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2019年夏天以來，香港社會的各種政治力量，急速的組織、發展、翻騰，他們搶奪民意，也搶奪不同版本的「香港故事」，形成藍黃對決的局面。與一度頻繁走上抗爭街頭的民主派相比，建制陣營無論在政黨組織、民間動員、輿論傳播方面，或許都更少為人熟知。從更廣義層面來看，在特殊的中港政局中，建制力量並不侷限在傳統的建制政黨，它是一系列親政府、主張維護現有體制的力量的有機組合，而在其中，「政府」或是港府或是北京，「現有體制」或是香港制度或是中國模式，構成了建制光譜的複雜性。
端傳媒推出「拆解建制」系列報導和文章，嘗試更深入理解他們的論述、組織和運作。自言愛國者、讚揚中國模式優越性的新興意見領袖兔主席，在過去一年如何論述香港，是我們在此文中希望理解的。
修例風波爆發後，兔主席可能是中國大陸書寫香港問題最多產、傳播最廣泛的意見領袖。
2019年7月始，在微博擁有逾171萬粉絲的兔主席勤於論說香港，先後在微博和微信公眾號發表了逾70萬字、近200篇針對香港問題的文章，當中72篇是閱讀量超過50萬的「爆款文」，形塑很多大陸人對香港局勢的看法。
兔主席的背景並不簡單，是受高等西方教育的「紅三代」。他本名任意，在廣東長大，能講粵語，家庭和香港在各方面有聯繫，據2012年他接受鳳凰網訪問，表示其祖父為前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兔主席畢業於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公共研究碩士，曾協助傅高義對中國改革年代的研究項目。如今，據端傳媒了解，他任職於中資投行，長期往來北京和香港。基於這種背景，他能接觸香港本地資訊，既熟知體制思維，又認識西方的政治話語，遊走於信息不對稱的牆內牆外，生產出頗為獨樹一幟的香港論述——兔主席認為，香港運動由認同政治驅動，大部分港人屬「泛黃」大本營，大陸的經濟支援並不會換來認同上的改變；而特區管治精英受deep state和「兩面人」所害，需要從「藍營」開始調查清楚各人的背景和政治取態。
在香港，兔主席的言論偶爾被港媒引述，但整體不為大眾熟知，至今只在建制陣營受到青睞。「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曾撰文指出，兔主席為「建制派內迅速走紅的網上評論員」，因為「把許多香港建制派人士內心的話講了出來」。今年7月，中聯辦迂迴控制的中華書局亦將其網上文章結集，出版成多達600頁的《撕裂之城——香港運動的謎與思》，短時間內三度翻印，更在中國大陸各大電商平台同步上市，不但成為香港出版市場眾多講述香港運動的親建制著作之一，也是罕有能在大陸流通的香港問題港版書籍。
在修例風波前，兔主席在大陸的香港問題輿論場上是一個無名之輩，如今已冒起成為炙手可熱的香港問題意見領袖。過去，中國大陸的香港問題評論多由附屬於官方機構的港澳研究學者包辦（如全國港澳研究學會成員），當中的話語權主要掌握在憲法和基本法學者身上，如王振民、強世功、田飛龍等人。他們或在官方出版物撰文，或投稿於香港傳媒，接受傳媒的訪問，既是北京決策者的智囊，也被理解為北京對港政策正當性的代理人。兔主席並不在傳統的港澳研究系統內，但憑著經營兼容於官方主旋律的民間自媒體，他迅速收穫香港問題的話語權，其著作甚至可能成為大陸官員解讀香港問題的參考讀本。
在牆內不開放言論的狀況下，同情香港運動的獨立評論消聲匿跡，但論述香港問題的文章不僅湧現於官媒，民間亦出現大量獲官方默許的文章。兔主席正是在這樣一個陣地內，他巧妙地站在一種官方允許的「民間」、「獨立」的自媒體的位置：他會顯示自己愛國者的立場，但在表達方式和內容呈現上又和官方保持距離，不被直接看作是官方喉舌，因而往往可以達到官媒做不到的傳播效果，協助政府推動議程。
