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倩燁:馬來西亞2018大選,民主輪替的最後機會?

若2018年大選衝擊無法撼動國陣的長期執政地位,未來反對陣營恐再難號召到如馬哈迪一般的魅力式政治強人,反對陣營實現「改朝換代」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小。
現任總理納吉在任期間發生了震驚國際的1MDB貪腐案,以及曾任總理22年的馬哈迪加入反對陣營,這兩大因素令今年的大馬選舉充滿戲劇性。圖為2018年5月6日,馬來西亞「希望聯盟」領袖馬哈迪的支持者參加競選晚會。
東南亞 選舉

「許多人不喜歡中國投資。」今年四月初,92歲的馬來西亞前首相、現任最大反對陣營「希望聯盟」領袖的馬哈迪在接受彭博社(bloomberg)專訪時,作出這種直截了當的表示。他還主張,如果重登首相寶座,將與中國重新就南海問題談判,並重新審查中國在馬投資。

即將於5月9日舉行的馬來西亞大選,由於過去五年內大馬政壇貪腐頻出、政黨分裂、強人復出等戲劇化發展,對馬來西亞政局觀察者來說格外有吸引力。對中國而言,關注馬來西亞大選更重要的因素是,一旦反對黨成功執政,中國在馬利益可能受到衝擊。

「改朝換代的最後機會」

由於現任首相納吉在任期間發生了震驚國際的1MDB貪腐案,以及曾任首相22年之久的亞洲強人馬哈迪宣布退出巫統、加入反對陣營,這兩大因素令今年的大馬選舉充滿戲劇性。

由於獨立至今,馬來西亞尚未通過自由平等的選舉實現中央政權的和平輪替,加上較低水平的法治與言論自由、社會開放程度等因素,政治科學家通常將馬來西亞定義為「半民主國家」(semi-democracy)或「競爭性威權國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本次大選被大馬民主行動黨(DAP)議員劉鎮東形容為馬來西亞改朝換代的「終極之戰」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研究表示,執政聯盟國民陣線(以下簡稱「國陣」)執政六十年來,馬來西亞的治理能力與品質出現倒退,而過去的歷次制度改革不但沒有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反而加固了制度不平等。從亞群體及個體層面看,國陣特別是以馬來人口為主體的最大執政黨巫統的腐敗,加劇了國陣支撐現有政治格局的成本。以2015年巫統黨主席、現任首相納吉涉嫌貪腐的1MDB案為例,當巫統面臨黨的分裂時,黨主席需要動用真金白銀的資源換取各地黨部的支持。而投入到換取政治支持成本中的資源並不能資本化、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因此大馬的政治腐敗是內耗式的。

在此背景下,若上述兩大因素的衝擊都無法撼動國陣的長期執政地位,未來反對陣營恐再難號召到如馬哈迪一般的魅力式政治強人,反對陣營實現「改朝換代」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小,而大馬由於制度固化產生的政治、經濟權利與機會的不平等將近一步加劇。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曾在馬來西亞從事政治諮詢的專業人士,筆者同意劉鎮東的判斷。

2018年5月6日,馬來西亞現任首相納吉與他的支持者合照。
2018年5月6日,馬來西亞現任首相納吉與他的支持者合照。

保守預測:國陣繼續執政,但優勢縮小

經歷過「三零八」(2009年)、「五零五」(2013年)兩次大選後,雖然「華人海嘯」已經定格為「華人反對票倉」,但華人群體自身並不能構成實現馬來西亞中央政權輪替的關鍵少數。

在現有人口格局下,馬來人佔全國總人口三分之二左右,華人人口比重不足四分之一,而在1330萬選民中,華裔選民只有440萬左右,因此主導大選結果的族群群體仍是馬來人。在馬來族裔內部又細分為西馬、東馬、城市、種植業主與鄉村馬來人等不同背景的亞群體。其中,鄉村馬來人由於在媒體上發聲機會少、語言與教育水平、網絡聯通能力相對較低等因素,一直是馬來西亞大選中沉默但有決定力量的大多數。本屆大選前選區劃分,執政陣營又利用國會議席的優勢擴大了鄉村馬來人人口為主的議席數,增加了執政陣營保住政權的可能性。

對於大馬華裔觀察家以及不懂馬來語的外國分析者來說,鄉村馬來人的民意是難以預測的。由於語言障礙及族群生活的分隔,華裔與巫裔(馬來裔)儘管可以在工作中合作,生活中卻很少有密切往來,這也導致了華裔觀察者在判斷鄉村馬來人的投票傾向時可能產生的誤判。

過往的大選中,執政陣營憑藉資源優勢動用「3M」因素(即金錢money、媒體media、執政機器government machinery)影響選民,其中最有爭議的是向選民發放各種福利、補貼等手段。在族群、宗教因素之外,鄉村馬來人與城市馬來人對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效用定義不同,從過往經驗來看更容易被執政陣營的恩惠影響。若上述投票慣性延續到本屆大選,很大程度上國陣將繼續執政。

再從反對黨支持者的政治熱情看,儘管仍有許多旅居海外的馬籍公民回鄉投票,但本屆大選中,部分反對黨支持者由於對馬哈迪過往的執政與人權紀錄不滿,呼籲「投廢票」,加之過去幾年由「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Bersih)主導的街頭運動過於頻繁,本屆大選儘管可能仍保持高投票率,但反對黨支持者的投票熱情可能會冷卻,出現政治疲憊現象。

