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四個學者告訴你，G20前後，香港的抉擇與未來

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28日、29日在日本大阪舉行。其中，中美領導人的會面與貿易戰的進展無疑是最大焦點，習近平及特朗普（川普）也已敲定於29日會面。

而就在26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運動的聲勢不減，當天香港市民自發組織「馬拉松式請願行動」，向參與G20峰會的19國駐港領事館遞信請願，請求各國於峰會上「就香港現況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施壓」。民權陣線組織當晚再在中環舉行「G20 Free Hong Kong Democracy Now」集會，表達社會決心。

大會上志願者用不同語言唸出請願書，人們在現場舉起手機打光，形成光海一片——這些場景令香港社會感到鼓舞。不過，如何評估這些行動的成效？G20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種方式能夠施壓香港決策者？

短短兩週，無論形式、型態，「反送中」運動每天都是新的。這樣一場去中心化的運動，從6月20日起，曾短暫地將五項訴求變為四項，移去了「特首林鄭下台」；但在26日由民陣組織的行動中再次恢復，完整的五項訴求包括「完全撤回逃犯修例、追究警方開槍責任、不檢控及釋放示威者、撤銷定性6月12日集會為暴動，以及林鄭月娥問責下台。」

「反送中」一直是一個訴求明確的運動，始終圍繞《逃犯條例》本身進行。但26日的晚會上，民陣的組織者通過麥克風，「脫稿」喊出了2014年雨傘運動「要求真普選」的口號。這一尋求政治制度根本改變的、具有民主意味的、更抽象的訴求的提出，對訴求單一明確的「反送中」運動來說有何意味？將發揮更激進還是保守的作用？

「反送中」運動引起國際廣泛關注，但中國外交部26日對外表示，G20峰會不會討論香港問題，中方也絕不會同意討論香港問題。不過G20並不是中國主導的國際事件，中國外交部也只是一個「表態」部門，在這場國際會議上各類議題將有何發展，仍待觀望。

更深層的問題可能在於，在更風雲詭譎的國際政治中，香港目前的地位、角色是怎麼樣的？是依然享有「獨特地位」，還是已經成為了大國博弈中的籌碼？香港學者、海外學者又如何研判影響香港前途的槓桿因素？

就此，端傳媒擬定了十個相關問題，並請四位年輕學者通過書面回覆或電話採訪的方式來解讀分析。他們分別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學士課程講師陳偉信，社會學博士、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講師李峻嶸，芝加哥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生李柏昇。四位學者各有專長，包括中國政治、美國政治、國際政治、社會運動、法學、政治經濟學等。

這個夏天，這座流汗的城市如何鋪排未來，又能否成功？

1、香港市民向G20各國請願、遞信、登報固然很漲士氣，但如何評估成效？G20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種方式能夠施壓香港決策者？又會否增加中央對「外國勢力」的擔憂？會否令中港關係更緊張？

李峻嶸：要為社會運動的各種手法評估成效，其實相當困難。因為要論證手段和結果的因果關係，在遊戲規則不清晰、不透明時，其實沒有肯定的答案。例如我們到底如何解釋6月15日林鄭月娥的讓步？到底是因為有6月16日大遊行的蘊釀？是因為有非和平手段的鬥爭？是因為統治集團內的溫和派贏得內部鬥爭？是因為西方干預？政要的行動和取態，又如何受到民眾的行動影響？這些可能要等相關檔案解密後才有比較可靠的答案。

G20的場合本身不是用來處理像香港這樣的問題。

老實說，G20的場合本身不是用來處理像香港這樣的問題，而且對習近平以外的各國領袖來說，大概也有無數比香港更重要的事。習近平要面對世界各地媒體和其他國家首腦時，多一個包袱當然也會令他感到麻煩一點。林鄭的讓步或許也與此有關。但正因為政府已讓步，即使香港的民眾未必收貨，甚至不覺得贏了些甚麼，但對外國而言，他們本來所關注的《逃犯條例》修訂在短期內已難以重推。香港的民眾為警權憤怒之際，要期待外國以香港的警權問題向習近平施壓，機會則更微。因為此例一開，那麼反過來說別國也有道理為美國警察對待非裔國民的手法而頻頻發聲。而且西方警察在鎮壓示威時，其手法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當然這樣說不代表香港警察在「612」的做法就是合理。