兔主席的香港論述到底有何特別，怎样做到既呼應官方敘事又可以「同調不同聲」？怎樣在承認港人的政治和身分認同的同時，又消解了香港抗爭的訴求和論述？最終，香港在他筆下，怎樣成為一個論說「中國模式」必要性和優越性的他者？
「深入港人內心世界」，消解運動合法性
兔主席是在大陸輿論場轉變之際才深入參與到香港評論的。早年他在微博轉發影評、評論時政，也在博客上寫文章，但很少涉及香港議題。
他第一篇關於香港問題的文章《對香港問題的看法：一切來自香港內部》在7月4日發表，當時香港運動正處於第一個轉折點：兩次百萬人和兩百萬人的和平遊行之後，政府拒絕回應撤回修例的訴求，運動升級，示威者在七一衝擊立法會之後，大陸輿論場從隔斷消息、穩定局勢，發展到官媒和民間自媒體漸漸升溫，製造仇恨。
在這篇文章獲得關注後，兔主席密切跟進、書寫香港運動，摸索到一種收割香港話題流量的方法。在運動激烈時，他甚至可以一日數文——在8月，他就發表了51篇文章。他的文章既有短篇的每天小結，也有洋洋灑灑的幾萬字長篇分析，兼備宏大敘事的企圖。
任何處理香港問題的評論，都是一場關於「孰令致之」的論爭。官媒和民間自媒體的標準路徑是將香港問題歸咎與「經濟民生」這些深層次問題，以及把矛頭指向「外國勢力干預」、「顏色革命」和「香港獨立」。
兔主席和他們同調不同聲，在原有的輿論基礎上建構出另一套貶抑抗爭者的話語。他同樣著墨於經濟民生，指出「香港也是一場反全球化的運動」，但認為經濟民生只是一個必要的條件，而非充分的條件。他同樣將矛頭指向外國勢力，但認為香港運動是本地催生，有其自發性。
與官媒論述不同，他認為香港是「不承認港獨的港獨」，但用「港獨」這個標籤是有問題的，因為香港是爭取脫離大陸影響，擁有大於一國兩制賦予的自治權，不一定是要爭取在國際上有獨立主權。
在香港運動炙熱時，很多民間自媒體的行文多會渲染暴力場面，有時甚至用虛假信息和假圖片，配以粗陋的語言形容示威者。兔主席的文章和他們共享一套「聚焦暴力」和鄙視示威者的情感結構，也用不同的標籤將示威者醜化為「黑小將」、「新納粹」、「流氓」、「小丑」、「怂包」等，但在這個基礎上，他用社會科學的語言框架貫穿文章，常常中英夾雜，套用淺顯概念分析，如身份政治、反猶主義，令文章更有格調。
作為受過海外菁英教育的知識階層，兔主席自言「希望幫助大陸讀者掌握更國際化的分析工具和視角」。有趣的是，這種寫法亦異於傳統的官學港澳專家，後者會大幅引用基本法條文、領導人講話（包括鄧小平和習近平等）和政策文件，兔主席的文章節制很多，去掉這樣的官氣，其語言和分析框架亦更加靈活和多樣，因此更討好讀者，尤其是受教育的城市精英。
那什麼是兔主席眼中的問題核心？他抓住了一個香港本地學者也常用的分析進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兔主席認為，驅動運動的核心是樸素的認同政治，「撥開千頭萬緒的經濟社會矛盾迷霧之後，最直觀、最籠絡人心的還是身份政治」，而這種認同政治又「可以被包裝、粉飾起來，躲藏在政治制度訴求之後。」
在兔主席看來，現當代的香港就是國內政權的反題（antithesis），到現在已經發展出一套構建在「否定」（反中反共反陸）的政治認同，核心的因素包括：延續殖民者思維，認同西方文明和制度；懷疑、抵觸和恐懼紅色政權，因為香港不但是逃離大陸的離岸天堂，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反華反共反中信心生產及批發地；以粵語和繁體字築起區隔大陸文化的牆，發展一種基於地域主義的語言文化認同。
