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影评：贫穷“低端”到一定程度，神佛也将你拒之门外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有的神像崇拜都是恋尸癖。”列宁这句话，与《大佛普拉斯》完美暗合。这部电影早有金马十项入围的的亮眼声势，上映后更广受好评。而我看过后的第一感受是它非常台湾，这种“台湾感”不只包括使用台语对白、讲了一个台湾土地上的底层庶民故事等等显而易见的层面，更在于导演黄信尧将阶级、宗教和地方乡土这三个台湾社会的切面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而宗教在其中的分量又至为关键，它就像某种从根部深部去理解台湾时必须被打通的关节——因为戏里有那尊大佛，讽刺的才更讽刺，荒谬的也更荒谬。

在全球232个国家和地区里，台湾的“宗教多样性指数”高居全球第二，各类宗教和灵修团体多到不可思议，宫庙的数量和密度也是举世罕见。

电影上映前，妙禅“seafood”正沸沸扬扬。其实与宗教相关的事件或丑闻，在台湾一向层出不穷，从早些年宋七力敛财、妙天贩卖莲座，到前两年的“日月明功”虐死高中生、“庄圆大师”灌药女信徒致死，台湾民间社会的信仰繁杂，更不乏乱象。2014年美国独立智库 Pew Research Center 曾发布《宗教与公众生活计划报告》，在全球232个国家和地区里，台湾的“宗教多样性指数”高居全球第二，各类宗教和灵修团体多到不可思议，宫庙的数量和密度也是举世罕见。所以你会发现台湾人特别喜欢拜拜，而且什么神都信什么佛都拜，毫无违和，反正有拜有保庇，靠政府不如靠妈祖。

这其实就是最初的短片《大佛》的起点：我们到底在拜什么？究竟为何而拜？到了《大佛普拉斯》，答案似乎变得清晰，“有钱的人怕失去一切，没钱的人内心需要救济。”电影更在结局残酷明示：其实我们都在拜尸体却不自知。

一个有恋尸癖的社会，大概只因太需要鸦片。当年经济起飞时代的社会氛围是人定胜天，但如今台湾人越来越清醒，人力不能扭转命数，也唯有寄希望于“神力”。人生并没什么翻转的可能，能做的就只有去庙里拜拜。

然而当你贫穷底层到一定程度，像是戏里肚财、菜埔那些生长在田间乡土的“低端人口”，连神佛都会将你拒之门外。

只是信仰面前却也并非人人平等。导演不止一次给出暗示，庙宇也好信仰也罢，本是为了安放人心，然而当你贫穷底层到一定程度，像是戏里肚财、菜埔那些生长在田间乡土的“低端人口”，连神佛都会将你拒之门外。肚财菜埔窥破凶案后惊魂不定地前往中正庙求神解厄，却得不到保庇，庙公摆一张“没钱还来拜什么佛”的脸对他们置之不理。无论是佛是官还是总统，都是挑人来照顾的。信仰早就是位高权重者所垄断的资源，而最穷的流民连拜拜的资格都没有。

阶层的悬殊，让信仰变成荒谬游戏，小人物想求神拜佛寻求出口但求不得，大人物则负责制造神像供人顶礼膜拜。戏里检视大佛成品那场群戏就极精彩，在场人众都一口一句阿弥陀佛，道貌岸然其实各怀鬼胎。如今宗教活动越办越盛大，只因“利”字当头，规模越大越能吸引人潮，既带来香油钱又促进地方经济，地方势力与宗教团体都乐见其成，于是宫庙越修越大，佛像越造越高，好大喜功的心态与台湾传统小庙的信仰文化早已背道而驰。导演透过造佛的过程，把台湾民间社会的运作法则呈现得不留情面。而那尊大佛，其实也与信仰无关，那只是“人的自我膨胀”。

