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四个学者告诉你，G20前后，香港的抉择与未来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28日、29日在日本大阪举行。其中，中美领导人的会面与贸易战的进展无疑是最大焦点，习近平及特朗普（川普）也已敲定于29日会面。

而就在26日，香港反对《逃犯条例》运动的声势不减，当天香港市民自发组织“马拉松式请愿行动”，向参与G20峰会的19国驻港领事馆递信请愿，请求各国于峰会上“就香港现况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压”。民权阵线组织当晚再在中环举行“G20 Free Hong Kong Democracy Now”集会，表达社会决心。

大会上志愿者用不同语言念出请愿书，人们在现场举起手机打光，形成光海一片——这些场景令香港社会感到鼓舞。不过，如何评估这些行动的成效？G20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能够施压香港决策者？

短短两周，无论形式、型态，“反送中”运动每天都是新的。这样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从6月20日起，曾短暂地将五项诉求变为四项，移去了“特首林郑下台”；但在26日由民阵组织的行动中再次恢复，完整的五项诉求包括“完全撤回逃犯修例、追究警方开枪责任、不检控及释放示威者、撤销定性6月12日集会为暴动，以及林郑月娥问责下台。”

“反送中”一直是一个诉求明确的运动，始终围绕《逃犯条例》本身进行。但26日的晚会上，民阵的组织者通过麦克风，“脱稿”喊出了2014年雨伞运动“要求真普选”的口号。这一寻求政治制度根本改变的、具有民主意味的、更抽象的诉求的提出，对诉求单一明确的“反送中”运动来说有何意味？将发挥更激进还是保守的作用？

“反送中”运动引起国际广泛关注，但中国外交部26日对外表示，G20峰会不会讨论香港问题，中方也绝不会同意讨论香港问题。不过G20并不是中国主导的国际事件，中国外交部也只是一个“表态”部门，在这场国际会议上各类议题将有何发展，仍待观望。

更深层的问题可能在于，在更风云诡谲的国际政治中，香港目前的地位、角色是怎么样的？是依然享有“独特地位”，还是已经成为了大国博弈中的筹码？香港学者、海外学者又如何研判影响香港前途的杠杆因素？

就此，端传媒拟定了十个相关问题，并请四位年轻学者通过书面回复或电话采访的方式来解读分析。他们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研究学士课程讲师陈伟信，社会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讲师李峻嵘，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李柏升。四位学者各有专长，包括中国政治、美国政治、国际政治、社会运动、法学、政治经济学等。

这个夏天，这座流汗的城市如何铺排未来，又能否成功？

1、香港市民向G20各国请愿、递信、登报固然很涨士气，但如何评估成效？G20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能够施压香港决策者？又会否增加中央对“外国势力”的担忧？会否令中港关系更紧张？

李峻嵘：要为社会运动的各种手法评估成效，其实相当困难。因为要论证手段和结果的因果关系，在游戏规则不清晰、不透明时，其实没有肯定的答案。例如我们到底如何解释6月15日林郑月娥的让步？到底是因为有6月16日大游行的蕴酿？是因为有非和平手段的斗争？是因为统治集团内的温和派赢得内部斗争？是因为西方干预？政要的行动和取态，又如何受到民众的行动影响？这些可能要等相关档案解密后才有比较可靠的答案。

G20的场合本身不是用来处理像香港这样的问题。

老实说，G20的场合本身不是用来处理像香港这样的问题，而且对习近平以外的各国领袖来说，大概也有无数比香港更重要的事。习近平要面对世界各地媒体和其他国家首脑时，多一个包袱当然也会令他感到麻烦一点。林郑的让步或许也与此有关。但正因为政府已让步，即使香港的民众未必收货，甚至不觉得赢了些甚么，但对外国而言，他们本来所关注的《逃犯条例》修订在短期内已难以重推。香港的民众为警权愤怒之际，要期待外国以香港的警权问题向习近平施压，机会则更微。因为此例一开，那么反过来说别国也有道理为美国警察对待非裔国民的手法而频频发声。而且西方警察在镇压示威时，其手法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当然这样说不代表香港警察在“612”的做法就是合理。

