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劉冉：在污泥中描繪星空——作為科幻迷和國際主義者，我為何喜歡《流浪地球》

改編自劉慈欣原著小說的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已成為中國大陸這個春節最火熱的話題。這部此前命運多舛、幾乎無人看好的「中國第一部硬科幻電影」，上映後口碑爆棚、票房登頂，上座率與排片量一路攀升。

然而，電影的爆紅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議：在豆瓣等電影評分網站上，「五星黨」和「一星黨」展開惡戰，雙方都拒絕接受對方陣營的評價和理由。「一星黨」認為「五星黨」對電影吹捧過度，要麼是審美堪憂，要麼是基於民族主義情緒的「宇宙戰狼」；「五星黨」則認為「一星黨」對國產科幻電影過於苛刻，要麼是根本沒看懂電影，要麼是隻關注意識形態而不能客觀評價影片本身質量。一時間，各路社交網絡與媒體混戰不休，甚至爆出一些五星黨追罵一星黨迫使改分的事件，也令更多人忿忿不平地去打下一星和五星來表明立場。

沒人能否認，影片的缺陷十分明顯。其中最重要的缺陷或許是許多中國電影的通病：台詞尷尬、旁白生硬、強行煽情、主要演員演技薄弱（一些配角反而出彩）。此外，它也有着許多好萊塢式科幻大片的通病：設定和邏輯不夠嚴謹、人物單薄、情節套路、缺乏深度。還有一些觀眾乾脆無法接受電影的基本設定：太陽即將吞噬地球，人類決定把地球裝上發動機帶走；為了防止地球墜向木星，人們把木星點燃來推開地球。這確實是一個相當瘋狂的設定，在科學上也不可能成立。因此，一部分觀眾認為電影不及格。

然而，在另一部分觀眾眼中，《流浪地球》無疑算得上是一部出色的科幻電影：它有着新奇的設定、恢弘的想像力、冷峻的科幻內核、出色的視覺效果、令人目不暇給的細節，甚至有許多意料之外的調侃中國現實的黑色幽默。在接受基本設定的前提下，科學方面的推演能夠自洽，劇本也至少能中規中矩地符合好萊塢爆米花大片水準；重工業風的視覺風格和科幻特效應用在熟悉的地名和語言上，更帶來了好萊塢科幻電影中難覓的「熟悉的陌生感」。更有許多觀眾因不同原因而深深感動：宇宙的宏大、人類的渺小、災難面前的人性、超越瑣碎生活的想像力。當地球拖着小小的尾巴落寞地離開太陽系，當熟悉的地標（中央電視台大樓、上海中心大廈）被冰雪覆蓋，當藍色地球與紅色木星的大氣層彼此交纏，當空間站劃過木星表面，影院中都有人忍不住小聲啜泣。

口碑兩極，不僅僅是審美的問題

如果僅僅是審美口味差異，我們斷不會看到如此激烈的爭吵；這部電影口碑的兩極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撕裂。

電影本身的觀感之所以兩極化，也許是因為觀眾關注點差異較大。一部分觀眾關注科幻內核和視覺效果，對劇情和人物寬容度較高；影片能完整呈現出迥異於好萊塢式科幻災難片套路的基本設定，已足以讓許多科幻迷心滿意足。另一部分觀眾則認為，科幻電影也應與一般商業電影有同樣的標準，台詞、演技和劇情的硬傷不可接受。而由於人物眾多、故事線複雜，在時長限制下，影片將許多重要設定快速帶過或省略；這對科幻愛好者來說不是問題，但對許多觀眾來說可能會造成理解的斷層。

例如，十分重要的「抽籤」機制和引發的反對在片頭新聞滾動條中一閃而過，導致許多沒注意到的觀眾不明就裏；這個犧牲35億人的決定必然會引發極其激烈的爭議和反抗，卻只能化為故事的一個背景。再比如影片沒有交代「聯合政府」的具體位置：科幻迷很容易理解聯合政府就在地球上，許多觀眾則可能難以相信手握特權的政府成員會作出犧牲自己的決定。影片中還有大量細節雖有專門鏡頭做鋪墊，但因節奏太快而容易錯失：機械外骨骼、球型保護器、VR色情片、巨型運輸車的球型方向盤、火石的能源供應、反抗軍的存在、太空站休眠艙的脱離程序……此外，影片也存在不少剪輯和情節推進方面的問題。結果，一部分觀眾認為影片敘事有重大缺陷，另一部分則翹首以待導演加長剪輯版。

