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發表了《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一文，對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的長期趨勢表達了個人看法。我主要的觀點是：
第一，香港人最近的「本土轉向」，其實集中在青年人中間，年紀較大的港人並沒有同樣的顯著趨勢。
第二，港人的中國身份認同，在千禧年代中期其實有上升趨勢，只是在後來「轉勢」反覆下挫，直至近兩年見「歷史低位」。
第三，從長期數據可見（圖一），轉折點在2008年。由2004年開年，29歲或以下青年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拾級而上，由2004年上半年的28.5%，慢慢升至2008年4月的41.5%。然而，在2008年10月份的調查開始，就不斷創新低，直至2012年10月跌破10%，在2013年初短期反彈之後，2015年再回頭返回10%左右。
必須說明，「2008年轉折點」之說並非我獨創，其他研究者（如中文大學新傳學院的研究團隊）也有類似的觀察。但文章發表後，還是有朋友對「究竟2008年是否關鍵一年」有疑惑。因為和之前2003年的SARS，以及後來2009年的「反高鐵」運動、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的「佔中」運動相比，2008年是相對風平浪靜的一年，甚至可說是無關痛癢。因此在這裏我希望以更多的數據，來說明2008年在中港關係上，為何是關鍵的轉折點。
「08年轉折點」非單一調查誤差
首先，我們應該要排除，結果是否由單一調查的可能誤差造成？除了中大亞太研究所的調查之外，最少還有兩個研究單位進行類似研究。其中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方法和我們一樣，都是一年兩次，每次大約1000名成年受訪者。我們在4月、10月進行，他們則是6月、12月調查，對象都是18歲以上成年能操廣東話人士。（註一）
港大調查的回應選項比中大的複雜，除「香港人」或「中國人」之外，還有「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兩項。然後「香港人」和「中國香港人」、「中國人」和「香港中國人」等選項又會分別合併為「廣義香港人」及「廣義中國人」來進行分析。
如圖二所見，調查結果中，廣義中國人在回歸初期大起大落，2001年後穩步上升，2002年開始又見在30%至40%中間上落。但到了2008年6月的高位之後，就掉頭向下。中年或以上人士的中國認同一向都比年輕人為高，但在2008年之後，雖然不同年齡都有下跌趨勢，但相距卻越見擴大。青年人認為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百分比，由2008年6月的41.2%，低見2013年12月的11.8%，其後也在10%至20%中間徘徊。
由此可見，2008年是關鍵一年，並非單一調查方法或某種問題的提問方式造成。
這種長期追蹤式調查，雖然比一些單次調查來得粗糙，但勝在能讓我們掌握長期趨勢。建制人士曾批評此類「認同」調查「不科學」和「無事生非」，但也幸好有這些調查，我們才有機會分析究竟香港人心為何「轉向」。
誠然，調查數據會有短期波動，如中大系列中，中國身份在2006年兩次調查中曾有短期下挫，而在2008年上半年後，經過兩次調查下跌之後，也曾在2009年10月反彈。不過，2004年至2008年的上升，和2008年後的「裂口」下跌趨勢，也是相當明顯。
除了身份認同調查，其實我們還有其他長期調查系列，可以「旁證」2008年是「轉折點」。其中一個是香港電台電視部《鏗鏘集》委託中大亞太研究所進行的「市民對回歸後香港現狀及前景評價」調查。調查由2001年開始已進行15次，每年的5至6月進行（除了2008年在7月進行），每次成功訪問約1000人。
手頭上並沒有按年齡分類的結果，但我們可以用其中一條問題（「對回歸以來北京中央政府有否落實一國兩制」），來量度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一般觀感。
從圖三可清楚見到，由2004年的39%開始，回答「有」落實的比例上升至2007年的50.3%，在2008年回落至46.5%，但在2009年以後就開始大跌。要注意2008年調查於7月初進行，正好在中大兩次身份認同調查（4月與10月）中間。因此，如果中國認同在年中掉頭向下的話，2008年在港台調查中並非高位，可能與此有關。