如果北京当局真的有强硬派和温和派，高调争取外国领袖支持确有可能令强硬派比温和派更理直气壮。始终就算温和派也要服膺于主权至上、爱国主义的旗帜底下。当然也不排除北京因为外国的注视而让步，但温和派因此处下风，从而令大陆的民意更敌视香港的民主运动，也不无可能。

陈伟信：要评估成效涉及两个不同的思考模式，一是倾向于即时结果，一是倾向于制造路径。 前者看似比较简单，只要以行动结果是否回应目的即可判断成效。但背后涉及到行动本身有没有清晰要达到的目的︰是要国际社会关注、还是要制造足够的舆论压力改变各国对华政策？是要特区政府满足示威者5点诉求、还是新近民阵集会中提到要求香港全面民主化？

当然，最低度的目的是引起国际关注，而这亦是最能达到的成效。但国际关注不代表足以改变一国对华政策。在基本诉求方面，特区政府在line to take以外不似有更多回应。至于香港的全面民主化，更似是遥不可及的事——虽然我不介意我的判断被印证为错误。不同的行动持分者对目的有著不同的想法，因此以结果论以言难以有一套客观的尺去量度成效。

其实这次运动突破了旧日对“外国势力”的避讳。

其实这次运动突破了旧日对“外国势力”的避讳。相对于回归后不同的大型社会运动，运动的参与者及组织者相对忌讳与“外国势力”扯上关系，即使扯上了也是被动地成为媒体的焦点。但这次的请愿、递信、登报的目的，就是主动地与“外国势力”交流，主动游说外国政府在国际会议向北京施压，这是香港社会运动史上一个少见的做法。不少政界及社运人士会出席外国的听证会，会被邀请分享香港经验，但这些都是在“非运动”时间做的涉外关系工作。这些突破明显地改变了公民社会对组织社会运动及外国联系的想法，是比较深层地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但这种可见的“成效”是否是大家想要的，就是另一回事了。

讨论到会否向美国决策者带来压力，以及增加对北京对“外国势力”的担忧，本质上跟这些行动，甚至整场运动本身的关系不大。美国决策者在香港问题的核心利益，最直接是有关商贸及金融，其次是背后衍生的科技、信息及人员流动，最后才是政治价值及民主化。这次美国甚至西方社会关注《逃犯条例》修订，除因为两次和平大型示威的“道德力量”外，更重要是修订本身涉及到侨民保护问题（对内地法制的不信任所衍生的引渡问题）及资产流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涉及冻结及没收资产），因而直接影响西方社会以香港作为基地处理对华商贸及金融事务的安全程度。这些观察可从过去两年的《香港政策法》报告，表明即使香港面对不同程度的政治问题及事件，美国仍视香港算是成功推动“一国两制”，从而要求继续维持香港特殊地位。

至于北京对外国势力的担忧会否增加，也是跟这些行动，甚至整场运动本身的关系不大。毕竟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外国势力”论，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听“外国势力”影响香港，分别不过是这次是明显见到，而以往是例子阙如。是否“增加”担忧，就只有北京及特区政府当局才能判断。

2、如何看待在26日G20请愿晚会上，晚会诉求重提“要求真普选”？

对民阵来说，这是十分合理的，然后呢？

陈伟信：正如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教授指出，现时的运动已由守转攻，由希望“不要甚么”转到“要甚么”的阶段。而要讨论“要甚么”，自然涉及主办当局的实体议程。民阵多年的立场从来都是“要求真普选”，对此其实不感到惊讶。但问题是，这个诉求是否是与会者、参与运动者但没有出席与会者的“最大公约数”，却更值得我们深思。毕竟在民阵多年提出的“真普选”外，还有其他更敏感、更激进的诉求存在于民间社会，这次虽因“不要甚么”而团结起来走上街头，但一旦回到“要甚么”或是实际的利益及权力分配(例如选举及议席)，“真普选”这个相对“保守”的诉求会否成为今后动员的主要诉求，相信从过去的议会及选举操作或可略知一二。