當然，如果僅僅是審美口味差異，我們斷不會看到如此激烈的爭吵；這部電影口碑的兩極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撕裂。影片內容本身可以有多重解讀：它究竟在宣揚集體主義還是個人英雄主義、民族主義還是國際主義，形式究竟是好萊塢還是中國式，精神內核究竟是中國價值還是普世價值，就連站在同一陣營的觀眾也有不同看法。畢竟，每個人在作出解讀時，都難免基於自己的既有立場；以下是我作為一名科幻迷和國際主義者的個人解讀。

既非集體主義，也非個人英雄主義

放在全片基調中，這不是一種對「聖母心」的批判，而是承認了「人性」在文明存續中的關鍵作用。相比原作備受詬病的科學理性至上、為拯救文明而犧牲生命的基調，《流浪地球》電影無疑更貼近人們熟悉的好萊塢取向和普世價值。

雖然有人因拒絕劉慈欣而拒絕《流浪地球》，但《流浪地球》電影版卻是對人們印象中「劉慈欣」的反叛。從《流浪地球》原作到《三體》，劉慈欣一直被批評借極端設定推崇集體主義和極權主義——甚至有人將他定性為法西斯主義者。這是因為深受黃金時代西方科幻影響的劉慈欣特別喜歡給出極端條件下的設定，迫使人們思考道德準則面對宇宙鐵律時的變化。他本人在作品中常常給出科學和理性至上的解答，這種冷酷讓許多讀者警惕和反感。

《流浪地球》電影中同樣擺出了劉慈欣式的極端條件下的兩難選擇：一邊是地球上35億人渺茫的生存機會，一邊是人類全部文明的電子記錄與受精卵（「火種計劃」）。聯合政府作出了棄地球而保火種的決定，這也是一個《三體》式的純粹理性而放棄人性的決定。要注意，聯合政府很可能是一個非民主的威權體制——他們的決策過程是不透明的，也並沒有將「火種計劃」的存在告知35億將會被犧牲的民眾。

然而，電影主角劉培強基於個人情感與判斷反抗了政府命令，為保全（包括兒子在內的）35億人和地球而放棄了能將「人類文明」的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決策。他質疑代表集體主義和集權主義的聯合政府：「沒有人類的文明又有什麼意義？」作為一個中國軍人角色，這種個體能動性、對集權決策的反抗和對私人情感的珍視稱得上一種突破。

不僅是劉培強，影片中還多次描述不同個體的反抗：軍人周倩為避免犧牲隊友而違抗上級命令，姥爺為保護孩子而試圖拒絕聯合政府強徵車輛；空間站多名宇航員各自獨立地做出了反抗人工智能命令的決定；主角劉啟和韓朵朵也常有「不顧大局」、感情用事的表現。韓朵朵最重要的動員演講，更是着眼於「希望」這種個體情感，而非「拯救人類」的理性大局觀（因此也被批評為「過度煽情」「不說重點」）。影片最後，代表純粹理性和科學主義的人工智能莫斯（致敬了《2001太空漫遊》中的人工智能HAL）感歎：「讓人類永遠保持理智，果然是奢望。」放在全片基調中，這不是一種對「聖母心」的批判，而是承認了「人性」在文明存續中的關鍵作用。相比原作備受詬病的科學理性至上、為拯救文明而犧牲生命的基調，《流浪地球》電影無疑更貼近人們熟悉的好萊塢取向和普世價值。

因此，《流浪地球》並不是一部集體主義電影：它讚頌了全人類面對末日災難的合作努力，但並不推崇為集體利益和長遠目標而放棄個體情感；它甚至影射了個體反抗威權政府的正當性。

