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長平：去機場等候劉霞的赫塔·米勒，和她的那些「成為笑柄的記憶」

當劉霞獲釋的消息反覆刷屏的時候，我又把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自傳性散文集《國王鞠躬，國王殺人》讀了一遍。這篇文章既是對劉霞獲釋一事的評論，也是《國王鞠躬，國王殺人》的讀書筆記——一位遭受專制政權迫害的詩人／作家的流亡人生。

7月10日，當劉霞搭乘芬蘭航空公司的飛機，離開北京，經赫爾辛基轉機到達柏林的時候，米勒就在現場。她和作家廖亦武手捧鮮花，等候接機，但是劉霞走下舷梯後沒有和他們見面，直接坐上一輛黑色的汽車進入柏林市區。廖亦武在電話中對我說，7月11日和12日，米勒都和劉霞在一起。

赫塔·米勒，德語作家。她出生、成長於共產專制時代的羅馬尼亞，為逃離迫害移民德國，其作品描述專制下的社會黑暗與人性扭曲。2009年，她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米勒不僅在接機的現場，她也一直在救援的現場。身為諾獎得主的她，曾指責諾貝爾委員會（諾委會）將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是一場「災難」，因為莫言「頌揚審查制度」；彼時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遭監禁，她批評這「給爭取民主和人權的人士扇了一巴掌」。

她親手從英語轉譯了劉霞的幾首詩，並多次為公眾朗誦。2016年柏林文學節期間，主辦機構為紀念劉曉波入獄接近8年，在柏林藝術節大劇院（Haus der Berliner Festspiele）舉行主題活動「空了8年的椅子」。活動上，米勒朗誦了劉霞的三首詩，其中一首《無題》寫道：

這是一棵樹嗎？

這是我，一個人

這是冬天的樹嗎？

它一年四季都是這個樣

……

沒有人來陪伴你嗎？

有鳥兒啊

看不到鳥呀

……

這首詩寫於2013年，當時劉霞仍在軟禁中。時光倒流三十年，1983年，劉霞寫了一首詩《一隻鳥又一隻鳥》，其中說：

我們很久以前

就常常說起那隻鳥

不知道來自哪裏的鳥

我們興致勃勃

它給我們帶來了笑聲

……

它來過了

可我們不敢說

只是在心裏想着

生怕它永遠不再來了

……

35年過去了，那隻自由的鳥兒終於來了。於是，她張開雙臂，像鳥兒一樣飛翔。

這就是自由的模樣！在前往德國的途中，劉霞留下了一個經典的影像。

那個夜晚，赫塔·米勒站在講台的一側，燈光昏暗，背景屏幕上閃動着抽象的影像。她平靜而專注地朗誦着，像是在講述自己的經歷。她的德語仍然帶着羅馬尼亞口音。

米勒在〈在我們德國〉中寫過一段經歷：因為自己的羅馬尼亞德語口音，她有機會把柏林地鐵裏麵包廣告中的「培西麵包（Paech-Brot）」讀成「倒霉麵包（Pech-Brot）」，於是那句廣告語變成了「年輕的新娘在答應『是』時顧不上說話，因為她在忙着啃倒霉麵包」。

當年羅馬尼亞秘密警察在審訊米勒時，總是提醒她說：「別忘了你吃的是羅馬尼亞麵包！」那個麵包廣告的諧音讓她回想起，原來那都是倒霉麵包！

倒霉麵包塞住了人們的嘴，還告訴人們說這是家鄉的美味。米勒大徹大悟：正是吃了這些倒霉的麵包，詩人喬治·塞姆朗才知道「並非語言即家園，而是語言即說出的內容」。

劉霞那個經典的「自由的模樣」，如果換成別的詞語來描述，例如網民所說，「逃離祖國讓她如此快樂！」、「她熱情地擁抱流亡的生活！」，場景就有些荒誕。

其實這樣的場景每天都在發生。我曾經見到一個歷經九死一生逃出西藏的女孩，她每天都要興奮地跑上街去，「真的可以自由地說話！」我見到她時，她已經驗證了兩個月，仍然極度興奮。沒有人為她拍照。

我不喜歡「故鄉」這個詞，它在羅馬尼亞被兩種人佔有着。一類是村裏的施瓦本波爾卡男人和道德專家，另一類是政府的機關幹部。村莊故鄉是德意志狂的，國家故鄉屬於無主見和盲目恐懼。二者都需要敵人，做出的判斷籠統、敵意、最終有效，即便錯了也不屑於更改。