李峻嵘：对民阵来说，这是十分合理的。当然，对不少参加者来，又是另一回事。香港大型示威活动中往往有一种气氛，就是不能超越活动的主题。我记得2012年反国教连日集会时，有人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为甚么不藉当时的民气将运动转型至争普选呢？其实不少人明白，很多被“守护孩子”打动出来反国教的人，如果听到“争取真普选”的口号，很可能会翻脸。我试过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在占领区讲贫富悬殊问题，也惹来在场人士骂我偏离普选的纲领。如果民阵提出真普选惹来不少人反感的话，似乎说明了这次示威能动员的人，颇大的比例其实不是原来民主运动的忠实支持者，亦说明了原有的那种“洁癖”依旧存在。

吴木銮：曾钰成之前的文章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经济绩效其实起不到多大作用，“真普选”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虽然大家对（曾钰成这次重提）有些惊讶，但其实是非常自然的，这也是香港能够救自己的办法。当年“831决定”虽然退回了这个诉求，但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个 fundermental 的东西，所以再追求也没什么坏事。其实曾讲得也比较学理，因为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年轻这代不会再对（只讲）经济绩效埋单。无论曾钰成在这个时候提出这种说法的目的、动机是什么，“真普选”假如能成为一个方向，对香港依然是 healthy 的。

现在提“真普选”对局势未必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因为跟《逃犯条例》是不同的议题，但我认为长远来说是件好事。因为香港现在出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认受性比较低，所以只有通过“普选”才能解决，早晚要解决。

李柏升：诉求真普选我觉得有两层，第一层是呼应了美国的香港人权法。另一方面是直指香港这几年来政制的核心问题，在一个没有民主课责的地方，司法独立、公民权利保障等等都无以为继。以往还有法律动员的可能性，但是在法律这条路堵上后，诉求就回到了民主政治。

3、如何看待跨境团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在目前的国际及中港局势下，香港是否需要寻求跨境团结？若需要，谁是施力方？

陈伟信：要达到有效的跨境连结，涉及到议题本身的独特性。《逃犯条例》修订可以成为跨境动员的其中一个原因，自然是条例本身触及“跨境”权力，涉及不同国籍人士在香港的人身安全问题。特别是过去数年涉及到一些跨境执法的“悬案”，令这项“跨境”权力的行使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这次修法引入单次特别引渡安排，移除涉及与两岸三地的引渡限制，以本地立法尝试解决“陈同佳案”，当中有否作了错误判断，令事件最终走向“国际化”，是特区政府会思考的问题。事实上，逃犯移交从来不是单纯的内政问题，它是一个涉及(至少)两个司法管辖区的跨境协议，一般情况下是由香港政府的国际法律科负责。

至于香港是否“需要”寻求跨境连结，这是一个社会运动的方向问题：寻求这些跨境连结的目标及目的是甚么？不同的社会运动有著不同背景及议题，也有不同的目标、组织者及持分者，自然难有一个“一刀切”的答案。是否“需要”是一个组织者主观判断，本人不是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因此难以给出一个好的答案。

李峻嵘：应该没有甚么大型社会运动不需要跨境团结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信息能随时跨越边界、利益网络也是如此。对香港民主运动而言，世人愈重视香港的情况，北京的压力当然愈大。这对于北京和特区政府是否会增加镇压的力度，不是不重要的。但外国的压力能否带来民主运动的突破，我这刻则持较悲观的态度。除非外国的压力不是舆论战那么简单，而是真的能影响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但以今时今日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要实践这个策略也非易事。

香港的民主运动最需要寻求的合作力量，不在西方，而是在中国大陆。但地理虽近，在庞大的维稳机器下，两地民主运动要合作的难度却是高得很。而近年香港某些势力鼓吹不理中国的想法，令本来是难以做到的东西变成了想像一下都变得困难。

吴木銮：在现在的局势下，跟内地的“跨境”是不可能的了，只能依靠跟外部的结合。但我觉得香港问题就是香港问题，一国两制很独特，使得香港跟美国的“跨境合作”其实也很难。因为“跨境”要成功的关键在于要面对共同的问题。美国人早就解决了“普选问题”，他们既不是大威权政府，也没有一国两制，和香港有什么共同问题、有什么可以联合的呢？大部分NGO、机构都不关心这个问题。

李柏升：跨境团结当然是一条出路，但最有“跨境传统”的大概是具有左翼色彩的劳工运动，香港这种民主运动大概是没有办法获取太多资源的。但另一方面，同样面对中国锐实力影响的地区可能会是结盟的对象。但对比起其他国家，香港的运动一下就获得欧美主流媒体的头条。可能更大程度上会是其他运动搭香港运动的便车（例如维吾尔、藏族运动等等）等。

