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2019年夏天以来，香港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急速的组织、发展、翻腾，他们抢夺民意，也抢夺不同版本的“香港故事”，形成蓝黄对决的局面。与一度频繁走上抗争街头的民主派相比，建制阵营无论在政党组织、民间动员、舆论传播方面，或许都更少为人熟知。从更广义层面来看，在特殊的中港政局中，建制力量并不局限在传统的建制政党，它是一系列亲政府、主张维护现有体制的力量的有机组合，而在其中，“政府”或是港府或是北京，“现有体制”或是香港制度或是中国模式，构成了建制光谱的复杂性。
端传媒推出“拆解建制”系列报导和文章，尝试更深入理解他们的论述、组织和运作。自言爱国者、赞扬中国模式优越性的新兴意见领袖兔主席，在过去一年如何论述香港，是我们在此文中希望理解的。
修例风波爆发后，兔主席可能是中国大陆书写香港问题最多产、传播最广泛的意见领袖。
2019年7月始，在微博拥有逾171万粉丝的兔主席勤于论说香港，先后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发表了逾70万字、近200篇针对香港问题的文章，当中72篇是阅读量超过50万的“爆款文”，形塑很多大陆人对香港局势的看法。
兔主席的背景并不简单，是受高等西方教育的“红三代”。他本名任意，在广东长大，能讲粤语，家庭和香港在各方面有联系，据2012年他接受凤凰网访问，表示其祖父为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兔主席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研究硕士，曾协助傅高义对中国改革年代的研究项目。如今，据端传媒了解，他任职于中资投行，长期往来北京和香港。基于这种背景，他能接触香港本地信息，既熟知体制思维，又认识西方的政治话语，游走于信息不对称的墙内墙外，生产出颇为独树一帜的香港论述——兔主席认为，香港运动由认同政治驱动，大部分港人属“泛黄”大本营，大陆经济支援并不会换来认同上的改变；而特区管治精英受deep state和“两面人”所害，需要从“蓝营”开始调查清楚各人的背景和政治取态。
在香港，兔主席的言论偶尔被港媒引述，但整体不为大众熟知，至今只在建制阵营受到青睐。“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曾撰文指出，兔主席为“建制派内迅速走红的网上评论员”，因为“把许多香港建制派人士内心的话讲了出来”。今年7月，中联办迂回控制的中华书局亦将其网上文章结集，出版成多达600页的《撕裂之城——香港运动的谜与思》，短时间内三度翻印，更在大陆各大电商平台同步上市，不但成为香港出版市场众多讲述香港运动的亲建制著作之一，也是罕有能在大陆流通的香港问题港版书籍。
在修例风波前，兔主席在大陆的香港问题舆论场上是一个无名之辈，如今已冒起成为炙手可热的香港问题意见领袖。过去，中国大陆的香港问题评论多由附属于官方机构的港澳研究学者包办（如全国港澳研究学会成员），当中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宪法和基本法学者身上，如王振民、强世功、田飞龙等人。他们或在官方出版物撰文，或投稿于香港传媒，接受传媒的访问，既是北京决策者的智囊，也被理解为北京对港政策正当性的代理人。兔主席并不在传统的港澳研究系统内，但凭着经营兼容于官方主旋律的民间自媒体，他迅速收获香港问题的话语权，其著作甚至可能成为大陆官员解读香港问题的参考读本。
在墙内不开放言论的状况下，同情香港运动的独立评论消声匿迹，但论述香港问题的文章不仅涌现于官媒，民间亦出现大量获官方默许的文章。兔主席正是在这样一个阵地内，他巧妙地站在一种官方允许的“民间”、“独立”的自媒体的位置：他会显示自己爱国者的立场，但在表达方式和内容呈现上又和官方保持距离，不被直接看作是官方喉舌，因而往往可以达到官媒做不到的传播效果，协助政府推动议程。
兔主席的香港论述到底有何特别，怎样做到既呼应官方叙事又可以“同调不同声”？怎样在承认港人的政治和身分认同的同时，又消解了香港抗争的诉求和论述？最终，香港在他笔下，怎样成为一个论说“中国模式”必要性和优越性的他者？
“深入港人内心世界”，消解运动合法性
兔主席是在大陆舆论场转变之际才深入参与到香港评论的。早年他在微博转发影评、评论时政，也在博客上写文章，但很少涉及香港议题。
他第一篇关于香港问题的文章《对香港问题的看法：一切来自香港内部》在7月4日发表，当时香港运动正处于第一个转折点：两次百万人和两百万人的和平游行之后，政府拒绝回应撤回修例的诉求，运动升级，示威者在七一冲击立法会之后，大陆舆论场从隔断消息、稳定局势，发展到官媒和民间自媒体渐渐升温，制造仇恨。