如果北京當局真的有強硬派和溫和派，高調爭取外國領袖支持確有可能令強硬派比溫和派更理直氣壯。始終就算溫和派也要服膺於主權至上、愛國主義的旗幟底下。當然也不排除北京因為外國的注視而讓步，但溫和派因此處下風，從而令大陸的民意更敵視香港的民主運動，也不無可能。

陳偉信：要評估成效涉及兩個不同的思考模式，一是傾向於即時結果，一是傾向於製造路徑。 前者看似比較簡單，只要以行動結果是否回應目的即可判斷成效。但背後涉及到行動本身有沒有清晰要達到的目的︰是要國際社會關注、還是要製造足夠的輿論壓力改變各國對華政策？是要特區政府滿足示威者5點訴求、還是新近民陣集會中提到要求香港全面民主化？

當然，最低度的目的是引起國際關注，而這亦是最能達到的成效。但國際關注不代表足以改變一國對華政策。在基本訴求方面，特區政府在line to take以外不似有更多回應。至於香港的全面民主化，更似是遙不可及的事——雖然我不介意我的判斷被印證為錯誤。不同的行動持分者對目的有著不同的想法，因此以結果論以言難以有一套客觀的尺去量度成效。

其實這次運動突破了舊日對「外國勢力」的避諱。

其實這次運動突破了舊日對「外國勢力」的避諱。相對於回歸後不同的大型社會運動，運動的參與者及組織者相對忌諱與「外國勢力」扯上關係，即使扯上了也是被動地成為媒體的焦點。但這次的請願、遞信、登報的目的，就是主動地與「外國勢力」交流，主動遊說外國政府在國際會議向北京施壓，這是香港社會運動史上一個少見的做法。不少政界及社運人士會出席外國的聽證會，會被邀請分享香港經驗，但這些都是在「非運動」時間做的涉外關係工作。這些突破明顯地改變了公民社會對組織社會運動及外國聯繫的想法，是比較深層地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但這種可見的「成效」是否是大家想要的，就是另一回事了。

討論到會否向美國決策者帶來壓力，以及增加對北京對「外國勢力」的擔憂，本質上跟這些行動，甚至整場運動本身的關係不大。美國決策者在香港問題的核心利益，最直接是有關商貿及金融，其次是背後衍生的科技、資訊及人員流動，最後才是政治價值及民主化。這次美國甚至西方社會關注《逃犯條例》修訂，除因為兩次和平大型示威的「道德力量」外，更重要是修訂本身涉及到僑民保護問題（對內地法制的不信任所衍生的引渡問題）及資產流動（《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涉及凍結及沒收資產），因而直接影響西方社會以香港作為基地處理對華商貿及金融事務的安全程度。這些觀察可從過去兩年的《香港政策法》報告，表明即使香港面對不同程度的政治問題及事件，美國仍視香港算是成功推動「一國兩制」，從而要求繼續維持香港特殊地位。

至於北京對外國勢力的擔憂會否增加，也是跟這些行動，甚至整場運動本身的關係不大。畢竟我們不是第一次聽「外國勢力」論，也肯定不會是最後一次聽「外國勢力」影響香港，分別不過是這次是明顯見到，而以往是例子闕如。是否「增加」擔憂，就只有北京及特區政府當局才能判斷。

2、如何看待在26日G20請願晚會上，晚會訴求重提「要求真普選」？

對民陣來說，這是十分合理的，然後呢？

陳偉信：正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指出，現時的運動已由守轉攻，由希望「不要甚麼」轉到「要甚麼」的階段。而要討論「要甚麼」，自然涉及主辦當局的實體議程。民陣多年的立場從來都是「要求真普選」，對此其實不感到驚訝。但問題是，這個訴求是否是與會者、參與運動者但沒有出席與會者的「最大公約數」，卻更值得我們深思。畢竟在民陣多年提出的「真普選」外，還有其他更敏感、更激進的訴求存在於民間社會，這次雖因「不要甚麼」而團結起來走上街頭，但一旦回到「要甚麼」或是實際的利益及權力分配(例如選舉及議席)，「真普選」這個相對「保守」的訴求會否成為今後動員的主要訴求，相信從過去的議會及選舉操作或可略知一二。

李峻嶸：對民陣來說，這是十分合理的。當然，對不少參加者來，又是另一回事。香港大型示威活動中往往有一種氣氛，就是不能超越活動的主題。我記得2012年反國教連日集會時，有人就提出過類似的問題：為甚麼不藉當時的民氣將運動轉型至爭普選呢？其實不少人明白，很多被「守護孩子」打動出來反國教的人，如果聽到「爭取真普選」的口號，很可能會翻臉。我試過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在佔領區講貧富懸殊問題，也惹來在場人士罵我偏離普選的綱領。如果民陣提出真普選惹來不少人反感的話，似乎說明了這次示威能動員的人，頗大的比例其實不是原來民主運動的忠實支持者，亦說明了原有的那種「潔癖」依舊存在。

