镜头前又僵硬起来，“如同小学生被告知要站直。”
《再见，柏林》卷首，伊薛伍德说，“我是快门打开的相机，挺被动，只纪录不思考。”他的叙事向以精准细腻、冷静逼真著称，追忆旅德四载见闻的《柏林》系列，为威玛共和后期与纳粹兴起之交那个迷人、无所拘束、却又风声鹤唳的柏林，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不管虚构还是有所本，他笔下那些性格突出、活灵活现的人物个个让人难忘。约莫同时期完稿的《战地行》日志，亦带着客观详实中闪动慧黠谐谑的特色，对历史人物的观察饶有意趣；描绘战火阴霾下的山河大地、认命而勤敏不懈的农民，悲悯中难掩抒情──他不讳言自身局限，竭力勾勒出的中国，飘摇在西方人的远东迷梦，以及了无诗意的实境边际。奥登关于此行的诗作，带着早期现代主义晦涩朦胧的风格，梦魇翻腾之中，不平之鸣似天雷而降──他自己事后看来，觉得太“说教”了。《战地行》于1973年出修订版，奥登在新增序文中指出，早在1938年，两人的直觉都把中国未来寄托于毛和共产党，而不是蒋介石与国民党。
“当然，我们蠢到去信服某些西方记者热烈宣扬的那一套，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大不同而无害，是一种非极权的农村民主，”他的结论是，“真实政治的第一条格言，就是不论自己意识形态偏好为何，永远不要去支持失败者。”
他们去了海明威没去过的地方
他们搭船至上海，首先看到外滩，“伟大城市的门廊”──但那也只是门面。把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高楼“丢弃于不健康的泥滩”上，远离它们千里外的同类，正是一股“纯然无情的竞争精神”，伊薛伍德说道，“最大的野兽一路推进至水畔；背后则是一伙肮脏破旧的较小房舍。”这城市里应有尽有，或许好酒难存，但尚有足够的琴酒、威士忌“可浮起一整队战舰”；要女孩或男孩，在澡堂和妓院有得找；在高级的地方抽鸦片，像下午茶一般，由托盘呈上；可以同和平饭店顶楼餐厅经理闲话欧洲皇族、希特勒之前的柏林，亦可向珠宝古董商订制第五街、庞德街同等级奢侈品。万恶城市里若真感到丝毫悔意，到处都是教堂可供告解。
最终的上海之章迥异前文的疏离，充满伊薛伍德所谓“用意良善的观光客、自由派人道主义知识分子”的义愤与批判；毕竟，他们借住的英国大使私邸位于法租界，走出花园洋房看到的另一个世界，对比过于强烈，教人不受震撼，也难。他们在贫民窟行走，磨坏了鞋子，走过黑暗遗世的虹口、张大饥饿的眼凝望租界的闸北；特务枪响，眼前的绅士瞬时倒在血水里；怀着淘金美梦来到上海的农村少年，拉黄包车愈拉愈穷；因上海保卫战伤残的兵士，只能乞讨度日；于工厂恶劣环境被剥削的童工，几年之内或是手脚变形、霉疮上身，或因铅中毒、肺结核早逝；比最不济的农村更窘迫的难民营，一户茅棚下能加盖三层，挤进五百人，长期营养不良的孩子们，往往逃不过寒冬疫疾的劫数。
带着访谈笔记与沉重的心，回到他们的世界。在那里，欧洲商人会登报投诉，说难民气味可憎，应该离开租界；公认“唯一良善的日本人”，以为轰炸广州比军事占领更为人道；有英国同胞建议日本人，该驱离坟冢周遭窝着的农民，免得坏了园景。
海明威幺儿回忆，老爹跟他们讲当年到访中国的故事，说在广东吃了猴脑，在上海，曾目睹警察当街枪毙人犯，路上行人往来如故，无人围观。
终其一生，海明威从没去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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