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館新戰火，班農與美國對華「超限戰」的開端

7月22日，網傳中國駐美國休斯頓總領館發生火災，當地警方稱接到報警，使館正在燃燒文件，但抵達現場後被使館方面拒絕入內。不久後，中國官方確認突然得到美國方面通知：休斯頓領事館限定72小時內撤離美國，美方稱這是「為了保護美國人的知識產權和私人信息」。

儘管年初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落地讓人以為北京和華府會暫時握手言和，但隨着世紀大疫，過去幾個月中美關係愈發劍拔弩張，許多人認為新冷戰已經拉開帷幕。特朗普（川普）和眾多華府高層矛頭直指中國，同時出台包括封禁華為、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制裁新疆再教育營相關官員等等政策，甚至還在醖釀封殺TikTok、禁止中共黨員入境等等新一輪「殺招」。

這些官員在演講中往往區分「中國」和「中共」，但其實，他們也越來越着重強調是「中國」在對美國展開經濟戰，破壞「自由的世界秩序」，而美國現在「不得不反擊」。他們的這些主張，與其說是基於自由主義的原則，不如說是越來越靠近已經不在華盛頓也不在白宮的頭號對華鷹派——一手幫特朗普制定勝選策略的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

在2016年，當世界還在歌頌高歌猛進的全球化和期待中美共同體（Chi-merica）的時候，班農卻拿着一本原本出版於1999年的中文書，成為了白宮新任主人最核心的智囊；雖然「出師未捷」的他早在2017年8月就離開白宮，但他的路線卻在如今前所未有地接近現實，在這個夏天一步一步實現——一場最熱的冷戰，眼看要在直接軍事衝突以外所有的領域展開。他的作戰手冊？正是那本來自中國的《超限戰》。

「超限戰」與二十一世紀的衝突

《超限戰》常常被與《中國不高興》等鷹派民族主義作品相提並論，而忽略了其中確有深刻洞見。

這本書出版於1999年，作者是當時解放軍的兩名文職軍官，王湘穗和喬良。1996年，在台海導彈危機期間，他們兩人因為同在福建參加針對武統台灣的軍事演習而相遇，而不遠處的台灣海峽上，美國出動了兩支航母艦隊遊弋，雙方劍拔弩張。他們聯想到1991年海灣戰爭時美軍在伊拉克如何摧枯拉朽，其技術和戰術優勢完全超乎了他們的想像，故而更加對可能的中美軍事衝突感到憂慮，認為有必要比美國人先行一步，研究未來的衝突模式。

在他們寫作期間，後冷戰世界秩序重組、風雲變幻，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為首的恐怖主義勢力開始在非洲、亞洲實施襲擊；香港和東南亞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陷入金融風暴；黑客對網絡安全提出越來越多挑戰……凡此種種，都成為《超限戰》的靈感來源。他們總結：隨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技術的全面進步，未來的戰爭會超出既有限制，並羅列了包括貿易戰、媒體戰、文化戰、甚至國際法戰在內的大量新衝突形態。在作者們看來，技術融合不可逆轉地導致全球化趨勢，這種他們稱之為「技術綜合-全球化」的趨勢，是超限戰的大前提。因為它使國與國之間乃至國與非國家組織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使國家不再至高無上，利益衝突的邊緣也不再清晰。作為軍人，他們所考慮的是，在這種各領域相互混合、不清不楚的環境中，如何爭取戰爭的勝利？答案就是超限戰。在「超限戰」中，武器技術不一定再是決定性的勝負手，戰爭的泛化和「平民化」將不可避免，戰爭將不僅僅使用非傳統的高新技術武器，還會使用原本不被認為屬於武器的「武器新概念」，「相信人們會在某一天早上醒來時吃驚地發現，許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開始具有了攻擊性和殺傷性」。

從恐怖主義的威脅中，「超限戰」的作者們發現，非職業作戰人員會結合不同於傳統作戰的「非軍事戰爭手段」，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發起攻擊，以迫使他國服從，因此，他們提出需要「泛疆域觀」和「大安全觀」，也就是說，國家不僅僅要把軍事國防作為唯一的國家安全考量，還要「毫不猶豫地將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統統納入自己的目標區。」

