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周永康、楊政賢：放下成見展開對話──香港民主運動的重整與出路

2017年7月1日，習近平將可能首次以中國國家主席的身份到訪香港，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20年前，立法會「直通車」被北京阻止，民主派立法局議員全盤下馬，無法直接成為特區的立法會議員，李柱銘為首的民主領袖在6月30日佔據舊立法會大樓陽台外以示抗議；20年過去，面對「一國兩制」的困局，自決及獨立等倡議相繼進入議會，北京強硬回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的權力」，非建制派陣營又可以如何應對？如果不能再被動回應，非建制派又可以如何主動出擊？

路，應如何走下去？

目前，非建制派似乎還未有一個明確的共識，清晰告訴同行者：路，應該如何走下去？而對中國曖昧不明的態度，一邊高喊結束一黨專政，一邊期望中央自我約束，似乎也並非一種有意識的策略，反而只是權宜之計，避而不談重要的議題：民主運動的目標、中國民主化的方向、一國兩制的轉型、自決自強的分工等。

全球形勢風高浪急，由英國脫歐到美國特朗普（川普）當選，各地民粹主義抬頭，到近日美國政府宣布退出《巴黎條約》，中國進一步進佔世界霸權，配合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等策略去重塑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北京對一國兩制的解讀也愈來愈偏向一國壓倒兩制。香港在中國的諸多棋局下，確實只是其中一手棋。

觀乎至此，非建制陣營進行內部重整、對話、釐清策略目標、自決自強的方向，對外在各個層面連結東南亞及全球盟友，提出反制方針，就似乎更刻不容緩。兩個月前，民主黨的胡志偉及公民黨的楊岳橋一度提出「和解論」，惹來爭議；若然曾俊華的選舉確實折射出不少中產人心疲累、渴望求變的狀況，而和解是方向，那麼我們要問的是：和解的原則和共識應該如何達成？非建制派內部陣營不和解、不對話，又如何可能各自領軍而達成民主社會的願景？

恰恰是早一陣子，本土派的年輕領袖梁天琦提出反對派陣營應該先進行內部商討，亦坦言希望可與不同黨派對話，潛台詞就是合作是必須的。但是，合作指涉的是什麼？對話及商討又是為了什麼？筆者認為，對話就是重視思維上的協調：理解雙方在做什麼，各有什麼不同的策略，但最終彼此撇開陰謀論而明白各方的策略、目標；而商討，就是為了令各陣營在思維和策略上都能協調，慢慢理解，求同存異，和而不同，進而達至分進合擊的效果。

非建制陣營需要共同思索一個問題：民主運動，如何重新啟動？

回憶過去以開展未來，肯定成就，避免錯誤，克服弱點，當屬必要。然而過往一段時間，我們的反思大多聚焦在雨傘運動，而較少討論之前長達兩年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儘管「佔中」有路線之爭，也被批判在實踐上不夠民主，但其願景及方法卻發揮了黏合非建制派（縱使非建制派對如何佔領、何時佔領有不同意見，但非建制派的討論都圍繞着佔中運動推進的，並各自結盟，在同一運動內推進；而集體公開辯論，在香港更是可貴的嘗試）、促進社會內聚溝通及提出共同政治目標的功效，為其後的雨傘運動累積龐大的政治能量。以上三個特徵，恰恰是現在民主運動最需要的東西。

對話與重整

眼見雨傘運動後的發展，我們更見內部對話的需要。佔領後，梁振英率先煽動港獨情緒進行權鬥，一眾左派媒體、中聯辦及京官操弄港獨議題，不亦樂乎。非建制派表面上重組成泛民、自決派、本土派三個政治陣營，但三者卻未有成熟的策略協調，或在分進合擊的原則下，共同推進民主運動。結果，各陣營被「分而治之」，先後被政權以操弄法律或民意棒殺。去年立法會伊始，「青年新政」就先被政府用權術打散，加上內鬥不斷，本土派隨即分崩離析；伴隨本土派的殞落，是自決派在特首選舉及 DQ 案（取消議員資格）中負隅頑抗，堅持白票抗議但被圍攻成開民主倒車；當自決派及本土派被打散，唇齒相依的泛民前景亦令人相當憂心，只怕會被慢慢陰乾，上一刻發還回鄉證，下一剎對着人大釋法或欽點特首卻難以反擊。