港台調查中另一條問題問及「對回歸以來北京中央政府的印象」，也很有意思。此問題在回歸10週年加進調查，第一次（2007年）的結果是58.2%受訪者認為對中央政府印象「好了」（圖三），而只有4.3%覺得「差了」。2008年的數據更「亮麗」，有更多港人（66.2%）對中央政府感覺良好，只有極少數（4.6%）感覺不好。但之後就轉勢向下，到2015年（回歸18週年），只有20.9%說「好了」，但卻有36.2%說「差了」。由此可見，港人對中央政府的觀感，似亦在2008年後，也有大幅轉變。
最後一個可以讓我們觀察到港人對中央政府印象的，是亞太所另一項長期「香港政府民望調查」。調查由1997年9月開始，每月一次訪問約七百多名成年人士。調查中有一條問題，問及市民是否「滿意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也可算是量度中港關係的一項指標。
從圖四可見，回答滿意的比例，一向也是年輕人較低，但在2008年5月也是達到最高點的52.8%，和中年或以上人士的54.2%相去不遠。當然每月一次的調查，樣本數也較少，短期波動可能較大。要知道2008年5月調查適逢「512」汶川大地震之後，可能會推高港人對中央觀感，但2008年是走勢向下的一年，也似乎是無可置疑。
本文所引用的民調數據，調查方法大同小異，以固網電話隨機抽樣進行，當然都有相同方法學上問題。但我認為，這類研究，能堅持長期進行，都有其參考價值。本文的角度是，從數據出發，再比較不同數據系列和來源，來論證2008年的關鍵意義，並作初步解釋。
港人並非「天然獨」
回顧過去十多年間港人認同感的起落，有一點很清楚，港人並非是「天然獨」，完全不是「必然」地抗拒中國。港人的身份認同，尤其是年輕人，會有相當的波動，並受當時重大事件、中央對港政策，甚至媒體所影響。
香港人雖然大多是炎黃子孫，與內地華人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但因為在殖民時期與內地區隔，而且社會政治制度，以至文化習俗都出現相當差異。因此港人有點本土意識，毫不出奇。在2004至08年間，港人在多重有利因素之下，加強了對中國的認同，只不過是在2008年後，環境因素逆轉，再在社會運動推波助瀾之下，香港年輕人遂出現本土的轉向。
確認2008年是重要轉捩點一年，其實非常重要，就像偵探查案一樣，案發時間，往往關鍵的證據。首先，如果2008年是人心逆轉的時刻，有些一向認為是重要的「可疑人物」，就有可能洗脫嫌疑。這裏我想到三個例子：
錯怪了的本土轉向因素
首先是新高中學制和通識。新學制在2009年開始推行，當年才有首屆中四學生修讀。而且中大和港大認同調查的對象都是18歲以上的成年人，受訪時都應已完成中學教育，除極少數（每年不出數千人）可能在預科念過高級補充程度（AS-Level） 通識科外，都未曾修讀該科目。通識科「教壞」青年人，令他們背離中國，明顯不是事實。
第二，互聯網或網上新媒體的影響，在今天可能是為本土意識推波助瀾的重要背景，但我們不要忘記，2008年不但沒有網媒，連臉書都還未在港流行。大部分青年人的中國訊息，當時還是主要從主流媒體，尤其是相對保守、中庸的電子媒體如電視取得。因此香港的「本土轉向」，並不能算到互聯網或社交網絡的帳上。
第三就是自由行、水貨客橫行的問題，在2008年都還未成為社會焦點。擴大自由行（一簽多行）也只是2009年才實行，因此說自由行是本土意識的觸媒，雖然在現在看來理所當然，也肯定對後來本土思潮有推波助瀾作用，但當時也未必是重要因素。
身份認同的波動，不可能是單一因素造成，但近年的「本土轉向」卻必然事出有因。例如，互聯網對當代青年的思想，有莫大影響，不過，將青年轉向本土歸因互聯網，卻無疑把傳訊息的人誤認為訊息的來源。互聯網可以將訊息放大、熱炒，但能被炒熱的訊息，卻必然和當時社會上的脈搏有共鳴。「別有用心」之人可能通過互聯網來影響一小撮人，來散布一些極端思想，但能令社會上一大部分人改變想法，卻不會是把一段視頻、一篇文章放到社交網站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型社運將本土推上高峰
自由行和水貨客雖然不是人心轉向的觸媒，卻肯定是推波助瀾的重要動力。然而，個人覺得把香港這股本土風暴推上現在這個高峰點的，還要是2008年後的幾次大型社會運動。一方面，本土意識的興起，令一些中港矛盾變成這些社會動員的主調。另一方面，這些社會運動中大型、持續的動員，也放大、加強、鞏固了本土意識在年輕人當中的傳播力量。
