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君玫：生命政治的顏色——在美國「為生命遊行」之後

「桑迪．胡克世代」的吶喊

2月14日西洋情人節當天，美國佛羅里達州帕克蘭的瑪喬麗．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學（下稱MSD高中）發生校園槍擊事件，一個該校輟學的19歲青年拿了AR-15半自動步槍在校園內射擊，造成了17人死亡，其中15人是學生。此事只是美國眾多槍擊事件中的一件，但MSD高中生倖存者在事件之後很快集結起來，接受媒體的訪問，舉辦紀念活動，發起#NeverAgain活動，並決定舉辦遊行。38天之後的3月24日，全美各大城市的青年和民眾響應「為我們的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估計人數最多有八十萬甚或百萬，據說是反越戰之後最大規模的青年運動。

一時之間，美國的槍枝管制僵局似乎展露生機，也讓很多美國的中老年世代對年輕人刮目相看，包括前總統奧巴馬（歐巴馬）夫妻也公開讚揚並表示支持MSD的行動者。畢竟，奧巴馬曾表示，他任內最失望的時刻正是在桑迪．胡克小學槍擊事件（Sandy Hook shooting）之後，他所推動的槍枝管制法案遭到國會全面封殺。

桑迪．胡克小學的悲劇發生在2012年12月14日，就在聖誕節前不久，26人死亡，其中20個是六、七歲的一年級小學生。天真無辜的生命消失，震撼了全美和世界，讓很多人以為美國的槍枝文化終於要有所改變了。很不幸，改變並未發生。從當時到現在，五年多的時間，被稱為「桑迪．胡克世代」（Sandy Hook generation）的孩子們已經成為中學生，他們在學會閱讀的同時或之前，也在學習怎麼躲子彈；學校的槍枝攻擊演習或許比消防演習更加頻繁。這正是MSD行動者共同的世代經驗。事實上，在槍擊事件發生前幾天，他們才剛好有過演習。當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很多人以為又是演習。

有時候，現實比虛構更離奇。美國人愛槍更勝過小孩的文化形象似乎已經深入人心，包括孩子們的心靈。「我們在為我們的生命求饒」（We are begging for our lives!），這是MSD高中生說的話，也是「桑迪．胡克世代」最簡單而樸素的訴求。「為我們的生命遊行」號召了那麼多人上街，甚至包括倫敦、巴黎、悉尼等世界各大城市的聲援，但是，這次是否真的可以促成行動者一直呼籲的，「符合常識的槍枝管制法案」（common sense gun laws）呢？

很難說。美國社會確實已經累積太多的不滿，尤其是在槍擊事件恐嚇中長大的新世代。然而，擁有槍枝的「神聖權利」說依然深植人心。比如，這次活動的主要行動者幾乎一致強調，絕對尊重1791年美國通過的《憲法第二修正案》。事實上，在支持槍枝管制的聲浪中，無論是這次嶄露頭角的新世代行動者，或當年在媒體前為小學生罹難者落淚的前總統奧巴馬，都一再強調他們並沒有要「拿走大家的槍」，更沒有要侵犯「第二修正案所確保的權利」。

很弔詭的是，擁槍的權利和美國是「白人國家」（white nation）的信念是攜手並進的。甚至，很多美國人認為，美國是上帝賜予白人的，更精確來說，白男人。擁槍權在早年的公民權架構中，徹底排除了女人、黑奴和原住民族。第二修正案的神聖化，不僅是對於憲法本身的去歷史化，也從根本上延續了美國白人遷佔者殖民主義的獨特宗教屬性──結合基督宗教人類中心主義的白人民族主義。在這樣的思維中，只有白人是真正受到上帝眷顧的「人」，而其他人只是「次人」。比如，美國白人婦女參政權運動的早期發展乃是緊緊扣連到白人民族主義的。

