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周永康、杨政贤：放下成见展开对话──香港民主运动的重整与出路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将可能首次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到访香港，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20年前，立法会“直通车”被北京阻止，民主派立法局议员全盘下马，无法直接成为特区的立法会议员，李柱铭为首的民主领袖在6月30日占据旧立法会大楼阳台外以示抗议；20年过去，面对“一国两制”的困局，自决及独立等倡议相继进入议会，北京强硬回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非建制派阵营又可以如何应对？如果不能再被动回应，非建制派又可以如何主动出击？

路，应如何走下去？

目前，非建制派似乎还未有一个明确的共识，清晰告诉同行者：路，应该如何走下去？而对中国暧昧不明的态度，一边高喊结束一党专政，一边期望中央自我约束，似乎也并非一种有意识的策略，反而只是权宜之计，避而不谈重要的议题：民主运动的目标、中国民主化的方向、一国两制的转型、自决自强的分工等。

全球形势风高浪急，由英国脱欧到美国特朗普（川普）当选，各地民粹主义抬头，到近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巴黎条约》，中国进一步进占世界霸权，配合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等策略去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北京对一国两制的解读也愈来愈偏向一国压倒两制。香港在中国的诸多棋局下，确实只是其中一手棋。

观乎至此，非建制阵营进行内部重整、对话、厘清策略目标、自决自强的方向，对外在各个层面连结东南亚及全球盟友，提出反制方针，就似乎更刻不容缓。两个月前，民主党的胡志伟及公民党的杨岳桥一度提出“和解论”，惹来争议；若然曾俊华的选举确实折射出不少中产人心疲累、渴望求变的状况，而和解是方向，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和解的原则和共识应该如何达成？非建制派内部阵营不和解、不对话，又如何可能各自领军而达成民主社会的愿景？

恰恰是早一阵子，本土派的年轻领袖梁天琦提出反对派阵营应该先进行内部商讨，亦坦言希望可与不同党派对话，潜台词就是合作是必须的。但是，合作指涉的是什么？对话及商讨又是为了什么？笔者认为，对话就是重视思维上的协调：理解双方在做什么，各有什么不同的策略，但最终彼此撇开阴谋论而明白各方的策略、目标；而商讨，就是为了令各阵营在思维和策略上都能协调，慢慢理解，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进而达至分进合击的效果。

非建制阵营需要共同思索一个问题：民主运动，如何重新启动？

回忆过去以开展未来，肯定成就，避免错误，克服弱点，当属必要。然而过往一段时间，我们的反思大多聚焦在雨伞运动，而较少讨论之前长达两年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尽管“占中”有路线之争，也被批判在实践上不够民主，但其愿景及方法却发挥了黏合非建制派（纵使非建制派对如何占领、何时占领有不同意见，但非建制派的讨论都围绕着占中运动推进的，并各自结盟，在同一运动内推进；而集体公开辩论，在香港更是可贵的尝试）、促进社会内聚沟通及提出共同政治目标的功效，为其后的雨伞运动累积庞大的政治能量。以上三个特征，恰恰是现在民主运动最需要的东西。

对话与重整

眼见雨伞运动后的发展，我们更见内部对话的需要。占领后，梁振英率先煽动港独情绪进行权斗，一众左派媒体、中联办及京官操弄港独议题，不亦乐乎。非建制派表面上重组成泛民、自决派、本土派三个政治阵营，但三者却未有成熟的策略协调，或在分进合击的原则下，共同推进民主运动。结果，各阵营被“分而治之”，先后被政权以操弄法律或民意棒杀。去年立法会伊始，“青年新政”就先被政府用权术打散，加上内斗不断，本土派随即分崩离析；伴随本土派的殒落，是自决派在特首选举及 DQ 案（取消议员资格）中负隅顽抗，坚持白票抗议但被围攻成开民主倒车；当自决派及本土派被打散，唇齿相依的泛民前景亦令人相当忧心，只怕会被慢慢阴干，上一刻发还回乡证，下一刹对着人大释法或钦点特首却难以反击。

各个阵营亦都面临着政权频频拘捕控告反抗者，借司法机关之手入罪。旺角鱼蛋事件中，已有参与者被裁定有罪、入狱三年，不少人亦陆续需要上庭应讯，未来更会广及本土派的领袖黄台仰及梁天琦；而光谱另一侧的自决派及泛民领袖亦面临同样的风险，事隔两年后被政府检控其参与雨伞运动，新晋议员亦可能被 DQ。

假若缺乏道德力量统合各方，为受难者提供支援，各人独力承受检控和苦难，即象征反对阵营溃不成军，严重打击民主运动。只有非建制阵营愿意合力承担起所有参与者的压力，由检控前期、期间，以至服刑及出狱后，提供物质及精神上的援助，民主运动才能提起道德力量，以兼容并包的风气，继续走下去。承担起政治犯的前路，是非建制阵营内部各方展开内部对话的一个契机，开展民主阵营重组、重新磋商共同政治目标及策略的一种尝试。

共同政治目标

而在政治阵营的互信有待重建巩固的当下，长达两年的占中运动，其实更值得回望检视，肯定其对整合各方的尝试，并从中发掘思考及操作资源，滋养民主运动。占中的首要特色，是其政治理念催生的目标及议程，囊括了当时公民社会不少团体。和平占中信念书的宣言是：“为要唤起公民的反思和参与，我们必须进行对话、商议、公民授权和不合作运动等。我们会像传道者般，积极与不同群体进行对话，把民主普选、公平公义这些普世价值传扬给香港人，并希望他们愿意为了在香港的制度和社会落实这些价值而付出代价。”