有趣的是，兩位作者寫作時雖然以美國的理論和經驗為主要參考，但這本書卻並不是一本針對美國的進攻手冊。雖然他們直接預言了本·拉登式的炸彈攻擊可能對美國造成重大打擊，但作者們並不主張泛化戰爭和恐怖手段，只是把「超限戰」作為一種新的現實來分析和處理，甚至其中很多戰例都是談美國如何以「超限戰」思維攻擊外國或進行「和平演變」，因而，他們主張中國以更加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戰略路線對抗，在對方本就不講理的情況下，少談些「道德」和「規則」。他們的這一思路至今依然能看出端倪，例如王湘穗去年點評認為香港反送中運動具有「超限戰」特徵，是針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精準打擊」，同時也是美國在烏克蘭和埃及的顛覆行動的復刻。

諷刺的是，《超限戰》進入英文世界時的譯名是「Unrestricted Warfare」，直譯為「無限制戰爭」，容易讓人聯想起一戰時令美國捲入戰爭的「無限制潛艇戰」，這一2002年的譯本不但未經授權，譯者還擅自加上了副標題——中國摧毀美國的總計劃」，並以9·11襲擊時世貿大廈的爆炸瞬間為封面圖片。兩位作者都對此非常反感，因為國際恐怖主義恰恰就是他們點名的潛在威脅。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作者曾直白說過他們反對恐怖主義，但他們在日文版序言中也清醒地說：「恐怖主義是被強勢集團擠迫得日益邊緣化的弱勢集團的絕望掙扎。如果我們所有人都能認同這一點，那就應該同樣可以認同如下結論：對恐怖主義僅僅進行國家暴力式的打擊是遠遠不夠的，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一立場，現在很可能會在中國大陸語境中被批評為給恐怖分子開脱罪責，也和近些年官方在新疆採取的政策取向有所齟齬。

《超限戰》本來是以不可逆轉的全球化為背景、反對技術至上主義的軍事理論，卻因其敏鋭的觀察和預測而破天荒地一年內重印了十版，很快成為了民間流行詞。書中所討論的內容在21世紀愈來愈貼近現實，其中關於非職業戰士、日常生活戰爭化的觀察可以說是成功「預言」了未來的恐怖襲擊，乃至近年的卡車襲擊、菜刀襲擊等等，也與ISIS鼓吹的去中心化式恐怖襲擊相符，而他們提出的全方位的「大安全觀」，則與如今習近平時代中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具有一致的內涵。更不用說，俄羅斯控制虛假賬號釋放假新聞的信息戰已經成為歐美各國近幾年選舉時的心頭大患。

但是，《超限戰》雖然在民間獲得巨大影響力，卻不意味着中國官方就以此為戰略指導。

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並沒有採取和美國全面對抗的道路，甚至在1999年前南領館被炸和南海撞機事件這樣的直接侵犯後都沒有對美國採取嚴厲報復。一方面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外交決策層面較少受軍事人員影響，另一方面，在更深層上，中國相信國家利益決定國際關係，而國家利益的根基是經濟利益。因此，中國相信讓自己變成經濟強國會擁有更多話語權，而中美也會因為全球化帶來的深度結合而走得更近。中國在經歷持續的高速增長後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確實擁有難以割捨的市場潛力，越來越迷信於外國會忌憚自己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不會真正採取對抗中國的政策。這點從近年來越來越尖鋭的外交表態可見一斑。但即便是習時代的中國，也遠沒有進入超限戰式的全面進攻，而只是基於逐漸強大的經濟能力採取更加進取的國安政策。一言以蔽之，北京只是部分地接受了「超限戰」的策略，但自己在其中是防禦者。比如，如果中國真的完全接受中美「超限戰」的定位，那麼早在美國以貿易逆差向中國發難時，北京就該在政治上採取報復性的制裁，進一步從其他層面削弱美國的敵對能力。

而如今，《超限戰》在大洋的另一端走進了世界權力舞台的中央。

讀《超限戰》的班農

2018年，班農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說，是《超限戰》使他成為反華鷹派。

他自稱2010年讀到《超限戰》，但在公開報導中他時常攜帶的是2015年美國Echo Point出版社的版本，已經翻折起了紙角的書頁之間夾着大量的筆記。我們確實也能看到，從2016年開始，班農更加強調中國問題，而不是之前美國右翼最熱衷討論的伊斯蘭主義威脅。

在班農看來，此書是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以來最重要的兵書，同時也是中國使美國衰退的鐵證。他認為書中和盤托出的是全面滲透、擊垮美國的戰爭計劃。《超限戰》中分析的超出既有規則、利用媒體作戰、強調全方位國家安全、對本國文化的推崇等等特徵，與班農的理念一拍即合，同時，《超限戰》對全球化的深信不疑卻在根本上和班農的「主權民族國家」信念背道而馳。