主角並非天賦異稟或頭頂光環；他們始終都不是救世主式的唯一人選（The One），而只是出現在合適時間、合適地點的「其中之一」。

那麼，這是一部好萊塢式的個人英雄主義電影嗎？也不是。相反，影片為「拯救地球」的科幻災難片主題提供了一個非常罕見的視角：雖然故事主線一路跟隨主角劉啟與父親劉培強，但在故事進行的每一個階段，都用相當大的篇幅呈現「其他人也在做同樣的努力」這一信息。當主角一行千辛萬苦走到轉向發動機下，他們得知發動機早已被其他隊伍點燃；當劉培強與俄國宇航員試圖從人工智能手中奪取空間站主控室，他們發現還有其他國家的宇航員也在做着同樣的反抗；當主角提出點燃木星的方案，人工智能卻說以色列科學家早已計算過了。最終的點火操作，更是靠講着不同語言的各國救援人員齊心協力（以看上去很蠢的人推人方式）才得以完成；與此同時，鏡頭交代千里之外的另外兩座轉向發動機也燃起了火焰。於是我們明白，主角並非天賦異稟或頭頂光環；他們始終都不是救世主式的唯一人選（The One），而只是出現在合適時間、合適地點的「其中之一」。僅在這一點上，《流浪地球》着墨於群體努力的國際主義視角，是長期專注於個人英雄主義和美國救世主義的好萊塢科幻電影所欠缺的。

因此，雖然有官方媒體和批評者如此定性，但《流浪地球》本身並不是一部「中國人拯救世界」的民族主義電影。在大災難的背景下，影片並未渲染國籍（只有吳京飾演的劉培強突兀地強調了一次「中國」宇航員），倒是把一些「中國特色」做成了黑色幽默式的笑點——「北京根本看不到星星！」與其說「回家」和親情的主旨是中國式的，不如說它是一種普世情感——《地心引力》和《星際穿越》也強調同樣的主題。至於「帶着地球流浪」這種新奇設定，確實從未出現在西方科幻中；它也許反映了中國人的「安土重遷」情結，而能在科幻電影中體現這種文化多元性，本身就是一種優勢而非缺點。

相比經典的太空探索類科幻，《流浪地球》中的集體遷移，是面對巨大災難而被迫流亡的難民視角，而並非「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殖民者投射。電影展露了人類的渺小和宇宙的宏大，與其說這是「人定勝天」的樂觀信念，不如說是面對不可避免苦難的絕望一搏。總體來看，影片在微觀情感層面是相當個人化和好萊塢式的，在宏觀層面又是超越國族的，可以說選取了潛在觀眾的「最大公約數」。

若認為中國的文藝產業不應與官方話語體系有任何重合，也未免太過挑剔。

誠然，影片的國際主義和反美國中心（影片中的美國幾乎毫無存在感）視角與中國官方話語體系存在互文；但若認為中國的文藝產業不應與官方話語體系有任何重合，也未免太過挑剔。畢竟，「民主」「自由」這兩個詞，也存在於中國官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在夾縫中生存的中國電影人與科幻創作者，不應因中國政府對話語的壟斷和吞噬而被迫放棄自己對相同概念的闡釋權。

「中國科幻崛起」是「太空戰狼」嗎？

對中國的創作者來說，是否一定要小心翼翼地與中國元素劃清界限，才能避免「民族主義」的批判？而一個非民主國家的觀眾，是否就沒有權利期待根植於自身文化的科幻作品，並為終於看到符合期待的佳作而感動？

也有批評聲音認為，影片內容雖不渲染民族主義，但在宣傳時強調「中國科幻崛起」，這也是試圖收割民族主義市場。在當下民族主義情緒湧動的中國，這種憂慮自然有其道理。然而，對中國的創作者來說，是否一定要小心翼翼地與中國元素劃清界限，才能避免「民族主義」的批判？而一個非民主國家的觀眾，是否就沒有權利期待根植於自身文化的科幻作品，並為終於看到符合期待的佳作而感動？

好萊塢科幻電影對非西方元素的呈現一向令人詬病。從《火星救援》與《降臨》中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中國戲份，到好萊塢版《攻殼機動隊》中不倫不類的日本元素和主角被「洗白」，東方元素的呈現總難避免尷尬，而片方對此彷彿渾然不覺。有着鉅額投資和成熟製作流程的好萊塢科幻大片，不可能找不到真正熟悉亞洲社會與文化的顧問和演員；然而這些往往只是影片點綴、異域奇觀或政治想像，至於對非西方社會與文化的呈現是否準確，好萊塢並不在乎。這意味着如果非美國觀眾只是想看一部能自然呈現本土元素的科幻電影，恐怕是不能指望好萊塢的。

