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耀華：在香港，雨一直下

【編者按】6月，香港，要求政府全面撤回《逃犯條例》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持續延燒。不幸的是這期間已有兩名市民離世。

這些年來，都沒有感到過無力，最多覺得好累，情緒波動。但累積到這幾星期，真在絕望邊緣徘徊。年輕人為甚麼絕望？我想你我都心知肚明對吧。不願意說對吧。要是說穿了，你我還怎麼走下去，對吧。當天空萬紫千紅，你會否見到地上的血腥？當暗影從大地裂縫突進，穿透燒開正旺的火焰，是影變得灼熱沸騰，還是焰被黑夜淹熄？

如果雪正在融，河在乾涸，暴雨成災，水土崩塌，山無植披海不納川，我們還能怎樣告訴眼睛圓潤的孩提，相信天理循環？你知道講不過去的。我們也很知道。如果天本無光，你以為不說實話，人們就不會知曉嗎？只要抬頭，雲沒有回答，月沒有回答，星沒有回答，但就這樣在黑漆的夜晚各安其位，你就知道了。川本三郎在《我愛過的那個年代》回憶六十年代日本學運風起雲湧，那些年總是下雨，每天都有人為運動而逝。

我想起6月12日金鐘海富中心到政總的天橋。橋下的人要物資，呼籲橋上的人把傘掉下，好傳到前線抵制警暴。傘直掉下來會傷人，於是大家叫橋上者把傘打開再掉下，傘如花，又如雨，飄飄落下。

「墜落」彷彿是這個六月的象徵，連綿下雨，傘又如花落如雪，催淚子彈爆落地上，生命飄飄柔著地。只望有天雨會停，陽光能夠穿透籠罩城市的黑雲，我們能在沒有黑暗的地方相見。而生命或許就是不斷地為沒有光的所在行進，消耗，然後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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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7年曾寫過「這些苦活永遠是立竿但不會見影，因為根本無光，無數豎起的竿最終只會化成整排又整排的墓碑，連墓誌銘都沒有。反抗本來就如是，無光是反抗的根本。」當時我想的，只是一個又一個的被告與未被告。犧牲與被犧牲，墓碑與墓誌銘，都不過是個比喻。不過兩年間，一切變得不一樣了。我還能夠寫下這樣的東西嗎？我連書都已讀不下去了。

我記得2014年的暑假，我見證著6月13號晚反新界東北發展的集會警暴清場，見證著7月1號晚佔領遮打道511名抗命者被補，兩次當中都有我的朋友我的同伴。防暴清場，大規模拘捕，那時已是驚天動地。我曾問自己，望著身邊同伴一個又一個在竭力抵抗，社會還容得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嗎？我這樣寫過——「在學生會任期完結後，我本來是打算全心唸書準備升學的事情。但是在這一個多月，社會發生眾多不公義的事，看著朋友們一個個沒睡沒吃的奮戰，戰至被捕，我在想，作為讀書人，到底可以做些甚麼，出一分甚麼的力。」我甚至還會這樣講——「在愈是紛亂戰意高昂的時候，就更有必要靜下來思考。承接上次讀書組讀過羅爾斯的公民抗命論說，我決定把來次讀書組的閱讀內容定為Thoreau的Civil Disobedience. 這是有關公民抗命討論的經典之一。我想邀請各位有參與沒參與過抗命，還在猶豫掙扎思考抗命之意之義的朋友一起來讀來分享感受。我想讓各位有心的朋友都可以坐下來談談。各位請先讀文章，屆時我們會一字一句的讀原典，然後討論和分享一下對當下香港的感受。」

我本以為讀書組來者只有幾人不到十，結果來了差不多三十人，相識不相識的，超過三個小時，在文章與現實裏穿梭。五年一瞬，今天講甚麼抗命不抗命都已過時了。人人都在抗命了。我也肯定再也寫不出這樣的文章了。那個那麼篤定的少年，那個一往無前的無邪少年。那次讀書會的經驗我惦記在心，成為某種走下去的力量。或者是因為有朋作伴，或者是因為吾道不孤，或者是因為各位出席者的熱情，讓心沒那麼冷？我也不知道，總之就這樣。然後就是然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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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說，如果國家機器從根本地要求你踐行不公義，那就去打破所謂的法紀——「讓我們的生命成為機器運作的阻力。」我們都是機器的零件，每個人所能影響的事或者無多，即使抵抗了，機器還是可能繼續運轉，而你將被磨蝕殆盡。讓社會向前？幾十年了，主權移交後都已經二十二年了，社會向前了多少？梭羅說，要修正機器敗壞的惡習，已經耗廢了太多生命太多靈魂了。打破那個讓你規行矩步的體制秩序吧！我們生而為人，不是非得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好，而是就這樣活著，哪怕這個世界孰好孰壞。人不是非得要把所有事情都扛上背，但有些事卻不得不做，亦正因為人不用把所有事情扛上背，我們大可不必行惡，不要成為不義政權的共犯。