4、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草案。在今年修订的版本中明订，支持香港自由和公平地提名和选举香港特首，并为“香港立法会举行公开和直接选举”设下了时限。法案通过机率有多大？在多大程度上能起作用？是否担心独立关税区地位会成为一个大国博弈的筹码？

李峻嵘：如果看法案文本的前文后理，其实所谓独立关税区的问题，反而与人权、民主关系不大。美国朝野较重视的，应是北京是否利用香港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的身分来做一些对美国国家利益或者外交策略不利的事。而香港作为一个西方资本拥有庞大利益的城市，美国真的做到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这一步，途中的阻力也会更大。

靠美国制裁来争取香港民主，香港的民主派支持者可接受吗？

顺带一提的是，无疑在香港是有一些力量觉得应该靠美国制裁来争取香港民主，而且近年是有更多人接受这策略。但到底这策略是否普遍香港的民主派支持者可接受的呢？尤其是那些有不少资产的、靠股市或者楼市累积财富的中产阶级，他们是否合支持这种策略呢？如果整个民主运动慢慢向这个方向转移，会不会令部分民主运动的支持者流失呢？

陈伟信：先要厘清数点︰第一，假如我们比较卢比奥在2017年提出（S.417）及这次法案（S.1838）内容，2020年立法会“公开和直接”选举都是在政策声明（statement of policy）的部份，分别在2017年的法案就行政长官有自由及公平的提名及选举机制设有2017年的期限，而新法案删除了2017年的字眼，但也没有补上下届选举年份（2022年）。事实上，在字眼而言，政策声明强调是美国自《香港政策法》以来的方针，是否可看作一个确切的时限，就属美国内部对“政策声明”的“法律效力”的想法是甚么。

第二，正如王慧麟博士指出，真正的设限在于法案因著《逃犯条例》修订出现的第6节，即保护美国及其他国家国民不被移交中国部份，将香港国家安全立法与美国审视香港特殊优惠挂勾。这时法案的写法是将其纳入在回应《逃犯条例》修订后，“假如现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获得通过，以及修订后的法律容许移交到欠缺人权保障”的章节下，字面的理解自然是上述情况发生后，香港政府再就国家安全立法便会启动审核程序。但毕竟是首次直接将“23条立法”与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挂勾，而法律最后会否被抽空理解为独立部份（即与《逃犯条例》修订脱勾），一切都是美国国会及白宫诠释。正如早前指出，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只要一个行政命令；而要合理化这个行政命令，国务院如何撰写报告，特别是当23条立法出现后，有著一定程序的影响。

从现时美国权力结构及对华政策分析，虽有指某提案者在香港问题上有可能出现利益冲突，但法案有著两党重量级人马支持，本来通过的机会颇大。现时的问题是时间，毕竟在民主党层面，总统的选举工作已经展开，内部会否形成一个对华政策的共识成疑，特朗普也要审视在香港问题上多开一条对华战线是否有利他的竞选工作，特别是特朗普的选举承诺有包括解决对华贸易问题，却没有包括解决“香港民主问题”。而一旦审议时间拉长，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也要开展他们的选举工作，这时游说团及助选团的影响力将会大增，华商会否借此机会游说美国一些影响力较大的说客组织，从而向民主共和两党作“二次游说”，也会是法案会否通过的另一关键。

其次，审议时间也会影响法案的最终版本，毕竟假如法案内容有关2020年是一条“死线”，本年内明年初能否完成立法，从而反映“新的”港美关系政策，将会决定2020年死线是否“有效”。而美国当局的《香港政策法》年度报告是在每年3月到5月发布，2020年的报告会否加入上述元素，也可侧面印证白宫是否“实际上”执行上述法案内容。另一个涉及法案内容的问题，是在于《逃犯条例》修订在美国政客心目中是“暂缓”或是已经“完全撤回”，这也是第6节有没有实际意义的部份。因此，我不认为法案会以现时的版本通过，但一些针对《香港政策法》的审议关卡，例如克鲁兹提出针对中国利用香港规避美国法律的报告，或是针对日后可能涉及侨民保护的部份的相关政策及额外审查，或会予以保留。