首先是2009年底的反高鐵運動。在是次運動中，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高鐵被很多參與者看成是陸港融合所帶來的高昂代價的象徵，因為要深化內地和香港的社會、經濟融合，才需要花這麼多錢來興建這條鐵路；
第二，在動員過程中，「80後」成為了參與者建構的身份， 把年輕人推到了抗爭的中心。要知道回歸後，在此之前的社會運動，雖然年輕人從來都沒有缺席，但卻不是組織的核心。但這一大批二三十歲的「80後」年輕人，卻吹響了回歸後公民社會向社會、政治以至一國兩制的矛盾反擊的號角。自此之後，年輕人更取代了以往泛民、支聯會的人事脈絡，成為了後來抗爭的主力；
第三，到了高鐵爭議的後期，在立法會內外的拉鋸，和功能組別議員的表現，更令一次本來是公共建設的政策爭議，變成對議會選舉，甚至對政制的控訴。
反國教、佔中將本土與青年扣連
2012年的反國教科運動，當然也象徵了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抗拒。但如果沒有政府粗糙的方法來推動國民教育的話，相信也未必會出現這比反高鐵更大型的運動。更重要的是，這場風波造就了學民思潮以及多位青年領袖。自此，本土和青年就似乎變成一體兩面的存在。
後來的「佔中」當然有全民抗爭的味道，「雙學」（學民和學聯）取代了「佔中三子」的領導地位，卻是最有象徵意義的。而人大「8．31」決議對政制改革的「落閘」，也令佔中發展成一場青年對抗中央「干預」和「封殺」香港政制發展的運動。近兩個月的抗爭，令「本土」香港成為青年在抗爭運動的主要想像，當然香港政府，以及警方，也被描繪成中央統治香港的工具，變成了青年抗爭者的對立面。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社會運動是因也是果。反高鐵運動在2009年底爆發，但在之前，香港年輕人的身份認同已經有轉向趨勢，因此單指社會運動改變港人心態，也似乎無視了年輕人社會心態轉變的深層次因素。
我無意否定任何解釋，但在這裏希望提出一個比較少人談及的假設：
毋庸置疑，香港從回歸以後，大力在學校推動各種形式的國民教育，也在社會上不斷宣傳愛國意識。因此，在港人心目中，「中國」的分量比殖民時代重了很多。在回歸後首個10年，可以見到港人，「甚至」是年輕人，中國認同都比殖民時代有所加強。
青年愈關注中國，愈感受騙
一個例子是對解放軍的觀感。有一項大型跨國比較調查，曾問及本港中二學生對解放軍是否信任。在1999年有23.3%回應「有時」，8.4%是「時常」。到了2009年，同系列調查發現相同回應分別上升至37%和11.8%。換算成由1（最低）至4（最高）分的話，則由2.06，上升至2.81。正因為回歸後國民教育的力度很猛，也頗有成效，令年輕一代普遍對中國的印象不錯，更重要的是和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上一代比較，他們更關心、留意有關中國的訊息。
不過，歷史往往是「辯證」地前進，社會在這段時間，卻很可惜地只是片面地宣傳中國光明進步的一面，而沒有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可以知道、理解、接受中國其他面向的分析框架。就正如性問題一樣，「成年人」對一些禁忌越避而不談，年輕人越好奇。而當我們不能控制、封鎖資訊的時候，他們就更加會主動搜尋（如色情網站）。
在中國問題上，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國民教育當中，只有光明的中國，而沒有陰暗面，當他們接觸到「另一面」的中國時，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除了感到受騙之外，還會覺得混亂，而不知如何解讀在他們面前充滿矛盾的訊息。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殖民時代成長的港人，反而會有較為穩定的中國認同感，因為我們大都有一個以往「落後」中國的印象，來和現在比較。
如果結合中大亞太所的每月「香港政府民望調查」結果，與當年和內地香港關係有關的重大事件（圖五） ，我們可以嘗試再現當年的情況，理解為何2008年是重要的轉折點。
08年汶川地震的影響
踏入2008年，滿意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百分比節節上升，到了汶川地震後，港人無論老少，罕有地意見一致，都有過半滿意中央政策。在當年5月19至21日，震災爆發後不久，亞太所進行了一次市民對震災態度調查，其中有幾項結果頗有意思。