帮电影增色不少的配乐最终包揽金马两大音乐奖项是实至名归。片尾曲《有无》更不只是林生祥的曲好，诗人歌手王昭华填的词也与剧情绝配。“歕风一喙烟，lighter 火随化”：由生到灭，看似万法皆空，其实只是底层的唯一选择。他们是南部乡下土地上不被眷顾也得不到救赎的甘苦人，拥有的就只是破厝田路野草花。肚财身亡时，连遗照都只能从他被警察莫名拘捕的新闻视频里去扒。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日月星厝最后也通通带不走。“无空思梦想，无代志”：无来无去，一无所有。整个人生的意义，又到底有抑无？

悲凉的处境却以黑色幽默呈现，一出底层悲喜剧被导演黄信尧驾驭得相当出色。仔细回想，好像近年很少能看到一部观照中南部庶民的台湾电影，城市边缘人题材不胜枚举，乡下的边缘人却鲜少进入人们视野。而黄信尧恰恰讲了一个“种在日常长在现场”的会从今天的乡土台湾长出来的故事。讽刺的是，明明肚财菜埔这些人的处境充满苦难的现实感，看上去竟又有点魔幻。而如果没有这样一部电影，你可能永远都看不到他们。

此前不少评论认为该片抵定会成为今年的金马最佳剧情片。不过其实《大佛普拉斯》是一部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电影。它从形式上很明确地打破了第四面墙，导演就像是地下电台的主持人，一开场就用鲜活亲切的口白出来招呼观众，提醒你“只是在看一个故事”。这种来自台湾传统戏曲的“讲戏”，非常有“台湾感”，从早年讲戏文的说书人，到日本时代出现一直延续到国民政府初期的电影辩士，再到后来鼎盛的广播剧文化，被时代演进所淘汰的说书元素，成为该片最重要的叙事技艺。但全程一路导聆，也带来了两种问题：首先在创作层面上它是一种“捷径”。本该全部交给影像的工作，被大幅化简。任何一组人物关系都不必再费周章去用复杂的“镜头”交待，导演一句话已经解决。

好像近年很少能看到一部观照中南部庶民的台湾电影，城市边缘人题材不胜枚举，乡下的边缘人却鲜少进入人们视野。而黄信尧恰恰讲了一个“种在日常长在现场”的会从今天的乡土台湾长出来的故事。

而从观影层面上，画外音带来的高度介入，一方面明显是创作者刻意不想用悲情的沉重基调去处理这个故事，他不想让观众感到在“被教训”，且小人物的生活也不该被用悲天悯人的高高在上姿态去看待，所以他选择了一种轻松柔和的方式去缓释故事的悲凉。但另一方面，画外音的“过度”，同样会带来某些干扰。画公仔不必画出肠，讲故事的人其实也可以点到为止，无需帮观众把“导演评论音轨”一并加好。

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段口白讲释迦的心理活动——他觉得死了也没什么不好，至少肚财死时在地上画出了个人形。而像他这样的流浪儿，可能要死后很多天才被发现，尸水在地上画个圈——但其实那个肚财留在地上的“人形”，影像上已足够有冲击力，观众本来就可以 get 到其强大的讽刺意味，不一定要借评论把话挑明。过度的旁白介入会减损影像本身的美学——而当这种矛盾出现在《大佛普拉斯》这种根本可以靠影像完胜的电影中时，就略显遗憾。

被讨论最多的巧思，是该片用黑白与彩色去区分穷人的世界和有钱人的世界，而看新闻还不如看行车记录器有趣这种梗也显然指向了当下现实。不同维度的“窥看”结构被导演处理得极好：底层小人物“观看”老板的日常生活；而我们，观看戏中人的日常生活；这三个世界又被导演的“讲戏”一脉打通。可以看出创作者极力想做的，是尽力将观众带入剧情、欢迎观众进入电影的世界。或许唯有这样，才能让戏里那个特异的社会断片不再遥远，为观众建立起一些对肚财等人处境的共情。

如果悲悯是一种力道，神明却未将它带给世人。反而是好的创作者，比佛的眼光更温柔，看到这些世间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