在这篇文章获得关注后，兔主席密切跟进、书写香港运动，摸索到一种收割香港话题流量的方法。在运动激烈时，他甚至可以一日数文——在8月，他就发表了51篇文章。他的文章既有短篇的每天小结，也有洋洋洒洒的几万字长篇分析，兼备宏大叙事的企图。
任何处理香港问题的评论，都是一场关于“孰令致之”的论争。官媒和民间自媒体的标准路径是将香港问题归咎与“经济民生”这些深层次问题，以及把矛头指向“外国势力干预”、“颜色革命”和“香港独立”。
兔主席和他们同调不同声，在原有的舆论基础上建构出另一套贬抑抗争者的话语。他同样着墨于经济民生，指出“香港也是一场反全球化的运动”，但认为经济民生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非充分的条件。他同样将矛头指向外国势力，但认为香港运动是本地催生，有其自发性。
与官媒论述不同，他认为香港是“不承认港独的港独”，但用“港独”这个标签是有问题的，因为香港是争取脱离大陆影响，拥有大于一国两制赋予的自治权，不一定是要争取在国际上有独立主权。
在香港运动炙热时，很多民间自媒体的行文多会渲染暴力场面，有时甚至用虚假信息和假图片，配以粗陋的语言形容示威者。兔主席的文章和他们共享一套“聚焦暴力”和鄙视示威者的情感结构，也用不同的标签将示威者丑化为“黑小将”、“新纳粹”、“流氓”、“小丑”、“怂包”等，但在这个基础上，他用社会科学的语言框架贯穿文章，常常中英夹杂，套用浅显概念分析，如身份政治、反犹主义，令文章更有格调。
作为受过海外菁英教育的知识阶层，兔主席自言“希望帮助内地读者掌握更国际化的分析工具和视角”。有趣的是，这种写法亦异于传统的官学港澳专家，后者会大幅引用基本法条文、领导人讲话（包括邓小平和习近平等）和政策文件，兔主席的文章节制很多，去掉这样的官气，其语言和分析框架亦更加灵活和多样，因此更讨好读者，尤其是受教育的城市精英。
那什么是兔主席眼中的问题核心？他抓住了一个香港本地学者也常用的分析进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兔主席认为，驱动运动的核心是朴素的认同政治，“拨开千头万绪的经济社会矛盾迷雾之后，最直观、最笼络人心的还是身份政治”，而这种认同政治又“可以被包装、粉饰起来，躲藏在政治制度诉求之后。”
在兔主席看来，现当代的香港就是国内政权的反题（antithesis），到现在已经发展出一套构建在“否定”（反中反共反陆）的政治认同，核心的因素包括：延续殖民者思维，认同西方文明和制度；怀疑、抵触和恐惧红色政权，因为香港不但是逃离大陆的离岸天堂，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反华反共反中信心生产及批发地；以粤语和繁体字筑起区隔大陆文化的墙，发展一种基于地域主义的语言文化认同。
在这基础上，兔主席亦亲身走进示威现场，观察香港认同在街头的表现。他认为港人定期上街，高举香港人的身份自我陶醉，喊共同的口号、唱共同的歌，是一种“我抗争，故我在”的体现，不但是将“自由民主”内化成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一种寻求自我价值和自我解脱、升华的集体的仪式性活动——“美国的青年可能选择home party和clubbing，欧洲的青年选择足球，香港的青年选择在街头参与政治，这是他们摆脱压抑生活的有限选择之一。”
基于这种判断，兔主席说出了一些官方和建制阵营没有宣之于口的现象。在官方的话语中，还要勉强承认香港人有“广大的爱国爱港市民”和“沉默的大多数”支持政府政策，不会直接点明香港民心已经背离中国。但兔主席否定这些说法，他推断香港只有少数（10%）的亲中/建制派，大部分港人按中国大陆的严格标准属于“泛黄”大本营，而北京已经丢掉了一整代香港年轻人：“伴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取代老年人，社会将稳步（甚至加速）向黄的方向发展，黄成为政治正确”，“民众的选择不再是蓝和黄，而是深黄、浅黄，激进黄，温和黄了。”
就此，兔主席强调，这并非要制造同胞之间的“族群”矛盾，而是“实事求是地还原港人的心理”。这些言论，在大陆舆论的场域显得新鲜和大胆，不少读者留言表示“有深度”和“是实话”。
兔主席的论述巧妙地展现出愿意走进反对阵营价值世界的姿态，即所谓的“深入港人内心世界”。当然，香港社运界乃至普通市民，对于中国大陆的恐惧和厌倦，的确是广泛而深刻地存在，而这也是街头运动的政治能量之一。不过，兔主席没有指出，“香港认同”的发展是去十年历史化的过程，当中和北京政权日益威权化、香港民主运动受北京压制密切相关。在他的文章中，鲜有提及北京治港政策从“河水不犯井水”到“全面管治权”的转变，以及香港民主运动从“民主回归”发展到本土运动，是和北京对港政策有关。