在這基礎上，兔主席亦親身走進示威現場，觀察香港認同在街頭的表現。他認為港人定期上街，高舉香港人的身份自我陶醉，喊共同的口号、唱共同的歌，是一種「我抗爭，故我在」的體現，不但是將「自由民主」內化成身份認同的過程，也是一種尋求自我價值和自我解脫、升華的集體的儀式性活動——「美國的青年可能選擇home party和clubbing，歐洲的青年選擇足球，香港的青年選擇在街頭參與政治，這是他們擺脫壓抑生活的有限選擇之一。」
基於這種判斷，兔主席說出了一些官方和建制陣營沒有宣之於口的現象。在官方的話語中，還要勉強承認香港人有「廣大的愛國愛港市民」和「沉默的大多數」支持政府政策，不會直接點明香港民心已經背離中國。但兔主席否定這些說法，他推斷香港只有少數（10%）的親中/建制派，大部分港人按大陸的嚴格標準屬於「泛黃」大本營，而北京已經丟掉了一整代香港年輕人：「伴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取代老年人，社會將穩步（甚至加速）向黃的方向发展，黃成為政治正確」，「民眾的選擇不再是藍和黃，而是深黃、淺黃，激進黃，溫和黃了。」
就此，兔主席強調，這並非要製造同胞之間的「族群」矛盾，而是「實事求是地還原港人的心理」。這些言論，在大陸輿論的場域顯得新鮮和大膽，不少讀者留言表示「有深度」和「是實話」。
兔主席的論述巧妙地展現出願意走進反對陣營價值世界的姿態，即所謂的「深入港人內心世界」。當然，香港社運界乃至普通市民，對於中國大陸的恐懼和厭倦，的確是廣泛而深刻地存在，而這也是街頭運動的政治能量之一。不過，兔主席沒有指出，「香港認同」的發展是去十年歷史化的過程，當中和北京政權日益威權化、香港民主運動受北京壓制密切相關。在他的文章中，鮮有提及北京治港政策從「河水不犯井水」到「全面管治權」的轉變，以及香港民主運動從「民主回歸」發展到本土運動，是和北京對港政策有關。
另一方面，兔主席論述「香港認同」的同時，鄙視香港為「政治巨嬰」，對大陸的了解幼稚，指向一套消解抗爭者正當性的論述。兔主席推論，正是「香港認同」使很多港人眼光向外看，錯誤地將香港各種內部治理、民生矛盾問題「外部化」（「責任全在北京」），從而追求制度和文化上的脱中，保持自己的「純潔」。據此，兔主席就可以化解香港抗爭者對中港政治體制和北京對港政策的批判。至於將抗爭運動類比成排解、宣洩情緒的觀賞足球活動，兔主席亦可「庸俗化」香港抗爭為情緒的宣洩甚至個人快感實現的表現，進而消除港人對民主、自由、法治這些宏大價值及其制度建設的追求。
更進一步，兔主席也延伸「香港認同」至「反中主義」，並類比「反猶主義」，援引香港示威者對中國（人）賦予的負面成見以及衝擊中資機構和藍店作例子，以此說明「香港的示威表面看起來是民主自由政治價值觀驅動，背後其實是由強烈的族群中心主義和排外主義驅動」，而這種「認同政治在西方話語體系裡是比較低級的政治」，「在歷史上與納粹等一系列不光彩的政治意識形態相聯繫」。
至此，兔主席拋出一個論點，香港的運動是需用「降維」去理解的，即剝去漂亮的宏大口號，把複雜問題簡單化，就能看到是情緒、樸素的慾望，以及各種落伍觀念和偏見來支撐運動，而港人訴諸暴力和不割席，正正就見到他們並非真的追求抽象的理念。
去年9月底，兔主席發表文章《要「降維」才能理解香港政治和運動》，獲得超過160萬點閱，大量讀者非常認同，其中微博上被點贊最多的一條評論指：「評論非常到位！香港人在金融以及服務領域的行業裏確實比較專業，但是在政治、歷史等層面近乎白痴，這也是殖民地殖民文化的顯著特徵。」
不少兔主席的讀者認同香港這個「國際化」城市在「政治素養方面非常落後」，並以「港村」指代香港。兔主席的言論擊中了不少人的情緒，在這情緒背後，是這樣的判斷：大陸模式優於香港模式，大陸模式可以鄙視香港經驗。
「要不怎麼說香港是大陸認識外部世界的窗口呢，政府該如何治理，大陸民眾的民主意識該如何培育和引導，如何處理排外情緒和對內部兄弟民族的污名化，香港在今年又一次給大陸提供了一個觀察的機會。」其中一條同樣被點贊很多的留言如此反諷。
