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劉文：停止亞裔仇恨——尋求美國主流支持的無奈控訴下，亞裔正義到底是什麼？

3月16日亞特蘭大槍擊案，8條人命，包括6名在不同按摩店工作的亞裔女性，將這一年來美國所發生的亞裔暴力事件，推向另一個社會動員以及公眾輿論的頂點。多數英語媒體——包含Stop AAPI Hate——很快定調「亞裔仇恨」來自於川普（特朗普）與共和黨主導的排華與反亞裔仇外主義，以及將亞裔作為病毒帶原的「yellow peril」刻板印象。但是，許多草根亞裔美國人組織與批判種族學者，也提醒了亞裔暴力在美國社會的悠久歷史，並非單純由疫情中的仇恨所引起，而是來自更加複雜並且與美國國家建構共生的結構性「種族資本主義」（racial capitalism）：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生成，與種族的階層化為相互交成的關係，無法切割。

美亞裔內部蘊藏了極為複雜與分歧的政治立場。有些人支持亞裔必須於其他種族少數並肩合作，抵抗白人至上主義之下的種族暴力，有些人則認為亞裔必須追求對自身極大化的階級利益，而不該支持會「拉垮」亞裔的種族平權政策。反映在如今的「停止亞裔仇恨」（Stop Asian Hate）的口號中，相對廣泛的反歧視控訴也攏絡了極為多元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對亞裔政治的想像：

一方面，主流亞裔賦權動員強調必須修訂仇恨犯罪法案（hate crime bill）加重攻擊亞裔人士的罪刑（總統拜登也如此聲明），控訴美國社會對於亞裔族群長期的忽視；另一方面，許多草根亞裔組織則堅持亞裔與非裔必須團結抵抗國家暴力，反對以刑罰和增加警力「以暴制暴」，並且重申亞裔暴力在美國社會的歷史性，以及亞裔種族與階級、性別、帝國主義的交織。

目前，這兩方勢力在初期的動員尚未有正面的衝突，但對於誰是「受害者」與「加害者」，已有相對不同的論調：前者認為亞裔種族為美國社會的受害者，而他們在白人優越主義社會中遭受的種族暴力，必須以提高亞裔種族作為一個集體、在美國主流政治中的能見度來解決；而後者，更加強調種族暴力的制度性，非單一歷史事件或侷限於疫情中的「特別時期」，亞裔的賦權與其他種族的賦權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在「反歧視」或「反仇恨」的訴求中，華人的許多訴求透過保守華裔／美國人社群的運作，被呈現為要求更多警力部署、排擠性工作者與非法移民，或甚至是反黑人（anti-Black）的政治動員。這樣的現象，在微信的美國華裔社群中，已漸漸展開。

有鑑於此，當我們討論「種族暴力」，特別是「亞裔」作為一個集體種族主體時，必須釐清控訴的對象與其內部複雜的政治意識型態，才能真正進入「亞裔暴力」，分析何謂「亞裔正義」的核心。

「亞裔」，美國人還是外來移民？

在這次「反亞裔暴力」動員中的亞裔，多數仍是專業階級，多數討論也仍環繞在排外主義如何影響專業階級亞裔美國人的生活與國族認同。

「亞裔美國人」這個種族身份認同的發展，在美國歷史上成型非常晚，即使十九世紀末即有不同的「亞裔」人口因勞動而遷移美國，但並未形成一個泛族裔的種族認同，反而時而被視作為可隨時棄捨的「廉價勞動力」，時而被視為與美國帝國主義對立的「外來勢力」。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因應勞動需求的重整，修訂了亞裔的移民限制，從亞洲國家引進了大量的技術勞動。亞裔又被塑造成國家種族融合政策中去政治化的「模範少數」。

亞裔美國研究學者多數認為，1968年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生組織團體「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結合當時六零年代大規模的反越戰運動以及全球性的第三世界反殖民運動，連同在移民法修訂後，逐漸增長的美國出生的亞裔人口，促成了「泛亞裔」（pan-Asianism）與「帶連字符的美國人：亞裔美國人」（hyphenated American: Asian-American）這些新型種族概念與集體身份認同的崛起。

七零年代後，亞裔美國運動主流化，開始被納入國家管理與權利範疇，亞裔美國人被刻畫的形象，不僅僅是成為所謂成功的模範少數（Model Minority），更如文化批判學者Rey Chow所說，被塑造成當代美國特例主義的良好典範：一種多元文化融合的「後種族」未來想像，「亞裔」成為「美國」這個帶有普世價值與平等主義代表的「文化點綴」，而不再跟結構性種族主義（structural racism）有所連結。