對國產科幻電影，中國科幻迷已經等了很多年。雖然早在1980年中國就拍出了《珊瑚島上的死光》，葉永烈、鄭文光等老牌科幻作家也早已寫出過許多出色的作品，但1983年關於科幻文學「姓科還是姓文」的論爭和隨之而來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對中國科幻造成了極大的打擊。此後多年，科幻文學在中國一直頗為小眾，作者青黃不接，只靠《科幻世界》和更為小眾的幾家雜誌和網站苦苦支撐。直至近年來《三體》突然在主流市場引發熱潮，劉慈欣和郝景芳先後奪得雨果獎，未來事務管理局、八光分等新興科幻文化傳播機構紛紛成立，科幻迷們才開始相信中國科幻也許真的迎來了發展窗口。

然而，《三體》的熱賣並沒能帶動其他科幻小說的銷量，《三體》電影也一波三折、最終石沉大海。有人開始認為，當下並不是中國科幻的黃金時代，而是泡沫時代；大眾對《三體》的熱捧也許是基於其中映射的中國現實和意識形態，與科幻本身無關。因此，《流浪地球》電影的成功對科幻迷來說是意料之外的驚喜：它的意識形態與《三體》完全相反，卻依然獲得了主流市場認可。

《流浪地球》電影的成功對科幻迷來說是意料之外的驚喜：它的意識形態與《三體》完全相反，卻依然獲得了主流市場認可。

中國有着巨大的電影市場，卻欠缺成熟的商業電影作品；而在網絡盜版和字幕組的多年滋養下，中國電影觀眾的審美口味早已超越了電影工業的發展水平。在《流浪地球》上映之前，幾乎沒有人對它持樂觀態度：硬科幻電影特別是災難電影需要成熟的電影工業支持，這一點中國毫無經驗；投資方不相信國產科幻片能有市場；因《戰狼》而成為民族主義代言人的吳京加盟，更令許多人徹底喪失信心。正因如此，《流浪地球》上映後的第一波口碑（大多是科幻迷）才會大大超出預期。

可以說，《流浪地球》反映出的「中國科幻」，是在文化、資本、政治與觀眾的多方壓力之間極力周旋的結果。因此，它不同於好萊塢科幻，也不同於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它選取的道路不是最完美的，但至少，它拒絕了最有誘惑力的選擇——向民族主義話語獻媚。要知道，「拯救地球」主題的科幻災難電影本就很容易滑向愛國主義情感，加之《戰狼2》反映出的中國巨大的民族主義市場，拒絕這種誘惑並不容易。

在好萊塢電影形成全球文化霸權的今日，本土電影的發展離不開本土觀眾的支持，宣傳這種「本土性」也是自然而然的選擇；這在日本和韓國電影市場也有明確體現。當然，「中國科幻」的敘事確實容易被官方話語綁架；一部分觀眾的感動也確實有民族主義成分，更不必提追罵一星評論的狂熱粉絲（即使這一部分人裏，也有不少是「粉圈思維」而非「戰狼思維」）。但是，若用「民族主義」和「集權主義」標籤去強行解釋所有人的感動，也是對個體情感與體驗的輕視。

「中國科幻」的敘事確實容易被官方話語綁架；一部分觀眾的感動也確實有民族主義成分，更不必提追罵一星評論的狂熱粉絲（即使這一部分人裏，也有不少是「粉圈思維」而非「戰狼思維」）。但是，若用「民族主義」和「集權主義」標籤去強行解釋所有人的感動，也是對個體情感與體驗的輕視。

在這場爭論中，有大量電影觀眾和科幻迷明確反對民族主義，拒絕「戰狼」標籤，與官方爭奪着定義「中國科幻」的話語權。拒絕民族主義，不意味着一定要放棄中國官方試圖染指的領域。如果說電影宣傳激發了一部分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那麼它同時也展現了創作者與觀眾抵抗「戰狼」的可能性。

科幻作品中的意識形態

科幻作品可以給出與現實社會截然不同的基本設定，探討人類社會在各種前提假設下的發展形態和應對方式，對現實進行影射、隱喻和顛覆，因此特別容易成為意識形態的角鬥場。許多科幻作家也因作品或本人流露的意識形態而遭到批判。

從《三體》得到中國主流市場青睞的那天起，「以一己之力將中國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平」的劉慈欣就陷入了嚴厲的批判漩渦之中，對他的作品涉嫌極權主義、民族主義、科學至上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的質疑從未停歇。《三體》能在非科幻讀者中引發巨大反響，也有人認為是因為它迎合了中國人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推崇。

