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袁瑋熙：現場調查──六四各大集會，參與者本質無別

六四27週年維多利亞公園（維園）燭光晚會，再次在一片爭議聲中落幕。雖然大會統計的人數是2009年以來最低，但是維園的燭海依然如昔，證明在香港人的記憶中，六四畢竟沒有畫上句號。然而，在本土派批評支聯會晚會「行禮如儀」的背後，這個「儀式」對於參與者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在維園以外的紀念場合，參與者認為的六四意義，又有何不同？

自去年起，我和浸會大學鄭煒博士在維園和香港大學（港大）的六四集會以問卷形式訪問參與者，去年受訪人數576人，今年119人。雖然今年的樣本較少，難以代表整體參與者，但我們認為數據對於了解參與者的背景和看法，仍然具有一點參考價值。從這些數字，我們歸納了四點觀察：

第一，六四集會依然做到了薪火相傳。去年，有19%、以年輕人為主的受訪者表示是第一次出席六四集會，今年的受訪者中，也有近18%是首次參與，大部分也是年輕人。從兩年的數據看來，參與者的「首次參與」幾乎分佈在不同的時期，雖然新增人數似乎已從2009至2014年的高峰回落，但仍顯示六四集會持續出現代際更新，六四的記憶不但沒有被抹去，反而有所承傳。

第二，即使大學學生會和本土派團體另起爐灶，在不同地點以論壇、默哀取代燭光悼念，並強調與支聯會的綱領和理念切割，但從參與者的角度來看，出席不同場合所承載的意義和身份認同，是否如此不同？表二對比了這兩年來維園和港大集會中，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以什麼身份出席的比重，而表三則是受訪者對出席六四集會不同原因重要性的看法。

維園港大參與者身份認同分別不大

數據顯示，港大受訪者更抗拒中國人身份、傾向不認為「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是其參加的原因，可以看到他們比維園受訪者較為「本土」（或較標榜其「本土」立場）。但綜觀其他指標，則可以看出兩者的分別，其實並非想像中那麼大。例如維園和港大的參與者，都同等地認為「彰顯公義和道德價值」和「爭取香港民主」，是他們參加集會的重要考慮。亦即是說，選擇參與維園或港大的六四集會，很可能只是出於對集會形式和個別口號，如「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有不同看法。然而在集會的意義上，即使兩者有所不同，也只是程度，而非本質上的分別。

六四集會與「本土政治」難分割

第三，如果仔細分析受訪者的參與動機和身份認同，可以見到六四集會已經與「本土政治」（不同於「本土派政治」）難以分割。首先，我們可從表三中看到，「習慣年年都來」是最不重要的參與理由。這說明參與者出席六四集會的個人行為，並不是純粹無意識的條件反射，或是所謂的「行禮如儀」，相反卻具有切實的意義。

這個意義是什麼？可以看到，不論是維園還是港大受訪者，「彰顯公義和道德價值」都是出席集會的最重要理由──即使是在維園，亦比「平反八九民運」來得更重要。由此可見，即使早些年悼念六四或多或少是出於「民族情感」，但到了今天，經過承傳和提煉後，悼念六四對參與者來說已轉化為一股彰顯公義的道德力量。當我們細分數據後，更發現這道德意義是跨世代的，無論是年輕人、中年人或老年人，悼念六四的道德涵意同等重要。也就是說，參與六四集會，首先是普世價值的體現。

身份認同：先本土，後世界，中國居末

另外，「爭取香港民主」亦相當重要。雖然六四集會不是一場爭取普選的民主運動，但從參與者角度看來，集會已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一環。事實上，正如何錦源指出，如果將焦點從大台移到台下，六四集會其實扮演了「公共領域」的角色，讓不同團體討論和推銷政治觀點，百花齊放。反之，作為支聯會五大綱領之一，「建設民主中國」卻並非出席者重要的參與理由──哪怕是在維園。這顯示參與者並非無差別的對待支聯會綱領，他們雖然堅持為逝者討回公道，並藉此轉化為爭取本地民主的道德資源，但並不一定認為出席集會是為了推動中國民主。今年港大民研對於六四事件的調查發現，雖然仍有超過六成香港人認為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但數字卻是歷年來最低，而認為沒有責任的受訪者，則升至近三成。

如果上述數字顯示六四集會已經有「本土化」趨勢，那麼參與者的身份認同就更直接地體現了「本土」。回到表二，不論是維園還是港大的受訪者，都傾向以「香港人」身份參與六四。相反「中國人」身份的重要性則非常低──當然，港大出現負值是意料中事，但維園的數字也不見得有多高。有趣的是，維園和港大的參與者均認為在集會當晚，「世界公民」身份比「中國人」身份重要。換言之，即使在一個關乎中國的政治集會，參與者卻有意識的淡化其「中國人」身份，反而強調本土和普世認同。