也因此，主流的亞裔美國人組織強調自己為「美國公民」來取得權益與福利，一方面抵抗亞裔在美國被貼上「永恆異鄉人」（perpetual foreigner）的標籤，另一方面卻同化主流社會的排外主義政策，將非公民的亞裔隔離於美國社會的保障之外。在社會心理學研究層面，也發現二代亞裔美國人為了保護自身相對脆弱的「美國認同」，可能造成對一代亞裔移民有更劇烈的心理排斥和歧視。

即使當下大多數的亞裔美國人仍為民主黨支持者，但2016年與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在華裔美國人裏，支持川普與共和黨所代言的反非法移民政策、支持法律與秩序、反對挑戰警察暴力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甚至反對性少數（LGBTQ）的平等法案等等的人數，依然可見明顯的增長。亞裔的政治分歧，就如同其內部族裔、語言、文化、與地域的多元，具有很強的的異質性。

諷刺的是，即使主流亞裔美國人團體以及政客慣用強調他們作為「美國人」的正當性爭取權利，這一年來的反亞裔暴力事件中，幾乎所有被廣為流傳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都是勞工階級的亞裔移民。

在如此分歧的認同與政治意識型態之下，在這次「反亞裔暴力」動員中的亞裔，多數仍是專業階級，多數討論也仍環繞在排外主義如何影響專業階級亞裔美國人的生活與國族認同。民主黨的紐約市長競選者華裔美國人楊安澤（Andrew Yang），應對亞特蘭大槍殺事件，即在推特上聲明將亞裔美國人賦予人性的重要性：「亞裔美國人也是人。亞裔美國人和任何人一樣是美國人。」3月18日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就槍擊案召開了緊急會議，主持人柯恩在開場時即聲明：「最後一次我們在這個委員會招開關於反亞裔仇恨的議題是1987年，當經濟與社會問題被怪罪於亞洲國家，以及被不公正地嫁禍於亞裔美國人之上。我們不能忘記是亞裔美國人，不是亞裔人，亞裔美國人。很明顯地我們必須藉由這次的會議，做更多的努力改善問題。」

諷刺的是，即使主流亞裔美國人團體以及政客慣用強調他們作為「美國人」的正當性爭取權利，這一年來的反亞裔暴力事件中，幾乎所有被廣為流傳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都是勞工階級的亞裔移民，包括在舊金山遇害而身亡的泰國裔84歲老年人維查・拉達納巴迪(Vicha Ratanapakdee)，以及亞特蘭大槍擊事件的六名韓裔與華裔移民受難者。媒體對於受害者的報導，如同上述主流政治對於亞裔美國人中「美國性」的期待，經常附加他們嚮往「美國夢」的敘事：比如身亡的「楊氏亞裔按摩店」（Young’s Asian Massage）擁有者華裔移民譚小潔，衛報形容她「過著美國夢的生活：育養家庭並經營兩家公司。」

彷彿人性化這些亞裔受害者的唯一方式，即是強調他們融入美國社會的渴望。否則，這群對於主流社會（包含中產階級亞裔美國人）有如隱形的群體，根本難以號召美國社會大規模的同理與關注，更不用說動員爭取國家資源重新分配的機會。

被忽視的兩種階級、與多層族裔紛爭

如同華裔記者 Wilfred Chan 報導關於紐約唐人街中的階級問題：勞動階層的移民與上流階層富裕的金融家。這兩個群體經常說著同樣的語言、喜愛同樣的家鄉菜色、慶祝同樣的節日，卻帶著完全相斥的利益衝突。

「停止亞裔仇恨」這項刻意模糊的訴求，雖然給予近期多起暴力事件一個相對容易理解，並且能讓美國自由派民眾同理的框架，卻抹滅了「亞裔」類別之中的權力不平等與階級差異。某種程度上，這波暴力事件促使亞裔美國人必須面對他們無法分離的「外國性」，無論是否是美國公民或在美國生長，在種族的命運連結與權力爭取上，不能再與經常被忽略的第一代移民社群切割。

歷史提醒我們，1992年美國加州的洛杉磯暴動，一名非裔美國人涉嫌交通違規卻受到警方的武力制裁過當致死，執法的警察最終全數被無罪釋放，引爆黑人社群上街抗議，最終波及城中的韓裔移民社群。整整燃燒了四天的暴動，有63人不幸死亡，多間韓裔商家被燒毀與掠奪，也無可避免的滋長了韓裔與非裔間的緊張種族關係。但如此劇烈的種族衝突事件，卻沒有引發華裔或者日裔美國人社群的聯合反應，無論是以泛亞裔的論述支持韓裔，或者強調亞裔與非裔間必須團結抵抗國家暴力。

