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林倢：譚德塞歧視風波下，台灣的身份政治與國際觀

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上週在記者會上影射台灣外交部操作網路攻擊、根據他的族裔進行死亡威脅與種族歧視羞辱，引發台灣社會的不滿。台灣政府在隔日立刻回應，要求譚德塞對於 WHO 排除、歧視台灣而道歉。

面對譚的指控，台灣公民社會也迅速發起行動。由沃草的林祖儀、YouTuber 阿滴與設計師聶永真等人發起的紐約時報全版廣告募資，在一天內便迅速達標。然而，團隊提出的初稿卻引發了廣泛的討論，部分人質疑是否應在美國疫情嚴重之時登報控訴 WHO 與中共的欺壓，也有人認為「Taiwan can help」的論述應該重新思考，或探討登報是否為最有效益的策略。

此次 WHO 事件引發的討論熱度與行動速度，的確展現了台灣對於長年在國際上被邊緣化的挫折，以及公民社會意圖在國際上為台灣發聲、為台灣的公民外交盡一份心力的能量；也因此，藉此事件或許是檢視國際情勢，以及反思由公民社會自主發起的國際倡議策略的好時刻。

譚德塞舉動可能的政治意味

譚的指控，並不是沒有機會打擊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

台灣網路上的確有羞辱譚德塞族裔的攻擊言論，但簡單研究便可發現，提出這樣言論的用戶並不多，且言論集中出現在三月底的少數平台與論壇中。事實上，查看 Google Search 的相關數據可發現，從一月底至今，與譚德塞相關性最高的種族歧視用語是「中國豬」，而非「非裔」。

而譚德塞選擇在4月8日回應擴散率實際不高的非裔羞辱，此舉不論是純粹情緒化的表現、或是有策略打擊台灣國際形象的作為，背後的政治意義與動機都十分耐人尋味。

在國際政治的脈絡下來看，譚的部分意圖很可能是轉移焦點、降溫近期歐美國家掀起的向 WHO 與中共政府究責的輿論。在譚德塞召開記者會前一日，美國共和黨在眾議院提出了暫停 WHO 經費直至譚下台的決議案，因為台灣早在12月31日便已向 WHO 通報疫情，卻被忽視。因此，藉由攻擊台灣，譚很可能意圖減低會員國國家（包含美國）任何凍結資金、責任調查動作的正當性，也拉攏非洲會員國的同情與支持。

細看譚的言論，他的攻擊不止於隨機的個人抱怨。套用西方跟台灣人指控中國政府養網軍、散布假訊息、打大外宣資訊戰的模式——儘管沒有實質證據，譚卻點名台灣外交部「知道」這個「行動」 （operations，指涉這些攻擊是有組織性的）、卻沒有撇清與這些行動的關係（didn’t disassociate themselves）。譚選用這些技術上正確，卻又會讓受眾在潛意識中做出滑坡推論的用語，指控台灣外交部沒有事先做出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行為，將台灣外交部放置在了一個如何回應都可能出錯的位置上。

在歐美社會，非裔相關歧視絕對是要被問責、批評的事件。筆者以為，如部分台灣網友諷刺譚德塞是「習近平養的黑奴」這樣的言論，儘管諷刺的重點可能是「奴」，但西方世界看見同一句話，所看見的第一個羞辱性文眼可能是「黑」。儘管理性上或許可以理解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有其特定脈絡，但不同國情與身份政治的各地，可能會有不同的訊息解讀。譚的指控，並不是沒有機會打擊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

川普真的為台灣出氣了嗎？

美國內部的輿論恐怕與某些人的台灣視角大相逕庭。

在登報行動結束後，川普（特朗普）於4月14日宣布將暫停美國挹注 WHO 的資金，並指要對 WHO 應對疫情的失職與掩蓋進行審視。許多關注事件的台灣網友為此舉叫好，並認為川普給了譚與中共一個教訓，也為台灣出了口氣。