更重要的是，參與者的「本土」面貌並非只流於意識，更反映在政治行動上。在今年的樣本中，有96%受訪者曾參與雨傘運動，亦有81%曾參與七一遊行、60%參與反國教科運動，與去年接近。當然，這不是說曾參與社會運動就必定會出席六四集會，但至少說明了六四集會是一場政治動員的演練。當社會缺乏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引發大型抗爭時，這樣的集會起碼能讓抗爭者重新聚集在一起，醞釀一些新的可能。記得2010年六四的「民女事件」，為了抗議中文大學（中大）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擺放新民主女神像，近兩千名參與者在集會結束後，自發從維園護送神像到中大校園。由此可見，六四集會不只是儀式，也是一種連結本土議題的動員機制。

對中國前途及改革沒信心

第四，不論在港大還是維園，參與者均對中國前途普遍感到悲觀。我們特意在今年的調查加入這一組問題，希望了解參與者對中國的看法如何影響了六四集會的意義。從表五可看到，超過一半受訪者對於中國前途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表示「沒有信心」或「幾乎沒有信心」。其中，較為「本土派」的港大參與者，對於中國的前路更為悲觀。另外，我們亦發現，越表示以香港人身份出席集會的參與者，則越傾向認為中國前途暗淡、民主改革難以實現。相反，如果比較看重中國人身份的參與者，則較為樂觀。

某程度上，這個結果不但說明了為何「建設民主中國」已不是參與者來六四晚會的理由，同時印證了自2008年北京奧運以來，民意調查反映的「中國人」認同感一直呈現下降趨勢。我們推測，不少香港人開始揚棄「中國人」的身份，與2008年後中國的負面消息──例如豆腐渣工程、毒奶粉事件、劉曉波案、李旺陽事件，甚至更為切身的銅鑼灣書店事件等──不無關係。這些或遠或近的事件，導致胡溫年代前期曾經一度出現的改革期望，慢慢成了泡影。香港人對於中國民主前路，亦因而越來越感到悲觀，甚至在情感上與中國漸行漸遠。我們也可以從港大民研的定期調查看到這個趨勢：港人對中國前途的信心淨值在1997年回歸後一直徘徊在70%以上的高位，2008年更一度攀升至84%，但之後便急轉直下，跌至近期的26%。當香港人對中國改革的希望幻滅，並發現自己與北京宣揚的「中國夢」原來格格不入，「中國人」身份認同（即使是文化上的）也自然隨之而褪色，取而代之是一種更為鮮明的香港人身份，與本土的命運互相扣連，並衍生出包括前途自決、獨立等更廣闊的政治光譜。無論有沒有本土派的推波助瀾，這是中港政治互動下一個必然的趨勢。

從以上幾點觀察看來，六四集會已經深深植根在香港人的意識中，與本土政治緊扣在一起。不論是「悼念」六四，還是「紀念」六四；是堅持儀式，還是反對儀式，六四集會始終是香港人重要的道德啟蒙，是民主運動、政治參與不可或缺的部分。這些本土意義和價值，難以篡改，也值得珍視。

本土政治共同體的起點

我能夠理解，為何有些本土派要不惜代價，否定任何與「大中華意識」有關連的歷史記憶──這是因為他們相信，必須切斷與中國的感情紐帶，才可以建立有真正民主、立足本土的政治共同體。問題是，即使切斷了，區隔了，下一步該如何建立民主？如果下年六四維園不搞燭光晚會，本土派是否能夠同樣動員十數萬人，幹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本土派的盲點，是看不到自身的論述也有其不切實際的假設，天真地以為倒掉了「大中華意識」，就能推動民主長足前進。

他們或許也看不到，六四事件就是這個本土政治共同體的起點，每年悼念六四所召喚的記憶，正是粘合這個共同體的道德元素，而所謂「大中華意識」即使存在，也只是其折射出來的表象。這種道德價值的體現顯然不是完美的，它不一定會關心世界上所有不公義的事情，不一定關注其他政權對民主的壓迫──但它對於曾經見證的惡行，肯定不會視若無睹，更何況這種惡行正以另一種方式呈現在我們左右，甚至步步進逼。如果本土派的目的是壯大民主運動，那麼與其否定六四集會的意義，不如提出行動論述，轉化它釋放的政治能量。如果為了擯棄「大中華意識」而倒掉了價值，我們難以想像，香港的民主運動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袁瑋熙，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