各個陣營亦都面臨着政權頻頻拘捕控告反抗者，借司法機關之手入罪。旺角魚蛋事件中，已有參與者被裁定有罪、入獄三年，不少人亦陸續需要上庭應訊，未來更會廣及本土派的領袖黃台仰及梁天琦；而光譜另一側的自決派及泛民領袖亦面臨同樣的風險，事隔兩年後被政府檢控其參與雨傘運動，新晉議員亦可能被 DQ。

假若缺乏道德力量統合各方，為受難者提供支援，各人獨力承受檢控和苦難，即象徵反對陣營潰不成軍，嚴重打擊民主運動。只有非建制陣營願意合力承擔起所有參與者的壓力，由檢控前期、期間，以至服刑及出獄後，提供物質及精神上的援助，民主運動才能提起道德力量，以兼容並包的風氣，繼續走下去。承擔起政治犯的前路，是非建制陣營內部各方展開內部對話的一個契機，開展民主陣營重組、重新磋商共同政治目標及策略的一種嘗試。

共同政治目標

而在政治陣營的互信有待重建鞏固的當下，長達兩年的佔中運動，其實更值得回望檢視，肯定其對整合各方的嘗試，並從中發掘思考及操作資源，滋養民主運動。佔中的首要特色，是其政治理念催生的目標及議程，囊括了當時公民社會不少團體。和平佔中信念書的宣言是：「為要喚起公民的反思和參與，我們必須進行對話、商議、公民授權和不合作運動等。我們會像傳道者般，積極與不同群體進行對話，把民主普選、公平公義這些普世價值傳揚給香港人，並希望他們願意為了在香港的制度和社會落實這些價值而付出代價。」

在組織零散化、去中心化的政治浪潮中，一個清晰的政治目標變得尤其重要。佔中「不合作運動」、「商議」等包容性強的政治綱領，成功鼓動各界向同一政治目標推進。泛民的民主黨、公民黨、工黨、街工、民協去到人力、社民連，到學生組織如學聯及學民，以至公民團體例如社工、教會、婦女、基層、教育界、工會、金融到媒體，前後舉行了至少26個界別的商討日。在正式商討日以外，則是其他中型或小規模社會內部不同圈子私下的討論及交流，促導員的培訓，或與外國團體在社會運動上的交流。

以筆者當年身處的學聯為例，亦因應大運動的理念，而更頻繁地對內連繫不同學生會，對外與不同公民組織及政黨及交流。這些個人或團體性質的交流，無疑都催生了不少社運網絡，一來加深了參與者的內部互信、參與深度及政治信念；二來與當時社會不同的社會運動互相呼應，如新界東北運動的抗爭者同以公民抗命、堵塞的方式行動，為後來的雨傘運動提供運動基礎；三來這群人都繼續以不同的身份參與雨傘，或是糾察，或是物資站，或是傾計隊，或是義務律師團，傘運後也開啟了各種團體組團參政、重返社區的風潮。即使佔中運動相當程度受佔中三子牽引，但整個運動的過程，各方都有不少交鋒或公開或私下的對話，推動運動發展，例如人力、社民連、學聯、學民，以及不同的公民團體相繼提出公民提名的理念，甚或在各自界別內舉辦商議日及作內部教育及動員，從輿論、參與到理念上去影響佔中的發展。