特區管治精英的「兩面人」問題
除了抓住「認同政治」這一概念對準反對陣營，兔主席同樣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和香港管治菁英，變相切割北京當權者在香港問題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兔主席屬於廣義建制陣營的一員，但這不代表他不批評特區建制。相反，或許因為他不在香港的政治圈子，他批評特區建制可以更加犀利，採用的角度也不同。
在兔主席看來，作為中央在港「抓手」的特區政府和特首林鄭月娥太過「中立」，缺乏政治家的決斷和素質。
根據香港現行制度，林鄭月娥領導的三司十八局官員承擔政治問責，而公務員一直被視為堅持「政治中立」原則的公僕，在反修例運動中，公務員發起集會等行為，被建制陣營大肆批評公務員摒棄「政治中立」原則。不過，兔主席卻指出，無論是林鄭月娥還是香港的公務員，他們問題反而都是太不政治，在危機中「害怕政治、迴避政治、拒絕政治」，甚至連政治立場也站不穩，屈從於主流民意的看法。
這些問題具體表現在，林鄭政府偶爾在公開場合安撫民心，表露出妥協、綏靖的態度，而不願做出決斷、鐵腕的政治選擇。與此同時，兔主席抨擊特區政府缺乏領導力、個人魅力和政治手腕，而可能只是把包袱甩給中央。更甚的是，兔主席認為特區政府缺乏對底層的基本關注，而香港問題是「回歸以來缺乏民生政治導向以及一系列具體公共政策失誤導致的」，因此歷任港府和建制精英都要擔負責任。
至此，兔主席指出本地的矛盾應該導向本地精英，但香港社會卻把反港府、反建制、反精英和北京聯繫起來，暗示北京成了香港問題的代罪羔羊。
除此以外，兔主席也認為香港管治菁英存有深遠的Deep state問題。Deep state是一套近年流行的陰謀論，常被譯作深層政府或影子政府，指的是在名義的管治者背後，還存在一個深層的、按照自己邏輯、取向和利益運作的政治體系。例如，美國陰謀論群體「匿名者Q」（簡稱QAnon）在2017年始聲稱，美國存在另一「深層政府」意圖推翻特朗普，所以美國人必須支持特朗普，瓦解「深層政府」。
兔主席將這流行概念套用到香港政局，並將deep state勾連到習近平時代整黨運動的「兩面人」論述（原指：對黨不忠誠不老實，表裡不一，陽奉陰違，欺上瞞下的黨員），斷言「香港實際上就是一個受到deep state控制，政治上對內地不忠誠的後殖民社會」。
簡單而言，兔主席指香港管治精英內有大量的「兩面人」，他們有些是因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服從北京，到頭來沒有從本地民生角度出發，損害中央的威信和一國兩制；有些雖然在形式上擁護一國兩制，但實際上與大陸價值觀存在系統性的差異和對立，未必完全接受北京主權治權及行事方式。而這兩種人，都有意無意地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邏輯運作，阻礙北京政治議程的落實。
誰是兩面人？兔主席沒有點名，但指出資本家、特區政府公務員和建制派政客都是涉及的範疇，當中首當其衝的是司法界。兔主席認為，「香港的律政司黃絲很多，是deep state的重災區，打著政治中立的旗號，同情和配合反中運動」，「而香港的法律界整個就是一個deep state，一直在奉行兩個凡是」。
所謂「兩個凡是」，即司法界存有雙重標準的問題，凡是涉及黃營支持的議題，港府和司法界都不跟從既定法律程序，採用「特事特辦」和「網開一面」的處理（如輕判侮辱國旗犯、不起訴數千人的被捕者），而凡是涉及藍營利益的議題，就沒從政治大局出發，反而嚴格依照常規的法律手段處理，如對香港警察的暴力行為依法追究，高院一度裁決香港政府引用《緊急法》頒布《禁止蒙面規例》違憲。