首先，大地震把港人注意力聚焦到內地，絕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幾關注」（34.6%）及「非常關注」（64.6%）該次四川大地震的消息，84.6%更表示已經捐款。其次，85.1%受訪者滿意中央政府處理地震救災方面的表現，更有高達88.7% 的受訪者滿意解放軍在救災上的表現。更重要的是，調查同時顯示，有72.3%的受訪者表示信任中央政府，遠較表示不信任的受訪者（2.2%）為高。此外，絕大多數受訪者（88.9%）承認該次四川大地震增加了他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
但到了6月民望調查時，有關震災中傷亡原因和救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又令年輕人和其他年齡層分道揚鑣，由52.8%急跌至35.7%，反而較年長人士仍然高企在53.3%。
在中國效應影響下，就算當年的「六四」晚會，參加人數也達回歸後高峰。到了9月（24至26日），可能受當時奧運和「神七」效應影響，年輕人對中央觀感又來個「小陽春」反彈至37.3%，而那時其實全球金融海嘯已經爆發。「毒奶粉」事件雖然在9月中首次為港人所知，但要到了9月底10月初，大量奶類食品（尤其是幾樣名牌零食）被驗出含三聚氰胺，才廣泛為港人關注。更矛盾的可能是中國在奧運首次奪得最多金牌，和神舟七號升空之後，立刻又爆出了毒奶粉事件。當時就有評論指出，「體育大國」和「航天大國」卻不能令下一代健康成長，是如何的諷刺。
唱好無助青年直面複雜中國
對年輕人來說，2008年的中國是充滿矛盾的一年。一條能證明當年的青年人是如何關注中國，又如何被矛盾轟炸的資料，是學友社舉辦的「中學生眼中的2008年十大新聞」結果。超過八萬名學生投票，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以同樣75%的得票率並列頭兩位，奧巴馬當選第三（60%），金融海嘯只是第四（59%）。奧運中飛人劉翔因傷退出也拿了第五（53%），神七成功載人升空（51%）也只是僅以1%得票之差排第七，在陳冠希裸照事件之後。主辦單位也指出，當年連同「陳水扁貪腐案」，共有五則兩岸新聞，較往年為多。「這反映學生開始關注兩岸時事，可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有所提升，願意更了解國家現況。」
因此，弔詭的地方就是正因為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全方位大幅報導內地和兩岸新聞，而青年人又願意接收相關訊息，因此在香港資訊自由流通情況下，他們不可能只知道中國好的一面，而必然會接觸到中國作為發展中社會的種種不足。正因我們沒有「準備」讓青年人去理解中國的種種不足，當他們接觸到內地的陰暗面，取得一個負面印象，再加上互聯網的興起，和幾次社會運動的詮釋，中國在一些青年人心目中，甚至就變成了「邪惡帝國」。
歸根究柢，其中一個主因，可能正正就是我們回歸後的國民教育，並沒有為青年人注入抗體，來直面中國發展的複雜性。再加上年輕人渴望見到現實與價值觀一致，而不善於妥協，當面對充滿矛盾而複雜的中國時，他們便未必能理解、接受。
實證證明，2008年並非無關痛癢，反而是關鍵一年。最後，我希望重申，肯定了2008年的轉折位置，我們才可以進行有意義的解釋性分析，也可讓我們初步驗證了一些流行的說法。進行這些長期研究，除了一年、一季或一月的轉變之外，也能讓研究者釐清長期趨勢，或結構式的矛盾。上面我提出的也只是一些假說，也有待大家驗證，批評和補充。
歷史的諷刺是，在2007年或2008年，相信香港沒有人可以預視本土思潮其後的發展。民意調查者的研究和提問，絕對不是「尋釁滋事」，無中生有，反而是希望提供多一些從證據出發的資訊，讓公眾更能明白社會的發展，也讓從政者有機會能更好掌握時代、民意的脈搏，來為香港籌謀。
（趙永佳，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註一：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自1996年每兩年進行一次香港人的身份與國家認同調查，但手上並沒有按年齡分析的數據可供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