或許，2020年以來這波攻擊，因為不同社群的亞裔因為存粹「看起來像（東）亞裔的人」而受到攻擊，使得主流亞裔美國人社群也被動員起來。

即便如此，除了「停止亞裔仇恨」的道德呼喊之外，亞裔群體目前似乎尚未取得一個清楚的政治訴求與共識。位於紐約支持亞裔性工作者的非營利組織紅鶯歌（Red Canary Song），在亞特蘭大槍殺事件後，即強調亞裔女性按摩員工，無論疫情與否，都長期受到警察暴力的壓迫、性工作的污名化，以及低薪和缺乏社會保障工作的剝削；亞裔女性勞工所遭遇的暴力絕非始與疫情中的歧視，也並不會因為疫情的結束而消散。

紅鶯歌的組織者還認為，中產亞裔美國人無論是增加警力還是呼籲通過「仇恨犯罪法案」的訴求，都不會是妥善解決亞裔困境的辦法，並不只是因為亞裔與非裔的抗爭（反對警察暴力）必須團結和相互呼應，更是因為警察執法與性工作者和移民者的權益站在對立面，增加警力，並不會保障這些受害「亞裔」社群的安危。

除了警察暴力的問題之外，紅鶯歌的組織者也在一則Podcast訪談中提到，按摩員工與性工作者長期受到來自亞裔社群自身的種族性暴力與污名化，中產亞裔人士多半不願意自己居住的社區有「性相關產業」而拉低社區的房價，歧視亞裔女性勞動階級的人——經常也來自於屬於同一種族的亞裔人士。

自由派多數認為「仇恨」來自於歧視少數種族族群的保守共和黨支持者，而將長遠並結構複雜的反亞裔暴力歸咎給單一政客與其言論——比起深刻檢討美國社會如何剝削亞裔族群，這種歸因法來得簡單多了。

如同華裔記者 Wilfred Chan 報導關於紐約唐人街中的階級問題：勞動階層的移民與上流階層富裕的金融家。這兩個群體經常說著同樣的語言、喜愛同樣的家鄉菜色、慶祝同樣的節日，卻帶著完全相斥的利益衝突。移民勞動者渴望獲得更平等的工資與租屋條件，而金融投資客卻依靠著炒高唐人街房價賺取最大的利潤。同樣的種族——甚至是族裔認同——並不代表相同的命運或目標。

在「停止亞裔仇恨」的口號中，移民者的脆弱性、亞裔階級差異的議題，以及性工作的污名化，不僅僅被抹平，「反仇恨」的訴求，也成為美國非亞裔自由派能夠接受的、對於種族主義最溫和的控訴。畢竟，自由派多數認為「仇恨」來自於歧視少數種族族群的保守共和黨支持者，欠缺多元文化主義的胸襟，而將長遠並結構複雜的反亞裔暴力歸咎給單一政客與其言論——

比起深刻檢討美國社會如何剝削亞裔族群，這種歸因法來得簡單多了。

「反歧視」被保守華裔社群收編、被用於新冷戰動員

在推特上，號稱反對美帝國主義、實則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網民，順勢將「反亞裔」畫上「反中國」的標籤⋯⋯在3月18日的美中會晤，中國外交官楊潔篪在面對美方批判中國處理新疆、香港與台灣議題時，就攻擊美國必須面對其內部的種族主義問題，以之作為辯護。

針對亞裔主體的弔詭處境，政治學者Claire Jean Kim在1999年建構了「種族三角制衡」理論（racial triangulation），修補美國種族論述經常的黑白二元分化法。她強調，亞裔不單是被「白人性」和「黑人性」牽動，更是被放置在雙軌的種族場域：「優勢／劣等」（superior/inferior）以及「美國／外國」（American/foreign）。在不同歷史事件上，亞裔都被放置於這兩個軸線上的不同種族位置。

比如在十九世紀末，因為加州投票加入聯邦，反對使用黑奴勞力，轉向引進華裔勞動力解決當時資本擴張的需求。運用種族三角制衡的方式，時而將華裔塑造為比黑奴「更優良」卻永遠屬於「外籍」的勞工，不提供入籍成為「美國人」的選擇與福利，如此，政府也無需在加州本土建立另一個永久性的移民族群，而能依照自身需求調配勞動力。

Kim的亞裔種族建構論，呼應了許多八零年代以來美國的草根亞裔組織，更深刻地反思「亞裔」作為一個政治集體與其限制，以及把反亞裔暴力運動納入種族階級分析與連結其他少數種族抵抗種族暴力的必須。換句話說，若運用「種族階層論」（racial hierarchy）的分析，種族壓迫被分配在同一軸線，白人在上，黑人在下，而亞裔則置於中位。這樣的框架，難以詮釋亞裔特殊的壓迫處境（被視為「永恆異鄉人」），卻又同時被拿來當作怪罪其他種族少數階級提升失敗的工具（被標籤為「模範少數」）。

