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文：停止亚裔仇恨——寻求美国主流支持的无奈控诉下，亚裔正义到底是什么？

3月16日亚特兰大枪击案，8条人命，包括6名在不同按摩店工作的亚裔女性，将这一年来美国所发生的亚裔暴力事件，推向另一个社会动员以及公众舆论的顶点。多数英语媒体——包含Stop AAPI Hate——很快定调“亚裔仇恨”来自于川普（特朗普）与共和党主导的排华与反亚裔仇外主义，以及将亚裔作为病毒带原的“yellow peril”刻板印象。但是，许多草根亚裔美国人组织与批判种族学者，也提醒了亚裔暴力在美国社会的悠久历史，并非单纯由疫情中的仇恨所引起，而是来自更加复杂并且与美国国家建构共生的结构性“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成，与种族的阶层化为相互交成的关系，无法切割。

美亚裔内部蕴藏了极为复杂与分歧的政治立场。有些人支持亚裔必须于其他种族少数并肩合作，抵抗白人至上主义之下的种族暴力，有些人则认为亚裔必须追求对自身极大化的阶级利益，而不该支持会“拉垮”亚裔的种族平权政策。反映在如今的“停止亚裔仇恨”（Stop Asian Hate）的口号中，相对广泛的反歧视控诉也拢络了极为多元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对亚裔政治的想像：

一方面，主流亚裔赋权动员强调必须修订仇恨犯罪法案（hate crime bill）加重攻击亚裔人士的罪刑（总统拜登也如此声明），控诉美国社会对于亚裔族群长期的忽视；另一方面，许多草根亚裔组织则坚持亚裔与非裔必须团结抵抗国家暴力，反对以刑罚和增加警力“以暴制暴”，并且重申亚裔暴力在美国社会的历史性，以及亚裔种族与阶级、性别、帝国主义的交织。

目前，这两方势力在初期的动员尚未有正面的冲突，但对于谁是“受害者”与“加害者”，已有相对不同的论调：前者认为亚裔种族为美国社会的受害者，而他们在白人优越主义社会中遭受的种族暴力，必须以提高亚裔种族作为一个集体、在美国主流政治中的能见度来解决；而后者，更加强调种族暴力的制度性，非单一历史事件或局限于疫情中的“特别时期”，亚裔的赋权与其他种族的赋权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在“反歧视”或“反仇恨”的诉求中，华人的许多诉求透过保守华裔／美国人社群的运作，被呈现为要求更多警力部署、排挤性工作者与非法移民，或甚至是反黑人（anti-Black）的政治动员。这样的现象，在微信的美国华裔社群中，已渐渐展开。

有鉴于此，当我们讨论“种族暴力”，特别是“亚裔”作为一个集体种族主体时，必须厘清控诉的对象与其内部复杂的政治意识型态，才能真正进入“亚裔暴力”，分析何谓“亚裔正义”的核心。

“亚裔”，美国人还是外来移民？

在这次“反亚裔暴力”动员中的亚裔，多数仍是专业阶级，多数讨论也仍环绕在排外主义如何影响专业阶级亚裔美国人的生活与国族认同。

“亚裔美国人”这个种族身份认同的发展，在美国历史上成型非常晚，即使十九世纪末即有不同的“亚裔”人口因劳动而迁移美国，但并未形成一个泛族裔的种族认同，反而时而被视作为可随时弃舍的“廉价劳动力”，时而被视为与美国帝国主义对立的“外来势力”。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因应劳动需求的重整，修订了亚裔的移民限制，从亚洲国家引进了大量的技术劳动。亚裔又被塑造成国家种族融合政策中去政治化的“模范少数”。

亚裔美国研究学者多数认为，1968年由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学生组织团体“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结合当时六零年代大规模的反越战运动以及全球性的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连同在移民法修订后，逐渐增长的美国出生的亚裔人口，促成了“泛亚裔”（pan-Asianism）与“带连字符的美国人：亚裔美国人”（hyphenated American: Asian-American）这些新型种族概念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崛起。

七零年代后，亚裔美国运动主流化，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与权利范畴，亚裔美国人被刻画的形象，不仅仅是成为所谓成功的模范少数（Model Minority），更如文化批判学者Rey Chow所说，被塑造成当代美国特例主义的良好典范：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后种族”未来想像，“亚裔”成为“美国”这个带有普世价值与平等主义代表的“文化点缀”，而不再跟结构性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有所连结。