但即时法案是以原版本还是部份保留版本通过，只要影响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对北京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经济层面而言，虽然香港占中国整体GDP的比例不高，但香港仍是内地首屈一指的“境外投资”来源，也是不同环球企业进军亚洲及中国的基地之一。一旦失去独立关税区地位，直接会打击外资在香港的投放及营商信心，也自然影响香港商人的因著独立关税区所衍生利益。一旦香港商人利益减少，他们或会选择将生产及投资转到其他亚洲地区如东南亚，变相削弱对内地的投资。另一方面，不少内地企业均希望透过香港吸纳外资或发行债券，其根本在于自由的资本流动及外界对香港市场的信心，一旦失去了既定的地位，内地企业能否在香港市场得到充裕的外资机会，也直接影响内地经济发展，特别是既定的大湾区规划希望发展香港的“三个中心”优势，而这三个中心与香港国际定位及独立关税区地位，其实也是息息相关。

一旦香港因为这次事件破局，中美双方都失去了这条暗黑外交通道，对北京而言将失去外交政策的一大灵活性，对宏观外交布局有一定程度的打击。

第三，是印象及信誉问题，毕竟北京一直对外宣传的成就是“一国两制”运作良好，香港仍然保留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成为两岸统一的一个重要蓝本。假如美国“身先士卒”取消香港的独特地位，变相是表明“一国两制”在西方社会的认受性大打折扣，也直接影响两岸统一的前景。事实上，在《逃犯条例》修订事件后，不论是国民党及民进党，都表面反对“一国两制”作为台湾未来的政治制度，更有候选人表明愿意大开中门接受香港移民来台，这些都是北京不希望见到的情况。最后，是一些暗黑外交操作的层面，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可以是中国吸纳外国技术，处理敏感外交问题，秘密支援其他盟友的地方，也是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维持对华贸易流动的压力阀。一旦香港因为这次事件破局，中美双方都失去了这条暗黑外交通道，对北京而言将失去外交政策的一大灵活性，对宏观外交布局有一定程度的打击。

5、美国国会称会给特朗普施压，以目前美国国会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外界观察者对此有多大信心？美国能影响香港的关键发力点在哪里/是谁？

李柏升：北京其实也知道，在中美贸易冷战的架构下，香港的重要性只会增加。中国需要香港来对接“外国势力”，中国并没有不喜欢“外国势力”，而是外国势力要用他喜欢的方式跟他交往。而香港对美的leverage主要还是建立在美国两党对中强硬的前提上，两党在比谁对中更强硬，这让香港有支点可以撬动美国政治。至于北京，他仍然是强调“国内事务”不容外国势力插手。这种态度基本上就是把主权宣称摆在第一位，人权或是其他国际法上的宣称必须退让给中国主权。但对于人权问题，“西方”基本上不会用主权论述来回避（例如美国关达那摩，美国政府的defense不会说这是内国事务外国不应该插手，而总是说这是国家安全有必要保护）。

在北京这样的人权观念下，任何对于人权、民主的论述都会被说成是“外国势力”，即便担忧也不能怎么样。要么就是要放弃人权、民主论述而完全去谈治理，但只要是超过对于治理的讨论，就很大机会落入“外国势力干涉”的范围。

美国的影响还是在中美贸易战的架构下对中国的杠杆，重点在于川普到底要把香港这牌打得多前。

对中强硬是两党共识，川普第一次说的话通常不可信，要看他身边的人以及之后真正的总统命令以及法案。例如川普刚上台时常常说习近平是好朋友，但后来呢？国会跟总统在中国议题上其实分歧不大，给一点点时间就可以找出政策共识。美国的影响还是在中美贸易战的架构下对中国的杠杆，重点在于川普到底要把香港这牌打得多前。

陈伟信：讨论之先，要了解数个关于美中关系及《香港政策法》的操作︰第一，要“暂缓”执行《香港政策法》，其实只要特朗普一声令下，一个行政命令就可做到，用不著国会“施压”。而要特朗普行动，关键的问题是涉及利益何在。《时代》早前透露，华府有意在台湾售武及香港《逃犯条例》问题，对北京示好以求G20期间可就中美贸易问题达成某些协议——这是特朗普希望得到的利益。除非香港问题为特朗普制造凌驾于他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得到的利益，或有助他扩大中美贸易谈判中得到的利益，否则“香港牌”会是他一张“备而不发”的暗牌，而非急于求成的“明牌”。