赫塔·米勒質問道：「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行動之後，保羅·策蘭（Paul Celan，一位用德語寫作的猶太詩人）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即他的母語也是殺害他母親的劊子手的語言」，而又「有多少伊朗人至今仍會因為一句波斯話被投入監獄，有多少中國人、古巴人、朝鮮人、伊拉克人在自己的母語中無法有片刻在家的感覺？」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最後這句話並沒有出現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譯本裏。

在漢堡民族學博物館展覽《流亡》中，作為被介紹展示者之一，我引用了蘇東坡的詩句，來還原無數古代中國文人的真實狀況：「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愛國主義宣傳中，常將這種豁達的情懷截為兩半，僅取其一加以利用。

我在開幕演講中說道：

「故鄉不只是一個人出生和成長的地方，而且是他可以自由地思想和言說的家園。在這個世界上，很多人流亡在異鄉，在他國；也有很多人流亡在故鄉，在祖國——他們被迫沉默或者犬儒，同樣是無辜受罰。」

在她的祖國，劉霞曾經給米勒寫信：「我自言自語／我要瘋了／我那麼孤單」， 「我像植物一樣活着／我像屍體一樣躺着」。

「無論走到哪兒，我們都能找到你。」

《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西方輿論莫逼這位女士投身政治》，「我們逼了整整八年都沒成功，看上去她還是更愛寫詩」——這句經驗談是我幫它說的。它的原話是：「從之前的情況看，她本人似乎並未打算也做個典型的異議人士。」明知如此，你們還是關了她八年！她的丈夫劉曉波倒是一個典型的異議人士，所以你們就堅決「不認慫」，拒絕他出國就醫，執意要讓他死在你們手裏，骨灰也不能留存？

《環球時報》心知肚明，它只需要提醒西方媒體，都不用公開威脅劉霞了。劉霞之所以被你們關了八年而少有發聲，不僅是因為你們嚴密監控她本人，還因為你們挾持了她的家人，她的弟弟劉暉還被以經濟犯罪為名判了11年。如今，她的家人仍是人質，控制在你們手中。

我在即將登上離開羅馬尼亞的列車時，一個警察對我說：「無論走到哪兒，我們都能找到你。」到德國後的頭三年，我多次接到匿名電話和信件，以死亡相威脅。索套跟到了德國，而我卻無力抗拒。

對於一個被囚禁了八年之久、丈夫在囚禁中與世長辭的人，而且背後是遠比當年的羅馬尼亞強大的「厲害國」，匿名信和電話太多餘了，完全沒有必要。在這八年當中，我相信劉霞對恐懼的吸收和內化，比年輕時的米勒有過之而無不及。

關鍵之處總是隱匿於某處，留下的痕跡卻昭然可見……查視者不必身體力行親臨現場才能達到威脅的目的，他是影子，本來就存在於事務當中，將恐懼注入自行車、染髮水、香水，注入冰箱和普普通通無生命的物品當中，實施着它的威懾。受威脅者的私人物品將查視者人格化了。

當年的米勒還不足夠幸運，體驗到全球化之後無處不在的強國氣息。那些正直勇敢的、參與營救你的政治家，也時時刻刻都在考慮不要讓獨裁者太生氣，那裏有龐大的市場。一個習慣了批評本國政府的德國人，可能會無意中把中國當作了榜樣。大量被金錢收買的商人、政客和各類投機分子，隨時以警惕的目光看着你。更不用說，大街上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普通人，八成都是被黨國洗腦的「同胞」，即便他們同時也對黨國充滿了怨憤。

獨裁存在的一天，我的生活就會受到威脅，在德國的頭三年也是如此。在此期間，我只思考當下的事情，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是安全的，就像日子從一點走向另一點。但必須是在日子的環抱中，而不能凌駕於日子之上。

海外異議人士經常受到的指責是，你們也是黨國思維。批評者說得對，但他們不能完全理解威脅和恐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讓我學會思考及珍視生活的事物，與它們的影子無法分割，也讓我明白了，事實本身並不是它們的全部。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時間上如此大跨度的思考對我來說是一種全新的奢侈，只有獨裁統治的倒台，才使它變得可能。

