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4%的不同：疫情中「正常指數」最高的香港，過去兩年失去了什麼？

《經濟學人》早前編制「全球正常化指數」，根據每一個國家地區的「交通」、「經濟活動／工作」以及「休閒／娛樂活動」作加權評分，量度世界各地是否已回到Covid疫情前的正常狀態。結果一出，香港成為全世界最「正常」的城市，在100分滿分中得到96分，代表我們的「生活」有96%與疫情前相若。換句話說，我們這兩年只脫離「正常」4%？

的而且確，香港防疫表現比起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好，好得讓我們不太需要經歷疫情的重量。在這個深陷於自救與不能自救的城市，大部分人由2020年1月起已經在跟疫情戰鬥。港人經歷過SARS，對搶購清潔用品、自動自覺戴口罩的生活經驗都不陌生；港人也減少出門，「無咩事就早啲番屋企」、「出街好危險」、「唔好隨便除罩」，這些對白彷彿耳熟能詳。於是，在全世界都宵禁封城、有些國家疫情嚴重到大部分家庭都有人患上Covid肺炎的這兩年，香港靠自家經驗與紀律一直維持低確診數。我們不見得與世界有太多共鳴。

但防疫有成，就生活如常？卻好像不是。生活還是充滿林林總總的防疫味道，街上的人仍然戴口罩，聽見有人咳嗽，會有途人不自覺踏個橫步，保持1.5米安全距離；遙距工作變得普遍，網購成風，凍肉店開到成行成市，電影院的小食部只剩下3D眼鏡； 我們也很少聚集，以往銅鑼灣行人專用區有各種街站，有的募捐，有的做政治倡議，有的收集市民簽名，現在都不復見，至於遊行，更成歷史；最近為了「谷針」與「通關」，政府再度收緊防疫政策，除了撤銷外國入境人員豁免強制隔離檢疫措施外，還推出健康碼，「安心出行」亦變成強制使用，——我們用新的生活，交換與大陸有限度通關的希望。

縱使有不少改變是大眾為維持公共衛生主動而為，另一些卻是政府以公共衛生之名加以推廣。這一點一滴的變化，都是一兩年前的香港很難想像的。

傳染病的公共性

個體的健康是不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在傳統經濟學看，個人健康需要自己經營，舉例說，你習慣買醫療保險來保障你生病時能獲得適當治療；不少人盡量少油少鹽，避免吃快餐，嘗試養成健康生活習慣，減少生病機會；再加上健康因人而異，有些病是遺傳的，有些病普遍只出現在老人家身上，有些病則以性別或地域而分，於是健康傳統上被當成個人而非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但現今社會慢慢覺得「健康」是社會資產，甚至有不少國家用稅收經營全民醫療保險，於是「健康」開始變得「公共」，福利主義讓人相信你的健康並非自己的事。

但香港是一個極度相信資本主義的地方，由制度到文化都討厭社會福利，不少人認為申請綜援是懶人，輪候公立醫院的是窮人，退休沒有積蓄是失敗，獅子山精神包括靠自己但不靠福利；而政府為了保持低稅政策，也懶得投資公共資源，公立醫院輪值時間極長，人手長期不足， 政府官員甚至樂見資源流入私家醫院體系，進而開拓醫療旅遊，把醫療當生意辦。這環境底下，香港人偏向覺得自己的健康是自己的事，而非社會利益的一部分。

過去兩年的Covid疫症將大家的健康注入公共性——你的健康突然不只是你的事了，而是大家的事，這就是傳染病的社會性。傳染病講求建立群體免疫，於是每個人雖然在關心自己健康的同時又不得不關心其他人的健康。在成本效益的角度看，愈多人倖免於傳染病也代表自身感染疫症的風險減少。於是簡單而言，在傳染病肆虐的時候，就算在最資本主義的社會也會講求公共衛生，社會的個體也願意改變自身行為成就社會的整體健康。

港府防疫五宗罪

但為了達到同樣目的的港府防疫政策，卻持續令市民反感。為什麼？

首先，我們談政府在醫療政策上的角色。如上述所言，香港政府本身是醫療服務市場化的推手，公共醫療體系的眾多問題與政府多年施政方向有關，這些問題早在疫症爆發前就已多次引起公眾關注，政府卻無意改善，甚至多次削減醫療開支和床位。過去數年，香港公營醫院的病床入住率一直高居95%，在冬季流感期更長期達至120%，然而過去20年中卻未有規劃新醫院（除了北大嶼山外，這裏的醫院是滿足基本剛需）， 反映港府多年來都不願承擔醫療責任。