也因此，主流的亚裔美国人组织强调自己为“美国公民”来取得权益与福利，一方面抵抗亚裔在美国被贴上“永恒异乡人”（perpetual foreigner）的标签，另一方面却同化主流社会的排外主义政策，将非公民的亚裔隔离于美国社会的保障之外。在社会心理学研究层面，也发现二代亚裔美国人为了保护自身相对脆弱的“美国认同”，可能造成对一代亚裔移民有更剧烈的心理排斥和歧视。

即使当下大多数的亚裔美国人仍为民主党支持者，但2016年与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在华裔美国人里，支持川普与共和党所代言的反非法移民政策、支持法律与秩序、反对挑战警察暴力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甚至反对性少数（LGBTQ）的平等法案等等的人数，依然可见明显的增长。亚裔的政治分歧，就如同其内部族裔、语言、文化、与地域的多元，具有很强的的异质性。

讽刺的是，即使主流亚裔美国人团体以及政客惯用强调他们作为“美国人”的正当性争取权利，这一年来的反亚裔暴力事件中，几乎所有被广为流传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都是劳工阶级的亚裔移民。

在如此分歧的认同与政治意识型态之下，在这次“反亚裔暴力”动员中的亚裔，多数仍是专业阶级，多数讨论也仍环绕在排外主义如何影响专业阶级亚裔美国人的生活与国族认同。民主党的纽约市长竞选者华裔美国人杨安泽（Andrew Yang），应对亚特兰大枪杀事件，即在推特上声明将亚裔美国人赋予人性的重要性：“亚裔美国人也是人。亚裔美国人和任何人一样是美国人。”3月18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枪击案召开了紧急会议，主持人柯恩在开场时即声明：“最后一次我们在这个委员会招开关于反亚裔仇恨的议题是1987年，当经济与社会问题被怪罪于亚洲国家，以及被不公正地嫁祸于亚裔美国人之上。我们不能忘记是亚裔美国人，不是亚裔人，亚裔美国人。很明显地我们必须借由这次的会议，做更多的努力改善问题。”

讽刺的是，即使主流亚裔美国人团体以及政客惯用强调他们作为“美国人”的正当性争取权利，这一年来的反亚裔暴力事件中，几乎所有被广为流传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都是劳工阶级的亚裔移民，包括在旧金山遇害而身亡的泰国裔84岁老年人维查・拉达纳巴迪(Vicha Ratanapakdee)，以及亚特兰大枪击事件的六名韩裔与华裔移民受难者。媒体对于受害者的报导，如同上述主流政治对于亚裔美国人中“美国性”的期待，经常附加他们向往“美国梦”的叙事：比如身亡的“杨氏亚裔按摩店”（Young’s Asian Massage）拥有者华裔移民谭小洁，卫报形容她“过著美国梦的生活：育养家庭并经营两家公司。”

仿佛人性化这些亚裔受害者的唯一方式，即是强调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渴望。否则，这群对于主流社会（包含中产阶级亚裔美国人）有如隐形的群体，根本难以号召美国社会大规模的同理与关注，更不用说动员争取国家资源重新分配的机会。

被忽视的两种阶级、与多层族裔纷争

如同华裔记者 Wilfred Chan 报导关于纽约唐人街中的阶级问题：劳动阶层的移民与上流阶层富裕的金融家。这两个群体经常说著同样的语言、喜爱同样的家乡菜色、庆祝同样的节日，却带著完全相斥的利益冲突。

“停止亚裔仇恨”这项刻意模糊的诉求，虽然给予近期多起暴力事件一个相对容易理解，并且能让美国自由派民众同理的框架，却抹灭了“亚裔”类别之中的权力不平等与阶级差异。某种程度上，这波暴力事件促使亚裔美国人必须面对他们无法分离的“外国性”，无论是否是美国公民或在美国生长，在种族的命运连结与权力争取上，不能再与经常被忽略的第一代移民社群切割。

历史提醒我们，1992年美国加州的洛杉矶暴动，一名非裔美国人涉嫌交通违规却受到警方的武力制裁过当致死，执法的警察最终全数被无罪释放，引爆黑人社群上街抗议，最终波及城中的韩裔移民社群。整整燃烧了四天的暴动，有63人不幸死亡，多间韩裔商家被烧毁与掠夺，也无可避免的滋长了韩裔与非裔间的紧张种族关系。但如此剧烈的种族冲突事件，却没有引发华裔或者日裔美国人社群的联合反应，无论是以泛亚裔的论述支持韩裔，或者强调亚裔与非裔间必须团结抵抗国家暴力。