然而，美國內部的輿論恐怕與某些人的台灣視角大相逕庭。

美國國內並沒有太多的焦點放在 WHO 的失能、中共政府應被追究的責任等問題上，反而，因為川普政府的抗疫失誤，此項決定大多被自由派視為川普政府在模糊失職焦點。不少人認為，美國的呼吸器數量已經嚴重不足，在此時脫離 WHO 只會讓美國的死亡人數繼續上升、醫護人員繼續深陷困境；也有不少人批評川普未等待國會的調查並逕行單方面宣布停止資助，民主黨眾議員更主張川普違反運用聯邦資金的相關法律，此舉只是模糊焦點、意欲卸責。

以美國的慘況來說，不難理解美國民眾的憤怒。然而，川普對中共採取的強硬姿態，常被美國自由派批評為川式瘋狂、激化右翼情緒、靠攏保守價值的錯誤決策。2016年底，當不少台灣人把「川蔡電」視為「外交勝利」時，自由派儘管認同台灣的民主價值，卻不一定贊同川普「危及美國外交政策的瘋狂之舉」。譚德塞風波後被台灣人視為發聲平台的《紐約時報》，當時也曾在社群媒體上直播訪問中國路人對於「川蔡電」的看法，以凸顯川普此舉的「驚世駭俗」與「獵奇荒誕」之處。

因此，筆者認為，在部分台灣人為川普政府在國際名聲上為台灣帶來的短期利益、或給中共的難看叫好之時，也應該意識到，由川普做出的事，在輿論上必定與川普政府的右翼、保守品牌牽連在一起。正因如此，許多川普政府在國際政治上做出的「友台」、「對抗中共」的舉動，時常被視為川普的出格。在這樣的脈絡下，台灣必須正視川普政府所謂的對中國的反制，其所凸顯的，其實未必是台灣在美中競爭中的戰略角色。

美國自由派有這樣的反應也不難同理。如同台灣社會面對中共打壓而高升的國族情緒一樣，對於美國自由派來說，川普在美國國內危殆的進步價值與其政策引發的社會問題，遠比中共在國際社會上對於自由秩序的影響更危急。但也正因如此，在台灣本土意識逐漸成為社會主流之機，台灣人必須在追求主體性之時，正視並省思以國族情緒動員的代價。

若在國際論述上台灣意欲凸顯的中國因素、乃至「台灣應被視為一個非中國的國家看待」難以與歐美自由派重視的議程與價值接軌；若台灣天真的以為靠著川普政權隨興的「反中」舉措可以在國際社會上為台灣打破困境；若台灣的論述只停留在「我們跟中國不一樣」，而無法找尋到其他重要國際議程參與⋯⋯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恐將難以用建設性的方式與世界加強溝通、爭取支持。

個體也可能成為國際政治玩家

不論是從基本的人權觀、價值觀上，還是國際行動的策略上，台灣人都應該意識到「國族梗」、「身份梗」不應成為反撐國際空間、增強台灣論述的手段。

以此事件來說，這並不意味著要苛責台灣必須成為一個完美的、沒有任何種族歧視、網路言論盡善盡美的國家與社會，或扮演純潔的受害者——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可以做到。但是台灣人必須清楚台灣所處的國際局勢與現實，並理解自己作為國際公民社會的一員，自身行為可能帶來的代價。

資訊戰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是巨大的——當中國政府加強國內資訊控制、鞏固自己的政權，並有系統地由上而下控制訊息生產、向外影響世界言論自由與資訊控制時，民主國家的政府必須在不傷害自由價值的前提下，協調自己的公、私部門乃至公民社會來抵禦——這並非易事。

以美國經驗來說，本應作為公共外交單位的美國新聞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後來因無法放下冷戰宣傳思維，而逐漸被邊緣化，最後解散。然而隨著近年各國對甄別資訊的要求提高，美國在2017年通過《國防授權法案》，將「抵禦境外國家與非國家針對美國、可能危殆美國利益之政治宣傳與假資訊」的業務，納入原先負責抵禦擊恐怖勢力的「全球作戰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底下，以因應近年面對俄國、伊朗、中國等的政治宣傳與假資訊行動。