在班農的理解中，中國清楚地知道自己無法在「動能戰爭」（kinetic warfare）的直接軍事衝突中獲勝。所以他認為北京會為了在未來取代西方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而選擇對美國發動超限戰。對他來說，這場戰爭是美國諸多問題的根源所在，是一場正在發生的災難，集中體現了這個時代最要緊的矛盾：主權民族國家與跨國全球主義，因此他認為美國非「應戰」不可。而他或在廟堂之上，或在江湖之間想方設法地推進着對華強硬政策，現在這一目標越來越接近現實。

班農認為，從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始，中國與美國的全球主義（globalist）大企業精英合謀，通過不對等的重商主義政策將貿易「武器化」，對美國進行了多年的「貿易戰」、「金融戰」，而包括兩黨建制派在內的美國精英則從他們的「計劃衰退」（managed decline）中通過做空獲利，使製造業外流而最大化金融業利益，損美國底層而自肥，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他還認為中國對美「經濟戰」中危害最大的就是「去製造業化」，使美國藍領喪失了工作，還使美國不得不依賴中國製造，這大大損害了美國的經濟自主獨立，他稱美國的新一代人是「零世代」（Generation Zero），不能享受到經濟繁榮帶來的高收入，還不得不拼命工作，所有的收入都只能用來購買外國產品，無異於18世紀的俄國農奴（serfdom）。

美國製造業向中國的轉移卻恰好是《超限戰》的作者之一喬良感到驕傲的，他在最近接受採訪時說美國自己造不出呼吸機，1400多個零件當中有1100多個不能自產，所以無法獨立抗疫。班農直接引用了這一論斷，並且批評美國製藥業同樣過度依賴中國，在公共衞生危機當中缺乏自保能力，從而認定美國如果要全方位地保護自己的國家安全，就必須奪回自己的製造業基礎。有趣的是，班農認為自己並不反對共產主義，並不反對中國人，但強調自己是民族主義者，他不能接受的是「極權主義、重商主義」的敵國。在他眼中，中共的最大罪惡，是推動全球化和利用全球化。

他還以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為例，點出美國的少數族裔是如何成為中國「超限戰」受害者的：進入勞動力市場後發現製造業工作崗位被中國奪去，只能在失業和入不敷出的貧困線上掙扎，然後是中國傾銷低價鴉片類藥物芬太尼（Fentanyl）讓貧困人口染上毒癮，雪上加霜，最後要感染被中國「武器化」的2019冠狀病毒。和陰謀論者不同，班農並不主張疫情是中國的蓄意泄漏或生化攻擊，而是認為中國將意料之外的疫情「武器化」，變成了打擊美國的工具。除此之外，他還認為中國長期的虛假新聞和宣傳對美國文化界造成了深刻影響，甚至把Antifa和「封殺文化」（cancel culture）都看作是中國的超限戰產品。

熟讀《超限戰》的班農非常看重新媒體的作用。他的歐洲民粹主義活動就主要在於輸出新媒體動員模式，對他來說，特朗普之所以能從十幾位共和黨候選人中廝殺而出，除了特朗普理解美國的「時代使命」之外，還在於他擅長使用推特等新媒體。班農也通過自己的媒體操作，幫特朗普度過了競選期的數次公關危機。

用《超限戰》的術語說，特朗普就是屬於班農的武器新概念，他利用特朗普在政治上的搖擺不定和自我中心，將自己的超限戰議程兜售給他，並將特朗普富有個人特色的煽風點火與自己掌控的極右媒體Breitbart的語彙相結合，製造出了他心目中的「轉折點總統」。通過特朗普，他獲得了一個前往華盛頓肅清美國那批與全球主義者合謀的「永久政治階級」（permanent political-class）的歷史性機會。只不過事與願違，雖然他渴望的是一個代表底層的民粹主義「工人黨」，但從特朗普當選那一天開始，他就不得不和他所鄙夷的建制派們當「表面朋友」，暗地裏卻為了在特朗普身邊的核心圈子裏搶得地位而互相廝殺。他曾承認，他在白宮時最不容易得到支持的提案就是關於對華政策，尤其在貿易方面，他鼓吹的經濟戰並不能得到有華爾街背景的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 ）和時任國務卿蒂勒森（Rex W. Tillerson）支持。他將兩個盟友彼特·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斯提芬·米勒（Stephen Miller）帶入了核心決策層，這兩人如今依然在職，分別推進着對華貿易戰和移民控制，但他自己卻早就在和第一家庭駙馬爺庫什納（Jared Kushner）的明爭暗鬥中落下敗陣，黯然離開。