或许，2020年以来这波攻击，因为不同社群的亚裔因为存粹“看起来像（东）亚裔的人”而受到攻击，使得主流亚裔美国人社群也被动员起来。

即便如此，除了“停止亚裔仇恨”的道德呼喊之外，亚裔群体目前似乎尚未取得一个清楚的政治诉求与共识。位于纽约支持亚裔性工作者的非营利组织红莺歌（Red Canary Song），在亚特兰大枪杀事件后，即强调亚裔女性按摩员工，无论疫情与否，都长期受到警察暴力的压迫、性工作的污名化，以及低薪和缺乏社会保障工作的剥削；亚裔女性劳工所遭遇的暴力绝非始与疫情中的歧视，也并不会因为疫情的结束而消散。

红莺歌的组织者还认为，中产亚裔美国人无论是增加警力还是呼吁通过“仇恨犯罪法案”的诉求，都不会是妥善解决亚裔困境的办法，并不只是因为亚裔与非裔的抗争（反对警察暴力）必须团结和相互呼应，更是因为警察执法与性工作者和移民者的权益站在对立面，增加警力，并不会保障这些受害“亚裔”社群的安危。

除了警察暴力的问题之外，红莺歌的组织者也在一则Podcast访谈中提到，按摩员工与性工作者长期受到来自亚裔社群自身的种族性暴力与污名化，中产亚裔人士多半不愿意自己居住的社区有“性相关产业”而拉低社区的房价，歧视亚裔女性劳动阶级的人——经常也来自于属于同一种族的亚裔人士。

自由派多数认为“仇恨”来自于歧视少数种族族群的保守共和党支持者，而将长远并结构复杂的反亚裔暴力归咎给单一政客与其言论——比起深刻检讨美国社会如何剥削亚裔族群，这种归因法来得简单多了。

如同华裔记者 Wilfred Chan 报导关于纽约唐人街中的阶级问题：劳动阶层的移民与上流阶层富裕的金融家。这两个群体经常说著同样的语言、喜爱同样的家乡菜色、庆祝同样的节日，却带著完全相斥的利益冲突。移民劳动者渴望获得更平等的工资与租屋条件，而金融投资客却依靠著炒高唐人街房价赚取最大的利润。同样的种族——甚至是族裔认同——并不代表相同的命运或目标。

在“停止亚裔仇恨”的口号中，移民者的脆弱性、亚裔阶级差异的议题，以及性工作的污名化，不仅仅被抹平，“反仇恨”的诉求，也成为美国非亚裔自由派能够接受的、对于种族主义最温和的控诉。毕竟，自由派多数认为“仇恨”来自于歧视少数种族族群的保守共和党支持者，欠缺多元文化主义的胸襟，而将长远并结构复杂的反亚裔暴力归咎给单一政客与其言论——

比起深刻检讨美国社会如何剥削亚裔族群，这种归因法来得简单多了。

“反歧视”被保守华裔社群收编、被用于新冷战动员

在推特上，号称反对美帝国主义、实则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网民，顺势将“反亚裔”画上“反中国”的标签⋯⋯在3月18日的美中会晤，中国外交官杨洁篪在面对美方批判中国处理新疆、香港与台湾议题时，就攻击美国必须面对其内部的种族主义问题，以之作为辩护。

针对亚裔主体的吊诡处境，政治学者Claire Jean Kim在1999年建构了“种族三角制衡”理论（racial triangulation），修补美国种族论述经常的黑白二元分化法。她强调，亚裔不单是被“白人性”和“黑人性”牵动，更是被放置在双轨的种族场域：“优势／劣等”（superior/inferior）以及“美国／外国”（American/foreign）。在不同历史事件上，亚裔都被放置于这两个轴线上的不同种族位置。

比如在十九世纪末，因为加州投票加入联邦，反对使用黑奴劳力，转向引进华裔劳动力解决当时资本扩张的需求。运用种族三角制衡的方式，时而将华裔塑造为比黑奴“更优良”却永远属于“外籍”的劳工，不提供入籍成为“美国人”的选择与福利，如此，政府也无需在加州本土建立另一个永久性的移民族群，而能依照自身需求调配劳动力。

Kim的亚裔种族建构论，呼应了许多八零年代以来美国的草根亚裔组织，更深刻地反思“亚裔”作为一个政治集体与其限制，以及把反亚裔暴力运动纳入种族阶级分析与连结其他少数种族抵抗种族暴力的必须。换句话说，若运用“种族阶层论”（racial hierarchy）的分析，种族压迫被分配在同一轴线，白人在上，黑人在下，而亚裔则置于中位。这样的框架，难以诠释亚裔特殊的压迫处境（被视为“永恒异乡人”），却又同时被拿来当作怪罪其他种族少数阶级提升失败的工具（被标签为“模范少数”）。