吳木鑾：曾鈺成之前的文章就提到這個問題，就是經濟績效其實起不到多大作用，「真普選」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要求。雖然大家對（曾鈺成這次重提）有些驚訝，但其實是非常自然的，這也是香港能夠救自己的辦法。當年「831決定」雖然退回了這個訴求，但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 fundermental 的東西，所以再追求也沒什麼壞事。其實曾講得也比較學理，因為全世界都是這個樣子——年輕這代不會再對（只講）經濟績效埋單。無論曾鈺成在這個時候提出這種說法的目的、動機是什麼，「真普選」假如能成為一個方向，對香港依然是 healthy 的。

現在提「真普選」對局勢未必有非常正面的影響，因為跟《逃犯條例》是不同的議題，但我認為長遠來說是件好事。因為香港現在出的問題就是政府的認受性比較低，所以只有通過「普選」才能解決，早晚要解決。

李柏昇：訴求真普選我覺得有兩層，第一層是呼應了美國的香港人權法。另一方面是直指香港這幾年來政制的核心問題，在一個沒有民主課責的地方，司法獨立、公民權利保障等等都無以為繼。以往還有法律動員的可能性，但是在法律這條路堵上後，訴求就回到了民主政治。

3、如何看待跨境團結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在目前的國際及中港局勢下，香港是否需要尋求跨境團結？若需要，誰是施力方？

陳偉信：要達到有效的跨境連結，涉及到議題本身的獨特性。《逃犯條例》修訂可以成為跨境動員的其中一個原因，自然是條例本身觸及「跨境」權力，涉及不同國籍人士在香港的人身安全問題。特別是過去數年涉及到一些跨境執法的「懸案」，令這項「跨境」權力的行使備受國際社會關注。這次修法引入單次特別引渡安排，移除涉及與兩岸三地的引渡限制，以本地立法嘗試解決「陳同佳案」，當中有否作了錯誤判斷，令事件最終走向「國際化」，是特區政府會思考的問題。事實上，逃犯移交從來不是單純的內政問題，它是一個涉及(至少)兩個司法管轄區的跨境協議，一般情況下是由香港政府的國際法律科負責。

至於香港是否「需要」尋求跨境連結，這是一個社會運動的方向問題：尋求這些跨境連結的目標及目的是甚麼？不同的社會運動有著不同背景及議題，也有不同的目標、組織者及持分者，自然難有一個「一刀切」的答案。是否「需要」是一個組織者主觀判斷，本人不是一個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因此難以給出一個好的答案。

李峻嶸：應該沒有甚麼大型社會運動不需要跨境團結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時代，資訊能隨時跨越邊界、利益網絡也是如此。對香港民主運動而言，世人愈重視香港的情況，北京的壓力當然愈大。這對於北京和特區政府是否會增加鎮壓的力度，不是不重要的。但外國的壓力能否帶來民主運動的突破，我這刻則持較悲觀的態度。除非外國的壓力不是輿論戰那麼簡單，而是真的能影響中國大陸的經濟利益。但以今時今日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要實踐這個策略也非易事。

香港的民主運動最需要尋求的合作力量，不在西方，而是在中國大陸。但地理雖近，在龐大的維穩機器下，兩地民主運動要合作的難度卻是高得很。而近年香港某些勢力鼓吹不理中國的想法，令本來是難以做到的東西變成了想像一下都變得困難。

吳木鑾：在現在的局勢下，跟內地的「跨境」是不可能的了，只能依靠跟外部的結合。但我覺得香港問題就是香港問題，一國兩制很獨特，使得香港跟美國的「跨境合作」其實也很難。因為「跨境」要成功的關鍵在於要面對共同的問題。美國人早就解決了「普選問題」，他們既不是大威權政府，也沒有一國兩制，和香港有什麼共同問題、有什麼可以聯合的呢？大部分NGO、機構都不關心這個問題。

李柏昇：跨境團結當然是一條出路，但最有「跨境傳統」的大概是具有左翼色彩的勞工運動，香港這種民主運動大概是沒有辦法獲取太多資源的。但另一方面，同樣面對中國銳實力影響的地區可能會是結盟的對象。但對比起其他國家，香港的運動一下就獲得歐美主流媒體的頭條。可能更大程度上會是其他運動搭香港運動的便車（例如維吾爾、藏族運動等等）等。

