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本土思潮

趙永佳:香港2008年,無關痛癢還是民心轉捩點?

有朋友對「究竟2008年是否關鍵一年」有疑惑。我希望以更多數據,來說明08年在中港關係上,為何是關鍵的轉折點。


回歸後的國民教育,並沒有為青年人注入抗體,來直面中國發展的複雜性。
趙永佳:回歸後的國民教育,並沒有為青年人注入抗體,來直面中國發展的複雜性。攝:林亦非/端傳媒

早前發表了《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一文,對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的長期趨勢表達了個人看法。我主要的觀點是:

第一,香港人最近的「本土轉向」,其實集中在青年人中間,年紀較大的港人並沒有同樣的顯著趨勢。

第二,港人的中國身份認同,在千禧年代中期其實有上升趨勢,只是在後來「轉勢」反覆下挫,直至近兩年見「歷史低位」。

圖一。
圖一。圖:端傳媒設計部

第三,從長期數據可見(圖一),轉折點在2008年。由2004年開年,29歲或以下青年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拾級而上,由2004年上半年的28.5%,慢慢升至2008年4月的41.5%。然而,在2008年10月份的調查開始,就不斷創新低,直至2012年10月跌破10%,在2013年初短期反彈之後,2015年再回頭返回10%左右。

必須說明,「2008年轉折點」之說並非我獨創,其他研究者(如中文大學新傳學院的研究團隊)也有類似的觀察。但文章發表後,還是有朋友對「究竟2008年是否關鍵一年」有疑惑。因為和之前2003年的SARS,以及後來2009年的「反高鐵」運動、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的「佔中」運動相比,2008年是相對風平浪靜的一年,甚至可說是無關痛癢。因此在這裏我希望以更多的數據,來說明2008年在中港關係上,為何是關鍵的轉折點。

「08年轉折點」非單一調查誤差

首先,我們應該要排除,結果是否由單一調查的可能誤差造成?除了中大亞太研究所的調查之外,最少還有兩個研究單位進行類似研究。其中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方法和我們一樣,都是一年兩次,每次大約1000名成年受訪者。我們在4月、10月進行,他們則是6月、12月調查,對象都是18歲以上成年能操廣東話人士。(註一)

港大調查的回應選項比中大的複雜,除「香港人」或「中國人」之外,還有「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兩項。然後「香港人」和「中國香港人」、「中國人」和「香港中國人」等選項又會分別合併為「廣義香港人」及「廣義中國人」來進行分析。

圖二。
圖二。圖:端傳媒設計部

圖二所見,調查結果中,廣義中國人在回歸初期大起大落,2001年後穩步上升,2002年開始又見在30%至40%中間上落。但到了2008年6月的高位之後,就掉頭向下。中年或以上人士的中國認同一向都比年輕人為高,但在2008年之後,雖然不同年齡都有下跌趨勢,但相距卻越見擴大。青年人認為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百分比,由2008年6月的41.2%,低見2013年12月的11.8%,其後也在10%至20%中間徘徊。

由此可見,2008年是關鍵一年,並非單一調查方法或某種問題的提問方式造成。

這種長期追蹤式調查,雖然比一些單次調查來得粗糙,但勝在能讓我們掌握長期趨勢。建制人士曾批評此類「認同」調查「不科學」和「無事生非」,但也幸好有這些調查,我們才有機會分析究竟香港人心為何「轉向」。

誠然,調查數據會有短期波動,如中大系列中,中國身份在2006年兩次調查中曾有短期下挫,而在2008年上半年後,經過兩次調查下跌之後,也曾在2009年10月反彈。不過,2004年至2008年的上升,和2008年後的「裂口」下跌趨勢,也是相當明顯。

除了身份認同調查,其實我們還有其他長期調查系列,可以「旁證」2008年是「轉折點」。其中一個是香港電台電視部《鏗鏘集》委託中大亞太研究所進行的「市民對回歸後香港現狀及前景評價」調查。調查由2001年開始已進行15次,每年的5至6月進行(除了2008年在7月進行),每次成功訪問約1000人。

手頭上並沒有按年齡分類的結果,但我們可以用其中一條問題(「對回歸以來北京中央政府有否落實一國兩制」),來量度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一般觀感。

圖三。
圖三。圖:端傳媒設計部

圖三可清楚見到,由2004年的39%開始,回答「有」落實的比例上升至2007年的50.3%,在2008年回落至46.5%,但在2009年以後就開始大跌。要注意2008年調查於7月初進行,正好在中大兩次身份認同調查(4月與10月)中間。因此,如果中國認同在年中掉頭向下的話,2008年在港台調查中並非高位,可能與此有關。