事实上，香港问题可能出现的利益有二︰一是有助他竞选连任，但提出两条涉及修改《香港关系法》法案者为卢比奥及克鲁兹，两人都是特席普在共和党的“菁英”政敌；最积极支持法案的是民主党的佩洛西，她与特朗普的种种唇枪舌剑，相信有留意美国政治的读者也会知道，因此他在第一种利益上没有诱因去出力推动法案相关工作。二是香港问题有助他长远的“科技战”及“经济结构战”，包括香港作为中国“合法”地吸纳外国技术的灰色地带，香港公司有别于国内公司所面对的在美以及全世界的投资限制等。这是一个相对长远的诱因可促成他推动国会相关法案，但这涉及第二个美中关系及《香港政策法》的操作 – 白宫从来都是“被动地”回应国会涉及台湾及香港问题的立法。1979年总统卡特在国会拒绝了国务院提出的修改后仍签署《台湾关系法》，1992年老布什也签署《香港政策法》。特朗普大可以效法前人，法案通过了就大笔一挥签署，通过不了也就如此作罢，政治责任均由提出法案及支持法案的参众两院承担。

吴木銮：美国也会担心香港未来的情况，比如会不会太亲北京。国会和行政部门只是在表示他们的关注吧，接下来要看有没有实际证据说明香港已经丧失“独立地位”。国会议员稍微激进一点，政策圈已经看到香港问题的严重性了，只是说，行政担心的东西是，香港还能不能维持这样一个“独立”的地位，包括可能实际上是不独立的，高科技产品是不是都通过“独立关税区”偷偷转给内地了？这件事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香港跟内地走得多近，而不是真的要为香港争取像“普选”这样的权益。

6、在冷战时代，香港曾经是中国的一个外贸外汇出口和中介人，中美的新冷战趋向会如何影响香港曾经的地位？香港会变得更重要，还是会变得更被动？

陈伟信：事实上，至今香港仍是中国一个重要外贸外汇出口及中介角色，与冷战存废的关系不大。而所谓的新冷战，我理解的是中美在不同层面的角力，而当中最主要的角力是“经济结构战”及“科技战”——会否转化成第二场“冷战”其实言之尚早。

正如前述，一旦我们理解中美贸易战是“经济结构战”及“科技战”，香港的角色会变得既重要又被动。重要的是，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会成为“经济战”及“科技战”的主战场之一，包括对华外汇管理及企业融资有没有第三方出口点，技术转移会否在一些涉及中港共同合作的空间出现(如落马洲河套区创新及科技园)，均是这条战线要考虑的问题，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被动方面，由于事情涉及中美宏观的霸权角力及外交政策，属“一国两制”中的“一国”事务，港府在此的角色除了是参与代表团与其他国家谈判外(例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参与G20代表团)，以及从香港角度向北京当局进言外，可参与的空间其实不大。

李柏升：理论上，中国需要香港胜于香港需要中国。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北京是极大化自身利益的话，应该是要保护香港的特殊地位。问题在于北京可能仍然是把主权宣称视为最重要的核心利益而不考虑经济算计。

7、在如今的中美格局（新冷战）下，香港的涉外关系与国际生存空间由谁决定？美国对香港的杠杆作用有多大？中国会否丢掉香港？香港对中国来说意味著什么？

香港的特殊地位谁说了算？

吴木銮：目前来说中国是非常需要香港的，还是“窗口作用”，这个作用一直是存在的，以前是融资作用，现在是制度作用，“西方”还是把香港视为某种程度上的同盟。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国发展得比俄罗斯好、比印度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香港这样一个“缓冲带”，有西方信任的一个地方。我相信聪明的决策者会知道这个利害关系的。

但现在的情况是，那个非常强大的中央，有的时候会忽略这一点，他们会觉得香港没有那么重要、中国还可以通过别的地方来跟国际交流，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西方”对法律体系是非常重视的。法律体系还是中国对外交流时外界要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无论是商人还是政府，都依靠法律体系来解决纠纷。大陆的法律环境还是比较让人担忧的。

