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台灣的芬蘭化:習馬會的地緣政治分析

近年來大陸對臺統戰的深入、台灣對大陸經濟的高度依賴,國共兩黨事實上全方位的密切合作,無論此番習馬會上是否達成任何協議,就地緣政治角度而言,台灣已經開始「芬蘭化」了。
兩岸分治66年來,兩岸領導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台灣總統馬英九進行歷史性會面。

一個貌似突如其來的習馬會,就牽動了各方眼球,引得無數「外賓」紛紛冠之以「第二次握手」,與1992年同在新加坡握手的汪辜會談相提並論,似有破冰之功。不能不説,兩岸政府信息封鎖有效,暗箱作業的東西一上台面,便收宣傳戰奇效。大陸評論家們鮮有提及台灣人民此刻複雜的感受,遑論台灣反對黨、東南亞諸國、和日本的緊張,都在猜測習馬會將談些什麼,可能拿什麼做交易。

如此奇怪又微妙的高調和緊張,也許反映了習馬會正處在一個敏感的時刻,關係地區局勢和各方利益。如同兩岸新聞公告或馬英九6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都刻意輕描淡寫,卻又難壓興奮之情,凸顯中國已經登上了亞洲的政治舞台中心,一舉一動均牽扯地區局勢。

其背景正如此。一方面,馬英九的任期只剩下六個月,面對即將來臨的選戰國民黨幾乎大勢已去,馬英九的政治遺產乏善可陳,卸任後的政治地位也岌岌可危。而習近平上任兩年,通過1949年以來新一波大規模的黨內清洗-反腐運動,通過講「政治規矩」實則個人效忠的家法強調,也即引入傳統儒家專制的政治倫理,通過「頂層設計」和「促改派」的柔性政變,實現了高度個人化集權,並經由9月閲兵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強人政治權威,大有未來無限執政下去的勢頭。如此不對等權力格局下的握手,怎能不讓人懷疑馬英九是否暗地輸誠?

至於馬英九本人,儘管連任上台後信誓旦旦不會與對岸領導人見面,但這幾日終於承認,動議始於峇厘島APEC會議上王郁琦和張志軍的會晤。而筆者兩年前造訪台灣,即已獲知習馬會的安排,「兩岸和平協議」也是當地高層政治耳語之一。事實上,馬任內,台灣政治乃至兩岸交往的幾乎所有重大政治安排,無不與此有關。如馬英九自己所説,「七年半來兩岸已經簽署了23個協議,創造了巨大的和平紅利,給兩岸帶來了66年來關係最和平穩定的一個階段…………」 如果習馬會中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一點不會讓人驚奇,如此發展的自然結果罷了。只是,學生發起的「太陽花運動」橫空出世,不僅干擾了服貿協定,也打亂了原定去年上半年即可能進行的習馬會,令兩岸高層惱羞成怒,連帶稍後的香港「佔中」也被當局視之為最高威脅。

無他,在大陸經濟體量成長為世界第二、在亞洲和全球採取咄咄逼人的「崛起」戰略後,台灣的地緣政治地位迅速邊緣化。而更重要的,近年來大陸對台統戰的深入、台灣對大陸經濟的高度依賴,特別是國共兩黨事實上全方位的密切合作,無論此番習馬會上是否達成任何協議,就地緣政治角度而言,台灣已經開始「芬蘭化」了。未來民進黨執政後,無論繼續建構法理台獨,或者攜更大民意基礎簽署和平協議,即使長期擱置統一議題,都無礙這一芬蘭化進程。這或許才是洪秀柱退選後喊出和平協議而並未輿論大譁的深層原因吧。

另一方面,芬蘭化的危險不獨台灣所面對,幾乎也是南中國海沿岸整個東南亞的共同夢魘。美國頂尖智庫人物羅伯特.卡普蘭在去年出版對新書《亞洲的大鍋》中,無情地指出了這一普遍的地區擔憂。中國在南海越來越活躍的軍事存在和戰場建設,如那幾個島礁機場,以及對「九段線」的主權聲明,都在強烈地暗示中國政府正在把南中國海當作加勒比海,即自己的勢力範圍。可惜,門羅主義當初並非簡單的孤立主義或者地區霸權,而是一條真正的「和平崛起」道路;加勒比海諸國也都弱小不堪,大不同今日南中國海周邊新興民族國家的強烈民族主義意識。如習近平此行造訪的越南,其民族主義之強不弱中國。然而,維繫這些東南亞國家安全感的,卻是美國海軍的經常性存在。以馬來西亞為例,雖然因為馬來中產階級成長、威權民主制下無需擔心再次爆發類似1969年「5.13」的種族衝突,但是冷戰期間中國對馬共的支持始終是個揮之不去的夢魘,表面上固然可以和中國進行密切的經濟合作,但對他們的海軍將領來説,美國海軍才是地區安全的保證。即使不能防止東南亞逐個陷入芬蘭化的境地,也能維持地區的力量均勢,也就是和平。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戰略以及TPP協議受到了這些國家的歡迎,美國軍艦拉森號巡視南中國海並未引發任何衝突,反倒是中國軍委副主席范長龍提前在香山會議上做了鋪墊。換言之,南海的地緣政治格局並非加勒比海,更像亞洲的地中海,存在着多邊、多極的力量牽制。南海形勢越緊張,甚至引發周邊軍備競賽,可能越難演成大規模衝突。畢竟,南海連接着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連接着東南亞和東北亞,連接着波斯灣到東北亞的貿易航線,東北亞超過70%的能源需求經過南海航線,這正是日本防長中谷元日前在越南與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會面時對南海表示關切的原因,也是日本19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建立「一千海里生命線」的戰略基礎。相形之下,中方所謂南海系主權問題,不關日本事的説辭相當蒼白。而且不能否認,這種單方面的南海主權立場,在現實主義的海洋叢林中,常常引發與周邊國家的衝突,特別在海洋石油爭奪愈加激烈的時代,只能加劇而不是緩解南中國海的緊張。

而在兩岸政治體共同控制南海部分主權的背景下,台灣的芬蘭化就意味着主權義務的退縮,例如太平島的駐軍防衞問題。在越南島礁近在咫尺的威脅下,如美國學者薛理泰多年前所觀察的,台灣兩黨大概均樂見大陸海軍協防甚至接管。這也是此次新加坡習馬會的懸念之一。當然,習馬會更重要的在於其象徵意義,未必着眼於一島一礁、服貿或者貨貿、或者下次握手何時何地再會何人的技術性算計,而是通過加速台灣的芬蘭化,甚至作為南中國海周邊諸國芬蘭化的示範,在南海的邊緣、東南亞與東北亞的連接部位尋求突破,然後在南海僵局乃至中國遭遇的國際困局中打開突破口。如此高壓之下,可以想見,未來民進黨上台執政也難避免繼續芬蘭化,台海局勢發展之迅速可能大大超出國際社會的預期。那究竟意味着亞太地區的新均勢,抑或相反——

也就是現狀的改變?也許很大程度上將繼續依賴新平衡力量的注入或者缺失,不管是美國軍艦的存在,還是新的一次太陽花運動。

兩岸分治66年來,兩岸領導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台灣總統馬英九進行歷史性會面。攝:盧翊銘/端傳媒
兩岸分治66年來,兩岸領導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台灣總統馬英九進行歷史性會面。

(政治學博士,國際關係、地緣政治、社會運動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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