另一方面，兔主席论述“香港认同”的同时，鄙视香港为“政治巨婴”，对大陆的了解幼稚，指向一套消解抗争者正当性的论述。兔主席推论，正是“香港认同”使很多港人眼光向外看，错误地将香港各种内部治理、民生矛盾问题“外部化”（“责任全在北京”），从而追求制度和文化上的脱中，保持自己的“纯洁”。据此，兔主席就可以化解香港抗争者对中港政治体制和北京对港政策的批判。至于将抗争运动类比成排解、宣泄情绪的观赏足球活动，兔主席亦可“庸俗化”香港抗争为情绪的宣泄甚至个人快感实现的表现，进而消除港人对民主、自由、法治这些宏大价值及其制度建设的追求。
更进一步，兔主席也延伸“香港认同”至“反中主义”，并类比“反犹主义”，援引香港示威者对中国（人）赋予的负面成见以及冲击中资机构和蓝店作例子，以此说明“香港的示威表面看起来是民主自由政治价值观驱动，背后其实是由强烈的族群中心主义和排外主义驱动”，而这种“认同政治在西方话语体系里是比较低级的政治”，“在历史上与纳粹等一系列不光彩的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
至此，兔主席抛出一个论点，香港的运动是需用“降维”去理解的，即剥去漂亮的宏大口号，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就能看到是情绪、朴素的欲望，以及各种落伍观念和偏见来支撑运动，而港人诉诸暴力和不割席，正正就见到他们并非真的追求抽象的理念。
去年9月底，兔主席发表文章《要“降维”才能理解香港政治和运动》，获得超过160万点阅，大量读者非常认同，其中微博上被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指：“评论非常到位！香港人在金融以及服务领域的行业里确实比较专业，但是在政治、历史等层面近乎白痴，这也是殖民地殖民文化的显著特征。”
不少兔主席的读者认同香港这个“国际化”城市在“政治素养方面非常落后”，并以“港村”指代香港。兔主席的言论击中了不少人的情绪，在这情绪背后，是这样的判断：大陆模式优于香港模式，大陆模式可以鄙视香港经验。
“要不怎么说香港是大陆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呢，政府该如何治理，大陆民众的民主意识该如何培育和引导，如何处理排外情绪和对内部兄弟民族的污名化，香港在今年又一次给大陆提供了一个观察的机会。”其中一条同样被点赞很多的留言如此反讽。
特区管治精英的“两面人”问题
除了抓住“认同政治”这一概念对准反对阵营，兔主席同样将矛头指向特区政府和香港管治菁英，变相切割北京当权者在香港问题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兔主席属于广义建制阵营的一员，但这不代表他不批评特区建制。相反，或许因为他不在香港的政治圈子，他批评特区建制可以更加犀利，采用的角度也不同。
在兔主席看来，作为中央在港“抓手”的特区政府和特首林郑月娥太过“中立”，缺乏政治家的决断和素质。
根据香港现行制度，林郑月娥领导的三司十八局官员承担政治问责，而公务员一直被视为坚持“政治中立”原则的公仆，在反修例运动中，公务员发起集会等行为，被建制阵营大肆批评公务员摒弃“政治中立”原则。不过，兔主席却指出，无论是林郑月娥还是香港的公务员，他们问题反而都是太不政治，在危机中“害怕政治、回避政治、拒绝政治”，甚至连政治立场也站不稳，屈从于主流民意的看法。
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林郑政府偶尔在公开场合安抚民心，表露出妥协、绥靖的态度，而不愿做出决断、铁腕的政治选择。与此同时，兔主席抨击特区政府缺乏领导力、个人魅力和政治手腕，而可能只是把包袱甩给中央。更甚的是，兔主席认为特区政府缺乏对底层的基本关注，而香港问题是“回归以来缺乏民生政治导向以及一系列具体公共政策失误导致的”，因此历任港府和建制精英都要担负责任。
至此，兔主席指出本地的矛盾应该导向本地精英，但香港社会却把反港府、反建制、反精英和北京联系起来，暗示北京成了香港问题的代罪羔羊。
除此以外，兔主席也认为香港管治菁英存有深远的Deep state问题。Deep state是一套近年流行的阴谋论，常被译作深层政府或影子政府，指的是在名义的管治者背后，还存在一个深层的、按照自己逻辑、取向和利益运作的政治体系。例如，美国阴谋论群体“匿名者Q”（简称QAnon）在2017年始声称，美国存在另一“深层政府”意图推翻特朗普，所以美国人必须支持特朗普，瓦解“深层政府”。