李柏升：制度上，香港没有办法形成自身的国际政策。基本法的框架让官僚在做政策时不会考虑到国际政治的后果与影响。但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实并不是中国说了算，香港的特殊地位在于其他国家愿意承认这个特殊地位。这特殊地位在于经济上可以连结中国，但制度上又是有法治与司法独立。

陈伟信：这里要先定义何谓“涉外关系与国际生存空间”。用两个“二分法”先简单定义︰第一个二分法是官方与民间，第二个二分法是政治与经济。今后出现的转变如下︰

官方政治︰一如前述香港的角色相对被动，毕竟这些权限上香港难以触及的层面。特区政府除了不断向外国商会及政府交流及游说外，可以做的决定不多，成效也不再于特区政府做得多好，而是两大国之间有没有默契维持香港的独特政治地位。

官方经济︰这是一个相对大自由度的地方，也是特区政府可以著力更多的地方。特别是假如中美关系因贸易问题变得紧张，或要香港加强与其他美国盟友经济联系的角色。事实上，香港刚完成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及投资协定谈判及签署落实，而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近年变得紧张，香港可否成为一个可被利用，间接引入“澳资”的地方，相信这是值得北京考虑、参考甚至引进到其他美国盟友。一旦亮起这盏绿灯，香港在官方经济层面的涉外关系及生存空间会有所增加，特别是其他涉及国家投资的政策如亚投行及一带一路等，特区政府可以做的角色其实还有很多。
民间政治︰这是一个这次运动得到的“意外收获”。一直以来，分析及动员香港离散社会(diasporic community)的模式阙如，所谓的“民间外交”也多强调以个人身份游说当地国会议员及政府官员为主，较少直接与当地的离散社区连结，甚至利用当地网络作不同程度的社会动员及舆论处理，这是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香港社会摆脱传统英美社会主导的民间工作，开始接触欧盟下大陆国家如德国、法国及比利时，还是亚洲国家如日本及韩国，这些网络不一定有即时回报，但长远而言是有待开发的国际生存空间。

民间经济︰这又回到相对被动的情况，毕竟民间的经济空间，是与官方的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有关，而这涉及到中美之间的角力会否影响香港特殊地位，以及中国今后对香港的经济定位是甚么。至于美国可利用的杠杆，以及香港于中国的定位。就涉及中国如何理解今后国际格局及外交政策。

8、在利用香港的地位和美国博弈，与把香港整合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两个选项之间，是否有优先级的不同？

陈伟信：对于北京而言，香港是“国家体制”下的“异空间”/“港口”︰前者是倾向单一、保守及封闭的概念，后者是倾向多元、先进及流动的概念。从“真．地缘政治”出发，现代国家意识及政治建基于“封闭的城邦边界”，从而孕育单一的共同社群意识及社群政治，最终走向民族及国家；但港口不论是人口、边界、物流等，均是流动而且每天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及改变，所建立的基本是网络（network），从而孕育混杂（hybrid）的多元意识及社群政治。国族主义的基础在于同一（homogeneity），但港口的特色是异质 (heterogeneity)，因此从主权国家而言，任何的港口都是国家的异空间，本质上挑战国族及国家的单一概念，是国家安全问题。

但另一方面，亚洲的资本主义及经济发展早期几乎完全依赖西方社会，港口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最好的地区，因此才会出现“港口城市”(port city）的概念︰它既担任国家经济网络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经济生产的起点。港口在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令它成为发展时期内不可失去的经济空间，抵销了港口对国家安全的根本威胁。

香港过去的国际网络第一层是英语系社会、第二层是西方社会、第三层是亲西方的亚洲社会。这三层网络主导了香港近百年的发展，也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问题是，假如新的外交格局不是走这些道路，这些所谓的国际网络有没有意义呢？

因此，要维持这个独特的“港口空间”，涉及两个层面的考虑︰一是这个港口的网络对持分者是否仍有实质利益，足以凌驾港口对政权的安全威胁；二是要维持这个“港口空间”的独特性，持分者有没有诱因去行使权力维持港口运作。以香港为例，香港过去的国际网络第一层是英语系社会、第二层是西方社会、第三层是亲西方的亚洲社会。这三层网络主导了香港近百年的发展，也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问题是，假如新的外交格局不是走这些道路，这些所谓的国际网络有没有意义呢？而当既得利益不再是利益，港口对国家所形成的安全负担及对民族话语的挑战，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去考量是否继续行使权力维持港口运作。而中国如何理解今后国际格局走向及外交政策利益，就为这些问题提供他们心目中的答案，也决定了香港今后的命运。