4、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提出《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在今年修訂的版本中明訂，支持香港自由和公平地提名和選舉香港特首，並為「香港立法會舉行公開和直接選舉」設下了時限。法案通過機率有多大？在多大程度上能起作用？是否擔心獨立關稅區地位會成為一個大國博弈的籌碼？

李峻嶸：如果看法案文本的前文後理，其實所謂獨立關稅區的問題，反而與人權、民主關係不大。美國朝野較重視的，應是北京是否利用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的身分來做一些對美國國家利益或者外交策略不利的事。而香港作為一個西方資本擁有龐大利益的城市，美國真的做到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這一步，途中的阻力也會更大。

靠美國制裁來爭取香港民主，香港的民主派支持者可接受嗎？

順帶一提的是，無疑在香港是有一些力量覺得應該靠美國制裁來爭取香港民主，而且近年是有更多人接受這策略。但到底這策略是否普遍香港的民主派支持者可接受的呢？尤其是那些有不少資產的、靠股市或者樓市累積財富的中產階級，他們是否合支持這種策略呢？如果整個民主運動慢慢向這個方向轉移，會不會令部分民主運動的支持者流失呢？

陳偉信：先要釐清數點︰第一，假如我們比較魯比奧在2017年提出（S.417）及這次法案（S.1838）內容，2020年立法會「公開和直接」選舉都是在政策聲明（statement of policy）的部份，分別在2017年的法案就行政長官有自由及公平的提名及選舉機制設有2017年的期限，而新法案刪除了2017年的字眼，但也沒有補上下屆選舉年份（2022年）。事實上，在字眼而言，政策聲明強調是美國自《香港政策法》以來的方針，是否可看作一個確切的時限，就屬美國內部對「政策聲明」的「法律效力」的想法是甚麼。

第二，正如王慧麟博士指出，真正的設限在於法案因著《逃犯條例》修訂出現的第6節，即保護美國及其他國家國民不被移交中國部份，將香港國家安全立法與美國審視香港特殊優惠掛勾。這時法案的寫法是將其納入在回應《逃犯條例》修訂後，「假如現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獲得通過，以及修訂後的法律容許移交到欠缺人權保障」的章節下，字面的理解自然是上述情況發生後，香港政府再就國家安全立法便會啟動審核程序。但畢竟是首次直接將「23條立法」與美國給予香港的特殊地位掛勾，而法律最後會否被抽空理解為獨立部份（即與《逃犯條例》修訂脫勾），一切都是美國國會及白宮詮釋。正如早前指出，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只要一個行政命令；而要合理化這個行政命令，國務院如何撰寫報告，特別是當23條立法出現後，有著一定程序的影響。

從現時美國權力結構及對華政策分析，雖有指某提案者在香港問題上有可能出現利益衝突，但法案有著兩黨重量級人馬支持，本來通過的機會頗大。現時的問題是時間，畢竟在民主黨層面，總統的選舉工作已經展開，內部會否形成一個對華政策的共識成疑，特朗普也要審視在香港問題上多開一條對華戰線是否有利他的競選工作，特別是特朗普的選舉承諾有包括解決對華貿易問題，卻沒有包括解決「香港民主問題」。而一旦審議時間拉長，共和民主兩黨的國會議員也要開展他們的選舉工作，這時遊說團及助選團的影響力將會大增，華商會否借此機會遊說美國一些影響力較大的說客組織，從而向民主共和兩黨作「二次遊說」，也會是法案會否通過的另一關鍵。

其次，審議時間也會影響法案的最終版本，畢竟假如法案內容有關2020年是一條「死線」，本年內明年初能否完成立法，從而反映「新的」港美關係政策，將會決定2020年死線是否「有效」。而美國當局的《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是在每年3月到5月發佈，2020年的報告會否加入上述元素，也可側面印證白宮是否「實際上」執行上述法案內容。另一個涉及法案內容的問題，是在於《逃犯條例》修訂在美國政客心目中是「暫緩」或是已經「完全撤回」，這也是第6節有沒有實際意義的部份。因此，我不認為法案會以現時的版本通過，但一些針對《香港政策法》的審議關卡，例如克魯茲提出針對中國利用香港規避美國法律的報告，或是針對日後可能涉及僑民保護的部份的相關政策及額外審查，或會予以保留。