政府在2016年宣布撥出2000億增設床位，卻拒絕預留經常性撥款培養及增聘人手，說穿了，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靠前線醫護捱義氣掩蓋問題。市民看在眼內，對政府解決醫療問題能力失去信心可說無可厚非。而在2020年疫情初期，香港醫療系統岌岌可危，醫護市民紛紛要求封關來防止醫療系統崩塌，政府卻再一次背民意而走。或許那是最後一根稻草，令香港政府失去制定防疫政策的主導地位，市民往後也沒有太嚮應政府的防疫政策。

第二，我們需要談防疫政策的正當性。在公共衛生倫理中，推廣防疫政策必然會用到公權力，而運用這權力的理據普遍建立於「傷害原則」上：權力機構在人民出現傷害他人的風險時，將擁有限制其自由的正當性。舉例說，當一個人在醫學上證實患上傳染病，而且他不可能通過自律減低疾病傳染性，同時這種傳染病又會對他人健康造成莫大風險時，適當的隔離將減低傳染病的威力，而且方便醫生為感染者提供治療，權力機構便合理擁有限制這人自由的公權力。相反， 假如這種疾病靠自律可控制傳染性（如愛滋病），或是這傳染病對他人的傷害不大（如感冒），或是醫學上未證實一個人受感染（如親密接觸者、從疫區入境者），權力機構以傷害原則限制其自由的理據就變得薄弱了。

在過去兩年，香港市民常常質問防疫政策的醫學原則，為什麼隔離？隔離什麼人？為什麼有些人豁免了？為什麼6點後不可以堂食？為什麼一些大型活動得以舉辦？又為什麼有些公眾活動因為防疫理由而被排除？當政府以防疫之名作公眾決定卻未能以防疫的科學排解公眾疑慮時，其正當性定受質疑。

上述的防疫原則讓人聯想到政府有意選擇其限制的對象，特別是公共衛生政策應以降低社會傳播風險為最大目標，而並非針對具有某種特徵的市民或公眾活動。那麼，禁止公眾遊行集結而容許馬拉松是減少了什麼風險？這種針對活動性質而非介入風險行為的做法，似乎也讓防疫政策失去正當性，因為若公眾集結被視為風險行為，那麼所有公眾活動都要禁止，但若然馬拉松可以接受以檢測及接種疫苗為方法來減低風險，那麼其他社會活動都應該以同樣原則放鬆，更何況馬拉松可以除口罩，而且難以控制社交距離。

同樣地，港府還祭出食客若未有填寫正確個人資料（或使用假的安心出行），會令食店受牽連而停業，這種罰則亦令人費解。第一：食店未有能力確認食客手提電話應用程式的真假，也沒有實際公權力檢查食客私隱，罰則是否適當？第二，有沒有對食店傷害較小又能取得較大防疫效果的措施？如果想要排除食客感染風險，那麼全面清潔應比停業更為適合，始終醫學上未有人證實受感染，那麼權力機構限制營業自由的理據就偏向薄弱。最後，香港大部分感染個案來自入境旅客，並在來港隔離期間證實感染，本地案例基本上長期「清零」，但防疫政策卻嚴苛針對本地食店及食客，頭痛醫腳，當然會引起市民反感。

第三，我們看防疫政策引致的權力擴散。在疫情出現時，人們需要公共秩序的建立來保護公眾健康，於是權力機構原則上便擁有理由來立法防疫。於是香港有了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當中包括599G及599E等條例)，執法機關也得到權力拘禁違反防疫條例的人並把他們帶到法庭，同時法庭裡有了新的法則來處理公共衛生事件。

在過去的香港，任何權力的擴散都受到三權分立的約束，甚至有第四權監察，市民常容易對新法例建立信心。然而，現時的香港實在權力失衡，市民不禁會想，到底有誰可以監察599章的權力？執法機構及司法機構又是否功能健全，擁有足夠質素處理公共衛生危機？再是，行政司法因疫情得到權力，但他們在疫情過後又願意放棄權力嗎？雖然599章設有日落時間，但疫情輕微之時，反見599章運作愈來愈嚴格，明顯沒有因應疫情狀況有所調整，而權力亦無調整下放。港人難免要將防疫與濫權拉上關係，即使最終疫情終結，也無助挽回市民失去的信心。