港台調查中另一條問題問及「對回歸以來北京中央政府的印象」,也很有意思。此問題在回歸10週年加進調查,第一次(2007年)的結果是58.2%受訪者認為對中央政府印象「好了」(圖三),而只有4.3%覺得「差了」。2008年的數據更「亮麗」,有更多港人(66.2%)對中央政府感覺良好,只有極少數(4.6%)感覺不好。但之後就轉勢向下,到2015年(回歸18週年),只有20.9%說「好了」,但卻有36.2%說「差了」。由此可見,港人對中央政府的觀感,似亦在2008年後,也有大幅轉變。

最後一個可以讓我們觀察到港人對中央政府印象的,是亞太所另一項長期「香港政府民望調查」。調查由1997年9月開始,每月一次訪問約七百多名成年人士。調查中有一條問題,問及市民是否「滿意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也可算是量度中港關係的一項指標。

圖四。
圖四。圖:端傳媒設計部

圖四可見,回答滿意的比例,一向也是年輕人較低,但在2008年5月也是達到最高點的52.8%,和中年或以上人士的54.2%相去不遠。當然每月一次的調查,樣本數也較少,短期波動可能較大。要知道2008年5月調查適逢「512」汶川大地震之後,可能會推高港人對中央觀感,但2008年是走勢向下的一年,也似乎是無可置疑。

本文所引用的民調數據,調查方法大同小異,以固網電話隨機抽樣進行,當然都有相同方法學上問題。但我認為,這類研究,能堅持長期進行,都有其參考價值。本文的角度是,從數據出發,再比較不同數據系列和來源,來論證2008年的關鍵意義,並作初步解釋。

港人並非「天然獨」

回顧過去十多年間港人認同感的起落,有一點很清楚,港人並非是「天然獨」,完全不是「必然」地抗拒中國。港人的身份認同,尤其是年輕人,會有相當的波動,並受當時重大事件、中央對港政策,甚至媒體所影響。

香港人雖然大多是炎黃子孫,與內地華人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但因為在殖民時期與內地區隔,而且社會政治制度,以至文化習俗都出現相當差異。因此港人有點本土意識,毫不出奇。在2004至08年間,港人在多重有利因素之下,加強了對中國的認同,只不過是在2008年後,環境因素逆轉,再在社會運動推波助瀾之下,香港年輕人遂出現本土的轉向。

確認2008年是重要轉捩點一年,其實非常重要,就像偵探查案一樣,案發時間,往往關鍵的證據。首先,如果2008年是人心逆轉的時刻,有些一向認為是重要的「可疑人物」,就有可能洗脫嫌疑。這裏我想到三個例子:

錯怪了的本土轉向因素

首先是新高中學制和通識。新學制在2009年開始推行,當年才有首屆中四學生修讀。而且中大和港大認同調查的對象都是18歲以上的成年人,受訪時都應已完成中學教育,除極少數(每年不出數千人)可能在預科念過高級補充程度(AS-Level) 通識科外,都未曾修讀該科目。通識科「教壞」青年人,令他們背離中國,明顯不是事實。

第二,互聯網或網上新媒體的影響,在今天可能是為本土意識推波助瀾的重要背景,但我們不要忘記,2008年不但沒有網媒,連臉書都還未在港流行。大部分青年人的中國訊息,當時還是主要從主流媒體,尤其是相對保守、中庸的電子媒體如電視取得。因此香港的「本土轉向」,並不能算到互聯網或社交網絡的帳上。

第三就是自由行、水貨客橫行的問題,在2008年都還未成為社會焦點。擴大自由行(一簽多行)也只是2009年才實行,因此說自由行是本土意識的觸媒,雖然在現在看來理所當然,也肯定對後來本土思潮有推波助瀾作用,但當時也未必是重要因素。

身份認同的波動,不可能是單一因素造成,但近年的「本土轉向」卻必然事出有因。例如,互聯網對當代青年的思想,有莫大影響,不過,將青年轉向本土歸因互聯網,卻無疑把傳訊息的人誤認為訊息的來源。互聯網可以將訊息放大、熱炒,但能被炒熱的訊息,卻必然和當時社會上的脈搏有共鳴。「別有用心」之人可能通過互聯網來影響一小撮人,來散布一些極端思想,但能令社會上一大部分人改變想法,卻不會是把一段視頻、一篇文章放到社交網站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型社運將本土推上高峰