國陣可能會繼續執政,但在國會領先反對陣營的議席數或將小於上屆的差距。

至於反對陣營期待的「馬哈迪因素」,或許會幫助反對陣營贏得一些馬來票,但考慮到他年事已高,選民對他未來政績的期待也是有限的。因此筆者判斷國陣可能會繼續執政,但在國會領先反對陣營的議席數或將小於上屆的差距。

馬來西亞幾大媒體如The Sun Daily、以及馬來西亞國內著名的民調機構Merdeka等也預測執政陣營將贏得大選。而在主流媒體、智庫與民調機構之外,由反對黨成員創立的競選機構Invoke Malaysia做出相反的預測,認為希望聯盟將以微弱優勢取勝。鑑於該機構的政治偏向,不能排除其誇大反對陣營贏面、從而影響中間選民投票傾向的可能性。

2018年5月3日,92歲的馬來西亞前首相、現任最大反對陣營「希望聯盟」領袖的馬哈迪出席一場競選活動後離開。
2018年5月3日,92歲的馬來西亞前首相、現任最大反對陣營「希望聯盟」領袖的馬哈迪出席一場競選活動後離開。

對中國的影響:短期衝擊與長期有利條件

由於本屆大選的情勢激烈,反對黨正試圖利用經濟民族主義手段,爭取更廣泛的選民支持。

近年來隨着中馬貿易額攀升,中國已成為馬來西亞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對馬投資也在基礎設施、房地產、通訊等多個領域快速增長。而反對黨抨擊執政黨與中國關係過於密切,向中國資本開放過多的領域,特別是在1MDB案後, 中廣核收購1MDB下屬的能源企業埃德拉(Edra)並承諾承擔後者債務,被反對黨攻擊為向中國「賣國」。反對黨陣營領袖馬哈迪多次表示,若執政將重新審查在馬中資案例。

雖然目前判斷反對黨陣營執政的可能性不大,但有必要對這種可能性導致的中馬關係變化做出分析。從競選期間的表態來看,一旦反對陣營贏得大選,短期內在馬中資企業及已有投資意向的中資企業、中馬合作項目會受到衝擊,部分項目進程或許被延遲、否決。但正如分析中美關係一樣,雙邊貿易及投資佔據中馬關係的重要地位,也對馬來西亞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因此任何一個執政黨都不可能長期刻意地阻礙中馬經貿關係的正常發展。

一旦反對陣營贏得大選,短期內在馬中資企業及已有投資意向的中資企業、中馬合作項目會受到衝擊,部分項目進程或許被延遲、否決。

另一個可以對比的維度,是馬哈迪時代的馬中關係與馬美關係。從馬來西亞方面看,除經貿關係外,在半威權國家中,領導人個人因素與國內政治對於國際關係的處理仍有重要影響。假如馬哈迪重登首相寶座,他過去四十年的政治生涯向人們展示出的相對穩定特徵主要包括兩方面:在國家治理方面尊崇發展至上主義,而不將意識形態當作首要考量的問題;在種族問題上則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馬來民族主義者,以馬來裔的發展為各種主要政策的着力點。這二者之間有潛在的聯繫:即馬哈迪認為馬來西亞應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至少國家元首、首相等重要職位均應由馬來人擔任,因此發展國家也就主要等同於發展馬來族。

他的個人價值體系決定了在他任期內,馬來西亞的雙邊關係將不會把意識形態或人權等道德因素當作馬來西亞的首要考量,這一點正與中國外交不謀而合。

此外,作為一個擁有強烈民族自尊的領導人,馬哈迪不歡迎外國對本國的干涉。在這一點上中國比美國更受歡迎,中國奉行不干涉內政原則。馬來西亞乃至東南西諸國總體上都有一個相較中國更突出的特點:沒有「百年恥辱」的被殖民的悲情,對「西方列強」也沒有心底的不自信——「二戰」給東南亞諸國留下的教訓,一是明白了黃民膚的亞洲人(日本人)能打敗高大的白人(英國人),二是貌似高大的白人在關鍵時刻不會保護東南亞,本質上很懦弱,要爭取獨立只能靠自己。因此,儘管中國在國際社會高調推廣「一帶一路」,但只要不干涉馬來西亞內政,中馬關係將不會出現大問題。

相比美國,中國在對馬關係的處理上另一個優勢是以色列問題。由於宗教、政治等問題,馬來西亞與以色列至今未建交,而美國在巴以問題上一邊倒支持以色列,這使得馬美關係增加了緊張因素。但中國是大國中唯數不多的同時與巴以雙方保持良好關係的國家,並不採取選邊站的策略,因此在這一問題上與馬來西亞這個世俗伊斯蘭國家不存在宗教層面的直接衝突。

綜上,若執政陣營獲勝,中國在馬企業、投資將不會受政治環境影響而發生大變動。若反對陣營上台,短期內部分中資個案或將受到政權更替衝擊,如馬哈迪在多個場合提到的碧桂園「森林城市」房地產項目,以及有中方投資的大馬東海岸鐵路計劃等。未來在馬六甲等地的中資房地產項目可能也會受到影響。但從長期來看,無論誰成為首相,中馬經貿往來的密切與重要程度將主層下一屆執政集團。

(張倩燁,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發展公共管理碩士項目就讀,曾任安邦諮詢馬來西亞研究中心信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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