整體而言，兔主席deep state的論述其實無甚高論。和很多建制輿論一樣，他將矛頭指向「兩制」一端而不是「一國」一端，抨擊香港管治精英的政治能力、政治意識和政治忠誠問題，而不是港人多年走在街頭詰問的政治認受性問題，實質上就是迴避北京的責任，迎合官方和一些大陸讀者對香港管治精英不滿的情緒。
儘管兔主席也指出，香港管治者不具備政治質素是因為他們「並非通過選舉產生」，因此不需具備普選所需的「聯繫群眾、團結群眾、發動群眾的政治質素」，而香港缺乏民生政治一大原因是「北京是香港現有政治經濟制度與秩序的維護者」，要「努力維持港英時期以降香港的資本主義建制安排」，但他更著意在deep state落墨，關鍵是否定過去北京允許香港實行的「港事港辦」模式。
這裏的邏輯是：公務員、資本家和司法體系這些過去被認為是「一國兩制」的優勢制度，現在變成了問題的一部分。過去，他們沒有直接銜接中共的政黨機器和統一的意識形態內，存有一定的中間地帶和自主空間，但正因如此，在這次運動中他們被認為缺乏政治忠誠，對北京的政治意志貫徹不徹底，難以完全為北京所用。
據此，兔主席一方面認為中央要從藍營開始，徹底弄清楚各人的履歷背景和政治取態，另一方面也肯定港區國安法正正可以對應「無邊無際」的deep state問題。
當中，行政長官和多位高官組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北京負責，就令他們成為責任主體，避免「尋求政治中立」，以及防止國安事務下沈至中低層「兩面人」公務員的把控；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受法院干涉、不接受司法覆核，任命專門處理國安案件檢控的檢控官，就能掌握檢控部門的政治忠誠，減少deep state的制衡；而特首指定「愛國愛港」的法官審議國安法案件，雖然法官仍可獨立辦案，但可確保法官的政治忠誠，最大程度的限制deep state對行政機關的阻礙。
兔主席稱讚，「這次立法及部署是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中央政府充分體現了定力和決心，拿出了對歷史和人民負責的態度，我們似乎可以初步看到一個幫助香港走向二次回歸及2047年的制度輪廓。」
從批判香港管治精英的政治忠誠，到讚揚國安法的對付deep state問題，兔主席完成了一次邏輯自洽的論述：他先站在藍營的立場表達對香港建制的深度不滿，繼而合理化國安法這一北京對港「落實全面管治權」的「硬干預」政策，實際上以一種不太說官話的方式合理化官方議程。
充當「愛國派」港漂代言，向港漂喊話
兔主席的香港論述，還有一大特點，就是他彷彿成為一種「愛國派」港漂的代言，在文字中屢屢提及港漂的感受、觀點，並從他們的角度提供建議，向他們喊話。
作為生活半徑覆蓋香港、經常在港從事金融工作的兔主席，他特別「同情和關切」在香港生活的大陸背景的廣大居民。
在兔主席看來，港漂群體是「我們的政治基本盤，最可依賴的政治力量」，他們因歷史和機遇選擇在香港就學、工作、紮根，並在這個離岸金融中心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在香港金字塔頂端的金融行業，就有很多港漂憑著掌握普通話、英語的能力，以及對國情的了解與認同，而在近十年系統性佔據越來越多重要的崗位，相反香港本地人因知識水平、語言能力、對中國缺乏了解，不具備與大陸同齡人的競爭能力。
「與北角福建人不同，這些內地人，是香港的新一代精英，如果我說他們才是（新）香港未來的主人翁，大概會引起港人極大的不適和不安。」在《Celebrating China: Mainlanders at IFC, Central》（歡慶中國：中環IFC的大陸人）一文中，他如此說。