在组织零散化、去中心化的政治浪潮中，一个清晰的政治目标变得尤其重要。占中“不合作运动”、“商议”等包容性强的政治纲领，成功鼓动各界向同一政治目标推进。泛民的民主党、公民党、工党、街工、民协去到人力、社民连，到学生组织如学联及学民，以至公民团体例如社工、教会、妇女、基层、教育界、工会、金融到媒体，前后举行了至少26个界别的商讨日。在正式商讨日以外，则是其他中型或小规模社会内部不同圈子私下的讨论及交流，促导员的培训，或与外国团体在社会运动上的交流。

以笔者当年身处的学联为例，亦因应大运动的理念，而更频繁地对内连系不同学生会，对外与不同公民组织及政党及交流。这些个人或团体性质的交流，无疑都催生了不少社运网络，一来加深了参与者的内部互信、参与深度及政治信念；二来与当时社会不同的社会运动互相呼应，如新界东北运动的抗争者同以公民抗命、堵塞的方式行动，为后来的雨伞运动提供运动基础；三来这群人都继续以不同的身份参与雨伞，或是纠察，或是物资站，或是倾计队，或是义务律师团，伞运后也开启了各种团体组团参政、重返社区的风潮。即使占中运动相当程度受占中三子牵引，但整个运动的过程，各方都有不少交锋或公开或私下的对话，推动运动发展，例如人力、社民连、学联、学民，以及不同的公民团体相继提出公民提名的理念，甚或在各自界别内举办商议日及作内部教育及动员，从舆论、参与到理念上去影响占中的发展。

行动中促进互信

但更重要的，亦是占中运动第二个最显著的特质是：运动的内部互动过程中，促进了众参与者于不同场合千百万种的对话及想法。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当对话能够出现，创新的想法及契机就有可能被发现。现在的非建制派阵营，由领袖到参与者，都极需要加紧开垦栽种对话的土壤，促进有效对话的出现。诚然，对话的前提，需要充足的政治空间，令到各方可以搁下偏见，诚心聆听多方想法，由集体对话到共同思辨，修正各自盲点，尊重差异地寻求共同的愿景，理出短中长期的策略。透过对话，非建制阵营有可能重新理出自己的弱点、强项、机会及危机，让民主运动重新上路。

现在非建制派已经去到樽颈位，需要方方面面都有更紧密的目标、策略，以至资源上的分工，才能使民主运动重新上路。台湾的民进党，在2012年选举失利后，内部展开了多轮检讨，即使是对中政策，也开展了四十几场华山会议，商讨思辨前路，商议出新一波的对中政策。如果未来一国两制只会不断被冲击，非建制派不集体讨论出新的对应方法，并且巩固内部社会、经济的转型，恐怕会继续落后形势，甚为被动。

突尼西亚全国四方对话（Quartet du dialogue national）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众政治领袖携手合作的象征性画面，事前总需要合适的对话地方，及无数台后领袖、核心参与者及大众的尝试，令到对话的政治空间出现。

突尼西亚全国四方对话平台，一个由工会、商会及民间组织主导的协商平台，成功避免阿拉伯之春后的突尼西亚陷入内战，于2015年更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较少人知道是，早于独裁者本‧阿里（班·阿里）倒台前数年，反对阵营各派系间已建立了非正式的沟通机制。笔者曾访问其中一个促进对话的学者 Dr. Radwan Masmoudi，他忆述重写新宪法时，各派系的代表都需要在同一个会议场地逗留三日，针对一条宪法反复讨论，务求充分理解对方立场而达至共识。“初时各方都心存偏见，觉得对方没可能达成共识。但经过数天的对话，大家在酒店一起游泳吃饭，代表们开始有了互信基础，促成新宪法的诞生。”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对话文化（Culture of Dialogue）已植根在突尼西亚的政治文化中，即使突尼西亚正面对青年高失业问题，社会依然能有效地纾缓冲突，不至落入埃及般的乱局。

而笔者与一些东亚的人权行动者交流时，其中一些方向，也值得与各位分享：了解自己的弱项及拉近政治立场南辕北辙的团体的关系，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策略。他们一来会选定争议性相对较少的议题，例如环境议题，撮合各方，亦会连续举办工作坊及训练，让各方参与者起码认识不同派别的人，透过面对面认识各方，从而渐渐将各方敌意降低。二来，当成员自知自己的团体成员同质性高、盲点近，自然更需要邀请不同观点的人参与其中，指出他们看不见的观点。另一方面，假若他们在重大议题上裹足不前，整个团队会集体寻找一个能够思考的时间地方，集体退修十数天不等，减压之余亦寻觅出路，以令到运动在方向上有所推进，策略上能创意倍增，突破盲点。

放下执著，并肩自强

内部对话要成功，自然需要诸多技巧及文化训练；香港不需要照板煮碗，但内里的沟通核心及政治意愿却是四海通行。要问的倒是：非建制派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及决心，扭转“铺铺清”（无法延续）的情况，建立以年计的合作关系，重新论述中港关系，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通、城市、环境、能源上与民间共同实践不同的自强计划？

上述的例子，如果理顺得序，香港这个城市，本身就已经拥有不少资源去发挥其影响力。当反抗的队伍是以建设公民社会为主，立志并肩而行，尊重差异下拉近距离，我们相信其政治意愿及能量，将别开新面，为社会、社运、政坛注入重要的进步力量。但问题是：我们能否放下身段及过往的执著，为了香港的民主发展，重新出发？

（周永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设计及社会科学研究生、前学联秘书长；杨政贤，香港大学人权法硕士、民阵前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