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鳳崗：中國大陸究竟有多少基督徒？

2018年10月20-21日，位於北京的中央社會主義學院舉行了「基督宗教研究論壇」。媒體報導的題目包括「與會學者談及中國基督教『數字之爭』和現狀」，「有觀察認為近十年多地基督教出現停滯或負增長」等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石衡潭博士撰文認為「不少學術觀點刷新」，其中重點突出與會學者和牧師「不約而同」的「驚人結論」：中國基督徒人數不到4000萬（本文所述「基督徒」人數僅指中國大陸的新教徒而言，天主教徒部分將另闢專文論述——作者注），而且正在衰落。

在隨後的一個多星期裏，這個話題持續引發熱議。對於此次論壇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特別是根據問卷推算基督徒人數的科學假象，有必要進行辨析。

數字問題的意義

中國究竟有多少基督徒？這一直是個令中共揪心、令世人關注的問題。自從1982年《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即所謂「19號文件」）以來，主管宗教事務的黨政部門一直在盡力壓低對外公開的數字。正如很多觀察者所說，這樣做不過是為了保住無神論意識形態的一點臉面。文件說到：「同解放初期相比，現在信教群眾的絕對人數雖然有所增加，而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則又進一步有所降低。」對於黨政幹部來說，這話或有些許安慰的作用。

自從1982年以來，主管宗教事務的黨政部門一直在盡力壓低對外公開的數字，這樣做不過是為了保住無神論意識形態的一點臉面。

但是，基督徒的增長幅度早就超過了人口的增長幅度。面對這個不爭的事實，政府官員或官方學者常常說，基督徒人數的快速增長是暫時的，增長已經放緩。1980年代中期，筆者進入中國宗教學學界時，官學的說法是，文革後的短暫反彈即將過去。九十年代則「眾口一致」地強調基督徒的「三多」或「四多」現象（即老人多、婦女多、文盲多、農村人口多），意思是基督徒不過是現實社會中失意的邊緣群體，不必多慮。這次論壇則更近一步強調三點：基督徒人數不像外界說的那麼多，增長速度已經放緩，而且很多地方出現了衰落的跡象。

其實，中國宗教系統官員採納這個言說策略，不外乎保護個人私利（位子、升遷）。國家宗教事務局前局長葉小文就多次公開承認：中國政治中存在的一個現象是幹部出數字、數字出幹部。在宗教領域，則是「幹部出負數、負數出幹部」。官方學者在公開場合一向與官方保持一致，不外乎保護個人私利（位子、經費），這一點與官員別無二致。但是，學術貴在實事求是。只有建立在事實基礎上，官方才會避免誤判，制定出符合實際的政策。也只有建立在事實基礎上，大眾才會形成正確的認知和恰當的理解。

官方數字：從70萬到3800萬

關於中國基督徒人數，官方已經公布過幾個數字。1982年中共中央「19號文件」說，1949年有基督徒（僅算基督新教）70萬，文件發布時已經增長到300萬；1997年首個宗教白皮書承認已經有1000萬；2009年新華社在慶祝建國60週年的文章中說已達1600萬；2018年第二個宗教白皮書說已經是3800萬。

根據這組數字簡單算一下，雖然從1966年到1979年「禁教」十三載，文革後比建政初基督徒人數卻增長了4.3倍，超過人口增長速度。從1982年到1997年15年淨增長700萬，平均每年增長不到50萬。從1997年到2009年，12年淨增長600萬，平均每年增長50萬。從2009年到2018年，9年淨增長2200萬，平均每年增長244萬多。也就是說，根據最權威的官方公布數字，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基督徒人數增長顯然越來越快，而不是如官學所說近來已經放緩。

根據最權威的官方公布數字，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基督徒人數增長顯然越來越快，而不是如官學所說近來已經放緩。

退一步說，假如承認在葉小文作宗教局長任內官方公布的幾個數字存在瞞報漏報的問題，那麼，我們單看1982年的300萬到2018年的3800萬，36年淨增長3500萬，平均每年增長將近100萬。多年前，在中央統戰部工作的李平曄博士在公開出版的書中就說基督徒每年增長100萬，目前看來是有一定根據的。

不過，以年均增長量計算並不很合適，因為300萬基數時增加100萬，和3000萬基數時增加100萬，增長率差別太大。鑑於宗教信仰傳播方式是人傳人，因此，使用複合年增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進行計算比較合適。從1982年的300萬到2018年的3800萬，複合年增長率是7.3%。這意味着，每1000位基督徒每年傳福音的結果，去除死亡和流失者，每年淨增加73個新皈信受洗的人。對於中國的教會情況有實際接觸的人知道，每年的實際增長往往要比這個比例高。當然，各地教會增長速度不同，每年增長也各有不同，有高有低，甚至有的地方有的時候出現負增長，但是，使用一個時段的平均增長率，這是說得過去的。