《流浪地球》電影雖然與《三體》流露的理念相反，但也有令普通觀眾難以接受的極端設定，例如一開始就一閃而過地交代了「通過抽籤讓一半人進入地下城」——這意味着35億人的死亡，有着巨大的倫理問題，與《復仇者聯盟3》中反派滅霸的理念如出一轍。可惜的是，影片只是交代了一句「有國家反對抽籤」，而沒有足夠的時間充分討論這一矛盾——那可能需要另外一整部電影。

科幻作品可以給出與現實社會截然不同的基本設定，探討人類社會在各種前提假設下的發展形態和應對方式，對現實進行影射、隱喻和顛覆，因此特別容易成為意識形態的角鬥場。許多科幻作家也因作品或本人流露的意識形態而遭到批判。「科幻三巨頭」中最受爭議的羅伯特·海因萊（Robert A. Heinlein）因在《星船傘兵》中設定公民必須服兵役才能獲得公民權，被認為鼓吹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而他的《異鄉異客》又被批判鼓吹極端個人主義；等他在《嚴厲的月亮》中描寫了月球革命黨反抗地球統治，又被批評為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另一位巨頭阿瑟·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的作品（如《2001太空漫遊》和《與拉瑪相會》）常流露出冷冰冰的科技宗教主義；他本人相信「在對信息自由的爭奪中，科技而非政治將成為最終的決定者」「任何能被機器取代的教師都該被機器取代」。田中芳樹的《銀河英雄傳說》長期被批判諷刺民主體制、為專制主義唱讚歌。

事實上，絕大部分太空歌劇和星際探索類科幻作品，都帶着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擴張的影子——其中一部分帶有自我反思，例如奧森·斯科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的「安德」系列，而卡德本人又是個臭名昭著的恐同者。近年來西方科幻作者中興起的右翼團體「小狗黨」，更令許多人懷疑科幻這一類型文學是否帶有保守主義原罪。

在極端狀態下拷問人性，是西方科幻小說的早期情結之一。阿瑟·克拉克發表於1949年的《Breaking Strain》中就講述了一種極端處境：兩位宇航員因事故受困，氧氣只夠一個人存活，兩人必須決定誰自殺。這類題材中，一個飽受爭議的延伸是湯姆·戈德温發表於1954年的短篇小說《冷酷的方程式》：宇航員在飛船裏發現了一位偷渡的少女，而飛船重量的改變將導致墜毀；為了保住經過精確計算的「冷酷的平衡」，主角不得不將少女拋出太空殺死。這個故事可以說是科幻版的「電車難題」，但科幻設定為本不存在正確答案的道德困境施加了一道冷酷的標準。劉慈欣本人曾多次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到這篇小說，稱它「準確深刻地展現出在宇宙鐵一般法則面前傳統倫理的脆弱」。他本人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人性」與「文明」的抉擇，正是「冷酷的方程式」在人類整體尺度上的延伸。

在對科幻設定和道德困境的考量中，西方科幻逐漸發展出對科學、理性和現代性的反省。從菲利普·迪克到賽博朋克再到當下女性和少數族裔作家的湧現，當代西方科幻的主流是對科技持懷疑和內省態度（大家熟悉的《黑鏡》是一個集中體現）。

劉慈欣對科技和理性的高度崇拜（以及對人文藝術的相對輕視），一部分來源於早期西方科幻的影響，一部分根植於對中國現實問題的體驗。劉慈欣的成長經歷了動盪的時代，他對底層民眾在體制變革中遭到的衝擊有深刻的同情——《鄉村教師》中貧困山區的農民，《贍養人類》中的拾荒者和孤兒，《地火》中的礦工……「在中國，任何超脱飛揚的思想都會砰然墜地，現實的引力太沉重了。」在他的作品中，唯有科技發展才能解決底層的痛苦，讓礦工「走出黑暗的礦井，在太陽底下，在藍天底下采煤」；也唯有科技發展，才能解決冷酷宇宙和懷有敵意的「高級文明」可能帶來的威脅。

當西方科幻已經發生從現代到後現代、從擴張到自省的轉向，這種過於樸素和老派的早期科幻主題難免顯得格格不入，但它反映的是市場化改革之後的當代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焦慮。