一個自「六四」開始流亡海外的朋友曾對我說：戰勝流亡。米勒最終戰勝了流亡。她的一個重大發現是，跟隨異議人士到海外的索套也在流亡。

我現在對他們依然懷疑，但不再害怕。自他們的索套隨我流亡以來，我從未想過會有這麼一天。擺脱恐懼是我會思考以來最大的得益。

在戰勝被迫流亡之後，她又選擇了主動流亡

《環球時報》社論辯稱劉霞並沒有失去自由，只是她「這一年中的確處在中國官方的『視野範圍內』」。正如一個笑話所講，蒼蠅寶寶問媽媽：「為什麼我們總是要吃屎？」媽媽呵斥道：「晚餐的時候不要說這麼噁心的事！」用「晚餐」（「在官方『視野範圍內』」）替代「吃屎」（非法軟禁無辜公民），這套政治話術並不是《環球時報》的發明，它不過是一個拙劣的模仿者而已。無論是《1984》裏的虛構還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真理部」早就對這套「奧威爾式的胡言亂語」駕輕就熟。

模仿？米勒不這樣看。中國人都知道，「讀了初中，再去打工」，可是那個獨裁者壽西斯古（希奧塞古）只有小學四年級文化，對「通商寬農」、格薩爾王等一竅不通，而且說話還是大舌頭，可是全國的幹部都在可笑地模仿他。

那時我常說，這個國家的年輕幹部是最老的。因為他們模仿獨裁者時毫不費力，比起年長的人更加惟妙惟肖。當然，這是他們剛剛起步的事業所必備的技能。後來，當了幾天幼兒園教師，我才明白那不是模仿，他們只是在扮演自己，因為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姿態動作。

很多人佩服《環球時報》聰明善叼——「叼飛盤」這個帶有辱罵性質的詞組，已經成為網民對於《環球時報》及其總編輯胡錫進的慣常用語——也許連那些編輯記者自己都不明白，狗不是因為籃球打得好才去叼飛盤的，而是他們只會叼飛盤，「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姿態動作」。

米勒舉例說明：她曾經以為，孩子們天生喜歡「小白裙」、「住在雲中」這樣形象化語言。因此，去幼兒園上班的第一天，她就讓他們出門看雪，並教唱了一首《雪花之歌》。第二天，她問孩子們是否還記得昨天的歌時，一個男孩說：「老師，我們應該先唱頌歌。」米勒問：「是你們想唱呢，還是必須唱？」孩子們齊聲喊道：「我們想唱。」於是她同意唱頌歌，孩子們迅速地站成半圓，手拉手放聲歌唱。顯然，在頌歌聲中，他們自在多了。

《雪花之歌》一定比頌歌好聽嗎？這也是今天中國人的面臨的選擇。前者並不必然勝出。正如譴責路人圍觀跳樓冷漠，要比為劉霞的自由呼喊更容易獲得道德滿足感。

雪花、青草、藍天等醉人美景讓米勒感到痛苦，她不知道這是召喚、慰藉還是嘲諷。敞開並不等於自由。在德語中，「露天」是指「自由的天空」（freier Himmel），但是在羅馬尼亞鄉下，它僅僅是「開敞（offen）的天空」。

親愛的赫塔·米勒，你真的不是在為今天的中國而寫作嗎？我也曾經說過，就算中國有個開放的互聯網，並不等於立即有了自由的互聯網。當人們以為提到「六四」和劉曉波就可以讓專制者發抖的時候，《環球時報》卻非常樂意談論此話題。

沒有多少人認為米勒在為當下寫作，為未來寫作。讓她感到悲哀的是，人們一直認為她沉溺於過去的年代，不能從痛苦中走出來。德國文學界致力於「正常化」，期待作家描述當代的生活。什麼叫當代呢？米勒認為，他們並不是以時間來劃分，而是依從空間準則。比如一個作家寫戰後經濟奇蹟或1968年的學生運動，就被認為寫的是當代題材。而同時發生的二戰創傷或者東德秘密警察故事，則不在當代範疇。

文學批評家比8形麵包和阿斯匹林售貨員的表達方式更復雜些，但他們的用意是一樣的。他們也想在我的作品中聽到當地口音，建議我停止對過去的訴說，寫點德國的事。他們和多數人一樣，認為只有對當下有足夠的了解，才能化解過去。在吃飯的時候要看着德國麵包，好忘記倒霉麵包。

米勒在不同的文章中反覆列舉這些批評，可見她聽見的聲音之眾，面臨的壓力之大。然而，她並不認為忘記倒霉麵包就能享受德國麵包。「如果這方子有效，我倒是不會反對。但事實並非如此，它不能使我如願以償。我越是觀察德國，現在就越是與過去聯繫在一起。我沒有選擇，我的書桌不是鞋店。」