自由行和水貨客雖然不是人心轉向的觸媒,卻肯定是推波助瀾的重要動力。然而,個人覺得把香港這股本土風暴推上現在這個高峰點的,還要是2008年後的幾次大型社會運動。一方面,本土意識的興起,令一些中港矛盾變成這些社會動員的主調。另一方面,這些社會運動中大型、持續的動員,也放大、加強、鞏固了本土意識在年輕人當中的傳播力量。

首先是2009年底的反高鐵運動。在是次運動中,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高鐵被很多參與者看成是陸港融合所帶來的高昂代價的象徵,因為要深化內地和香港的社會、經濟融合,才需要花這麼多錢來興建這條鐵路;

第二,在動員過程中,「80後」成為了參與者建構的身份, 把年輕人推到了抗爭的中心。要知道回歸後,在此之前的社會運動,雖然年輕人從來都沒有缺席,但卻不是組織的核心。但這一大批二三十歲的「80後」年輕人,卻吹響了回歸後公民社會向社會、政治以至一國兩制的矛盾反擊的號角。自此之後,年輕人更取代了以往泛民、支聯會的人事脈絡,成為了後來抗爭的主力;

第三,到了高鐵爭議的後期,在立法會內外的拉鋸,和功能組別議員的表現,更令一次本來是公共建設的政策爭議,變成對議會選舉,甚至對政制的控訴。

反國教、佔中將本土與青年扣連

2012年的反國教科運動,當然也象徵了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抗拒。但如果沒有政府粗糙的方法來推動國民教育的話,相信也未必會出現這比反高鐵更大型的運動。更重要的是,這場風波造就了學民思潮以及多位青年領袖。自此,本土和青年就似乎變成一體兩面的存在。

後來的「佔中」當然有全民抗爭的味道,「雙學」(學民和學聯)取代了「佔中三子」的領導地位,卻是最有象徵意義的。而人大「8.31」決議對政制改革的「落閘」,也令佔中發展成一場青年對抗中央「干預」和「封殺」香港政制發展的運動。近兩個月的抗爭,令「本土」香港成為青年在抗爭運動的主要想像,當然香港政府,以及警方,也被描繪成中央統治香港的工具,變成了青年抗爭者的對立面。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社會運動是因也是果。反高鐵運動在2009年底爆發,但在之前,香港年輕人的身份認同已經有轉向趨勢,因此單指社會運動改變港人心態,也似乎無視了年輕人社會心態轉變的深層次因素。

我無意否定任何解釋,但在這裏希望提出一個比較少人談及的假設:

毋庸置疑,香港從回歸以後,大力在學校推動各種形式的國民教育,也在社會上不斷宣傳愛國意識。因此,在港人心目中,「中國」的分量比殖民時代重了很多。在回歸後首個10年,可以見到港人,「甚至」是年輕人,中國認同都比殖民時代有所加強。

青年愈關注中國,愈感受騙

一個例子是對解放軍的觀感。有一項大型跨國比較調查,曾問及本港中二學生對解放軍是否信任。在1999年有23.3%回應「有時」,8.4%是「時常」。到了2009年,同系列調查發現相同回應分別上升至37%和11.8%。換算成由1(最低)至4(最高)分的話,則由2.06,上升至2.81。正因為回歸後國民教育的力度很猛,也頗有成效,令年輕一代普遍對中國的印象不錯,更重要的是和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上一代比較,他們更關心、留意有關中國的訊息。

不過,歷史往往是「辯證」地前進,社會在這段時間,卻很可惜地只是片面地宣傳中國光明進步的一面,而沒有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可以知道、理解、接受中國其他面向的分析框架。就正如性問題一樣,「成年人」對一些禁忌越避而不談,年輕人越好奇。而當我們不能控制、封鎖資訊的時候,他們就更加會主動搜尋(如色情網站)。

在中國問題上,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國民教育當中,只有光明的中國,而沒有陰暗面,當他們接觸到「另一面」的中國時,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除了感到受騙之外,還會覺得混亂,而不知如何解讀在他們面前充滿矛盾的訊息。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殖民時代成長的港人,反而會有較為穩定的中國認同感,因為我們大都有一個以往「落後」中國的印象,來和現在比較。