兔主席認為，在這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這些港漂「最值得關注和同情」，因為他們和「土生港人」在政治觀點上產生尖銳的對立，面對不友好的外部環境。儘管他們在香港社會有一席之地，但他們「在政治上還沒有覺醒」，「不通曉香港人構建的嚴密的族群鄙視鏈」。他們也看不到自己的社群「有某種共享的政治意識，是一個潛在的獨立政治群體」，並沒有組織起來，因為過去習慣的政治參與是「找組織」——即找黨組織入團、入黨，獲得資源支援，而不是像傳統的華人社會一樣，進行民間結社。
怎樣才是出路？此時兔主席向港漂等內地背景的人喊話：你們應該自發組織起來，圍繞大學、行業、籍貫等範疇結社互助，而港澳工作部門則應該走「群眾路線」，支持这些港漂/内地背景/國語族群的組建，並廣泛聯繫、動員、團結這些團體。
組織工作以外，兔主席亦建議港漂發展自己的政治論述能力。在一封回大陸在港留學生回信中，兔主席以精神導師之態建議他們擺正姿態，不要以「國家代言」接觸本地社群，而是以公民的身份發表見解，並「拿出學霸的風采」，豐富自己的知識儲備，因為「愛國派和香港本土派的對峙」，涉及中西文明、中國制度和發展道路等宏大話題，需要自身有清晰認識，找到一個口徑。
為此，兔主席建議港漂留學生組織workshop，爭取對重要議題形成output，發展一套「民間看待祖國問題」的話語。這些建議獲得不少內地人支持，不少讀者留言表示「有建設性」。
兔主席如此著重談論港漂社群，在建制輿論圈也屬少見，相信吸引不少港漂圈子的讀者，也可能成為他們理解香港問題的重要渠道。大概兔主席看到，港漂在香港的社經位置越來越重要，但他們的政治能量未有起碼的聚集和發揮，就連香港本地的建制派也沒有太多兼顧和吸納。
有趣的是，兔主席十分清楚港漂圈政治參與的侷限：「他們與本地人沒有聯繫和交集，普遍以社會隔離（social segregation）的方式生活中香港」，所以「千萬不要指望新港人/港漂精英能夠去改變香港年輕人/同齡人」，「千萬不要高估內地在這個已經極為陌生的戰場上的統戰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兔主席自始至終談論的只是某種「愛國派」的港漂，他們在政治立場上可能大多認同官方的口徑，情感結構上則反對、厭倦、鄙視香港的抗爭運動。然而，港漂群體內部本身就存在多元的聲音，傳媒也不乏報導支持修例運動的港漂，因此整個港漂的聲音在兔主席的文字中無疑是「被代表」了，而對於不少在價值體系上認同民主自由理念的港漂，兔主席避而不談。在當下香港，同情運動的「公民」港漂面對的是噤聲、舉報潮、人肉搜查以及巨大的精神壓力，也根本沒有多少政治空間允許「公民」港漂群體有多元的政治參與和組織，發展異於官方主旋律的「民間看待祖國問題」的話語。
作為中國管治模式「他者」的香港
綜觀兔主席的香港論述，不難發現他關心香港的同時，常常借勢肯定中國的管治模式。
兔主席自言為堅定的「中國特殊論」者，即相信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不適合走普世的政治體制和發展道路，而香港在兔主席的筆下，則是一套中國模式的反面教材，用作映照中國體制的必要性和優越性。
在兔主席看來，香港爆發激烈運動，「不一定是壞事」，因為暴露出香港比起中國的落後性，讓國人經歷某種「政治啟蒙」——過去，還有很多中國城市精英對體制多有批判，但香港運動令他們和黨和祖國「和解」，見識到西方抽象價值及其運行的缺憾。作為西方價值代理人想像的香港，兔主席認為香港的政治話語十分落後，不但仍「保存一個半世紀之前的原始資本主義，變成發達經濟體中的活化石」，還在「追求當代史之前的靈丹妙藥——自由市場+liberal democracy」，看不到選舉制度是「最大的精神鴉片」，代議政治未必就能解決發展和社會矛盾的問題，而西方政治制度脫離西方土壤的失敗可能性很高。