不過，我們也看到有不少市民似乎容忍了權力的擴張，接受被防疫條例「規範」。在權力集中化的城市，這種普遍的容忍將會放大政府的權力，並加劇權力機構為自己充權的速度，就算疫情過後仍不放棄，導致各種防疫條例帶來的人身限制及監控或成為「新社會常態」。

第四，現下的防疫政策真的將香港變成更宜居並且安全的地方了嗎？起初面對未知疫情，社會會因恐懼而贊同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期望政府用權力保護市民，甚至提倡懲罰為社會帶來風險的市民。因此2020年初，港人紛紛對拒絕戴口罩者口誅筆伐，亦要求全港封關，或將懷疑感染個案集中處理。

事實上，防疫的目的在於促進公眾利益而非懲罰社會任何一個個體。 舉例說，現代的公共衛生討論多提倡家居隔離，以減少對公營醫療資源的負擔，同時減少限制個人自由，避免中央隔離的去人性化環境。當然家居隔離亦會突顯弱勢家庭空間不足，也會讓同住者暴露於感染風險中。

然而，在疫情持續差不多兩年的今天，防疫網仍要跟最初撒得一樣大嗎？長期收窄的防疫網將對社會人身自由及信任造成傷害，防疫手段在追求安全的同時也要考慮其對社會其他方面的影響——類似的討論在入境隔離措施、旅遊自由、防疫法例罰則等方面不厭百談。政府的防疫決定不斷反映其如何取捨社會各種價值，而以懲罰為主的防疫政策顯然並不能令人民在抗疫的持久戰中得到快樂。

第五，市民也關注防疫科技帶來的個人自由及私隱問題。香港最近就強制市民進出餐廳食肆及其他表列處所時必須使用「安心出行」，也開放登記健康碼準備與內地通關，引起政府透過手提電話應用程式監控市民的質疑。

雖然，根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的調查，在不少以民主及人權見稱的社會，都被發現在疫情期間透過應用程式搜集手機數據研究市民行蹤。舉例說，台灣就透過「電子圍籬」監測隔離民眾行蹤，英國政府亦採用蘋果(Apple)與谷歌(Google)合作開發的程式打造肺炎接觸者的追蹤模式，美國也有類似系統，以大數據分析感染者的接觸史。

但是這些追蹤患者資料的應用程式在私隱條例相對先進及透明的歐美國家引起莫大爭議，公眾特別爭論追蹤技術應以「中心化」還是「去中心化」儲存用戶資料。前者重視資料搜集，所有用家資料上載到中央資料庫進行分析，支持者通常相信這種中央處理手有助專家了解疫情，方便政府決策；後者則強調私隱的重要性，希望中央資料庫可以把相關資訊下載到用家手提電話，所有資料分析在用家手機完成，支持者認為在圍堵疫情同時亦應最小化了資料的蒐集，減少對個人自由的侵入性傷害。

然而在香港，2020年開始實施的《國安法》已令公民社會失語，任何香港市民就算對防疫科技存有疑問，也難以挑戰政府決定，在防疫科技引起私隱及監控問題的同時，香港的言論自由正在收窄，，在透明度不足的情況下，市民將難以在公共空間討論防疫政策，亦難以知道社會的實際情況。同樣的社會失語狀態在疫苗政策中亦有發生，而情況在政府減少公布疫苗副作用的統計數字後尤其嚴重。資訊的壟斷亦意味著資訊的消失。

港府防疫思路仍是功利計算

就著上述幾點，我們不難明白市民為何對防疫政策反感：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其實仍然脫離不了資本主義的影子，其中不少計算都充斥著功利主義，認為愈多人免於疫症威脅就愈接近社會公義，亦不斷把市民個人健康及防疫行為收進防疫網中，公共衛生政策溝通不得人心，也常常讓人看到自相矛盾的政策邏輯，這種充權當然與個人自由及公平產生衝突。尤其是香港的三權分立已變成中央集權，民意不在重要，市民如何可能放心將社會整個防疫政策的管理權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上呢？

在一個失去了各項政治權利，失去了信息透明，失去了立場平衡的公共場域，政府充其量是在公領域的各個關口進行封鎖，限制人的聚集、限制人的自由，而至於防疫中的人是否幸福快樂，不是這些防疫政策會考慮的因素——人們的反感及反彈也已經清楚彰顯這一點了。

回過頭看《經濟學人》的「全球正常化指數」，其實分數高低和防疫成績無關，防疫好的地區不見得排名高，他們說的「正常」，不過是說一個社會願意犧牲多少來換取以往的「正常生活」。如此說來，我們還要說服自己香港一切如常嗎？