只要主張槍枝管制的聲浪依然順應擁槍權神聖不可侵犯的邏輯，其實幾乎可以預料，很難發生更根本的改變。關於槍枝管制成功阻止大規模槍擊事件的例子，最常被引述的是另一個遷佔者殖民主義國家澳洲。澳洲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也經歷過槍擊屠殺頻仍的階段，但在1996年造成35人死亡的阿瑟港屠殺事件（Port Arthur Massacre）之後，當時的主政者宣布全面禁止攻擊步槍，並動用國庫的錢來收購並銷毀民間的槍枝。

然而，澳洲模式在美國幾乎是不可行的。因為，澳洲的憲法並沒有類似美國第二修正案的內容，而且當時大多數人支持管制槍枝。另外一個重要的結構因素，是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的龐大政治勢力。NRA的強大是很難想像的。就在澳洲人實施嚴格槍枝管制的同時，在NRA遊說團的壓力下，1996年的美國國會通過了《迪奇修正案》（Dickey Amendment），規定聯邦的研究基金不可以贊助「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進行任何可能被用來「倡議槍枝管制」的研究。換言之，這等於變相禁止研究槍枝和大眾健康之間的關係。每次大規模槍擊屠殺事件之後，這個法案就會再度被反省，連當年促成法案的國會議員Jay Dickey都在2012年表示後悔，「但願我當年沒有那麼反動」。

種種攻擊都只是讓他們變強大

這次「為我們的生命遊行」至少在媒體上是成功的。這項成功卻也帶着苦澀的味道。這種苦澀表現在兩方面，族群結構和個人層面。MSD高中位在一個相對富裕的地區，這些高中生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資本都相對優渥。此外，他們大部分是白人。而在備受媒體關注的主流白人行動者當中，也受到了來自媒體的兩極化對待，一方面是高度的讚頌，另一方面則是無情的詆毀。

比如，從一開始就很高調顯眼的17歲MSD高中生David Hogg，始終是保守派大人的箭靶。David Hogg是校園報紙的記者，在事件發生時就和同學以手機記錄，並在事件之後，跑回家拿相機，再騎腳踏車回來校園進行訪問。他在第一時間接受了媒體訪問，並且當場對政客提出行動的訴求，直言「你們這些大人，拜託做點事情吧！」他的高調發言立刻引發了兩極反應，有人讚揚年輕人的口齒清晰頭腦明白，但也有人立刻搬出陰謀論，說他根本不是MSD高中的學生，而是想要侵犯大家擁槍權的極左集團派來的「危機演員」（crisis actor）。這類的陰謀論由來已久，就連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中失去孩子的家長，也曾經因為訴求槍枝管制而遭受類似批評。近日，一向支持擁槍權的歌手Ted Nugent甚至痛罵這些年輕的行動者「沒有靈魂」。另外，很多保守派的大人不相信這些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一口咬定他們就是受到大人的操弄。這種看似世代的衝突，其實反映的更是原來的政治光譜，以及對於槍枝地位的道德認定。

對於種種潑冷水和近乎霸凌的攻擊，行動者的回應展現了高中生本來就有的樣子：反抗權威、出言不遜，平時看似「擺爛」，但遇到真正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此外，他們也有着高中生獨特的幽默感。比如，面對各種攻擊，他們會覺得：你攻擊啊，反正你越攻擊，我的追蹤者越多；你越攻擊，就表示你越恐懼，也就表示我們的行動越是有所成果。無可諱言，他們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文化資本：優秀的口語表達能力，以及有條有理的論述，都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一位曝光率極高的行動者是古巴裔的18歲少女Emma González。她的「我們說狗屁！」（We call BS）演說，引起許多共鳴。Emma是公開出櫃的雙性戀者，有着獨特的平頭造型，據說她理平頭純粹出於實用因素。為了說服父母親讓她把頭髮剃光，還做了投影片，整理了這樣做的優點，最後成功說服父母。但她的族裔背景和造型，包括她在遊行當天所穿的軍綠色外套繡有古巴小國旗，都成為保守派攻擊的點，比如「共產主義者」和「光頭蕾絲邊」等。然而，正如這些高中生行動者所強調的，種種攻擊都只是讓他們變得更強大。很多人都指出，包括David Hogg的14歲妹妹Lauren Hogg所言，這時候，很多大人就像小孩一樣，小孩反而表現得比較成熟。