另外，香港奉行野蠻的資本主義，傾側大資產階級，導致產業中空，房地產經濟當道，其金融化的經濟模式只給極少數精英帶來財富，造就巨大的社會矛盾和貧富差距。而在文化教育上，香港自由放任的政策，也引致年輕一代的國民認同集體缺失。站在兔主席的立場，這樣的香港、這些惡果，其實都為中國發展帶來寶貴的經驗。
在這些描述中，兔主席事實上在表達一種慶幸感和優越感：幸好中國選擇了自己的特殊發展道路，沒有全盤擁抱西方的體制，沒有多造幾個香港。同時，兔主席也借香港經驗印證中央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包括房住不炒（去地產化）、振興製造業、整頓金融業（「去金融化」）和扶貧等。
兔主席並沒有詳細論述中國發展模式有何優勝，具體執行怎樣，也承認中國仍須發展一套具有國際吸引力、挑戰西方軟實力的政治制度文明，但透過「他者化」和貶抑香港，兔主席實質上在推動讀者肯定中國模式，認同中國需要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
從這種意義來說，兔主席可歸類為中國國內輿論市場上冒出的「中國模式」作者群的一員，甚至是近年來最有說服力的一位。從七年前李世默在國際舞台TED為中國政治制度的特殊性辯護，到胡錫進試圖說服牆內讀者的「複雜中國論」，再到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張維為對中國優越性的論證，來自不同背景的他們均在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為中國的「崛起」搖旗吶喊；而熟悉香港與海外的兔主席則把握住了香港政治與全球局勢亂局的「機會」，比其他作者更「活用」最新案例，寫得更多和更深入。
「紅三代」兔主席心心念念的始終是中國。當香港在年初開始不再是內地輿論場的熱話後，兔主席的香港評論數量下跌很多，轉為借助新冠疫情和美國政治這些新議題，繼續講述中國故事。回過頭來，兔主席的香港論述千言萬語，或者還是應驗了香港文化研究者也斯的經典名句：
「香港的故事，愈說愈長，愈說愈亂。到底該怎樣說，香港的故事？每個人都在說，説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什麼位置說話。」
文中的兔主席引文取自下列文章：
香港的運動其實也是一個反全球化運動（2019年8月23日）
港人做出的選擇：打開潘多拉的盒子（2019年11月23日）
香港運動近距離觀察補記：“I protest， therefore I am！”（2019年12月10日）
不叫做「港獨」的港獨運動（2019年8月29日）
香港自殺日誌 （2019年8月25日）
七·一大禮包——港區國安法賞析（一）（2020年7月1日）
香港公務員：「非政治的動物」 （2019年10月20日）
從1930年代的反猶主義到2010年代香港本土派的反中主義（2019年10月23日）
香港高法在做什麼？（2019年11月19日）
深謀遠慮、一步到位的港區國安法（2020年6月21日）
「面對現實，丟掉幻想」：對香港年輕一代的十個研判（2019年11月12日）
要「降維」才能理解香港政治和運動（2019年9月29日）
回大陸在港留學生的信：如何與當地年輕人溝通交流（2019年9月24日）
我們處在九七之後，但應該回到六七之前（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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