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影評：貧窮「低端」到一定程度，神佛也將你拒之門外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所有的神像崇拜都是戀屍癖。」列寧這句話，與《大佛普拉斯》完美暗合。這部電影早有金馬十項入圍的的亮眼聲勢，上映後更廣受好評。而我看過後的第一感受是它非常台灣，這種「台灣感」不只包括使用台語對白、講了一個台灣土地上的底層庶民故事等等顯而易見的層面，更在於導演黃信堯將階級、宗教和地方鄉土這三個台灣社會的切面很好地結合了起來。而宗教在其中的分量又至為關鍵，它就像某種從根部深部去理解台灣時必須被打通的關節——因為戲裏有那尊大佛，諷刺的才更諷刺，荒謬的也更荒謬。

在全球232個國家和地區裏，台灣的「宗教多樣性指數」高居全球第二，各類宗教和靈修團體多到不可思議，宮廟的數量和密度也是舉世罕見。

電影上映前，妙禪「seafood」正沸沸揚揚。其實與宗教相關的事件或醜聞，在台灣一向層出不窮，從早些年宋七力斂財、妙天販賣蓮座，到前兩年的「日月明功」虐死高中生、「莊圓大師」灌藥女信徒致死，台灣民間社會的信仰繁雜，更不乏亂象。2014年美國獨立智庫 Pew Research Center 曾發佈《宗教與公眾生活計畫報告》，在全球232個國家和地區裏，台灣的「宗教多樣性指數」高居全球第二，各類宗教和靈修團體多到不可思議，宮廟的數量和密度也是舉世罕見。所以你會發現台灣人特別喜歡拜拜，而且什麼神都信什麼佛都拜，毫無違和，反正有拜有保庇，靠政府不如靠媽祖。

這其實就是最初的短片《大佛》的起點：我們到底在拜什麼？究竟為何而拜？到了《大佛普拉斯》，答案似乎變得清晰，「有錢的人怕失去一切，沒錢的人內心需要救濟。」電影更在結局殘酷明示：其實我們都在拜屍體卻不自知。

一個有戀屍癖的社會，大概只因太需要鴉片。當年經濟起飛時代的社會氛圍是人定勝天，但如今台灣人越來越清醒，人力不能扭轉命數，也唯有寄希望於「神力」。人生並沒什麼翻轉的可能，能做的就只有去廟裏拜拜。

然而當你貧窮底層到一定程度，像是戲裏肚財、菜埔那些生長在田間鄉土的「低端人口」，連神佛都會將你拒之門外。

只是信仰面前卻也並非人人平等。導演不止一次給出暗示，廟宇也好信仰也罷，本是為了安放人心，然而當你貧窮底層到一定程度，像是戲裏肚財、菜埔那些生長在田間鄉土的「低端人口」，連神佛都會將你拒之門外。肚財菜埔窺破兇案後驚魂不定地前往中正廟求神解厄，卻得不到保庇，廟公擺一張「沒錢還來拜什麼佛」的臉對他們置之不理。無論是佛是官還是總統，都是挑人來照顧的。信仰早就是位高權重者所壟斷的資源，而最窮的流民連拜拜的資格都沒有。

階層的懸殊，讓信仰變成荒謬遊戲，小人物想求神拜佛尋求出口但求不得，大人物則負責製造神像供人頂禮膜拜。戲裏檢視大佛成品那場群戲就極精彩，在場人眾都一口一句阿彌陀佛，道貌岸然其實各懷鬼胎。如今宗教活動越辦越盛大，只因「利」字當頭，規模越大越能吸引人潮，既帶來香油錢又促進地方經濟，地方勢力與宗教團體都樂見其成，於是宮廟越修越大，佛像越造越高，好大喜功的心態與台灣傳統小廟的信仰文化早已背道而馳。導演透過造佛的過程，把台灣民間社會的運作法則呈現得不留情面。而那尊大佛，其實也與信仰無關，那只是「人的自我膨脹」。