種族三角制衡所呈現的主體矛盾，解釋了為何每一次關於亞裔的議題，都變得如此複雜，因為亞裔菁英在種族化的過程中，也樂於運用文化上的優越，取得凌駕於其他種族少數的階級位置，得到主流的能見度，而在遭遇國家暴力或者排外主義時，強調自身的種族弱勢或者認同中的「美國性」來取得同理。

因此，在「反歧視」或「反仇恨」的訴求中，若不釐清歧視的對象與政治動能，極有可能被運用為排斥話語、乃至國家層面的資訊戰的武器。比如，訴求更多警力部署、排擠性工作者與非法移民，或甚至是反黑人（anti-Black）的政治動員。這即是亞裔族群中種族歧視的「雙重標準」，特別是透過保守華裔／美國人社群的運作，以抵抗疫情中的「排華」為由，實則在操弄（父權）漢族優越主義與反種族平權法案。最終受到傷害並且遭遇兩難的，則會是具有多重身份壓迫亞裔社群中的弱勢族群。這樣的現象，在微信的美華裔社群中，已漸漸展開。

在「反歧視」或「反仇恨」的訴求中，若不釐清歧視的對象與政治動能，極有可能被運用為排斥話語、乃至國家層面的資訊戰的武器。比如，訴求更多警力部署、排擠性工作者與非法移民，或甚至是反黑人（anti-Black）的政治動員。

以往在教育政策方面，保守亞裔團體（其中絕大多數由華裔美國移民組成）從2014年起，就組織反對保障少數種族入學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甚至在近年發起對於常春藤聯校採納種族分配為「歧視亞裔」的運動。身為在高等教育上的既得利益者，將自己包裝成受難者，奪取其他種族少數的入學保障。批判種族理論者Jared Sexton即將後民權運動時代，有色人種菁英運用「種族受害者」包裝，欺壓其他有色人種的現象稱之為「有色人種無膚色歧視」（people-of-color-blindness），最終抹滅底層有色人種所遭遇的結構性暴力。

而這一次，反對入學制度採用「膚色政治」（實則反對入學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華裔美國人社群，就呼籲其他華人不該捐款給「反對亞裔仇恨」的運動，因為其受益方多數為之支持入學平權法案的亞裔組織。

這個極為複雜、牽扯地緣政治的種族關係現況，是九零年代末Kim的種族三角制衡架構中尚未提到的。在推特上，號稱反對美帝國主義、實則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網民，順勢將「反亞裔」畫上「反中國」的標籤，比如像Qiao Collective，這個在過去一年中竄紅的推特帳號，就將反亞裔暴力崛起的原因，歸咎於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政府針對新疆再教育營與香港運動的制裁，一方面控訴美國對於「人權」的雙重標準，另一方面，抹滅中共對於少數民族於打壓民間社會運動所造成的影響。在3月18日的美中會晤，中國外交官楊潔篪在面對美方批判中國處理新疆、香港與台灣議題時，就攻擊美國必須面對其內部的種族主義問題，以之作為辯護。

何謂屬於亞裔的正義？

即使在這場運動中，明確的政治訴求與目標仍有待商討和釐清，而反對亞裔暴力絕對會是這個世紀重新定義「亞裔美國人」政治與認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有鑑於此，要追尋亞裔的正義，除了必須以更精確的視角定義這個群體所包含的對象，也得有確立分析亞裔暴力與結構性種族主義關係的架構。當下「停止亞裔仇恨」的動員，大多強調亞裔長期受到美國社會的忽視，也因此渴望透過更參與主流社會以及法律相關權益（比如修訂仇恨歧視法）取得認可與保障。這樣的訴求，如上所敘，容易忽視亞裔群體中在日常承擔國家暴力的更弱勢族群，將疫情中的歧視作為單一反亞裔歷史事件的指標。

另外，若將反亞裔暴力，純粹歸依為疫情所引起的排華與排外主義潮流，不僅僅忽略了亞裔在美國所經歷長久以來的種族化階級的剝削，也容易導致被保守主義收編，甚至是被新冷戰的大國對峙作為議題動員。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停止亞裔仇恨」這場運動，如今觸及了美國社會極為多元的族群和階層，在各大城市，跨種族社群大量地串連與上街抗議亞裔受到的暴力。即使在這場運動中，明確的政治訴求與目標仍有待商討和釐清，而反對亞裔暴力絕對會是這個世紀重新定義「亞裔美國人」政治與認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劉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