離開白宮的班農並沒有放棄他的對華議程，他揀回自己的宣傳老本行，先是回到Breitbart新聞網站，然後又開設了自己的podcast節目，和他當年在白宮的辦公室恰好同名：「戰爭指揮室」（War Room）。特別是在中國富商郭文貴流亡美國後，班農和另一個金融人士凱爾·巴斯（Kyle Bass）分別成為了郭在美國的政治和經濟上的主要盟友。這一戰略聯盟的連接點基本在於兩人相同的反中共志向，郭的許多議程都來源於班農提點。有時很難說哪些是源於郭，哪些是班農的考慮，可以確定的是，兩人的合作在今年拉來中國足球名宿郝海東的「推特建國」中達到了新的水平。

另一方面，香港局勢的不斷升級和發酵，也讓班農得到了一個推廣戰爭敘事的機會，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着「現在是1938年，香港會是我們時代的捷克斯洛伐克」。而隨着COVID-19疫情的不斷發酵和大選的臨近，班農的強硬對華路線也越來越清晰地發揮對白宮的影響，他一直抨擊的代表精英利益的精英政客，財政部長姆努欽、參議院多數領袖麥康內爾（Mitch McConnell ），都已經逐漸失去對華政策的影響能力。

在班農看來，特朗普是一位戰時總統，而國務卿彭佩奧、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聯邦調查局局長雷（Christopher Wray）、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副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總統助理納瓦羅和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組成了他的戰時內閣。巴爾在7月16日的演講中甚至直接使用了「通敵」（collaborator）、「綏靖」（appeasement）、「經濟閃電戰」（economic Blitzkrieg）等二戰詞彙，和班農在自己的節目上的一貫語言一致。

班農儘管已經離開白宮，但是中美之間的對抗性進程，早在特朗普勝選時就已經開始，過去幾年的經濟戰只是「超限戰」的其中一個方面。既然「中國在各方面滲透美國」的恐懼無處不在，那麼「總體性國家安全觀」也就逐漸在班農等人的推動下建立起來。從「超限戰」理論出發，美國作為自己眼中的超限戰防禦者，也就必然會走向建立囊括全部可能性的戰爭體制。眼下的這場戰爭也就因此是一場美國的對華「熱」戰，其熱在於不留情面和迫在眉睫；這也是徹底的冷戰，其冷在於戰爭的目標是優先使用短兵相接以外的手段迫使中國就範。混亂的疫情應對使特朗普的連任計劃前途灰暗，此時他或許又想起了2016年自己依靠着班農的「錦囊妙計」，從富商搖身變為美國底層的保護者而殺出血路，或許他此時發現自己還是需要搬出班農的「超限戰」才能重燃希望。對班農來說，這場戰爭早已打響，但直到今天，對華強硬路線逐漸清晰的美國才終於算走上了命定的道路。

班農的「時代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可以說班農代表了新興民族主義民粹運動，但他依然有傳統右翼的意識形態底色，他的新處在於運用新媒體。班農對於「全球主義精英」的敵意與傳統歐美右派「猶太人控制世界」的陰謀論不謀而合；對於信息戰爭的敘事也有着很重的歐洲右翼「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長征」等反共主義陰謀論的影子；摧毀「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主張則是與自由意志主義的小政府主義議程重合；對移民的反對雖然有經濟民族主義的牌子，但實施上確實是和自稱「另類右翼」的新納粹混雜在一起。

某種程度上來說，將美國工人崗位的流失完全歸咎於外國移民或者全球化而試圖加以阻止，是全球市場經濟時代的「新盧德運動」，對此我們可以回憶馬克思如何評論砸毀機器的運動，「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

不過，班農世界觀更重要的一面在於，他既不是新納粹也不是陰謀論者，他還因為「另類右翼」運動當中白人至上主義成分過於突出而與他們割席，而且他也絕對不是宗教保守主義者，他主張的是「經濟民族主義」和「捍衞威斯特伐利亞式的民族國家」。他如此執着的中美對抗的二元史詩敘事，部分源於與「第四次轉折」相關的信仰，「第四次轉折」相信歷史處於四個階段的輪迴之中，而當下正處於從危機轉向高潮的第四個轉折之中，這種時代循環論可以見於朱利烏斯·伊沃拉（Julius Evola）。他的理論曾經啟發了法西斯主義運動。他認為，各國只需要還原各自的獨特文化，就能解決現代性危機。這種信念則源於他年輕時接觸的東方宗教新紀元信仰（New Age Religion），與法國學者勒內·蓋農（Rene Guenon）所奠基的神秘主義的傳統主義。