行動中促進互信

但更重要的，亦是佔中運動第二個最顯著的特質是：運動的內部互動過程中，促進了眾參與者於不同場合千百萬種的對話及想法。其中至關重要的是，當對話能夠出現，創新的想法及契機就有可能被發現。現在的非建制派陣營，由領袖到參與者，都極需要加緊開墾栽種對話的土壤，促進有效對話的出現。誠然，對話的前提，需要充足的政治空間，令到各方可以擱下偏見，誠心聆聽多方想法，由集體對話到共同思辨，修正各自盲點，尊重差異地尋求共同的願景，理出短中長期的策略。透過對話，非建制陣營有可能重新理出自己的弱點、強項、機會及危機，讓民主運動重新上路。

現在非建制派已經去到樽頸位，需要方方面面都有更緊密的目標、策略，以至資源上的分工，才能使民主運動重新上路。台灣的民進黨，在2012年選舉失利後，內部展開了多輪檢討，即使是對中政策，也開展了四十幾場華山會議，商討思辨前路，商議出新一波的對中政策。如果未來一國兩制只會不斷被衝擊，非建制派不集體討論出新的對應方法，並且鞏固內部社會、經濟的轉型，恐怕會繼續落後形勢，甚為被動。

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Quartet du dialogue national）的經驗，告訴我們一眾政治領袖攜手合作的象徵性畫面，事前總需要合適的對話地方，及無數台後領袖、核心參與者及大眾的嘗試，令到對話的政治空間出現。

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平台，一個由工會、商會及民間組織主導的協商平台，成功避免阿拉伯之春後的突尼西亞陷入內戰，於2015年更被頒發諾貝爾和平獎。較少人知道是，早於獨裁者本‧阿里（班·阿里）倒台前數年，反對陣營各派系間已建立了非正式的溝通機制。筆者曾訪問其中一個促進對話的學者 Dr. Radwan Masmoudi，他憶述重寫新憲法時，各派系的代表都需要在同一個會議場地逗留三日，針對一條憲法反覆討論，務求充分理解對方立場而達至共識。「初時各方都心存偏見，覺得對方沒可能達成共識。但經過數天的對話，大家在酒店一起游泳吃飯，代表們開始有了互信基礎，促成新憲法的誕生。」經過長時間的實踐，對話文化（Culture of Dialogue）已植根在突尼西亞的政治文化中，即使突尼西亞正面對青年高失業問題，社會依然能有效地紓緩衝突，不至落入埃及般的亂局。

而筆者與一些東亞的人權行動者交流時，其中一些方向，也值得與各位分享：了解自己的弱項及拉近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團體的關係，是其中一種重要的策略。他們一來會選定爭議性相對較少的議題，例如環境議題，撮合各方，亦會連續舉辦工作坊及訓練，讓各方參與者起碼認識不同派別的人，透過面對面認識各方，從而漸漸將各方敵意降低。二來，當成員自知自己的團體成員同質性高、盲點近，自然更需要邀請不同觀點的人參與其中，指出他們看不見的觀點。另一方面，假若他們在重大議題上裹足不前，整個團隊會集體尋找一個能夠思考的時間地方，集體退修十數天不等，減壓之餘亦尋覓出路，以令到運動在方向上有所推進，策略上能創意倍增，突破盲點。

放下執著，並肩自強

內部對話要成功，自然需要諸多技巧及文化訓練；香港不需要照板煮碗，但內裏的溝通核心及政治意願卻是四海通行。要問的倒是：非建制派有沒有足夠的政治意願及決心，扭轉「鋪鋪清」（無法延續）的情況，建立以年計的合作關係，重新論述中港關係，及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交通、城市、環境、能源上與民間共同實踐不同的自強計劃？

上述的例子，如果理順得序，香港這個城市，本身就已經擁有不少資源去發揮其影響力。當反抗的隊伍是以建設公民社會為主，立志並肩而行，尊重差異下拉近距離，我們相信其政治意願及能量，將別開新面，為社會、社運、政壇注入重要的進步力量。但問題是：我們能否放下身段及過往的執著，為了香港的民主發展，重新出發？

（周永康，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城市設計及社會科學研究生、前學聯秘書長；楊政賢，香港大學人權法碩士、民陣前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