當基督徒人數是300萬時，第二年多出7.3%即為21.9萬；當基督徒人數已經達到3000萬時，第二年多出7.3%則為219萬。這個7.3%的複合年增長率看似平淡不高，但如果保持這個增長率，它就意味着基督徒人數每十年翻一番。這在過去四十年官方公布的幾個數字來看，增長幅度大致如此。如果在未來年月繼續保持這個增長率，那麼再過兩年，到2020年在三自教會（即中國官方教會，以「自治、自養、自傳」為原則——作者注）裏的人數就可能會增加到43,750,502人（理論值），再過十年即到2030年再翻一番，達到88,507,537人。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1年的全球基督教報告（Global Christianity）的數字：2010年中國基督新教信徒約5800萬，天主教徒900萬。

未來是否仍會保持每年7.3%的增長率？這取決於很多因素，筆者認為，政策因素影響非常有限，文革中大力禁教，基督徒人數依然增長了三倍，現在很難想像禁教的事會再次發生。過去四十年，一些重大的社會因素（比如市場化、城市化、國際化）對於人們皈信基督教是有影響的，雖然我們尚不確定具體的影響機制，但事實是，在這些社會因素的影響下，基督徒人數不斷增長，甚至加速增長。只要這些社會因素繼續存在，那麼，基督教繼續增長的可能性就很大。

筆者比較認同的版本，是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1年的全球基督教報告（Global Christianity）的數字：2010年中國基督新教信徒約5800萬，天主教徒900萬。而在過去八年中，如果用「十年翻一番」的複合年均增長率粗略推算，到2020年應該有1.16億左右基督新教徒。當然，具體的數字，需要在今後兩年中以更加精確、更加科學的調查手段加以驗證。

三自牧師的窘境

需要辨析的是：上述幾個官方數字中，什麼樣的人被計算在內？只是三自教會的？只是受洗的？只是18歲以上的？這正是官方數字的一般標準——屬於三自教會的成年受洗者。但要知道，三自之外有家庭教會，其內部有很多不同系統，並且有數不勝數的、獨立的、小型的（十人左右或二三十人）家庭教會。在三自系統的教堂裏，也有很多信徒，雖然信仰和參加禮拜多年，卻不能受洗，因為牧師短缺，沒機會安排洗禮，也由於地方宗教事務官員常常限制受洗人數。

出於種種限制，三自教會牧師只能計算和上報受洗的成年人，即使這樣做有違自己的神學和認知，也不得不如此行事。這在關注中國基督徒人數的海內外諸多研究者那裏，都是心知肚明的，也是載於書面研究成果之中的。從傳統來說，很多宗派有嬰兒洗禮，即使是強調成人洗禮的浸信會，也經常有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洗禮，但在三自系統中受到傳統宗派影響的牧師，即使給嬰兒或少年施洗，也是不能記錄或上報的。

出於種種限制，三自教會牧師只能計算和上報受洗的成年人，即使這樣做有違自己的神學和認知，也不得不如此行事。

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舉行的這次論壇上，也有不同地方的幾位牧師發言，「不約而同」地講到自己所屬教會或自己所處地區基督徒人數下降的情況。隸屬三自系統的教會在某些地方人數下降，這可能是事實，但其他地方未必盡然。很多其他地方的三自教會仍然有很多人接受洗禮，這也是不斷有媒體報導的，甚至以往的宗教藍皮書裏也有不少這樣的報告。

而且，即使官方批准的教會裏基督徒人數都下降，又說明什麼呢？就如同從1954年開始在三自教會聚會的基督徒逐漸下降一樣，大形勢使然也。但是，恰在那時，家庭教會興起。文革伊始，三自教堂全部關閉，國內外很多人真誠認為基督教在中國已被消滅，但是，他們沒想到，地下教會卻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文革過後，官方一清點，發現基督徒人數不僅沒有減少，而且從文革前的不足100萬增加到了300萬。

當今的三自系統牧師，他們可能並不完全了解各自地區家庭教會的情況。筆者在國內十幾年的田野調查中，接觸較多的是三自教會的牧師和信徒，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由衷敬佩和尊重，對於他們難言的苦衷，也深感同情和理解。三自教會的牧師不僅人數極為短缺，一人要牧養幾百人幾千人，這些信徒的婚喪嫁娶、夫妻關係、親子關係、婆媳關係、工作生活等等，都需要牧師關心。很多牧師力不從心，不堪重負，再加上外在社會壓力和黨政部門種種壓力，能夠堅持下去已經很難得了。讓他們掌握本地區地上和地下、三自和家庭教會所有信徒數字，這是對於他們過份的要求。