兔主席将这流行概念套用到香港政局，并将deep state勾连到习近平时代整党运动的“两面人”论述（原指：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的党员），断言“香港实际上就是一个受到deep state控制，政治上对内地不忠诚的后殖民社会”。
简单而言，兔主席指香港管治精英内有大量的“两面人”，他们有些是因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服从北京，到头来没有从本地民生角度出发，损害中央的威信和一国两制；有些虽然在形式上拥护一国两制，但实际上与大陆价值观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和对立，未必完全接受北京主权治权及行事方式。而这两种人，都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逻辑运作，阻碍北京政治议程的落实。
谁是两面人？兔主席没有点名，但指出资本家、特区政府公务员和建制派政客都是涉及的范畴，当中首当其冲的是司法界。兔主席认为，“香港的律政司黄丝很多，是deep state的重灾区，打着政治中立的旗号，同情和配合反中运动”，“而香港的法律界整个就是一个deep state，一直在奉行两个凡是”。
所谓“两个凡是”，即司法界存有双重标准的问题，凡是涉及黄营支持的议题，港府和司法界都不跟从既定法律程序，采用“特事特办”和“网开一面”的处理（如轻判侮辱国旗犯、不起诉数千人的被捕者），而凡是涉及蓝营利益的议题，就没从政治大局出发，反而严格依照常规的法律手段处理，如对香港警察的暴力行为依法追究，高院一度裁决香港政府引用《紧急法》颁布《禁止蒙面规例》违宪。
整体而言，兔主席deep state的论述其实无甚高论。和很多建制舆论一样，他将矛头指向“两制”一端而不是“一国”一端，抨击香港管治精英的政治能力、政治意识和政治忠诚问题，而不是港人多年走在街头诘问的政治认受性问题，实质上就是回避北京的责任，迎合官方和一些大陆读者对香港管治精英不满的情绪。
尽管兔主席也指出，香港管治者不具备政治质素是因为他们“并非通过选举产生”，因此不需具备普选所需的“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政治质素”，而香港缺乏民生政治一大原因是“北京是香港现有政治经济制度与秩序的维护者”，要“努力维持港英时期以降香港的资本主义建制安排”，但他更着意在deep state落墨，关键是否定过去北京允许香港实行的“港事港办”模式。
这里的逻辑是：公务员、资本家和司法体系这些过去被认为是“一国两制”的优势制度，现在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过去，他们没有直接衔接中共的政党机器和统一的意识形态内，存有一定的中间地带和自主空间，但正因如此，在这次运动中他们被认为缺乏政治忠诚，对北京的政治意志贯彻不彻底，难以完全为北京所用。
据此，兔主席一方面认为中央要从蓝营开始，彻底弄清楚各人的履历背景和政治取态，另一方面也肯定港区国安法正正可以对应“无边无际”的deep state问题。
当中，行政长官和多位高官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北京负责，就令他们成为责任主体，避免“寻求政治中立”，以及防止国安事务下沈至中低层“两面人”公务员的把控；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受法院干涉、不接受司法复核，任命专门处理国安案件检控的检控官，就能掌握检控部门的政治忠诚，减少deep state的制衡；而特首指定“爱国爱港”的法官审议国安法案件，虽然法官仍可独立办案，但可确保法官的政治忠诚，最大程度的限制deep state对行政机关的阻碍。
兔主席称赞，“这次立法及部署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中央政府充分体现了定力和决心，拿出了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我们似乎可以初步看到一个帮助香港走向二次回归及2047年的制度轮廓。”
从批判香港管治精英的政治忠诚，到赞扬国安法的对付deep state问题，兔主席完成了一次逻辑自洽的论述：他先站在蓝营的立场表达对香港建制的深度不满，继而合理化国安法这一北京对港“落实全面管治权”的“硬干预”政策，实际上以一种不太说官话的方式合理化官方议程。
充当“爱国派”港漂代言，向港漂喊话