李柏升：回到题6，北京如果是为了自己的经贸安全以及经济稳定的话，维持香港的独立性不要落人口实才是上策。但北京看世界的方式大概并不是遵循著经济利益，国家政权的维系也不是只有经济正当性。

9、中共治港的根本难题是什么？

吴木銮：我感觉北京领导人对香港的管治问题其实不是太了解，他更多的是把香港当作筹码。中国国内有太多自己的问题，“维稳”是第一，香港问题在众多问题中，对中央来说不算那么重要。中央本来是可以不做任何事情的，假如没有林郑月娥这次的问题的话。

根本难题是不了解当代年轻人的想法，或者说主流民意的想法。虽然中央有各种渠道获知信息，但他们完全低估了游行的人数。其实香港和中央之间还有一些中间人，包括港府的前官员、还有在中国国内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些港人，但中间人目前的问题跟“中央-地方”关系有关，都希望给上头讲好听的话，主流的民意没有反映，都是一些亲政府、亲建制的话。当年23条游行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情况。这套信息收集系统需要很大改进。

我觉得中央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做。目前来说，你做得越多，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下会更为复杂，香港的反弹会更大，最后可能导致美国更加紧张。一旦美国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话，对内地的损失甚至要比香港更大一点。

李柏升：难题就是共产党不会玩竞争性民主，他们无法想像当中国/香港有一天不是共产党统治时会是怎么样。香港80-90年代是有竞争性选举的（从区议员、市政局到立法会），这种历史记忆其实很大程度会留下，这也是共产党的统治不可能会顺他的意的原因。

10、在这场博弈中，香港是否还有可能掌握主动权？

陈伟信：香港在这场博弈中，有主动的部份，但是否可变成“主动权”，我认为是不乐观的。毕竟在这场“两层半”(two-and-a-half level game)博弈上，香港在中美贸易战及广义国际关系博弈有“一国两制”的官方限制，民间却同时有一定的自主性回应这场博弈，将香港问题推到另一个层面 – 这次运动正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但毕竟在涉外关系上，香港不是一个完整的行为体（actor） – 这为何是“两层半”的博弈而非单纯的两层博弈(two-level game)，因此即时民间可透过不同的方式影响这层博弈，例如借用Keck and Sikkink提出的回力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来影响西方社会就香港问题的立场，从而向特区政府及北京施压；或是特区政府透过官方回力镖，建立商贸协定并透过既得利益加强游说西方商界团体维持香港独殊地位，甚至改变西方社会对华政策，到最后还是接镖者如何考量她与美国及中国之间的关系，最终的决定权不在香港。但对于香港自身发展而言，要维持国际定位、建立更多元的国际网络，本来就是香港这个“港口”维持自身身份的“合理”做法。而这个“合理”做法，对于现时北京对港政策、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博弈而言，仍属利多于弊的情况。当然，理性以外还有更多感性的考虑，但这已是超越学术分析的范围，不赘。

李柏升：香港政府在这次事件过后更不可能有主动权了，但公民社会这种国际游说与制造国际舆论压力的经验会留下，这会是香港市民掌握主动权的利器。

我会反问的是，其实甚么是“香港”？谁能代表“香港”？

李峻嵘：我会反问的是，其实甚么是“香港”？谁能代表“香港”？甚么才是“香港的利益”？例如，“香港要做国际金融中心”，可能99.9%的香港市民都不反对。那么，要维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甚么前提呢？政府会说：维持低税率、靠不同的税务优惠吸引外资等等。但维持低税率令香港的福利体制无法更健全发展，对香港的基层民众又是否好事呢？世界各地资金流入香港，对未能置业的人士（又没有资格申请资助房屋的）又是否好事呢？

我想说的是，其实香港是一个高度分裂的地方。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取向，都存在著大量的矛盾。既然如此，到底哪一班人、哪样的利益才算是“香港”的代表？如果定义不了的话，那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