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新時代民族主義的四個特徵：習時代的「愛國」動員，與過去究竟有何不同？

專題前兩篇請參看：中國新左三十年，「國師」的三重嬗變、「跨境獵殺港台藝人，中國市場這碗飯不是那麼好吃的」

在後全球化時代，民族主義的流行似乎是一個全球現象，無論是印度土耳其等國家，還是日韓等東亞國家，民族主義情緒都很濃厚；抑或美國，這幾年「美國優先」的意識也在上升，乃至在特朗普時期還成為官方政策。但是，和上述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比，中國的民族主義給人的印象特別突出，輿論不僅用「戰狼外交」來描述官方的民族主義，民眾的愛國情感和言行更是不遜於官方。

中國的民族主義之所以讓世人印象特別深刻，與它所呈現出的衝動和好鬥的性格特質有關。最近幾年，人們越來越感受到中國的民族主義有某種排山倒海之勢，不僅席捲的範圍廣，幾乎在每個領域，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情緒都在泛濫，而且非常敏感和衝動，高度簡化成「愛國」乃至「愛黨」兩字。

從最一般的意義講，只要一個人在某個特定的地方居住生活一段時間，就會產生某種對該區域的心理依賴，這就是人們說的地方/民族主義。當然，作為一種觀念、思想和思潮的民族主義，它是在自有民族國家成為國際關係的主體後才產生的。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中國近代化的產物，此前民族意識還在孕育中，中國人一般具有的，是所謂儒家文化的天下意識，但在中國被納入西方的殖民體系後，民族意識被覺醒了。

就此而言，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啟蒙的結果，即所謂「落後就要捱打」。而作為啟蒙的結果，它又是進一步「啟蒙」的手段，以及抗擊外來侵略的武器。它也是中國各種政治勢力依靠的力量。在中國近現代史兩個最重要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它們成立時，都扛着民族主義大旗，以民族解放和民族振興為使命。儘管中共隨後就轉變為一個國際主義的政黨，可它產生的背景是五四救亡運動。

中共在之後的很長時期，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兩種面目交替顯現。在全國建政後，整個50年代到70年代，主導中共意識形態的是階級和革命意識，以及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那時民族主義被中共「冷凍」，雖然在中蘇分裂後中共的民族意識一度有所回歸，但在毛澤東要做世界革命導師的心理支配下，中共也急於向世界輸出革命和共產主義，因此，在對外交往和援助中，黨更多的不是從國家利益出發，而是國際共運的利益和需要。

這裏需要區分兩個階段的民族主義，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時代的民族主義。

人們今天所談的民族主義，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隨着中國崛起和國力強大自然衍生出的民族自豪感及其表現和行為。應該說，為自己國家的發展與進步──儘管它還存在許多巨大的問題──感到自豪，這是一個人的正常情感的表露。但在外界尤其西方輿論看來，中國今天所爆發出的民族主義，已經遠遠超出了表達民族情感的正常需求，甚至到了一種過度膨脹和病態的地步，正露出「利齒」，讓人害怕。

這裏需要區分兩個階段的民族主義，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時代的民族主義。表面看，在江胡時代，中國發生過幾起大規模的針對美日等國的「愛國大遊行」，如2001年因南海撞機激發的反美遊行，2012年因釣魚島紛爭刺激的反日遊行，以及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受阻而引發的國內民眾對西方的抗議，上述三次特別是前兩次大遊行全國參與者眾。但在習時代，雖然也出現了抵制韓貨等行為，然而類似幾十萬人的反美反日遊行再未出現。這並不表明習時代的民族主義比江胡時代弱化，恰恰相反，它更強硬。原因在於，習時代的民族主義帶有自身的鮮明特色和背景，兩個階段的民族主義儘管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然而習時代將民族主義上升為國家戰略和國家意志，官方對民族主義的操控更自覺，手法更老練，加上中國崛起以及美中對抗、美國的制度危機和西方治理的一些缺陷，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在習時代有一個大改變和轉向。

（一）中國的民族主義從過去的以屈辱和悲情意識為主，轉向現在的崛起和自信

不但習近平對「四個自信」真的自信，大眾對今日中國的成就和強大也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

中國近代史的屈辱事實以及中共百年屈辱的長期教育灌輸，讓民眾不但容易接受民族主義的思想，而且把中國在近代的落後和受屈辱的歷史歸咎於西方對中國的侵略。

因此，在中國尚未崛起之時，中國和西方的矛盾與衝突、遭受打壓，不管是因地緣政治還是制度因素引起，都易使民眾聯想起過去的屈辱歷史從而陷入一種悲情意識，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也往往訴諸這種悲情意識。

但在中國經濟坐二望一、國力大增後，民眾明顯感受中國國際地位有了顯著變化，尤其在習近平宣布中國現在到了歷史上最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國復興指日可待後，不但他對「四個自信」真的自信，大眾在對待歷史和現實時雖然不會忘記過去的屈辱，可也不再訴諸被西方欺負的悲情意識，而是對今日中國的成就和強大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確實自信了很多，向西方要對等。