兔主席的香港论述，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他仿佛成为一种“爱国派”港漂的代言，在文字中屡屡提及港漂的感受、观点，并从他们的角度提供建议，向他们喊话。
作为生活半径覆盖香港、经常在港从事金融工作的兔主席，他特别“同情和关切”在香港生活的大陆背景的广大居民。
在兔主席看来，港漂群体是“我们的政治基本盘，最可依赖的政治力量”，他们因历史和机遇选择在香港就学、工作、扎根，并在这个离岸金融中心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香港金字塔顶端的金融行业，就有很多港漂凭着掌握普通话、英语的能力，以及对国情的了解与认同，而在近十年系统性占据越来越多重要的岗位，相反香港本地人因知识水平、语言能力、对中国缺乏了解，不具备与大陆同龄人的竞争能力。
“与北角福建人不同，这些内地人，是香港的新一代精英，如果我说他们才是（新）香港未来的主人翁，大概会引起港人极大的不适和不安。”在《Celebrating China: Mainlanders at IFC, Central》（欢庆中国：中环IFC的大陆人）一文中，他如此说。
兔主席认为，在这香港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些港漂“最值得关注和同情”，因为他们和“土生港人”在政治观点上产生尖锐的对立，面对不友好的外部环境。尽管他们在香港社会有一席之地，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不通晓香港人构建的严密的族群鄙视链”。他们也看不到自己的社群“有某种共享的政治意识，是一个潜在的独立政治群体”，并没有组织起来，因为过去习惯的政治参与是“找组织”——即找党组织入团、入党，获得资源支援，而不是像传统的华人社会一样，进行民间结社。
怎样才是出路？此时兔主席向港漂等大陆背景的人喊话：你们应该自发组织起来，围绕大学、行业、籍贯等范畴结社互助，而港澳工作部门则应该走“群众路线”，支持这些港漂/大陆背景/国语族群的组建，并广泛联系、动员、团结这些团体。
组织工作以外，兔主席亦建议港漂发展自己的政治论述能力。在一封回大陆在港留学生回信中，兔主席以精神导师之态建议他们摆正姿态，不要以“国家代言”接触本地社群，而是以公民的身份发表见解，并“拿出学霸的风采”，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因为“爱国派和香港本土派的对峙”，涉及中西文明、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等宏大话题，需要自身有清晰认识，找到一个口径。
为此，兔主席建议港漂留学生组织workshop，争取对重要议题形成output，发展一套“民间看待祖国问题”的话语。这些建议获得不少大陆人支持，不少读者留言表示“有建设性”。
兔主席如此着重谈论港漂社群，在建制舆论圈也属少见，相信吸引不少港漂圈子的读者，也可能成为他们理解香港问题的重要渠道。大概兔主席看到，港漂在香港的社经位置越来越重要，但他们的政治能量未有起码的聚集和发挥，就连香港本地的建制派也没有太多兼顾和吸纳。
有趣的是，兔主席十分清楚港漂圈政治参与的局限：“他们与本地人没有联系和交集，普遍以社会隔离（social segregation）的方式生活中香港”，所以“千万不要指望新港人/港漂精英能够去改变香港年轻人/同龄人”，“千万不要高估内地在这个已经极为陌生的战场上的统战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兔主席自始至终谈论的只是某种“爱国派”的港漂，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可能大多认同官方的口径，情感结构上则反对、厌倦、鄙视香港的抗争运动。然而，港漂群体内部本身就存在多元的声音，传媒也不乏报导支持修例运动的港漂，因此整个港漂的声音在兔主席的文字中无疑是“被代表”了，而对于不少在价值体系上认同民主自由理念的港漂，兔主席避而不谈。在当下香港，同情运动的“公民”港漂面对的是噤声、举报潮、人肉搜查以及巨大的精神压力，也根本没有多少政治空间允许“公民”港漂群体有多元的政治参与和组织，发展异于官方主旋律的“民间看待祖国问题”的话语。
作为中国管治模式“他者”的香港
综观兔主席的香港论述，不难发现他关心香港的同时，常常借势肯定中国的管治模式。