在戰勝被迫流亡之後，她又選擇了主動流亡，和過去站在一起。每次我在文學活動中看到她，都能明顯感覺到她的孤獨。

我從羅馬尼亞走出來已經很久了，但沒有走出獨裁控制下的人性荒蕪，它的遺產總是變換方式閃爍眼前。東德人對此已經無話可說，西德人也已經聽夠了，但這個主題還是讓我欲罷不能。我的寫作必須停留在我受傷最深的地方，否則我不需要寫作。

她不僅用筆表達，而且傾力幫助專制國家的受害作家。儘管語言不通，她和曾因「六四」寫作坐牢的流亡作家廖亦武少有交談，但是廖亦武的重要文學活動，她都會到場支持。她批評莫言獲獎，呼籲釋放劉曉波和劉霞，也就不難理解。

「我不會拋棄那些讓我變成笑柄的記憶」

全世界的記者都在趕往柏林。他／她們期待劉霞開口說話。可是劉霞說什麼，怎樣說？我不想過多地猜想劉霞的境況，但我知道米勒的抉擇。

米勒認為，說話必須用詞語，而過去發生的幽暗並非都能言說。你腦海中最深刻的印象，你最想要說出的話，未必是人們想要聽到的東西。

河裏的鴨子自由戲水，河邊的米勒看到的卻是鴨嘴的金色，隨後它們變成了黃金餐具，鴨子的腳蹼變成了金制的混水器。當年在羅馬尼亞，人們盛傳壽西斯古用金子做的餐具吃飯，用金子做的水龍頭洗浴，米勒並不相信。她認為這個傳聞是人們瞎編的，是窮人對富人的愚昧想像。可是後來他的財產被盤點時，這一切都證實是真的。

在今天的中國，有多少「窮人對富人的愚昧想像」被證實？相信也有很多人像米勒一樣為荒誕感到震驚。可是你未必都能說出來。壽西斯古倒台之後，人們期待聽到對他的控訴，但是不是什麼鴨嘴變成了金子，那太複雜了。

有時流氓會嘲笑受害者：你出去說吧，沒有人會相信。米勒的閨蜜勸她不要講述這些事情，「沒人相信這些，你們只會讓自己成為笑柄，讓別人認為你們神經不正常。」她聽從朋友的勸告，放棄了某些細節。儘管如此，僅列舉幾個普通事例，卻已經讓她被認為是誇大其詞，腦子有毛病了。

甚至當時就有人不肯相信。有一次她回家，發現冰箱裏有一張女友寫的字條：「我想讓你幫我剪頭髮來着，可惜你不在家。」第二天她和女友見面，問她怎麼進屋的。女友說，她把字條放在樓梯間的門把手上了。她明白那是秘密警察在警告她，可是女友不相信，不斷地問：「你肯定嗎？」「你瘋了吧？」會不會是穿堂風把字條吹進冰箱裏去的？她渴望得到另外的解釋。

我在中國的時候，不只一位異議人士告訴我，他們家大門上的鑰匙孔被國保用強力膠封上了。如果不是對這些人有足夠的了解，我是很難相信的。又記得多年前，朋友們在一起聊天，有人要求關上手機，拔出電池。當時我真的覺得他太誇張，難以配合。我們希望自己是一個正常人。可是，在專制社會，正常人的定義中可能就包括在聊天時拔出手機電池。

集權統治時代在我的記憶裏是一種繫於遊絲之上的生活，我知道的永遠比我能說出的要多得多。

人們在等待你開口，而你又難以啟齒。米勒隨時都感覺到，「沉默讓我們令人不快，說話使我們變得可笑。」

但我不會拋棄那些讓我變成笑柄的記憶，不會在寫作時棄之不理。

在壽西斯古英明領導的羅馬尼亞，年輕的米勒就感悟到：「人們輕鬆地稱作歷史的東西，從納粹時期代五十年代，在我家族也體現為喉嚨的陰暗面。每個人都被歷史傳喚過，作為被告，或者受害人。歷史將他們釋放後，沒有一個依舊完好。」

寂靜在可能之處，

穿過蘋果的小屋。

像女士們牽着狗，

像名字在報紙穿行，

像密探穿過夏季，

渴望風和泥土。

喉嚨的陰暗面，

曾坐在蒼蠅的背上，

從廚房飛進來。

（長平，作家，資深時政評論人）

延伸閱讀：《國王鞠躬，國王殺人》中文版，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