但即時法案是以原版本還是部份保留版本通過，只要影響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對北京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從經濟層面而言，雖然香港佔中國整體GDP的比例不高，但香港仍是內地首屈一指的「境外投資」來源，也是不同環球企業進軍亞洲及中國的基地之一。一旦失去獨立關稅區地位，直接會打擊外資在香港的投放及營商信心，也自然影響香港商人的因著獨立關稅區所衍生利益。一旦香港商人利益減少，他們或會選擇將生產及投資轉到其他亞洲地區如東南亞，變相削弱對內地的投資。另一方面，不少內地企業均希望透過香港吸納外資或發行債券，其根本在於自由的資本流動及外界對香港市場的信心，一旦失去了既定的地位，內地企業能否在香港市場得到充裕的外資機會，也直接影響內地經濟發展，特別是既定的大灣區規劃希望發展香港的「三個中心」優勢，而這三個中心與香港國際定位及獨立關稅區地位，其實也是息息相關。

一旦香港因為這次事件破局，中美雙方都失去了這條暗黑外交通道，對北京而言將失去外交政策的一大靈活性，對宏觀外交佈局有一定程度的打擊。

第三，是印象及信譽問題，畢竟北京一直對外宣傳的成就是「一國兩制」運作良好，香港仍然保留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成為兩岸統一的一個重要藍本。假如美國「身先士卒」取消香港的獨特地位，變相是表明「一國兩制」在西方社會的認受性大打折扣，也直接影響兩岸統一的前景。事實上，在《逃犯條例》修訂事件後，不論是國民黨及民進黨，都表面反對「一國兩制」作為台灣未來的政治制度，更有候選人表明願意大開中門接受香港移民來台，這些都是北京不希望見到的情況。最後，是一些暗黑外交操作的層面，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可以是中國吸納外國技術，處理敏感外交問題，秘密支援其他盟友的地方，也是美國一方面向中國施壓，另一方面維持對華貿易流動的壓力閥。一旦香港因為這次事件破局，中美雙方都失去了這條暗黑外交通道，對北京而言將失去外交政策的一大靈活性，對宏觀外交佈局有一定程度的打擊。

5、美國國會稱會給特朗普施壓，以目前美國國會與政府的關係來看，外界觀察者對此有多大信心？美國能影響香港的關鍵發力點在哪裏/是誰？

李柏昇：北京其實也知道，在中美貿易冷戰的架構下，香港的重要性只會增加。中國需要香港來對接「外國勢力」，中國並沒有不喜歡「外國勢力」，而是外國勢力要用他喜歡的方式跟他交往。而香港對美的leverage主要還是建立在美國兩黨對中強硬的前提上，兩黨在比誰對中更強硬，這讓香港有支點可以撬動美國政治。至於北京，他仍然是強調「國內事務」不容外國勢力插手。這種態度基本上就是把主權宣稱擺在第一位，人權或是其他國際法上的宣稱必須退讓給中國主權。但對於人權問題，「西方」基本上不會用主權論述來迴避（例如美國關達那摩，美國政府的defense不會說這是內國事務外國不應該插手，而總是說這是國家安全有必要保護）。

在北京這樣的人權觀念下，任何對於人權、民主的論述都會被說成是「外國勢力」，即便擔憂也不能怎麼樣。要麼就是要放棄人權、民主論述而完全去談治理，但只要是超過對於治理的討論，就很大機會落入「外國勢力干涉」的範圍。

美國的影響還是在中美貿易戰的架構下對中國的槓桿，重點在於川普到底要把香港這牌打得多前。

對中強硬是兩黨共識，川普第一次說的話通常不可信，要看他身邊的人以及之後真正的總統命令以及法案。例如川普剛上台時常常說習近平是好朋友，但後來呢？國會跟總統在中國議題上其實分歧不大，給一點點時間就可以找出政策共識。美國的影響還是在中美貿易戰的架構下對中國的槓桿，重點在於川普到底要把香港這牌打得多前。

陳偉信：討論之先，要了解數個關於美中關係及《香港政策法》的操作︰第一，要「暫緩」執行《香港政策法》，其實只要特朗普一聲令下，一個行政命令就可做到，用不著國會「施壓」。而要特朗普行動，關鍵的問題是涉及利益何在。《時代》早前透露，華府有意在台灣售武及香港《逃犯條例》問題，對北京示好以求G20期間可就中美貿易問題達成某些協議——這是特朗普希望得到的利益。除非香港問題為特朗普製造凌駕於他在中美貿易談判中得到的利益，或有助他擴大中美貿易談判中得到的利益，否則「香港牌」會是他一張「備而不發」的暗牌，而非急於求成的「明牌」。