儘管全球作戰中心在川普政府的支持下快速擴張，獲得了更多的資源支持、得以更有系統地應對資訊戰，卻也因為去年有工作人員在推特上攻擊立場「不夠反伊朗政府」的美國人權、智庫工作者，而信譽受損，被美國自由派視為川普的揚聲器；因此即便多數人理解抵禦資訊戰的急迫性，全球作戰中心卻在運作上涉嫌侵害美國言論自由，因此必須如履薄冰地持續經營跨黨派、跨部門的全力共識。

面對專制國家系統性的資訊戰，民主國家的政府、私部門和公民社會該如何在不犧牲自由價值的前提下，相互協調、對抗假資訊，恐怕是現今自由世界最大的難題之一。「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不只是台灣，歐美國家也仍在資訊時代的國際博弈中，持續探索言論自由的界線與體現。

而台灣近年以來公民社會對政治事務的積極參與，使得政府跟公民社會、非官方的單位之間的界線愈趨模糊。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員，必須理解到自身行為可能對局勢造成的影響。尤其在這次譚德塞的事件中更可以發現，如個別網友和平台對譚德塞黑人身份的歧視言論，在疆界都被網路模糊的時代，都可能成為在真實世界中具有價值的情報——可以被商業單位利用，也可以被政治單位利用。

因此，不論是從基本的人權觀、價值觀上，還是國際行動的策略上，台灣人都應該意識到「國族梗」、「身份梗」不應成為反撐國際空間、增強台灣論述的手段。台灣要在國際上發揮作用，有其他更有效及可探討的方式。

「Taiwan can help」，不只是捐口罩和防疫

在為台灣的國際命運激情之餘，台灣社會應積極找尋把自己實際地鑲嵌進現有國際體系的作法。

經過正反爭辯，台灣公民的登報行動，最後由組織者在採納了三百多位資助者的意見、檢視了共約二十多份文稿建議後完成，也引發了歐巴馬（奧巴馬）時期常駐聯合國代表 Samantha Power 的推特關注。而筆者以為，Taiwan Can Help 的論述與實踐，也不應止於此次的防疫。

由近期在總統大選中嘗試抵抗中國資訊戰影響，到此次防疫舉措所獲得的關注，是台灣繼續尋求實際、多元化的公共外交與國際參與的好起點。然而，為台灣取得認同的方式不只有片面呼籲正名、要求承認，或是對於中共打壓的控訴，而是應該正視國際現實，尋找在「被正式承認」與「被排擠」之間，繼續前進的方式。

台灣的公民社會或許不盡完美，但是卻有許多值得分享給國際社會的經驗；包含官民部門的合作，公民社會抵禦中國影響力，向政府問責、走向開放政府的經驗。筆者認為，政府與各部門應尋找在人權、民主的國際發展領域，參與國際社會的具體機會。

以台美關係為例，台灣在現今引領美國亞洲政策的印太戰略中，不只有國防安全合作上的角色。在潘思於2018亞太經合會上提出的 Indo-Pacific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方針下，強化印太地區國家的透明（Transparency）與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成為美國在國際發展合作上的重要方針，並將以此方針協助印太區域發展中國家的公民社會建立韌性、法治價值、以及對政府的問責性等。美國國務院在2019年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促進共同願景》報告（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中，也提到印太戰略與台灣的新南向政策緊密合作。

若台灣公民社會能夠在非正式外交的管道上尋找與美國官、民單位的有建設性的合作方式，協助印太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公民社會發展，也許是提供台灣公民社會經驗、強化台灣在亞洲有別於中國模式、與東南亞國家建立實質關係，以另一種方式強化「台灣作為國家主體」的重要機會。

「Taiwan can help」，不是只能向國際強調台灣焦點、台灣視角、台灣必須是主角。在為台灣的國際命運激情之餘，台灣社會應積極找尋把自己實際地鑲嵌進現有國際體系的作法，尋求在國際現實中，凸顯台灣主體地位的具體路徑。

（林倢，台灣人，旅居華盛頓DC的國際發展NGO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