（二）這也使中國從過去的被動、反應或防禦式民族主義轉向現在的進取和進攻性民族主義

儘管在江胡時代中國出現了幾起反美反日大遊行，但更多采取一種被動的、防禦性的姿態，本質上是一種反應型民族主義。

儘管在江胡時代中國出現了幾起反美反日大遊行，民眾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民族膨脹心態，出現一些過激行為，但這些遊行完全是因事因情而起，是針對特定事情而作出的一種情緒性反應，時間短，整體上並未顯現出一種極具進攻性的對外姿態。雖然有時也披着一層強硬的外殼，但更多采取一種被動的、防禦性的姿態，本質上是一種反應型民族主義，多半是自以為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受到了外部侵害，需要維護。

然而，今日中國的民族主義轉向了進取型和進攻型。在中外媒體的共同塑造中，中國現在很強大，一般民眾也相信了中國的這種強大，既然中國崛起，在對外交往中，就不應再仰視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就不必再韜光養晦，而是積極進取，對外國特別是西方欺負中國，就要敢於「亮劍」，像某些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就倡導「持劍經商」。

（三）中國的民族主義由過去的官方主導轉向官民共同主導，民間在民族主義的構建中已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今天官方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塑造同過去的一個最大區別，是習近平第一次有意識地把民族主義作為國家戰略，包裝成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成為所謂的全民族的共同意志。中共由此也就獲得了繼續統治下去的歷史合法性。

在官方壟斷信息的時候，民族主義自然由官方主導。中國長期的百年屈辱史教育，都是在官方有意圖有目的的灌輸下。官方不僅向民眾灌輸民族和愛國教育，而且在此過程中把中共塑造成民族的中流砥柱和國家利益的保護者，把愛國引向愛黨，愛國就要愛黨。這是由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轉換所需決定的。儘管它用的是一種教條和笨拙的手段，但幾十年下來，由於它壟斷了對歷史的解釋，在很多人尤其受教育不高的民眾那裏，還是有一些效果。但現在官方對民族主義的操縱手法更嫻熟、方式也更現代，這從最近一些主旋律影視受到年輕人追捧可知。

今天官方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塑造同過去的一個最大區別，是習近平第一次有意識地把民族主義作為國家戰略，包裝成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成為所謂的全民族的共同意志。中共由此也就獲得了繼續統治下去的歷史合法性。

與此同時，民間也參與到民族主義的構建中來，並且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得益於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自媒體的出現，官方對信息的壟斷被打破，儘管官方在努力適應新技術下的愛國教育生態，但它刻板的傳播模式還是受到很多人的排斥，一部分自由派在解構中共的歷史敘事，另一部分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者則在彌補和填充官方歷史教育的不足，用另一種形式提供自己的但不違背官方意識形態的解釋。由於敘事方式的新穎而受到大眾歡迎，他們總體符合官方歷史觀，官方也樂得他們在民眾特別是年輕人中有影響，認為這對維護中共的統治有益。

（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傳播主體

中國民族主義的年輕化和高學歷化，很可能會加劇其進攻性，進一步強化中國和西方的對抗。

他們對中國文化和制度比他們的前輩自信，總體認同中共，同時熟悉西方的傳播模式，能夠熟練地設置議題，操作話題，達到官方宣傳達不到的效果。這是當下中國民族主義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般地說，有過某種經歷的人才會形成相關的經驗和情感。但中國的民族主義似乎對青年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尤其是底層年輕人，由於知識的欠缺和視野的受限，只要日子好過一點，容易在官方的蠱惑下形成一種盲目的對國家的自豪感，這一點現今也一樣。但新時代民族主義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越來越多的受過良好教育包括在西方留過學的年輕人昄依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一些鼓吹民族主義的網絡大V吸粉無數，非常活躍，語言和文章有衝擊力。

表面看，這似乎難以解釋，但實際也好理解。中國的年輕一代是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雖然沒有過去的歷史記憶，可由於中國的經濟成就，使得他們在面對西方時，少了他們的長輩曾經有的自卑。特別是這幾年美國的民主出了很大問題，美國總統選舉的亂象和西方在疫情中的不合格表現，以及其他的治理缺陷，都會被他們拿來同中國對比，認為中國做的並不比西方差，美國對中國的打壓顯得無理。中國民族主義的年輕化和高學歷化，很可能會加劇其進攻性，進一步強化中國和西方的對抗。

未來如何

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中共對此很清楚，所以它在鼓動和利用民族主義的同時，也在管控民族主義。

不過，所謂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開啟了民族主義這個魔盒，要關上它就困難了。和多數國家特別是西方的民族主義不同，中國的民族主義缺乏自由民主和普世價值的薰陶，容易走向偏激，變成一種狹隘民族主義，發泄仇恨和排外。

中國網絡上就充斥着大量歇斯底里的言論，這對中國的國家形象有很大傷害。然而從現在看來，習近平不會在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道路上後退，他只會表現得越來越強硬，用民族主義來凝聚民心，鞏固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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