幫電影增色不少的配樂最終包攬金馬兩大音樂獎項是實至名歸。片尾曲《有無》更不只是林生祥的曲好，詩人歌手王昭華填的詞也與劇情絕配。「歕風一喙菸，lighter 火隨化」：由生到滅，看似萬法皆空，其實只是底層的唯一選擇。他們是南部鄉下土地上不被眷顧也得不到救贖的甘苦人，擁有的就只是破厝田路野草花。肚財身亡時，連遺照都只能從他被警察莫名拘捕的新聞視頻裏去扒。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日月星厝最後也通通帶不走。「無空思夢想，無代誌」：無來無去，一無所有。整個人生的意義，又到底有抑無？

悲涼的處境卻以黑色幽默呈現，一齣底層悲喜劇被導演黃信堯駕馭得相當出色。仔細回想，好像近年很少能看到一部觀照中南部庶民的台灣電影，城市邊緣人題材不勝枚舉，鄉下的邊緣人卻鮮少進入人們視野。而黃信堯恰恰講了一個「種在日常長在現場」的會從今天的鄉土台灣長出來的故事。諷刺的是，明明肚財菜埔這些人的處境充滿苦難的現實感，看上去竟又有點魔幻。而如果沒有這樣一部電影，你可能永遠都看不到他們。

此前不少評論認為該片抵定會成為今年的金馬最佳劇情片。不過其實《大佛普拉斯》是一部優點和缺點同樣明顯的電影。它從形式上很明確地打破了第四面墻，導演就像是地下電台的主持人，一開場就用鮮活親切的口白出來招呼觀眾，提醒你「只是在看一個故事」。這種來自台灣傳統戲曲的「講戲」，非常有「台灣感」，從早年講戲文的說書人，到日本時代出現一直延續到國民政府初期的電影辯士，再到後來鼎盛的廣播劇文化，被時代演進所淘汰的說書元素，成為該片最重要的敘事技藝。但全程一路導聆，也帶來了兩種問題：首先在創作層面上它是一種「捷徑」。本該全部交給影像的工作，被大幅化簡。任何一組人物關係都不必再費周章去用複雜的「鏡頭」交待，導演一句話已經解決。

好像近年很少能看到一部觀照中南部庶民的台灣電影，城市邊緣人題材不勝枚舉，鄉下的邊緣人卻鮮少進入人們視野。而黃信堯恰恰講了一個「種在日常長在現場」的會從今天的鄉土台灣長出來的故事。

而從觀影層面上，畫外音帶來的高度介入，一方面明顯是創作者刻意不想用悲情的沉重基調去處理這個故事，他不想讓觀眾感到在「被教訓」，且小人物的生活也不該被用悲天憫人的高高在上姿態去看待，所以他選擇了一種輕鬆柔和的方式去緩釋故事的悲涼。但另一方面，畫外音的「過度」，同樣會帶來某些干擾。畫公仔不必畫出腸，講故事的人其實也可以點到為止，無需幫觀眾把「導演評論音軌」一併加好。

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段口白講釋迦的心理活動——他覺得死了也沒什麼不好，至少肚財死時在地上畫出了個人形。而像他這樣的流浪兒，可能要死後很多天才被發現，屍水在地上畫個圈——但其實那個肚財留在地上的「人形」，影像上已足夠有衝擊力，觀眾本來就可以 get 到其強大的諷刺意味，不一定要藉評論把話挑明。過度的旁白介入會減損影像本身的美學——而當這種矛盾出現在《大佛普拉斯》這種根本可以靠影像完勝的電影中時，就略顯遺憾。

被討論最多的巧思，是該片用黑白與彩色去區分窮人的世界和有錢人的世界，而看新聞還不如看行車記錄器有趣這種梗也顯然指向了當下現實。不同維度的「窺看」結構被導演處理得極好：底層小人物「觀看」老闆的日常生活；而我們，觀看戲中人的日常生活；這三個世界又被導演的「講戲」一脈打通。可以看出創作者極力想做的，是盡力將觀眾帶入劇情、歡迎觀眾進入電影的世界。或許唯有這樣，才能讓戲裏那個特異的社會斷片不再遙遠，為觀眾建立起一些對肚財等人處境的共情。

如果悲憫是一種力道，神明卻未將它帶給世人。反而是好的創作者，比佛的眼光更溫柔，看到這些世間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