如果結合中大亞太所的每月「香港政府民望調查」結果,與當年和內地香港關係有關的重大事件(圖五) ,我們可以嘗試再現當年的情況,理解為何2008年是重要的轉折點。

圖五。
圖五。圖:端傳媒設計部

08年汶川地震的影響

踏入2008年,滿意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百分比節節上升,到了汶川地震後,港人無論老少,罕有地意見一致,都有過半滿意中央政策。在當年5月19至21日,震災爆發後不久,亞太所進行了一次市民對震災態度調查,其中有幾項結果頗有意思。

首先,大地震把港人注意力聚焦到內地,絕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幾關注」(34.6%)及「非常關注」(64.6%)該次四川大地震的消息,84.6%更表示已經捐款。其次,85.1%受訪者滿意中央政府處理地震救災方面的表現,更有高達88.7% 的受訪者滿意解放軍在救災上的表現。更重要的是,調查同時顯示,有72.3%的受訪者表示信任中央政府,遠較表示不信任的受訪者(2.2%)為高。此外,絕大多數受訪者(88.9%)承認該次四川大地震增加了他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

但到了6月民望調查時,有關震災中傷亡原因和救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又令年輕人和其他年齡層分道揚鑣,由52.8%急跌至35.7%,反而較年長人士仍然高企在53.3%。

在中國效應影響下,就算當年的「六四」晚會,參加人數也達回歸後高峰。到了9月(24至26日),可能受當時奧運和「神七」效應影響,年輕人對中央觀感又來個「小陽春」反彈至37.3%,而那時其實全球金融海嘯已經爆發。「毒奶粉」事件雖然在9月中首次為港人所知,但要到了9月底10月初,大量奶類食品(尤其是幾樣名牌零食)被驗出含三聚氰胺,才廣泛為港人關注。更矛盾的可能是中國在奧運首次奪得最多金牌,和神舟七號升空之後,立刻又爆出了毒奶粉事件。當時就有評論指出,「體育大國」和「航天大國」卻不能令下一代健康成長,是如何的諷刺。

唱好無助青年直面複雜中國

對年輕人來說,2008年的中國是充滿矛盾的一年。一條能證明當年的青年人是如何關注中國,又如何被矛盾轟炸的資料,是學友社舉辦的「中學生眼中的2008年十大新聞」結果。超過八萬名學生投票,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以同樣75%的得票率並列頭兩位,奧巴馬當選第三(60%),金融海嘯只是第四(59%)。奧運中飛人劉翔因傷退出也拿了第五(53%),神七成功載人升空(51%)也只是僅以1%得票之差排第七,在陳冠希裸照事件之後。主辦單位也指出,當年連同「陳水扁貪腐案」,共有五則兩岸新聞,較往年為多。「這反映學生開始關注兩岸時事,可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有所提升,願意更了解國家現況。」

因此,弔詭的地方就是正因為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全方位大幅報導內地和兩岸新聞,而青年人又願意接收相關訊息,因此在香港資訊自由流通情況下,他們不可能只知道中國好的一面,而必然會接觸到中國作為發展中社會的種種不足。正因我們沒有「準備」讓青年人去理解中國的種種不足,當他們接觸到內地的陰暗面,取得一個負面印象,再加上互聯網的興起,和幾次社會運動的詮釋,中國在一些青年人心目中,甚至就變成了「邪惡帝國」。

歸根究柢,其中一個主因,可能正正就是我們回歸後的國民教育,並沒有為青年人注入抗體,來直面中國發展的複雜性。再加上年輕人渴望見到現實與價值觀一致,而不善於妥協,當面對充滿矛盾而複雜的中國時,他們便未必能理解、接受。

實證證明,2008年並非無關痛癢,反而是關鍵一年。最後,我希望重申,肯定了2008年的轉折位置,我們才可以進行有意義的解釋性分析,也可讓我們初步驗證了一些流行的說法。進行這些長期研究,除了一年、一季或一月的轉變之外,也能讓研究者釐清長期趨勢,或結構式的矛盾。上面我提出的也只是一些假說,也有待大家驗證,批評和補充。

歷史的諷刺是,在2007年或2008年,相信香港沒有人可以預視本土思潮其後的發展。民意調查者的研究和提問,絕對不是「尋釁滋事」,無中生有,反而是希望提供多一些從證據出發的資訊,讓公眾更能明白社會的發展,也讓從政者有機會能更好掌握時代、民意的脈搏,來為香港籌謀。

(趙永佳,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註一: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自1996年每兩年進行一次香港人的身份與國家認同調查,但手上並沒有按年齡分析的數據可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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