事實上，香港問題可能出現的利益有二︰一是有助他競選連任，但提出兩條涉及修改《香港關係法》法案者為魯比奧及克魯茲，兩人都是特席普在共和黨的「菁英」政敵；最積極支持法案的是民主黨的佩洛西，她與特朗普的種種唇槍舌劍，相信有留意美國政治的讀者也會知道，因此他在第一種利益上沒有誘因去出力推動法案相關工作。二是香港問題有助他長遠的「科技戰」及「經濟結構戰」，包括香港作為中國「合法」地吸納外國技術的灰色地帶，香港公司有別於國內公司所面對的在美以及全世界的投資限制等。這是一個相對長遠的誘因可促成他推動國會相關法案，但這涉及第二個美中關係及《香港政策法》的操作 – 白宮從來都是「被動地」回應國會涉及台灣及香港問題的立法。1979年總統卡特在國會拒絕了國務院提出的修改後仍簽署《台灣關係法》，1992年老布殊也簽署《香港政策法》。特朗普大可以效法前人，法案通過了就大筆一揮簽署，通過不了也就如此作罷，政治責任均由提出法案及支持法案的參眾兩院承擔。

吳木鑾：美國也會擔心香港未來的情況，比如會不會太親北京。國會和行政部門只是在表示他們的關注吧，接下來要看有沒有實際證據說明香港已經喪失「獨立地位」。國會議員稍微激進一點，政策圈已經看到香港問題的嚴重性了，只是說，行政擔心的東西是，香港還能不能維持這樣一個「獨立」的地位，包括可能實際上是不獨立的，高科技產品是不是都通過「獨立關稅區」偷偷轉給內地了？這件事的根本問題還是在於，香港跟內地走得多近，而不是真的要為香港爭取像「普選」這樣的權益。

6、在冷戰時代，香港曾經是中國的一個外貿外匯出口和中介人，中美的新冷戰趨向會如何影響香港曾經的地位？香港會變得更重要，還是會變得更被動？

陳偉信：事實上，至今香港仍是中國一個重要外貿外匯出口及中介角色，與冷戰存廢的關係不大。而所謂的新冷戰，我理解的是中美在不同層面的角力，而當中最主要的角力是「經濟結構戰」及「科技戰」——會否轉化成第二場「冷戰」其實言之尚早。

正如前述，一旦我們理解中美貿易戰是「經濟結構戰」及「科技戰」，香港的角色會變得既重要又被動。重要的是，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會成為「經濟戰」及「科技戰」的主戰場之一，包括對華外匯管理及企業融資有沒有第三方出口點，技術轉移會否在一些涉及中港共同合作的空間出現(如落馬洲河套區創新及科技園)，均是這條戰線要考慮的問題，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被動方面，由於事情涉及中美宏觀的霸權角力及外交政策，屬「一國兩制」中的「一國」事務，港府在此的角色除了是參與代表團與其他國家談判外(例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參與G20代表團)，以及從香港角度向北京當局進言外，可參與的空間其實不大。

李柏昇：理論上，中國需要香港勝於香港需要中國。在這個前提下，如果北京是極大化自身利益的話，應該是要保護香港的特殊地位。問題在於北京可能仍然是把主權宣稱視為最重要的核心利益而不考慮經濟算計。

7、在如今的中美格局（新冷戰）下，香港的涉外關係與國際生存空間由誰決定？美國對香港的槓桿作用有多大？中國會否丟掉香港？香港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香港的特殊地位誰說了算？

吳木鑾：目前來說中國是非常需要香港的，還是「窗口作用」，這個作用一直是存在的，以前是融資作用，現在是制度作用，「西方」還是把香港視為某種程度上的同盟。很多人說為什麼中國發展得比俄羅斯好、比印度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香港這樣一個「緩衝帶」，有西方信任的一個地方。我相信聰明的決策者會知道這個利害關係的。

但現在的情況是，那個非常強大的中央，有的時候會忽略這一點，他們會覺得香港沒有那麼重要、中國還可以通過別的地方來跟國際交流，但是實際上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西方」對法律體系是非常重視的。法律體系還是中國對外交流時外界要看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無論是商人還是政府，都依靠法律體系來解決糾紛。大陸的法律環境還是比較讓人擔憂的。