依據問卷調查推算人數不再可靠

有些國家的人口普查包括宗教身份。但在美國、中國等很多國家，人口普查不問宗教身份。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問卷調查估算基督徒人數，便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2007年，零點調查公司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有關中國居民精神生活的問卷調查。那時，問卷調查在人們的心目中已經成為一個科學性標準，因此，葉小文局長籌得經費，委託社科院宗教所進行了一次超大型問卷調查，並且在2010年的宗教藍皮書中公布其估算結果：成年基督徒人數是2305萬（其中包括未受洗的信仰者）。關於這個問卷調查，從抽樣到入戶，都有很多不符合社會科學問卷調查基本規範的地方，而且數據不開放，學者不能對數據做進一步的驗證和分析，因此缺少可信度。

當時主持這項調查的一位副所長在筆者參加的一次會議上說：這項調查的意義不在於公布的數字，而是進行了第一次這樣的調查。有第一次，就有可能有第二次，希望今後做得越來越好、越來越符合社會科學問卷調查的規範。聽聞此言，筆者便保持沉默，未公開批評調查方法上的種種問題。顯然，所公布的最後數字，不過是葉小文局長可以接受的最高數字罷了。

2010年宗教藍皮書公布2305萬基督徒這個數字後，有些官學人士很賣力地為這次調查和數字辯護。然而，那次超大型調查後不久，葉小文卸任宗教局長。做了宗教局副局長多年的王作安升任局長。後者似乎一直對過低的數字不滿意。2014年，在上海舉行的紀念三自60週年的大會上，王作安局長說基督徒人數可能已經高達4000萬。這在2010年藍皮書僅僅4年之後，就多出了1700萬，這算不算對於為2305萬辯護的官學打臉，結論自在人心。不過，對這一新數字的反彈應該也不少。因此，在2018年4月國務院公布的第二份宗教事務白皮書中，承認基督徒人數是3800萬，比王作安局長四年前說的略微少了一點，應該是在他試水之後官方所能接受的最高數字了。

為葉局長的數字辯護的官學過時了，為王局長的數字辯護的官學應時而生。

有趣的是，有些人在最近這幾年想方設法地論證說，中國大陸基督徒人數就在3800萬到4000萬之間——為葉局長的數字辯護的官學過時了，為王局長的數字辯護的官學應時而生。

但是，問卷調查本身有很多局限，在世界各國皆然。其中從統計學自身而言，為了解某些少數族群的大體情況，需要對那個特定人群進行「過採樣」（oversampling），即在隨機抽樣的過程中多選特定人群中的樣本。比如，美國的黑人在人口中佔12%左右，猶太人不到2%，如果要想知道黑人或猶太人的總體特徵，就需要在抽樣過程中多抽取二者樣本。在中國，基督徒是少數群體，也需要用「過採樣」的方法進行處理。

但這只是問卷調查的一般原則，而在中國大陸，受到政治形勢、文化傳統、社會習慣的影響很大，對陌生人缺少信任，因此在問卷回答時不敢說實話，在涉及政治敏感問題時更是如此，這是在中國做問卷調查面對的特殊難題，需要特殊處理。在涉及非敏感問題時，或者在大形勢相對寬鬆的年月，問卷調查的結果相對來說還比較可靠。但眾所周知，宗教問題在中國大陸屬於政治敏感問題，在習近平「新時代」以來更是如此，在這樣的大形勢下，很多基督徒可能完全拒答問卷，或者在回答時對其中一些問題採取迴避態度。因此，單憑對近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用簡單分析就推算基督徒人數，已經不具有精確度科學或學術價值，無論研究者的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只不過是為官方數字背書罷了。

學術講究兼容幷蓄，持不同學術觀點的人平等討論交流。如果有人在這樣的喉舌平台去高談闊論，竟然還自詡其「學術性」，必然貽笑大方。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歸屬於中共中央統戰部，是培養統戰人才的特殊單位。葉小文離開國家宗教事務局後，就調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可見這不是一個學術單位，而是為了統戰統一口徑的喉舌單位。學術講究兼容幷蓄，持不同學術觀點的人平等討論交流。如果有人在這樣的喉舌平台去高談闊論，竟然還自詡其「學術性」，必然貽笑大方。如果真的是一次學術性質的交流，姑且不論國外學者，至少應該邀請國內研究基督教的一些著名學者參加交流研討，比如何光滬、高師寧、劉澎、於建嶸、李向平等等。而把這些人排除在外的「眾口一致」，得出「停滯」或「負增長」結論，又有多少學術性可言呢？

（楊鳳崗，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教授、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