种族三角制衡所呈现的主体矛盾，解释了为何每一次关于亚裔的议题，都变得如此复杂，因为亚裔菁英在种族化的过程中，也乐于运用文化上的优越，取得凌驾于其他种族少数的阶级位置，得到主流的能见度，而在遭遇国家暴力或者排外主义时，强调自身的种族弱势或者认同中的“美国性”来取得同理。

因此，在“反歧视”或“反仇恨”的诉求中，若不厘清歧视的对象与政治动能，极有可能被运用为排斥话语、乃至国家层面的信息战的武器。比如，诉求更多警力部署、排挤性工作者与非法移民，或甚至是反黑人（anti-Black）的政治动员。这即是亚裔族群中种族歧视的“双重标准”，特别是透过保守华裔／美国人社群的运作，以抵抗疫情中的“排华”为由，实则在操弄（父权）汉族优越主义与反种族平权法案。最终受到伤害并且遭遇两难的，则会是具有多重身份压迫亚裔社群中的弱势族群。这样的现象，在微信的美华裔社群中，已渐渐展开。

在“反歧视”或“反仇恨”的诉求中，若不厘清歧视的对象与政治动能，极有可能被运用为排斥话语、乃至国家层面的信息战的武器。比如，诉求更多警力部署、排挤性工作者与非法移民，或甚至是反黑人（anti-Black）的政治动员。

以往在教育政策方面，保守亚裔团体（其中绝大多数由华裔美国移民组成）从2014年起，就组织反对保障少数种族入学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甚至在近年发起对于常春藤联校采纳种族分配为“歧视亚裔”的运动。身为在高等教育上的既得利益者，将自己包装成受难者，夺取其他种族少数的入学保障。批判种族理论者Jared Sexton即将后民权运动时代，有色人种菁英运用“种族受害者”包装，欺压其他有色人种的现象称之为“有色人种无肤色歧视”（people-of-color-blindness），最终抹灭底层有色人种所遭遇的结构性暴力。

而这一次，反对入学制度采用“肤色政治”（实则反对入学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华裔美国人社群，就呼吁其他华人不该捐款给“反对亚裔仇恨”的运动，因为其受益方多数为之支持入学平权法案的亚裔组织。

这个极为复杂、牵扯地缘政治的种族关系现况，是九零年代末Kim的种族三角制衡架构中尚未提到的。在推特上，号称反对美帝国主义、实则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网民，顺势将“反亚裔”画上“反中国”的标签，比如像Qiao Collective，这个在过去一年中窜红的推特帐号，就将反亚裔暴力崛起的原因，归咎于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针对新疆再教育营与香港运动的制裁，一方面控诉美国对于“人权”的双重标准，另一方面，抹灭中共对于少数民族于打压民间社会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在3月18日的美中会晤，中国外交官杨洁篪在面对美方批判中国处理新疆、香港与台湾议题时，就攻击美国必须面对其内部的种族主义问题，以之作为辩护。

何谓属于亚裔的正义？

即使在这场运动中，明确的政治诉求与目标仍有待商讨和厘清，而反对亚裔暴力绝对会是这个世纪重新定义“亚裔美国人”政治与认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有鉴于此，要追寻亚裔的正义，除了必须以更精确的视角定义这个群体所包含的对象，也得有确立分析亚裔暴力与结构性种族主义关系的架构。当下“停止亚裔仇恨”的动员，大多强调亚裔长期受到美国社会的忽视，也因此渴望透过更参与主流社会以及法律相关权益（比如修订仇恨歧视法）取得认可与保障。这样的诉求，如上所叙，容易忽视亚裔群体中在日常承担国家暴力的更弱势族群，将疫情中的歧视作为单一反亚裔历史事件的指标。

另外，若将反亚裔暴力，纯粹归依为疫情所引起的排华与排外主义潮流，不仅仅忽略了亚裔在美国所经历长久以来的种族化阶级的剥削，也容易导致被保守主义收编，甚至是被新冷战的大国对峙作为议题动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停止亚裔仇恨”这场运动，如今触及了美国社会极为多元的族群和阶层，在各大城市，跨种族社群大量地串连与上街抗议亚裔受到的暴力。即使在这场运动中，明确的政治诉求与目标仍有待商讨和厘清，而反对亚裔暴力绝对会是这个世纪重新定义“亚裔美国人”政治与认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刘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助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