班農結合了這些意識形態背景，主張一種孤立主義的「主權國家世界」，他的敵人遠不僅僅是中共而已。畢竟，他給特朗普的選戰定位是：他要把革命帶到華盛頓去，這場革命將會是破壞性的。美國要排除其它國家對美國的干預，摧毀全球主義者在美國建立的體制，奪回屬於美國人的工作，使美國從衰退中復甦。移民、宗教道德等等都要擺在這一話題後面。他對這一主題如此深信不疑，他一直告訴特朗普，只要他一直推進經濟民族主義議程，而他的對手們還在講身份政治，那麼無論如何他都可以勝選。他曾告訴特朗普要做一個破壞者的角色，特朗普卻認為自己是建設者。雖然兩人不止在這一問題上意見不同，但他推進自己的議程並沒有受到根本的影響。

班農並不是也不需要某種深沉的思想家，他主張的是行動至上、重塑現實，所以特朗普橫衝直撞的風格反倒正中下懷。他熟知當代媒體一次只能注意一個話題，所以主張不斷超飽和式地行動，伴以主動釋放噪音，為真正有意義的行動打掩護，像他為特朗普所寫的就職演講中的一句話：「行動的時刻到來了。」驅動這一切的是新紀元信仰和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的個人背景給他帶來的史詩般使命感。他認為和中國為代表的全球主義者對抗是這個黑暗時代（Kali Yuga）的主題，必須摧毀這個時代才能迎來轉折。

對班農來說，中美對抗不是因為美國的霸權需要維持，而是美國的「主權」需要保衞，即便這將意味着現有美國霸權秩序的崩塌。一切都是不破不立，這樣的短暫混亂可以接受的。可以預期，他的「時代革命」至少有一階段是「攬炒」性的，要通過消滅中國、美國、歐盟、聯合國等等我們熟悉的世界而實現。

無論未來如何，以班農為代表的議程，在白宮和美國社會已經種下種子，「超限戰」思維主導下的國家機器將不可避免地把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視為潛在的戰場。拜登的「購買美國貨」（Buy Ameirican）計劃，表明自由派和進步派都能夠接受經濟上的民族主義議程，而在其他方面，進步派的新鋭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曾和右翼的克魯茲（Ted Cruz）聯名譴責美國公司在香港問題上的讓步，相對温和的民主黨建制派頭面人物佩洛希（Nancy Pelosi）也並不是什麼親華人物。如果美國對中國的「超限戰」機器運轉起來，「平民化」的戰爭成為新常態，即便是換上民主黨執政，也未必能夠輕易停戰。

2016年選戰的結果已經證明了自由派的身份政治議程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根深蒂固，特朗普主打經濟牌已經足夠。在如今特朗普的經濟好牌經病毒衝擊一筆勾銷時，現任政府佔有優勢的外事領域毫無疑問是眼下最有機會翻盤之處。中美「超限戰」初見端倪，特朗普在過去幾天的民調已經止住跌勢、小有回升，一旦自由派和進步派捲入其中，在已經部分接受經濟民族主義的情況下，仍是容易落入「親精英」、「對外軟弱」乃至「綏靖」的陷阱，如果處理失當，大半年來積累的前進勢頭亦有機會付之一炬。尤其是種族、性別相關的身份政治，在戰爭語彙主導的輿論環境中很容易被抨擊為自我分裂。自由派和進步派的議程，還是否能在這種「攬炒」中涅槃重生，就值得打一個問號了。

無論中國政府也好，對抗北京的自由派人士或香港民主派也罷，顯然和逐漸得勢的美國右翼不在一套思路上。他們還期待美國的貿易戰、制裁等等背後是美元霸權的維護、是自由貿易中對等原則的根本實現，是重新恢復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的自由秩序；又或者期待北京向華府示弱就會帶來弭兵……然而，對班農和正在逐漸主宰議程的「超限戰」右翼而言，恐怕中美對抗本身就是美中關係的全部意義。

諷刺的是，北京多少出於深度全球化下對美國「超限戰」的恐懼，而祭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大各方面管制，鞏固國家機器，而這一切又讓華府開始提防北京的「超限戰」，乃至如今用「超限戰」全面出擊。兩國其實已經走上不斷升級的死循環。美中對抗和隨之而來的「脱鈎」對全世界經濟體系造成的破壞本身，已經足夠滿足班農所渴求的「時代革命」。這並非什麼理性考量，但也並不是什麼瘋狂——用班農的話說，這是「末日理性主義」——是衡量如何在末日生存的殘酷。

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他的末日世界。

（梅德樂，21世紀新型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