兔主席自言为坚定的“中国特殊论”者，即相信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不适合走普世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而香港在兔主席的笔下，则是一套中国模式的反面教材，用作映照中国体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在兔主席看来，香港爆发激烈运动，“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暴露出香港比起中国的落后性，让国人经历某种“政治启蒙”——过去，还有很多中国城市精英对体制多有批判，但香港运动令他们和党和祖国“和解”，见识到西方抽象价值及其运行的缺憾。作为西方价值代理人想像的香港，兔主席认为香港的政治话语十分落后，不但仍“保存一个半世纪之前的原始资本主义，变成发达经济体中的活化石”，还在“追求当代史之前的灵丹妙药——自由市场+liberal democracy”，看不到选举制度是“最大的精神鸦片”，代议政治未必就能解决发展和社会矛盾的问题，而西方政治制度脱离西方土壤的失败可能性很高。
另外，香港奉行野蛮的资本主义，倾侧大资产阶级，导致产业中空，房地产经济当道，其金融化的经济模式只给极少数精英带来财富，造就巨大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而在文化教育上，香港自由放任的政策，也引致年轻一代的国民认同集体缺失。站在兔主席的立场，这样的香港、这些恶果，其实都为中国发展带来宝贵的经验。
在这些描述中，兔主席事实上在表达一种庆幸感和优越感：幸好中国选择了自己的特殊发展道路，没有全盘拥抱西方的体制，没有多造几个香港。同时，兔主席也借香港经验印证中央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包括房住不炒（去地产化）、振兴制造业、整顿金融业（“去金融化”）和扶贫等。
兔主席并没有详细论述中国发展模式有何优胜，具体执行怎样，也承认中国仍须发展一套具有国际吸引力、挑战西方软实力的政治制度文明，但透过“他者化”和贬抑香港，兔主席实质上在推动读者肯定中国模式，认同中国需要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从这种意义来说，兔主席可归类为中国国内舆论市场上冒出的“中国模式”作者群的一员，甚至是近年来最有说服力的一位。从七年前李世默在国际舞台TED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辩护，到胡锡进试图说服墙内读者的“复杂中国论”，再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对中国优越性的论证，来自不同背景的他们均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为中国的“崛起”摇旗呐喊；而熟悉香港与海外的兔主席则把握住了香港政治与全球局势乱局的“机会”，比其他作者更“活用”最新案例，写得更多和更深入。
“红三代”兔主席心心念念的始终是中国。当香港在年初开始不再是大陆舆论场的热话后，兔主席的香港评论数量下跌很多，转为借助新冠疫情和美国政治这些新议题，继续讲述中国故事。回过头来，兔主席的香港论述千言万语，或者还是应验了香港文化研究者也斯的经典名句：
“香港的故事，愈说愈长，愈说愈乱。到底该怎样说，香港的故事？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
文中的兔主席引文取自下列文章：
香港的运动其实也是一个反全球化运动（2019年8月23日）
港人做出的选择：打开潘多拉的盒子（2019年11月23日）
香港运动近距离观察补记：“I protest， therefore I am！”（2019年12月10日）
不叫做“港独”的港独运动（2019年8月29日）
香港自杀日志 （2019年8月25日）
七·一大礼包——港区国安法赏析（一）（2020年7月1日）
香港公务员：“非政治的动物” （2019年10月20日）
从1930年代的反犹主义到2010年代香港本土派的反中主义（2019年10月23日）
香港高法在做什么？（2019年11月19日）
深谋远虑、一步到位的港区国安法（2020年6月21日）
“面对现实，丢掉幻想”：对香港年轻一代的十个研判（2019年11月12日）
要“降维”才能理解香港政治和运动（2019年9月29日）
回大陆在港留学生的信：如何与当地年轻人沟通交流（2019年9月24日）
我们处在九七之后，但应该回到六七之前（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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