交織意識世代的反省：面對自己的特權

在佛羅里達的高中生行動者受到媒體高度關注的同時，一直在抗議槍枝暴力和警察暴力的「黑人的生命重要」（#BlackLivesMatter, 簡稱BLM）的黑人青年們不免感到深深受傷。「黑人的生命重要」運動創立於2013年，是為了回應黑人長期以來在白人主導的社會中所受到的系統性壓迫，尤其是美國警察對黑人青年的暴力與濫殺。BLM是一個以地方社區為核心的行動網絡，致力於對種族暴力結構的抗議和覺醒，並強調「療癒的正義」（healing justice）。換言之，BLM運動強調黑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族群的正義，必須透過正視歷史的創傷，以及仍在持續進行的結構暴力，才能加以轉化。因為，「療癒正義和轉型正義提醒我們，衝突可以是具有生機的，並且可以藉此去關懷彼此，更了解我們的需要和界線。」

長期以來，美國主流社會和媒體對於BLM並不友善，「所有生命重要」（#AllLIvesMatter）的反制代表了主流白人社會的態度。在2015年，知名的當代女性主義學者Judith Butler公開表示支持BLM的運動和口號。她接受《紐約時報》的訪問，指出在現存的社會結構和種族暴力中，「黑人生命重要」是必要的「發話模式」（mode of address），而「所有生命重要」誤解了真實的問題所在。當然，所有的生命都重要，但在目前的社會文化中，並不是所有的生命都被理解為是重要的，這是需要被正視的事實。

在美國的槍枝文化改革運動中，BLM的黑人青年是反對槍枝暴力的先進，卻長期遭受漠視。甚至被某些人醜化為「恐怖組織」。可喜的是，在黑人青年表達不滿之後，MSD高中生行動者作出了正面回應。他們直接對媒體喊話，批判媒體不應該繼續忽略少數族裔的青年行動者，以及較低收入的黑人社群所面對的暴力。此外，他們也互相拜訪，強調彼此之間的合作和團結。

在造訪位於華盛頓特區馬丁路德金大道的瑟古德．馬歇爾學院（Thurgood Marshall Academy）之後，MSD高中生Alfonso Calderón在推特發文表示，可以在這裏說話，是他「莫大的榮耀」，因為相較之下，這裏不像他們的城市一樣在各方面條件優渥而擁有特權，這裏的人長期深受難以想像的槍枝暴力。儘管，他仍然強調這是為「每個人」（EVERYBODY）的遊行。「為了所有人」的發話模式並非絕對不可行，但唯有在先承認並面對結構的不平等，並正視特定而具體的生命處境與意義，普遍主義的價值宣稱才有意義。然而，在這次大遊行過後，一群MSD高中的黑人行動者召開了記者會，再度表達他們對遭受忽略的不滿。

無論如何，3月24日的「為我們的生命遊行」確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族群包容性。年僅11歲的Naomi Wadler代表黑人年輕女性發聲，強調黑人深受槍枝暴力的現象不應該僅僅被視為統計數字。民權運動者馬丁路德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馬丁路德金恩）的孫女Yolanda Renee King，一個靦腆的9歲黑人小女孩，讓佛羅里達高中生行動者Jacyln Corin 牽着她的手，發表了「我也有一個夢」的簡短演說。她說，祖父的夢是他的孩子們不再因為膚色被歧視，而她的夢是不再有槍枝暴力。

她的年紀很小，很可愛，代表了純真的世代。在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發生時，她才4歲，或許不會記得這宗重大的社會事件，但和所有的美國小孩一樣，在她的成長過程中，肯定都參加過槍擊事件的逃生演習。她沒有見過祖父，但她在民權運動奮鬥不懈的傳說中長大，然後成為「為我們生命遊行」的演說者之一。在演講的時候，她一直牽着高中生姊姊的手。白人少女滿臉笑容地看着她，就像看着自己的妹妹。遊行後，Jacyln Corin在推特發文，說她以Yolanda為榮。白人少女牽着黑人小女孩的場景是動人的，女性主義的姐妹情誼如果有意義，就必須跨越種族、階級和其他的藩籬。「為我們的生命遊行」如果有意義，就必須認知到生命的顏色政治依然是美國社會，甚至在全球各地的脈絡中，重要的動態。