「我們先是人，然後才是民。」梭羅如是說；「如果這是一個人」，李維．普利摩為其描述二戰納粹德軍下集中營慘況的回憶錄，起了這樣一個題，一個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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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算是人？2019年6月12日是立法會二讀《逃犯條例》的日子，示威群眾蓄勢待發包圍立法會要剎停會議，新聞消息指警察調配近五千人手守衛立法會。人們以為警察必定清場阻止示威者集結讓會議通過，6月11號晚都到了現場通宵留守。由我們到場起，就一直聽到有人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原來當晚有天主教徒發起馬拉松唱聖詩活動，期望化解警察暴力，為香港祈禱，他們一直唱，到我們身體捱不住要過天橋離開到海富中心麥當勞門外稍眠休息前，他們仍一直在唱，起碼超過五小時，累計我們未到現場前，估計超過八小時。

當晚除了這群教徒，還有不少司機在現場支持打氣。有司機把車窗調到最低，司機不斷兜圈，車箱循環放著三首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分別是「海闊天空」、「一起舉傘」以及「強」，音量調到最大，讓車輛經過之地的現場群眾都能聽到。當晚現場警察每輛駛過的車都會檢查有否所謂武器，故意刁難。可是這個不斷兜圈的司機卻沒被警察截停，估計是在我們到場時他已在場被截一次，但因為他只是駛車，警察也奈他不何只可放行。這個司機駛經之地，現場群眾都鼓掌歡呼，駛車兜了也有八個鐘。在他以外，有一個穿黑衣的人，騎著單車在現場不斷兜圈，甚麼都沒說，就這樣踩，踩了我想也超過八小時，默默支持。

12日早上8點左右，立法會外示威者衝出馬路，佔據所有行車線，然後一直平靜。到下午3點，警察突然開槍，橡膠子彈、鉛彈、催淚彈平飛直射向示威者、記者，我們且戰且退。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事實，這次催淚彈比2014年9月28日所發射的氣味還要濃，更為刺激性。我幾度以為斷尾了接近二十年的哮喘病要復發，幾度跪地窒息。每輪槍聲過後，人們又再走回前線。好幾次了，我看到許多年輕面孔，有比我還小年紀的，戴著口罩或者沒有，哭著向人們呼喊——「返黎啊，我地仲要再輸幾多次，香港人！」、「香港人，唔好退啊，再退我地就輸嫁啦！」、「我求下大家，一齊贏一次好無……就一次丫……」（註）然後槍撃又起，人們復又撤退，又復走到前線，回到本該站著的地方，正面面對警暴。

我們先是一個人，而如果這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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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懸在刀口，而我們猶在意呼救的描述裡，有沒有寫活了鋒刃的光。最生氣的是，強逼自己不想那些，卻又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了，我們讓那些美學、範式、典律、類型論代我們思考太久了，脫掉它們就只剩下孱弱的無殼之蟹。」朱宥勳在《舌的背面》裏這樣寫到作為一個純文學作者，在運動最激盪的時候，在訊息分秒湧入的時候，自己那些遲疑、緩慢、笨重的文字最為無用——任何一個熱心的網友都能為運動比自己做得更好。

「文弱無力的語言愛好者如我們，面對權勢時只能與語言相依為命。」

「盡舌的能力」，他這樣說。

「從來不會有真正自由與開明的國家，除非國家真正明白，他們的權力與權威來自每個堂堂正正的人們。我這樣安慰自己——想像國家最終能對人們公平公正，待民如鄰，不會因為有人公民抗命、不被國家收編收買而寢食不安。如果國家真能結出這樣的民主果實，瓜熟蒂落，就能稱上偉大了。可惜這只存在我的想像中，暫時還是前所未見。」梭羅在《公民抗命》的結尾這樣講。

我不知道可以再講甚麼。

注：「回來啊，我們還要輸幾次，香港人？」「香港人，不要退，再退我們就輸了」「我求求大家，一起贏一次，就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