李柏昇：制度上，香港沒有辦法形成自身的國際政策。基本法的框架讓官僚在做政策時不會考慮到國際政治的後果與影響。但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實並不是中國說了算，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於其他國家願意承認這個特殊地位。這特殊地位在於經濟上可以連結中國，但制度上又是有法治與司法獨立。

陳偉信：這裏要先定義何謂「涉外關係與國際生存空間」。用兩個「二分法」先簡單定義︰第一個二分法是官方與民間，第二個二分法是政治與經濟。今後出現的轉變如下︰

官方政治︰一如前述香港的角色相對被動，畢竟這些權限上香港難以觸及的層面。特區政府除了不斷向外國商會及政府交流及遊說外，可以做的決定不多，成效也不再於特區政府做得多好，而是兩大國之間有沒有默契維持香港的獨特政治地位。

官方經濟︰這是一個相對大自由度的地方，也是特區政府可以著力更多的地方。特別是假如中美關係因貿易問題變得緊張，或要香港加強與其他美國盟友經濟聯繫的角色。事實上，香港剛完成與澳洲自由貿易協定及投資協定談判及簽署落實，而中國與澳洲關係近年變得緊張，香港可否成為一個可被利用，間接引入「澳資」的地方，相信這是值得北京考慮、參考甚至引進到其他美國盟友。一旦亮起這盞綠燈，香港在官方經濟層面的涉外關係及生存空間會有所增加，特別是其他涉及國家投資的政策如亞投行及一帶一路等，特區政府可以做的角色其實還有很多。
民間政治︰這是一個這次運動得到的「意外收穫」。一直以來，分析及動員香港離散社會(diasporic community)的模式闕如，所謂的「民間外交」也多強調以個人身份遊說當地國會議員及政府官員為主，較少直接與當地的離散社區連結，甚至利用當地網絡作不同程度的社會動員及輿論處理，這是一個新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香港社會擺脫傳統英美社會主導的民間工作，開始接觸歐盟下大陸國家如德國、法國及比利時，還是亞洲國家如日本及南韓，這些網絡不一定有即時回報，但長遠而言是有待開發的國際生存空間。

民間經濟︰這又回到相對被動的情況，畢竟民間的經濟空間，是與官方的政治空間與經濟空間有關，而這涉及到中美之間的角力會否影響香港特殊地位，以及中國今後對香港的經濟定位是甚麼。至於美國可利用的槓桿，以及香港於中國的定位。就涉及中國如何理解今後國際格局及外交政策。

8、在利用香港的地位和美國博弈，與把香港整合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這兩個選項之間，是否有優先級的不同？

陳偉信：對於北京而言，香港是「國家體制」下的「異空間」/「港口」︰前者是傾向單一、保守及封閉的概念，後者是傾向多元、先進及流動的概念。從「真．地緣政治」出發，現代國家意識及政治建基於「封閉的城邦邊界」，從而孕育單一的共同社群意識及社群政治，最終走向民族及國家；但港口不論是人口、邊界、物流等，均是流動而且每天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及改變，所建立的基本是網絡（network），從而孕育混雜（hybrid）的多元意識及社群政治。國族主義的基礎在於同一（homogeneity），但港口的特色是異質 (heterogeneity)，因此從主權國家而言，任何的港口都是國家的異空間，本質上挑戰國族及國家的單一概念，是國家安全問題。

但另一方面，亞洲的資本主義及經濟發展早期幾乎完全依賴西方社會，港口就成為了資本主義發展最好的地區，因此才會出現「港口城市」(port city）的概念︰它既擔任國家經濟網絡的重要一環，也是國家經濟生產的起點。港口在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令它成為發展時期內不可失去的經濟空間，抵銷了港口對國家安全的根本威脅。

香港過去的國際網絡第一層是英語系社會、第二層是西方社會、第三層是親西方的亞洲社會。這三層網絡主導了香港近百年的發展，也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問題是，假如新的外交格局不是走這些道路，這些所謂的國際網絡有沒有意義呢？

因此，要維持這個獨特的「港口空間」，涉及兩個層面的考慮︰一是這個港口的網絡對持分者是否仍有實質利益，足以凌駕港口對政權的安全威脅；二是要維持這個「港口空間」的獨特性，持分者有沒有誘因去行使權力維持港口運作。以香港為例，香港過去的國際網絡第一層是英語系社會、第二層是西方社會、第三層是親西方的亞洲社會。這三層網絡主導了香港近百年的發展，也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問題是，假如新的外交格局不是走這些道路，這些所謂的國際網絡有沒有意義呢？而當既得利益不再是利益，港口對國家所形成的安全負擔及對民族話語的挑戰，就成為一個核心問題去考量是否繼續行使權力維持港口運作。而中國如何理解今後國際格局走向及外交政策利益，就為這些問題提供他們心目中的答案，也決定了香港今後的命運。