不管可以走多遠，無論當下是不是做得夠好，或是仍有許多必須努力的，這些青年對於自身特權的覺察和反省，以及由此發出的行動都是值得肯定的。

「所有生命」符號的空洞與陷阱

馬丁路德金博士在50年前遭暗殺而死。事實上，1960年代兩位最具代表性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和麥爾坎．X（Malcome X）都是槍枝暴力的受害者。在抗爭的策略上，他們兩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麥爾坎．X甚至曾經直言批評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爭在現存的暴力結構中簡直是有罪的（criminial），因為黑人生命持續受到結構壓迫和槍枝暴力的傷害，主人是暴力的，奴隸卻要和平抗暴？

在抗爭的策略上，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亦即「這是關於所有生命」或「這是每個人的問題」的呼籲，仍是重要的。就如同非暴力的抗爭，宣稱為所有生命奮鬥（雖然通常僅限於人類生命），是看似高尚而且容易得到認同的。但同時，在所有形式的暴力中，結構的暴力，尤其是其中對於各種生命、各種人類、各種文化或類別的差別待遇，包括對於特定人群的壓迫與剝削，往往依然頑強而可怕。上述提及的，黑人行動者長期遭受主流媒體社會的漠視，都是結構暴力當中的一環。而物質的暴力，包括槍枝，同樣是一個嚴肅的議題。關於暴力的使用，其實是所有革命的核心議題。

在人類的生命政治中，透過群體分界去操作的壓迫乃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而致力於改造壓迫的結構，朝向更平等、自由的狀況邁進，是過去數百年來的人權運動最核心的目標，無論是關於階級、性別、種族或其他向度的抗爭。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張力都一直存在。

正如批判理論學家Theodor W. Adorno和Max Horkheimer在上個世紀中所言，在當代高度商品化的文化工業中，尤其是大量生產卻強調個性的商品，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張力被消解，得到了一種虛假的統一。但這並不僅是對文化工業的批判，同時也是對形式主義民主政治的批判。因為，這種表現在商品世界的虛假統一，真實反映了當代政治中無所不在的形式化平等主義。換言之，形式的平等替代了實質的平等，以及更徹底的社會改造。因為，平等的意識形態往往掩蓋了真實結構運作。每個人當然都應該一樣平等、自由、有尊嚴。然而，「應該」並不表示實際完成。實際上，普遍人權尚未完成，而且正持續受到各種反動力量的阻擋。歷史的進步並不是直線的，而是曲折，沒有保障的。

「所有生命重要」的宣稱注定是空洞的，除了因為現有結構的暴力和真實的壓迫存在，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生命皆以不同的形式和樣貌存在着，並在差異的歷史、文化、物質條件中掙扎、存活或凋亡。同樣的動態也發生在女性主義的抗爭中，當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強調男生女生都一樣時，其他女性主義者發現這樣的論述可能反而造成大家忽略了女性身心系統的需求，甚至在相關的科學研究上也受到影響。（註一）

確實，我們活在一個擁抱差異的時代，年輕世代對於各種壓迫向度之間的交織已經有更深的認識。但在商品化和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中，差異很容易被空洞化成個體特質，而被輕易消解成對結構沒有衝擊的普遍化姿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慎防「後種族」、「後性別」、「後階級」等自我讚頌的標籤。人類社會離真正或實質的平等、自由和博愛還很遙遠，對於結構壓迫和歷史創傷的承認和處理乃是所有進步政治的前提。

（張君玫，台灣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註一：Londa Schiebinger著，柯昀青譯(2016)，《女性主義改變 科學了嗎？》 (Has Feminism Changed Science)。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