當西方科幻已經發生從現代到後現代、從擴張到自省的轉向，這種過於樸素和老派的早期科幻主題難免顯得格格不入，但它反映的是市場化改革之後的當代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焦慮。美國文化學者弗雷德裏克·傑姆遜早已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和力比多驅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所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

正是基於這種成長經歷與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資源的匱乏與爭奪成為劉慈欣作品中的常見主題，他筆下的角色也常流露出對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認同，這是許多人批判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原因。但劉慈欣在受此類批評最為激烈的《三體》系列中也明確表示過：「人性的解放必然帶來科學和技術的進步」。當科幻設定為各種形態的理念和體制提供了合理性，同時也就提供了矛盾的爆發點；如同「冷酷的方程式」一樣，思想實驗的意義在於它所帶來的爭論本身而不是答案。在創作中，劉慈欣或許是一個道德相對主義者：「現實中的任何一種邪惡，都能在科幻中找到相應的設定，使之變為正義。反之，現實世界裏最道德的義舉，也能通過虛構一個極端環境來使之消失合法性，甚至變得恐怖。」但這並不意味着極端情境沒有探討的意義，也不意味着讀者不能質疑和反思作品中的道德理念。科幻小說的魅力之一，恰恰在於它能夠容許我們對人類社會的極端情況展開推演，並藉此更深入地拷問人性和理性的邊界：正因為道德之困難，才凸顯道德之可貴。

劉慈欣另一個飽受詬病的觀點是他在《三體》中提出的「宇宙社會學」和「黑暗森林法則」：宇宙中所有文明都彼此抱持敵意，一旦發現其他文明勢必立刻消滅對方；許多人因此批評他思維封閉，無視文明之間溝通合作的可能。加拿大科幻作家羅伯特·索耶也認為，一個開放國家的科幻作者才能寫出更和平友好的外星人。

在太空擴張故事中，無論是否帶有反思，西方科幻的自身投射往往是殖民者（如《阿凡達》）；在外星入侵故事中，西方科幻的投射往往是恐懼移民的宗主國（如《第九區》《異形》）。當然，近年來的西方科幻對外星人和人工智能等「異類」開始有着越來越包容的態度。然而，劉慈欣作品中的外星人（如三體星人）從來都不是移民者、而是殖民者的形象——他一直描寫的是「技術更先進的文明與原住民之間的相遇」，其中地球是更原始一方。劉慈欣作品中的地球，面臨的是被「高等文明」殖民的威脅；這是一種第三世界的體驗，是有着被殖民史的文化才更有共鳴的視角，也有着明確的歷史鏡像。

不過，「反殖民」作品很容易解讀出「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意味，二者往往相伴共生；生活在現代中國——一定程度上已轉變為殖民者——的劉慈欣仍然有着深切的被殖民者和第三世界認同，並能在主流市場獲得高度認可，也確實與中國政府製造的主導語境和民間湧動的民族主義情感不無關係。

三十多年前，中國科幻曾因意識形態的打壓而陷入低谷；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它又因意識形態的撕裂而被推上風口浪尖。然而，科幻文學與影視中藴含的科學理念、探索精神以及無拘無束的想像力，是所有國家、所有民族、所有意識形態和所有政治體制下的人們都有權擁有的。

科幻作品無法徹底擺脱意識形態，但它從來不僅僅是意識形態。《三體》獲得雨果獎時，頒獎詞是這樣寫的：「科幻生於西方，長於西方，在東方也找到了沃土，這是科學與想像超越國界的人類意義的最好證明。」西方科幻作品曾在中國文化市場貧瘠之時為許多人帶來科學的啟蒙和思維的震撼。當現實的一地污泥讓我們深陷在意識形態的爭奪之中，卻無暇顧及星空，這無疑是一種悲哀。

三十多年前，中國科幻曾因意識形態的打壓而陷入低谷；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它又因意識形態的撕裂而被推上風口浪尖。然而，科幻文學與影視中藴含的科學理念、探索精神以及無拘無束的想像力，是所有國家、所有民族、所有意識形態和所有政治體制下的人們都有權擁有的。《流浪地球》也許不是橫空出世的里程碑，而是倒映在一地污泥中的星空：它幾乎必然會被踩踏和扭曲，但畢竟為生活在沉重現實中的我們，展現了另一個維度的可能。

（劉冉，科幻譯者，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本文參考了王瑤《「冷酷的方程式」與當代中國科幻中的「鐵籠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