李柏昇：回到題6，北京如果是為了自己的經貿安全以及經濟穩定的話，維持香港的獨立性不要落人口實才是上策。但北京看世界的方式大概並不是遵循著經濟利益，國家政權的維繫也不是只有經濟正當性。

9、中共治港的根本難題是什麼？

吳木鑾：我感覺北京領導人對香港的管治問題其實不是太了解，他更多的是把香港當作籌碼。中國國內有太多自己的問題，「維穩」是第一，香港問題在眾多問題中，對中央來說不算那麼重要。中央本來是可以不做任何事情的，假如沒有林鄭月娥這次的問題的話。

根本難題是不了解當代年輕人的想法，或者說主流民意的想法。雖然中央有各種渠道獲知信息，但他們完全低估了遊行的人數。其實香港和中央之間還有一些中間人，包括港府的前官員、還有在中國國內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這些港人，但中間人目前的問題跟「中央-地方」關係有關，都希望給上頭講好聽的話，主流的民意沒有反映，都是一些親政府、親建制的話。當年23條遊行的時候，也是差不多的情況。這套信息收集系統需要很大改進。

我覺得中央現在最好的做法就是什麼都不做。目前來說，你做得越多，在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下會更為複雜，香港的反彈會更大，最後可能導致美國更加緊張。一旦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話，對內地的損失甚至要比香港更大一點。

李柏昇：難題就是共產黨不會玩競爭性民主，他們無法想像當中國/香港有一天不是共產黨統治時會是怎麼樣。香港80-90年代是有競爭性選舉的（從區議員、市政局到立法會），這種歷史記憶其實很大程度會留下，這也是共產黨的統治不可能會順他的意的原因。

10、在這場博弈中，香港是否還有可能掌握主動權？

陳偉信：香港在這場博弈中，有主動的部份，但是否可變成「主動權」，我認為是不樂觀的。畢竟在這場「兩層半」(two-and-a-half level game)博弈上，香港在中美貿易戰及廣義國際關係博弈有「一國兩制」的官方限制，民間卻同時有一定的自主性回應這場博弈，將香港問題推到另一個層面 – 這次運動正好是一個很好的示範。但畢竟在涉外關係上，香港不是一個完整的行為體（actor） – 這為何是「兩層半」的博弈而非單純的兩層博弈(two-level game)，因此即時民間可透過不同的方式影響這層博弈，例如借用Keck and Sikkink提出的迴力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來影響西方社會就香港問題的立場，從而向特區政府及北京施壓；或是特區政府透過官方迴力鏢，建立商貿協定並透過既得利益加強遊說西方商界團體維持香港獨殊地位，甚至改變西方社會對華政策，到最後還是接鏢者如何考量她與美國及中國之間的關係，最終的決定權不在香港。但對於香港自身發展而言，要維持國際定位、建立更多元的國際網絡，本來就是香港這個「港口」維持自身身份的「合理」做法。而這個「合理」做法，對於現時北京對港政策、國家區域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博弈而言，仍屬利多於弊的情況。當然，理性以外還有更多感性的考慮，但這已是超越學術分析的範圍，不贅。

李柏昇：香港政府在這次事件過後更不可能有主動權了，但公民社會這種國際遊說與製造國際輿論壓力的經驗會留下，這會是香港市民掌握主動權的利器。

我會反問的是，其實甚麼是「香港」？誰能代表「香港」？

李峻嶸：我會反問的是，其實甚麼是「香港」？誰能代表「香港」？甚麼才是「香港的利益」？例如，「香港要做國際金融中心」，可能99.9%的香港市民都不反對。那麼，要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甚麼前提呢？政府會說：維持低稅率、靠不同的稅務優惠吸引外資等等。但維持低稅率令香港的福利體制無法更健全發展，對香港的基層民眾又是否好事呢？世界各地資金流入香港，對未能置業的人士（又沒有資格申請資助房屋的）又是否好事呢？

我想說的是，其實香港是一個高度分裂的地方。無論是經濟利益還是政治取向，都存在著大量的矛盾。既然如此，到底哪一班人、哪樣的利益才算是「香港」的代表？如果定義不了的話，那就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